拾年 | 刘海鸥：风吹雨打花落去，姐妹离散各天涯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画说之二十一

姐妹离散

（1965-1976年）

作者：刘海鸥

1968年，社会仍然处于震荡和混乱之中。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中学生无处可去，小学生无法升学，中学六个年级的学生几百万人成为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毛泽东英明决定把这些人全都放到农村，他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旋风般地，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所有中学生（即老三届）都被刮到了农村。上山下乡也分几个等次，出身好的到兵团，出身不好的去农村插队。

刘元最先去农村插队，文革开始她上初二，插队时也就17岁。学校有东北建设兵团的人来招生，她的出身不合格，努力争取也捞不上名额，哭了一场，只好去了内蒙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插队。

刘元是8月份走的，爸爸还有我和克阳去送行。公共汽车把一车车塞得密密实实的人倾泻在北京火车站。很多人是全家来送行，同学朋友们也都来了。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锣鼓，喇叭，还有人们的叮嘱道别。很多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年轻人则是眼睛红红的。一个男青年抱着小外甥（旁边哭泣的年轻妇女大概是她的姐姐，孩子的妈妈），眼睛里含着泪，强忍不让落下，这一场面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直至今天还历历在目。也有一些人高兴地说笑，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平静，刘元还在笑着。

火车终于长鸣一声缓缓启动，就在火车“咣当”一声前进的一霎那，站台上所有手臂同时举起，像突然冒出的一片树林。本来说笑的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车上车下同声爆发一片哭喊。那情景一千二百年前杜甫就已经做了精准的描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12月份，“老高二”的克阳也去了山西原平插队。她不久前才刚刚胃溃疡大出血，已经是第二次犯病了，妈妈带着她到学校请求免于下乡，遭到半个屁股坐在桌子上的军代表无情拒绝。我们一家人都很老实，没有一句争辩的话便帮着克阳收拾行装。四年后，她还是因为这个病退回北京。

1971年的暑假，我去山西原平县看望插队的克阳。先到太原，在克阳介绍的一个插队生的表姐家落脚。那人是山西省话剧团的演员，很热情地给我做了一顿挂面，告我去村里的详细路线。她家里总是聚集着一堆演员聊天打扑克，文革中没有话剧可演，那些没兴趣打派仗的逍遥派就剩这一个乐子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自制的扑克牌，那年月扑克是四旧，买不到，搞舞美的就自己做。扑克是用X光胶片作的，在一面画上花纹，另一面画牌号，画工精巧别出心裁，尤其是“国王王后和王子”还有“大鬼小鬼”，均造型奇妙，色彩鲜艳，勾勒精细，真是一副扑克牌的珍品。中国人的才智无论遭到如何的挤压总是可以找到展示的渠道。

克阳曾说过她们那里一天三顿窝头，没有菜，偶然有就是韭菜，用盐水煮，没有油。连酱油都买不到，插队生从北京带回去“酱油块”（固体酱油），老乡稀罕得不得了，每次插队生回京，都要替老乡大量购买。去看克阳之前，我买了一瓶酱豆腐，一些点心，一些糖果，还学着阿巧做烧鸭的办法做了一只烧鸭带给她。

插队的知青住在村里专门为他们盖起的知青点里，一排土砖房前面一块院坝，还算干净整齐。他们的伙食的确太糟糕，一天三顿干咽窝头。带去的酱豆腐，名义上是给克阳的，可我吃一个窝头就三块都不够，短短几天时间，一罐酱豆腐就叫我吃光了。

克阳带我去看了村里相处得好的乡村青年，去了一家打杏子吃，给他家几分钱，杏子随便打。我们还去看了水库，田地，给她和知青们照张相。她给我讲村里人们的故事，都非常有趣，三十多年后，她把这些人和事写成文章，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世情。

一天我和克阳到村里转转。回来的时候发现一条狗进了屋子，把我带给克阳的奶油糖全部吃光。那些糖克阳本来细心地藏在枕头底下，准备一天吃一块，可以吃一个月的。可怜的妹妹为了这糖哭了一场。

