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吴新元：我背叛“摇窝亲”害了她，忏悔大半辈子

吴新元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吴新元，1962年生于湖北孝感，1979年参加高考，入湖北交通职业学院读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今年2月退休。

原题

高考成就了我却害了翠芳

我的忏悔

作者：吴新元

一、婚约

翠芳跟我同岁，她是四姑的二女儿，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7口之家虽然日子过得紧巴艰辛，好在她家地处水乡，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生计尚能维持。

1970年夏天，持续多日暴雨，大水漫堤，眼看成熟的早稻将要在秧田里“泡汤”，生产队长强令全村男女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探摸着收割稻子，俗称“剿水把”。四姑因雨水长期浸泡，加上超强度劳作突然晕倒，高烧不退、寒颤不止，4天后意识逐渐模糊、昏迷，遂从乡下诊所转到孝感地区医院抢救，当晚在那里病故，死因不明。

家里顿时一片混乱。姑父一人既要早出晚归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又要照顾5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侍弄猪啊鸡的，每天忙里忙外，焦头烂额，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不久，在好心人的撮合下，跟同村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又带来两个女孩，原来的7口之家变成9口之家，但能参加集体劳动的劳力还是两个。

一团糟的日子还没完全理顺，两个月后发生了更加悲惨的事情，那天翠芳带着两个弟弟正在院内玩耍，倚墙靠立的风车（自制手摇农具，用于分离米、糠。剩3只腿）突然倾倒，砸向两个孩子，尖锐的铁质摇柄刚好从大弟太阳穴穿透大脑，致他当场死亡。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和灰暗绝望的前景，姑父完全丧失了生活信心，他到我家向我父亲托付“后事”，讲到天越来越黑、路越走越窄，自己不想活了，如有对不起的事情希望父亲原谅。父亲一再好言相劝，并拿自己正在经受的磨难来对比开导，希望一向沉默寡言却又智慧坚韧的姑父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要直起腰板，咬牙渡过难关。说到最后两人相对而泣，默默垂泪。

姑父提到的“事情”也是四姑几个月前在孝感地区医院的临终嘱托，就是“两家共同照顾翠芳，不许悔婚退亲”。四姑的话是当着他们两个以及一帮亲戚朋友面说的，这事跟我有关，因为翠芳是我的“媳妇”。

我和翠芳两个订的是“摇窝亲”。在我们还不满周岁的时候，双方家长按照本地风俗，置备一桌酒席，请来文书先生，把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及父母情况写在两张纸上，双方父亲签字后交由对方保存，本地叫“发八字”，跟现在电视剧里面的订婚有一点类似。

在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信守一纸婚约，维护两家感情，翠芳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后妈的一些举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她断绝了与自己娘家的一切往来，一门心思与我家亲近、走动，即便后来她与姑父的两个亲生儿子，也从来不看自己亲舅，逢年过节必来我家团聚，“舅舅”“舅妈”“哥哥”叫的顺耳自然，这让我们十分感动，因此我们沿用了原来对亲姑的称呼，仍然叫她“四姑”。

至于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面，后来的四姑是如何管理家庭、教育子女的，我知道的不多，唯一清楚的是我的那些老表没有一个上学读书。

有三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一次我父母嘀咕，说四姑在家发脾气，大雨中竟把翠芳推倒在天井中，砖石将她的脸划出一道很长的口子，流血不止。还有一次大雪封门，母亲在家叹息道：“下这大的雪，一家人睡懒觉，独令一个十几岁小姑娘到野外挖菜洗菜，还要回家烧火做饭。”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时我读高中。一天，父亲要我去四姑家办事，由于去得突然，她家没有预料。我看见翠芳刚从河边回来，手提一桶洗净的衣服，身上穿的却是一套补丁摞补丁、五颜六色的“百衲衣”。她发现了我，脸羞得通红，连忙跑进房里，换了一套稍稍整洁的旧衣。

二、背叛

一切问题皆从我接到交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开始。

从那一刻起，我家一扫过去笼罩在头顶上的阴霾，巨大的精神压力得到释放，可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虽然考试分数不高、学校档次很低，但毕竟跳出了农门，脱离了苦海，而且在一个拥有5万多人的公社排名第七，全大队有史以来以“科举”方式离开家乡第二人。（第一人是表哥喻水林，1977年考入武汉地质学院。）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的思想却在悄悄发生变化，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未来前途和命运，这自然涉及到我和翠芳的婚事。心想我拼命读书，侥幸跳出农门，不管将来混得好坏，也是拿工资、吃公粮，啥心不操的人了。但如果跟翠芳结婚，按照户籍管理制度，子女还是农村户口，那岂不是重复我现在走过的路，让悲剧在子女身上重演？

