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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王立平:南苑武斗与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之死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下乡时

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推荐上学离开北大荒,1975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校钻井专业,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电大物理专业,1993年获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工作于大庆油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高级工程师。2013年于北京退休。

原题

铁血文革




作者:王立平

北京,由于其特殊的位置,文革时的武斗在规模、烈度、持续时间上都被有效控制住了。但是也发生过,我就亲眼目睹过一次大规模武斗。

看过几遍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感觉那是我看过的最接近文革时期气氛、情绪、味道的电影。影片中那段荡气回肠的配乐——乡村骑士间奏曲,其中的悲悯、孤寂、惆怅、沧桑……

隔一段时间再看一遍,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我家地处北京的南城,这里被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闻名遐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座落在这里。从小我们就对爸爸、妈妈上班的那个戒备森严的科研生产区充满了好奇,但是没有一个同学能够从家长口中淘出哪怕一丁点蛛丝马迹。

文化大革命来了,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我们突然不用上学了,一时不知所从。

短暂的迷茫过后,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快乐的生活。去周围农村的稻田里钓青蛙、去东营房逗狗(那是一个军营,里面有几只士兵们养的狼狗),去附近南场的生产队马厩坐马车(那是当年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爬到楼顶上拉天线,装矿石收音机,装半导体收音机。

我们的快乐和大人们的紧张正相反。当时七机部(后来航天部的前身)正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大辩论乃至言语不和拳脚相加。我有一次路过分院(七机部一院的前身是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俗称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某所的食堂,几伙人正在那里辩论,眼看越来越激烈,脸越挨越近。突然,一人动手,瞬间十几人打成一团。不过很快,不到几分钟,又分开了。

分院那里基本都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动手。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据说花圈最多的两个单位,一个是科学院,一个是七机部,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

这些知识分子居然也会打人?

产业工人打人还情有可原,工人阶级有力量吗。可人家也不瞎打。我家对面另一条走廊住着一家人,男主人爱喝酒。我感觉当年喝酒的人很少,也许是因为我家不喝酒也注意不到别人家喝酒。

那家男主人喝醉了就爱骂人间或打人,不过人家只是打骂老婆或孩子,夹杂着摔家具。那时隔着走廊常可以听到那家男主人的醉骂声和老婆、孩子的哭声以及家具轰然倒下的声音。但是人家对外人极客气,即便是喝醉了也同样。有一次我妈叫我去他家收电费,当时他喝高了正在火头上,见了我这小孩儿却一点儿没闹,客客气气的。我印象里他家那个收音机的喇叭总是裸露在外面,外装饰蒙布早被他喝醉时撕烂了。

上面说的辩论中的厮打那是小打小闹,矛盾早晚激化。

那一天还是来了。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的两派在南苑地区东高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就在那天,我后来工作的单位,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毒打致死。

姚桐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姚桐斌1922年出生于无锡黄土塘镇, 194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因“文化大革命”逝世。生前,姚桐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一,3位两弹一星烈士之一。

2000年9月15日,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为姚桐斌树立一尊半身塑像,老将军张爱萍为塑像题词“我国航天材料工艺奠基者姚桐斌”。当天举行了揭幕仪式。

据说,这位10年前从英国归来的杰出专家被害,引起了周总理的震惊,立即派粟裕赴现场亲自处理。并且立即对七机部6级以上的技术骨干采取保护措施,每天参加科研生产后不回家,集中食宿在一栋办公楼内,住了一个多月。

那时,七机部分为两派,一个是九一五派,后来改叫新九一五,另一个是916派。双方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都希望说服对方改变立场。当发现无法改变别人时,就企图用暴力改变人,因此武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据说当时一分院所在的南苑地区是916派占优势,九一五派感觉自己受压,所以,在玉泉路地区的九一五就到南苑来支援此地九一五派,由此,一场武斗就此开始了。

那天早上,玉泉路的九一五派坐着大卡车气势汹汹的来到了一分院,916派早就知道了消息,做好了准备,双方一碰面就开始了武斗,石头满天飞,你冲过来,我冲过去,互不相让。

其实上述说法只是转述今天人们的说法,当时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外面九一五和916打起来了。