原平县在平原地带，生活水平比山区强一些，这里的插队生的情绪还算乐观稳定。晚上我和知青们坐在院子里唱歌，一个知青把珍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拿出来，一个女知青拉手风琴，大家拉开嗓子唱苏俄歌曲。周围点上编成绳子的干艾蒿驱赶蚊子，弥漫的雾霭与村庄中的袅袅炊烟混合在一起，恍惚间生出一种静谧田园的感觉。

离开村子时克阳把我送到太原，我们一起参观了依然保留完好的晋祠。晚上我们在火车站分手，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克阳准备南下去干校探望父母。分别的那个时刻，看着她在黑暗中隐去的孤独身影，想到一家人天各一方，不由黯然神伤。

1973年夏天我去安徽老家看望在那里插队的刘元，她原来在内蒙插队，听说老家淮北要建一个大煤矿，需要很多工人，就从内蒙迁到老家插队，希望招工时能分一杯羹。

安徽是全国贫困省份之一，而淮河以北又是安徽最贫困的地区，我的老家就在淮北的濉溪县临涣集。刘元一个人住在跟老乡借来的房子里，屋子里除了一张竹床，一把细柴禾和地上一堆老玉米口粮，几乎什么都没有。

生产队分给她的那点细柴禾，几天就烧完。没有柴禾，吃饭洗涮都成了问题。趁政府挖坟头扩大耕地的政令实施，刘元把出土的棺材板子一条条拖回家，晾干当柴烧。她的举动吓坏了老乡，甚至从此没人敢和她来往。

刘元带我去看了一些刘家的亲戚，更穷，床就是一个木框子上面缠绕一些绳子，没有被褥只有一堆看不出形状的破铺陈。拴在墙上的绳子上搭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就是全家的家当。只知道我所在的永丰屯穷，出来一看还有更穷的地方，而我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在这里我只有无望的感觉，真替刘元难受。

在家乡插队一年多，当矿工政审不合格，刘元只好又回到内蒙莫旗插队。直到1976年才办了假“病退”回到北京。

最让家人担心的是海燕。她1965年自愿到新疆兵团，但是现实和她理想主义的世界相差太远，她的简单，直率，任性及火爆脾气让她在新疆生产兵团这个封闭专制的小社会里，吃尽了苦头。她被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身，间谍交通员（这是最主要的罪名，只因她和一个被定罪为“法国间谍”的女孩从小学就是好朋友，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时间另说），再加上妈妈的“叛徒“问题，七年来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在兵团受尽折磨煎熬。

1972年我收到了海燕一封信，信中说她因为被连队干部打击报复而关了禁闭，她被粗暴地拧着胳臂，扔进一间小黑屋。她在黑暗中她扑向门口，撕心裂肺地喊出了人类的最强音：“妈妈”。

看到这里我的心都撕碎了，夜里我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我感觉她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分担心，立刻和爸爸妈妈商量，我要去新疆，去解救她于水火之中。

以前我就想过去看海燕，但是妈妈不同意，不愿意让人家觉得海燕“特殊化”，寄希望于海燕自己在兵团好好劳动改造自己。看了我转去的海燕的信，爸爸妈妈再也不说“不要去”了。

1972年的暑期，我和刘元踏上了去新疆的列车。四天五夜后到达乌鲁木齐，我们找到姨父介绍的军区的一个领导，开了“边境证”。海燕的连队在伊犁地区，靠近国界，到那里必须持边境证。

给海燕打了电报，告知我们即将到来，然后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向伊宁进发。

汽车走了几天，在记忆中已经模糊。只记得到达伊宁前的最后一站是在五台住宿。那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安排好住处，我和刘元出来转，五台这个地方，除了一些黄土房子，再也没可以入眼的东西。旅店后面就是漫无边际的戈壁滩，远处是天山山脉，空旷寂寥。想着这就是海燕生活的地方，心里揪成一团地难受。

唯一有点生气的地方是旅店对面的饭馆。时间还早，饭馆还没开门。我们两个还像在外地串连时一样无所顾忌，一头钻进饭馆的厨房，见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燉着满满一锅红烧羊腔骨，香气扑鼻。大师傅说，刚下锅，再等等吧。

饭馆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上面满载着大蒜辫子，一些蒜辫从车帮上吊下。那蒜头之大，我头一次见到，几乎有我的拳头大小。我和刘元一人扯了一头大蒜，准备着一会儿就羊腔骨吃。