可是转念一想，十几年来四姑家从未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反倒百般照顾、帮衬我家，图的什么啊？不就是信守那个婚约吗？翠芳质朴本分、勤劳善良，对我一往情深，在她心目中，我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希望。现在贸然悔婚退亲，于心不忍，因此内心十分纠结，矛盾重重，碍于当时环境，不便表露。

置办喜宴的时候，姑父姑妈、舅舅舅妈还有表兄表弟都来了。他们对录取通知书充满神秘和好奇心理，想让我拿出来看看。我正想显摆一下，索性把装有学校录取通知书、公安局户口迁移证、粮食局粮油关系证的牛皮信封一并交给他们，这些东西在当时我们乡下人看来都是稀罕物。他们轮流传阅，个个露出惊叹、羡慕之情。

四姑父是最后一个看的，他心思凝重，面无表情，足足看了四五分钟，然后默默地交给我，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也许是在担心后面会发生什么。

不出家门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牛人有多强。刚刚踏进交通学校，就让本来信心满满的我遭受重创，自惭形秽。暂且不说吃的、穿的与那些城市来的同学无法相比，就是在专业学习、兴趣爱好方面也被他们甩过了几条街。

别看我们属于同一个录取批次，但人家功底扎实深厚，有些同学只是高考发挥失常没能达到理想分数，还有几个同学分数已经超过本科录取线，由于填报志愿失误才与大学失之交臂，而我在那个没有教学仪器、师资力量缺乏的乡下初中，全靠死记硬背，能有今天，万幸、侥幸。

我们79级就100多人，但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足球篮球样样人才都有。这帮家伙平时对学业并不十分用心，课余时间大多花在兴趣爱好方面。这样的学习环境让我平添许多压力，自卑感、孤独感油然而生。

我想我的智商并不比同学低，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呢？不就是贫穷破落的农村让我起步太晚、起点太低了吗？我更加抱怨农村，憎恨那个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加倍努力，尽快融入城市，当一个真正的市民；无论如何不能让我的子女重蹈覆辙，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当时我非常苦恼，不想给任何人写信，写信说啥啊？难道说别的同学吃得好、穿得好，甚至成绩也比我好吗？

家里左等右等不见我的来信，一个月后忍无可忍的父亲通过在武汉做工的乡亲给我捎来口信，表达对我的不满和担忧。我这才给家里写信，同时也给翠芳家写了一封。由于翠芳不识字，那信写给了她父亲，内容十分简单，就是把学校概况、课程设置、学制年限、毕业去向等无关紧要的事情介绍了一下，完全没有“想念”“保重”之类带情感色彩的词调，想必她家一定非常失望。

寒假的时候，为了避免“催婚”影响心情，我特意带上课本回家，并事先告知家里：成绩太差，需要补习。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不要烦我。

大年初二，按照本地习俗，外甥给舅舅拜年，翠芳和几个弟弟来了，大姑二姑三姑家那些表兄表弟也来了，我只在众人面前跟翠芳打了个招呼，再没有多说一句话。晚上听见母亲房里有人在低声哭泣，后来是两个人在抽泣，那肯定是翠芳和我母亲，这是预见到痛苦结局却又无法阻止的人所呈现的无奈、无助和不甘。

初三，按照礼节我去四姑（岳父）家还拜，近3公里的路程，我跟翠芳说话不到十句，气氛尴尬，令人压抑。翠芳实在不能忍受，问我为什么不想跟她说话，结果我反问了一句让她倍伤自尊、凉彻心肺的话：“你想要我说什么？”这话我记了足足42年，因为这是我跟翠芳说的最后一句话。

1980年暑假回家，正值实行分田到组、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兴起。连日暴雨不断、汛情严重，生产队呈无政府状态。家里没有刻意“催婚”，他们知道说再多也没用，父亲或母亲只是偶尔问一句“是不是该去你四姑家看看”就没有下文。

为了回避现实问题，我跑到大姑家借来一台收音机，从早到晚抱着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后来觉得实在无事可做，又去找人借了一本《小说月刊》，没事的时候看小说、抄小说。四十多天的暑假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白白熬过，自始至终没去看望翠芳。