1968年,我15岁,在少年的记忆里,那场武斗是即残酷又可笑的。

一分院东高地生活区的一个繁华区段是个十字路口,路口西南是工厂、科研区,其他部分是住宅和商业、体育场、剧场、食堂、医院等保障区域。

武斗大致是围绕十字路口进行的。

以十字路口为交点向南、向东的两条马路约200~300米长区段是主要冲突、交手区域,近距离对抗主要在这里展开。

向东的马路通向大片居民区,因此,马路两旁站满了家属、小孩,夹道围观平日正人君子般的家长、叔叔、大哥在这里破口大骂、出手伤人。不过交战双方基本头脑清醒,动手范围决不超出7、8米宽的马路,两旁的观众一般不会伤到。当然,攻防双方也不断大声呵斥、提醒围观者离开此地,以免误伤。交手在哪个路段展开,在那个点围观的人就忽的一下散开。

至于双方的冷兵器可谓五花八门,垒球棒、军刺、镐把等等,这是短兵器。还有长兵器,就是把直径6分的金属管截为两三米长,一端呈30度斜角锯断,形成一个锋利的尖端,以为梭镖。

远程对抗主要在两派各自盘踞的高楼之间进行。一个紧靠是十字路口西北的31#单身宿舍楼,由九一五把守,这是一栋平顶的5层楼。另一个是路口东南侧直线距离400~500米远的711医院大楼,这是916派的据点。

这两栋大楼估计也是当时两派的前线指挥所。上面都有简单的掩体以及自制的远程武器——抛石机和巨型弹弓。你如果最近看过新版三国,应当对抛石机、大型弹弓这种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武器有所了解。

不过虽然是在现代,他们大概也来不及制造出东汉末年那样精良的武器,只能因陋就简,基本达到远射的目的。至于“炮火”的密集程度、准确性和射程都大不如古代。一时间,两楼之间不断有零星“炮弹”胡乱飞过,引来围观者惊呼。

711医院大楼在一些商店、楼房群落包围之中,大队人马不易抵近,易守难攻。而31#单身楼紧靠十字路口,暴露在东、南两条马路面前,没有防御纵深,主要的攻楼对抗都发生在这里。

攻楼一方队伍前面是几块很大的木板或铁皮制成的盾牌,由十数人斜撑着,后面跟着上百人组成的突击队,人手一种五花八门的防护盾牌,例如大锅盖、铁锅、食堂装馒头的大笸箩、棉被等等。一声呐喊,向前冲去。与此同时,楼上也是一声号令,雨点般的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扔将下来。

我仔细看过他们的进攻。先在上百米外组织人员、武器、队列、护具等等,然后慢慢向大楼前进。这时双方都静悄悄的,因为还在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的有效投掷距离之外,无需担心。即便有个别远程武器打来,其准确性也相当差。待前进至手工投掷距离附近,进攻指挥一声号令,大家齐声呐喊,向前冲去。

这时31#大楼也是一声令下,楼上楼下的守军一同投掷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火力打击后紧接着再发起反冲锋。

其实防守方的阻击火力一开始反击,进攻方的冲锋就基本停顿了。说到底土八路就是土八路,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无论是冲锋还是反冲锋,都是点到为止,还未到短兵相接的地步队伍就溃散了。你想,当天上落下无数砖头、瓦块,身边摔碎的玻璃瓶火苗四溅,迎面“敌人”挥舞着铁棍、木棒张牙舞爪的冲将过来。平素没有训练的人哪受得了这个,早就魂飞天外了。这里的战斗场面浩大,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战伤不多,有也是轻伤。

短兵相接主要发生在向东的那条马路上。双方在无数百姓的夹道注视下,你冲过来、我冲回去。

这里的战斗似乎没有任何战役、战术目的,就是扬威、造声势、发泄愤怒,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由于是真正的近战、混战,每一次冲锋虽然持续时间极短,但是相当惨烈,都有流血。

我看的清清楚楚,一次短促交战之后,一个满头是汗的“九一五”小伙子大概是打晕了,搞错了方向,撤回到916派的队伍之中。正在喘息中的916参战人员突然发觉这人可疑,马上问他:九一五、916的?这小伙子立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刚想转身,又停了下来,估计也明白,跑也没用。他肯定想伪装916的,但嘴上的回答却急中出错:九一五。