终于等到饭馆开门，我们迫不及待地一人买了一大碗羊骨头，就着大蒜吃得香喷喷的。新疆的羊肉比起内地的来，又鲜又嫩，还不腥膻。

吃完晚饭天色还早，我们俩到戈壁滩上散步。因为眼前辽阔，我们不由得放声嚎歌，远处几个维族小孩赶着羊群穿过戈壁滩，穿着布袋似的宽大裤子，戴着维族小帽。我们冲他们吆喝：“嗨，巴郎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假装说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叽里咕噜回答着什么，然后撒开腿嘻笑追赶着羊群跑掉了。我和刘元也哈哈大笑，这时候，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一个多月后刘元一个人回京，又在这里住宿，面对漫漫戈壁滩，想起了羁留此地的海燕，她流下眼泪。

我们入住的旅店，和在古装武打片里看到的大车店毫无二致（就是院中没有拴马桩和马厩而已）——一个黄土大院子，三面各一溜干打垒的土房。我们登记了两个床位，屋子里除了几张脏兮兮的床和被褥外什么也没有，同住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妇女。

夜晚，旅店的房间里闷热极了，我发现好多人都睡在外面的院子里，于是我们抱着被子，扯着褥子，也到外面席地而卧。院子里陌生的男男女女人挨人地躺了一地，我第一次体验这种局面。这一宿虽然凉快，但蚊虫骚扰了一夜。

到了伊宁，海燕没有像在信里所说的在伊宁接我们。她没有收到电报，电报在我们到达后几天才送到海燕所在的农四师谊群农场园林队。好在找到了海燕的好朋友季晓峰，她带我们在兵团招待所住了一晚上。

我们决定自己去园林队，次日一大早就坐了一辆木轮牛车出发了。一路上风景明媚，远处有层层起伏的山坡，坡上的松树因地势而一排排高低交错，路旁耸入云天的白杨把道路引向远方。我不断地想起俄罗斯度假画派的风景画和《小路》这首歌曲。我明白了海燕为什么如此热爱伊犁。

可是我们坐的车却不舒服，木轮牛车是新疆农村广泛使用的运输工具，坐上去才知道是那么受罪，木轮上只有一层胶皮，毫无弹性，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人都快颠碎了，而且车子又走得极慢。

到了园林队，马上就见到海燕的期盼又一次破灭，她不在。没人知道这个休息日她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失望可以想见。她就是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被整得七荤八素，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领导的限制（不允许她随意离队，除非经过层层批准）放在眼里。直到第二天海燕才回来，她去附近公社的朋友家了，见到我们大哭，恨自己把珍贵的暂短的姐妹会面白白丢掉了两天。

海燕住的房子在一排干打垒土房宿舍的尽头，和她同住的是江国莲，这会儿回家探亲去了。江国莲有精神病，很多人把海燕也当成“半疯”，而领导带有整蛊性地把“疯子们”放在一起住。屋里甚至连电灯的开关都不给安，与隔壁的宿舍共用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隔壁开灯或关灯。

环视海燕的生活空间，小小的，两张床，是芦苇把做成的，上面铺了两层毛毡。被子卷成一团缩在墙角里。床也是“办公桌”。墙上镜框中装着一幅十九世纪俄罗斯森林和田野的著名油画（记不住是哪位画家的了。那是她离开北京时，悄悄从爸爸的“特列甲阔夫画廊藏画”的大画册中拿走的）。窗台上躺着吉他琴盒，琴盒上排列着三支木盒，分别装着笔记本、练习本、信纸、报纸。琴盒上叠放着两摞裱糊着封面书脊的旧书，那是海燕收集来的小说、文艺论集。因为传过无数的手，散了架，经过海燕的细心裱糊变得整整齐齐。床边的箱子搭成“桌子”，一边放着书，一边是放零七八碎的小木盒，中间是一个巧克力糖铁盒，装着针线。房屋的空间虽小，东西摆放十分整齐，一尘不染。这哪里是一个被整得七荤八素的“半疯”人的住处？海燕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日子多么不堪，绝不容许乱七八糟得过且过。