三、呐喊

十一月底的一天，我在学校忽然收到子桥的来信，他以十分悲伤气愤的口吻告诉我：“我们非常尊敬、非常喜欢的二姐翠芳，因病治疗无效，于一个星期前在云梦县医院去世。”

子桥是翠芳的堂弟、二叔的儿子。1979年与我一同参加高考，因考试失误成绩不够理想，只能屈读云梦师范学校。高考前他曾寄给我一本政治复习资料，对我日后的复习帮助很大。

子桥在信中没有详细介绍翠芳的病情及治疗过程，只是在信中把我大骂一通，说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嫌贫爱富”等等。

翠芳的突然离世让我十分震惊，半天才回过神来。我想我和翠芳从小到大，虽然没有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但也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何况定亲十几年来，我家没送她一分半文彩礼，反倒是她家时不时接济、帮衬我们。再说，就算我俩没有缘分，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我们两人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分手啊。

我决定立即写两封信，一封给家里，询问详情。一封给四姑家，赔礼道歉。

可是在给四姑家的信中，我又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把刚刚颁布的新《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的条款、《湖北日报》有关近亲结婚危害的专家访谈，以及《中国青年》风靡一时“潘晓人生”讨论文章裁剪下来，随信寄出，作为我逃婚毁约的理由和依据。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家里来信，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翠芳是得了出血热病死的，具体情况有点复杂，寒假回家后再讲；第二，你在给她家信中夹带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家来人“理论”过了，说你分明是想推卸责任，没有半点赔礼道歉的诚意。因此父母在信中责怪我：现在翠芳人都死了，你还说那些没用的话，搞得两家关系雪上加霜。

年底寒假回家，我才把这半年来发生的事情弄清楚。

原来，暑假四十多天，翠芳天天在家翘首以盼，几近望眼欲穿，希望我去看她，为此她还专门准备了几双精美的鞋垫，这是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千针万线纳出来的，作为暑假见面的礼物送我。可是直到9月1号开学，也没有看到我的身影。期间她也几次试着主动来看我，最后还是忍泪放弃，因为作为女人，她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自尊和矜持。

翠芳开始感到极度的愤怒和绝望，无法接受我对她的无情背叛，却又苦叹自身渺小，回天无力，遂不惜以自毁的方式来了却这个不幸的婚约。

本来话语不多的她从此变得更加沉默。她不想找任何人诉说内心的痛苦，也不愿接受别人的开导劝慰，整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精神一蹶不振，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干脆烧掉了那几双没有送出的鞋垫，以泄心中愤懑。

11月中旬，天气渐渐转凉。一日，翠芳略感不适，大家没有在意。又过一日，开始低烧，翠芳还是没讲。再过两日，已经高烧38.5℃的翠芳食欲全无，家人这才引起警觉，督促她去医院检查，此时心灰意冷的翠芳明确表示拒绝治疗，家人好说歹说，才把她弄到乡村诊所。

乡村医生把她的病情当成了普通感冒，输液三天不见效果，建议转院，一向老实本分的翠芳态度十分坚决，宁死不医。家人无可奈何，只得请来大队干部和亲戚朋友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将她绑在手扶拖拉机上，强行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

县医院经过化验检测，很快得出结论：翠芳患的出血热病症。由于拖延导致丧失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毒大量复制扩散，部分内脏功能丧失，目前已经病入膏肓，医院答应尽力抢救，但不能保证有理想的结果。住院两天，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消息传回乡下已是傍晚时分，亲戚和家人连夜赶往医院，见最后一面。

病房里挤满了人，看着病床上脸庞消瘦、头发零乱、呼吸微弱的翠芳，大家束手无策，低声抽泣。少许，翠芳从切切私语的谈话声中，听出了我父母的声音，慢慢睁开混浊的双眼，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我口渴，我想喝茶。”

有人赶紧将半杯温水送到翠芳嘴边，翠芳微微睁眼看了看，慢慢抬手，吃力地将水杯打翻，大家正在诧异，翠芳突然声嘶力竭地叫喊：“我要喝茶，我要喝舅舅家的茶，我要喝舅舅家的茶……”

母亲立刻明白翠芳的意思，倒上半杯茶水，还没来得及走到翠芳跟前，翠芳已气竭身亡。

那年她18岁。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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