没有什么优待俘虏,没有什么不打放弃抵抗的人,完全是一群流氓、土匪、乌合之众。一拥而上,情节及其残酷,瞬间那人已是头破血流、浑身一塌糊涂,处于半昏迷状态,被几人提着四肢拖向711医院大楼。

711大楼是医院,门口不断有伤员送来,916占据这个地方为自己争得了个好后方,起码伤员可以及时处理。

也不时有救护车把“九一五”派比较重的伤员运过来,医院大门口两旁都是916派的人员和部分家属。看到是九一五的伤员就大声喊:不给他们治!不给他们治!

但是也有不少人包括女人和老职工反驳说:医院就是医院,是伤员就得治,就是俘虏也应该优待,不能见死不救。

今天网上有人这样描写当天的武斗:打到中午,有老太太提着篮子给916的人送水和大饼,随便吃。而九一五的人也拿出饭盒、水壶,开始吃饭,就像来到郊区度假似的。

其实那有那么轻松。这场武斗有数千人参与,上万人不能上班,科研、生产全部停顿。

怒发冲冠、剑拔弩张、审时度势、提心吊胆,呼喊、嘶叫,冲锋、退却,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

下午,一架直升机飞临南苑,在武斗现场上空盘旋。有人喊:周总理就在直升机上!总理来看望我们来啦!

于是,一个现在看来极其搞笑,但当时却极其严肃的场面出现了。整个东高地武斗现场一片沸腾,人人都仰头向直升飞机挥手。两派都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有人热泪盈眶的带头唱歌,歌词和曲调同样极其适合这种场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虽然还是少年也觉得可笑。两派都挥手,都激动,都呼口号,都认为总理是来支持你的。你怎么知道总理是看你们来了?你们在这打成一团,总理在飞机上能分清谁是九一五,谁是916吗。看看就是支持你们啊?这里是重要的国防军工单位,又离天安门这么近,总理不可能支持你们哪一方,只会愤怒。

过了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开到武斗最激烈的十字路口附近,在邮局旁边停下了。人们蜂拥而至,门开了,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一位老军人。待了一会儿,小车又开走了。有人说粟裕来了,粟裕来了。但不知那车里坐的是否是粟裕将军。

人们一直以为飞机上真是周总理。后来才知道直升飞机上是粟裕将军,奉总理之命亲赴武斗现场调查。这一天,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被歹徒暴打至死。

网上可以查到时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的杨国宇将军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面临的艰难状况。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
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不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10
为解决武斗事好难哪!
一夜未眠,为解决姚解剖问题,我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因七机部复杂,他们不大愿意来。经再三请求,他们提出三个条件:①保证法医安全,②两派不准参加,③家属不准参加,否则公安局不派法医。
我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这才同意来。
1968.6.13
我被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弄到部直南楼,围攻我,大骂我,要我立即抓出凶手。我说凶手一定要抓,但我一个人能抓出来吗?围攻从06:30—11:30,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呀!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
我曾亲自听总理鼓励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以后曾听群众传说:粟裕坐了直升飞机到南苑上空转了几圈。

1968.6.12


……

关于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派来法医庄明漆、赵金龙解剖,但必须答应他们10日提的三个条件,否则不来。我同意不变,两派也不阻止。


到何处去解剖?国防工办联系去301医院,不行。到空军总医院,不得。我只好去海军总医院联系,同他们做工作也不愿意。我说,同意不同意也拉到海军医院来,他们只好同意,但也提出三个条件,他们不参加人。
唉!谁都怕七机部的两大派。解剖地点定了,但拉尸体的车哪里出?我请海军帮忙出车,不得。请空军帮忙出车不得。最后国防工办说由一院出车。因人是一院的,我给一院打电话等于白打。没办法,决定向运输公司租车。他们听说是拉尸体的,有车也不租。还说什么:七机部游行出动车最多,还租我们的干什么?
最后逼上梁山,叫七机部部直汽车队队长亲自开车。并规定他不准问干什么,不准看干什么,听我指挥,叫开哪就开哪。这个队长真不错,都听我指挥。天难!地难!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只好耐心做工作。