晚上我用海燕的小煤油炉给她做晚饭。海燕从小就不会做饭，在兵团一年到头吃着食堂粗制滥造的饭菜，实在馋了就买个罐头和面糊糊一起煮煮吃。她老想吃以前我们在“和平餐厅”、“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吃过的番茄奶油汤。我土法上马，用西红柿煮汤，加上牛奶和面粉做了一个类似的糊糊汤。这汤做得实在土，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上海姑娘季晓峰浅尝一口就放下了，那汤怎么能和上海“红房子”的相比呢。海燕吃得特别香，“就是这味！”喝得精光。她还让我用鸡蛋炒当地的柿子椒，柿子椒皮薄薄的，是辣的，炒出来的鸡蛋特别好吃，我没想到炒鸡蛋也可以是辣的。

园林队到处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到园林队的当天我和刘元就参加了摘苹果的劳动，为的是给队里的群众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累点倒没什么，对海燕有利就行。苹果园有诸多品种的苹果，酸的甜的，汁多味美，海燕摘下各种苹果让我们品尝。有一种苹果长到后来就变成半透明状了，果汁浓缩，味道醇厚，蜜一样甜，海燕说那叫“油果子”。她最喜欢这种苹果，不断地摘来让我吃。

海燕跟园林队买了一大筐苹果，我们一起削皮切片晾果干，等刘元回去的时候（我只有十二天假，刘元还要多呆一个月陪陪海燕）果干应该晾好了。海燕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们和爸妈，所有的心意都寄托在苹果干上。那次被关禁闭就是因为给我们晾晒的果干被连长的孩子偷去了大半，她去连长家理论，惹怒了连长，遭到报复，关了三天黑屋，是连队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

这次新疆之行，我的使命就是改变海燕在各层领导眼中的形象，争取让她享受回京的探亲假，甚至脱离兵团。

我深深地了解海燕的为人，她没有什么不好，最多就是自命清高，自由主义，还得理不让人而已。但就是这点小个性也不为刻板的领导和制度所容。她被强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和五类分子同等待遇。

海燕给我提供了从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治处主任参谋长一系列领导的姓名人品性格和联系方法。第二天，刘元和海燕去干活，我就开始找领导谈话。

从班长排长连长……层层往上，直谈到师长，同时还有各级领导中管“政治思想”的教导员政委之类，最后一个是师政治部主任。他正在住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找到病房里，搬个椅子坐在床边滔滔不绝。所谈内容基本一致——海燕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从小热爱党和毛，响应号召自愿到新疆……加以无数优点事例。然后指出她的缺点——自由主义，根源是外国书读多了缺乏分析能力……总之给她定了调子，好人犯错误。我的要求非常简单合理——给她一个探亲假，她已经七年没有享受过国家职工年年都享受的探亲假了。整个谈话我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为武器条分缕析，听得那些干部们五迷三道。后来师政委曾对海燕赞赏道：“你妹妹政治水平非常高。”我确信以我的水平，如果在兵团大概已经被调到师政治部工作了。

让人高兴的是师政治部主任明确表示海燕的问题是思想问题，属于帮助的范围。几天的谈话，基本达到了来疆的目的。至于让海燕探亲的要求，他们说会再讨论安排的。

顺便说一下，在访问各级领导时全都送了礼。礼品不重，不外是一盒果脯，或一瓶二锅头，那年头还不像如今非金钱重礼开路办不成事。那一点礼品只是为了制造一个谈话的好气氛，而各级领导拿到礼品竟是受宠若惊的样子。

其余的时间就是和海燕一起劳动，替海燕“联系群众”了。

海燕在兵团除了和少数支边青年谈得到一起，多数群众在她眼里都属于“精神世界乏匮”一类的俗人，海燕对这些人的态度真是很过分，不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为了阻止他们来串门，耽误她看书写字的时间，在门上贴了鲁迅的话：“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在群众眼中，海燕毫无疑义是个妄自尊大的狂徒，简直就是个怪物，最好躲她远远的。失去了她周围环境下的群众基础，海燕在遭难时处境就更加险恶了，很多人都在看笑话，甚至落井下石。

其实海燕内心善良正直，比如对待同宿舍的江国莲，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江国莲是神经病人而侮辱她欺负她戏弄她，海燕极为痛恨这样践踏人性，她若见到别人欺负江国莲，就会愤怒地瞪起眼睛，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都变了调：“你们凭什么欺负人家？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在江国莲犯病时，海燕给她梳头，打饭，洗沾着屎尿的衣裤。她两次为了保护江国莲不受欺侮和其他农工大打出手，结果更招来别人的攻击和记恨，还被开了批判会。

为了替海燕挽回“群众影响”，我和刘元在园林队作出亲善大使的模样。刘元这个人十分平易，不论在哪里都能和人说到一起。而我在对“群众”的看法上骨子里和海燕很相近，我们的不同在于，我正在努力用“阶级观点”划分人群，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感情移到工农阶级上来。我和园林队的农工的确无话可说，但是为了海燕，没话也要找话。我还有一个极大的毛病——记不住人脸。已经说过好几次话，打过好几次招呼，就是记不住，下次再见时，还是陌生人一个。我们一到园林队，好多人跑来寒喧看热闹，为了下一次见到这些人能认出来打招呼，我努力地记忆他们的特征，面孔记不住，就记穿戴。有一个人穿了一双红布鞋，还有一个人穿着一双黄袜子，于是见到红鞋就打招呼，见到黄袜子就露笑脸。好在那时人们没有那么多衣服鞋袜可换。

我和刘元的努力多少见了一些效果，海燕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多少改变了一些。

海燕最崇拜和最知心的朋友莫过于老周夫妇，嘴上整天挂着他们的名字。我们初到伊犁等待海燕的那两天，她就是去天山公社访问老周夫妇了。

我很想见识一下这对夫妇，究竟是什么让海燕这么着迷。一天下工她带我们去老周家。这是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黍菽椒豆长得热热闹闹。老周夫妇都在家，招待我们吃饭，非常热情。他们的确谈吐不俗，虽然是农民身份，却是两个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周大姐，嗜书如命，家中不乏西方古典名著，海燕和她颇有子期伯牙知遇之感。

但是我不知如何对此二人作出界定，我感觉很不安，因为他们完全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老周原来是西藏军区的干部，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又辞职不干，离开家乡成都跑到边疆来。老周本来干着大队会计的工作，有“贪污公款”的问题。奇怪的是所谓的“贪污”，不是把钱揣在自己的腰包里，而是慷公家之慨——凡有求于他的人，他都解公家之囊以相助。结果他把大队一年收入的二分之一都花费在一些因衣食无着而求助于他的社员身上，自己并不图他们丝毫利益。受到批判后索性辞掉会计工作，在家里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还把家命名为“招贤馆”。他的妻子原来是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也辞职跟着他来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内心不能接受老周夫妇。他们躲在世外桃源里，看来是对外界不闻不问，但是谈起社会来十分不满，十分抵触。这样敢说的人在那些年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用现在的话说，纯粹是社会的异类。我觉得火热的革命年代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是投身革命还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或者是站在潮流之外指手划脚，决定了他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我更加担心的是他们这样的态度对海燕的不利处境火上浇油。

我的探亲假只有十二天，转眼就快到了，临走前三天，海燕打算请几天假带我们去伊宁市玩玩，顺便送我走。尽管她恨兵团，但她从不后悔来到伊犁，在日记上称之为“伊犁——我的第二家园”，她要让我们充分领略伊犁之美，并为我送行。

我和刘元到了兵团就干活，兵团规定家属干活的工作日算在职工身上，所以海燕有足够的假期。还没来得及请假的那天，我和刘元跟着连队挖水渠，有人来通知海燕，让她到团部参加一个斗批改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坏分子——五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新生人员（说是斗批改学习班，实则就是坏分子学习班）为期半个月，明天开始，不准离队不准请假。

海燕一听就愣住了，并哭起来。这时她的那些暴脾气一点都没有了，又不服气又委屈又不敢说什么。

看见海燕无助的样子，我也伤心极了。我扔下铁锹拉着刘元就去找指导员，还没开口已经泪如雨下。我哭着嚷道：“师政治部主任都说了，海燕的问题不是敌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参加坏分子学习班？我们苦口婆心地帮助你们共同作海燕的思想工作，她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这样一来，不是‘拉一拉’，而是起到了‘推一推’的作用。再说海燕已经多年没有回家探亲，我们千里迢迢来看望她，就在这么几天短暂的聚会中，我们一直和她一起劳动，她也一天假都没有请，如果最后几天还不让我们姐妹在一起，连送行都不让，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刘元在旁边陪着落泪。

指导员没想到本来那么谦和的我这样大哭大闹，而且说得句句在理。他支吾了一阵，推说这是团里点名要她参加的，连里做不了主。

既然是这样，我决定陪同海燕一起去学习班。海燕的心情好了一些，她已经完全把我看成了她的主心骨。

我们扛着行李到了团政治部学习班报到。政治部主任一看这是什么阵势？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一起来参加坏分子学习班。听说是探亲的妹妹来陪读，主任对海燕说：“你回去吧，不用参加学习班了。”海燕担心主任这是气话，我也同样担心，他别以为两个妹妹是有意来向学习班挑衅的。我和主任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会干扰学习班，就先回去了。”主任说：“你们不必顾虑，我是真心诚意这样说的，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姐妹几个好好在一起玩几天。”接着他打电话给连部，取消了海燕的学习班。

第一次得到这样有人味的待遇，海燕竟感动得当场向政治部主任表决心，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好好表现。她就是一个顺毛捋，只要给一点温暖，马上就化成一滩水。

海燕得到了三天假日，带我们到伊宁市。我们是走路去的，从农场到伊宁三十多里地，要走三个多钟头。一路上，海燕给我们讲她的经历和她所认识的人的故事。海燕讲故事有极好的口才，即使平常的事情，也能让她讲得有声有色。

路上的风景怡人，我们不时停下来照相。

我们来到伊犁河边。伊犁河水面宽阔，波浪滔滔。新疆的地势西高东低。东去的河水湍急跌宕，即便是路边的小沟渠的水也是汩汩奔流。河岸时而陡峭，时而平缓。岸边有几个头包纱巾的维族妇女正要涉水过河，她们提起裙摆，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脚，踏进水里试探深浅。我们三个人手拉手趟过伊犁河。岸边的风景如画，远处有一片开阔的高坡，长满浓密的松树，与滚滚急流相互照应，一静一动，让人心旷神怡。我连拍了三张相，后来印出来把它们连在一起，留下了一幅伊犁山水图。

三个小时的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伊宁到了。

伊宁这个城市聚集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回族（在内地看到的回族人长相与汉族区别不大，但是这里的回族人相貌和维族人一样）十几个少数民族，充满了异国情调。伊宁的街头上到处是水果摊，满街是葡萄李子西瓜哈密瓜的果香，卖果子的民族群众比汉人大度得多，果子可以任意品尝，不买也没意见。我们在一个维族人开的饭馆吃了午餐，是羊肉包子，油香盐咸，味道特别醇厚。

到伊宁的这几天海燕准备带我们访问她的朋友们。她在伊宁的朋友都是少数民族，她热爱少数民族，爱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歌曲舞蹈，他们的吃穿，他们的长相，他们的身材，他们的家居，他们本人，一切的一切。而海燕在新疆的厄运和她所交的朋友紧密关联。

到底是些什么人让海燕这么倾心，我充满好奇，便跟着海燕去了，她先带我们去原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作曲家乌斯满江的家里作客。据说他有一次参加巡回演出从马上摔下来，把腰摔坏了，便从北京病退回来，在家中作曲，然后寄给歌舞团。他做的歌曲有五十年代的《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六十年代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在六十年代，中国以第三世界的救世主自居，我们肩上的重任是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兄弟，在天安门经常举行几十万人大集会，声援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斗争，比如伊拉克、越南、古巴……这首歌就在天安门广场和收音机里反复播放），还有《农庄姑娘》等。

乌斯满江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坐在院子里。院里有葡萄藤架子遮荫，他弹起东不拉为我们唱了好几支他创作的歌曲。他的声音浑厚悦耳，音色饱满又欢快活泼。海燕非常喜欢结识这些艺术家。

我对乌斯满江本人没有任何成见，喜欢他的豪放和热情，但是我担心的是海燕。

海燕又带我们去回族朋友艾斯玛家。这家人的生活水准属于中下等，但是回族人不管生活境况如何都把自己的家弄得干净舒适，汉人是远远做不到的。房间里充满异国风味，墙上是波斯花纹的挂毯，房屋的正中地上铺着地毯。两张单人床在房间的两旁，用床罩盖着，床头各放一个硕大的方形枕头（海燕特别欣赏他们夫妻分床睡觉），桌布窗帘都是手工镂花刺绣的，均出于女主人之手。

海燕说这家跟她借钱已达六十多元，可是还不起，就用劳力来顶替。海燕请艾斯玛帮她做两件维式棉袄，两件维族小褂，两幅窗帘，一件制服，以抵销这六十多元。在今天看来海燕是占了大便宜，可是那时候，在北京裁缝店做一件衣服也就一块来钱。所有的工钱宽打宽算加起来也超不过二十元。何况棉花布料棉线全都要海燕自备。

问题是制作的衣物也拿不回来，总是拖着，拖着，直到海燕离开新疆时才拿到一些。

这些衣物海燕几乎都送给了妹妹们。在北京冬天我穿着一件维式棉袄做大衣。黑色的，立领，紧袖口，通身匝着线条；夏天我穿着胸口有十字挑花的维族式花纹的衬衫。我非常喜欢这些衣服，因为它们在北京显得很特殊。那两幅窗帘我至今还留着，一直没有机会挂在窗子上，（维回族的窗帘不大，也就四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宽）。海燕去世后，我把它们珍藏起来。一是把它当作一个永远的纪念品，二是我不能再看到任何与海燕在新疆有关的东西，一看到就无比的心疼。维族小褂还剩了一件。我也收藏了起来。

在伊宁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我走的前一天，原定我们到铁匠麦哈尔家吃饭，但是在路上我和海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她的这些“朋友”。兵团纪律严格禁止，但她不管不顾，依旧偷偷交往。我实在地为她的政治生命担心。我想趁仅有的一天把我的想法全都灌输给她，可是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越吵越厉害，最后我拒绝去麦哈尔家吃饭，并且和海燕在街上分道扬镳。看见海燕一个人气哼哼地，“腾腾腾”快步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海燕这个人心地善良，与人相处情真意切，不存戒心，只要别人一句暖和话，就能让她掏心窝子。在一个人情险恶的环境中她只想寻找一些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和朋友交往的原因。我那时根本不理解。

我的脾气也拧，心里觉得自己这样对海燕可能过分了，但还是硬着心肠离开了她。从小到大，我们打架后都是海燕主动求和的。

晚上海燕回来，给我们带来了铁匠家的饼卷烤羊肉。我们又和好了。

8月23日我离开伊宁，海燕送我时早已忘记几天来我们激烈口角的不愉快，又哭了起来。她把积攒了多时的，自己晾晒的苹果干装了一大袋，让我带回北京，寄给爸爸妈妈。我心里也非常难过不舍，想到她探亲有望，稍感安慰。可是她回北京又能怎样呢？户口、工作都是问题呀，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我临走之前海燕得到消息，师政治部主任要亲自找她谈话，因为全团都知道了刘海燕七年没有享受过探亲假，她的妹妹为此千里迢迢来探亲，影响太大，师里不能不重视。海燕慌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已经来不及陪她去谈话，临时给她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海燕反复阅读，记住了重点。

海燕后来和主任谈得很好。一开始主任就说：“你妹妹们这次来，对我们也是个教育，你犯了错误我们是有责任的，你父母把你送到新疆，交给我们，我们没有很好地帮助你，我们在你父母面前并不光彩。”

主任说，很多实情政治部并不知道，材料没有送上来（都压在连里了！）。好消息是，经过调查了解，她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回家探亲。

这次谈话让海燕倍受鼓舞。

回顾我这次出使西域，不辱使命。最大的收获是从师领导处知道了关于海燕的底线：是一个“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平心而论，他们还算讲究政策）。海燕本人破罐破摔的态度，我行我素的作为以及交友不慎的问题都有所转变。她在园林队搞得支离破碎的群众关系多少有所挽回。剩下的就看海燕自己了。

海燕在1972年年底终于获准探亲假，并且兵团同意她离开兵团自寻出路。

1973年底，海燕离开了她深恶痛绝的兵团，带着一身的伤痕，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肉体上的，还带着从来也没改变的天真、率直和任性回到了北京。

1978年海燕考取内蒙古师院外国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国文艺部。

2002年4月28日海燕患肠癌不治，与世长辞。得年57岁零2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