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是钝器伤头致死。

大规模的武斗到傍晚结束了,但是零零星星的武斗仍然不停,整个家属区连续多日笼罩在不祥的气氛之中。

虽然直接的大规模对抗暂时停止了,可双方谁都不服气。为了示威,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武装游行”。当时两派都有各自的青年组织,九一五派的叫做“红闯将”,916派的好像是叫做“造反有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运动一样,青年组织就是打头阵的,在武斗中他们是突击队的角色,所谓武装示威也是由他们出面。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的武装示威,仍然能感到当时那种恐怖气氛。

数百人成几列纵队,统一的工装,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阴森森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武器,砍刀或梭镖。行进的队伍没有口号,沉默,要的是沉默中的杀气。只能听见数百双脚掌齐齐的跺在马路上的“通通”声和偶尔金属碰撞的声音。随着通通的脚步声,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逼人气势迎面而来,马路两边观看的大人小孩都不由自主向后退几步。

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今天的年轻人去看当年的武装示威,一定会感觉简直是一场红色恐怖下的黑色幽默。

虽然有统一的工装,有统一的工鞋,但是国家不会发给你统一的格斗护具。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人民群众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统一的长矛由钢管削尖制成,齐刷刷站成一个方队也是相当威风。手握短兵器如垒球棒、砍刀的示威者,另一只手还有一个由形形色色东西改装的盾牌,例如:木板做的大号锅盖、食堂的大笸箩、拆开的门板等等。这些尚可容忍,最能体现黑色幽默的是他们头上的“钢盔”,可谓无奇不有。走在前排的一定是骨干分子,他们的“钢盔”还行,有真钢盔,也有那时建筑安装工人常用的藤条头盔。但是真家伙毕竟有限,其他人的脑袋也是肉长的,没个玩意儿护着也不行啊!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戴电焊工护目镜的,那东西戴头顶上还挺像回事儿的。有戴铁簸箕的,就好比戴了个大号铁鸭舌帽,问题是前面伸出的太长,就跟个耗子似的。有顶铁锅的,有用铁皮卷起来扣头上的。最搞笑的是居然还有不少戴路灯灯罩的,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简陋的伞形路灯灯罩了。

现在看来,那是一支多滑稽的队伍啊!但就是这些人,以这样的扮相、这样的面目,威风凛凛、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字正腔圆,雄赳赳、气昂昂的从我们面前走过。所有观众,一个个睁圆了双眼,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们,没有感到一丝好笑……

派性、武斗改变了许多人间美好,往日的同事、邻居可能就因此恶目相向。记得好几年后我己经从北大荒到大庆工作了,一次回家探亲,半夜突然二楼一家大吵大闹打起来了。下去一看,原来两口子是两派 ,深更半夜不睡觉还辩论起来,男的居然动手把女打的坐在地上大哭。这下好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不管哪派的,一律指责男的,把个男主人说的灰头土脸。

我家住的三楼这一条走廊有四家人,两两而分,但我爸爸和另一家好像只是倾向一派,我爸是中干,估计不会有强烈的明显派性,有肯定也是保皇派。还有两家是916派。但是我们的邻里关系非常好,无论是哪个家长,下班基本都没有带着袖标(表明所加入的派性组织)回过家,只是把“革命”限制在单位内部。现在想来,都是革命不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笑)。

我那时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无线电技术很多就是向那个916的邻居谢叔叔学的,几年后他调到三线去了,回北京出差还来看过老邻居。后来成为了那个三线工厂的厂长。

武斗也改变了许多人家的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资供应匮乏,但北京还能维持基本供应,我家也每天稍有荤腥,但绝不是大鱼大肉。可那几天,我家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每天都是红烧肉、炒鸡蛋……总之鸡鸭鱼肉不断。好像我妈不打算过了似的,或是鼓励我吃饱了好有力气去看武斗?看看其他邻居家也有同样趋势,问妈妈怎么吃的这么好?妈妈说:有钱就吃!不赶紧吃,打死就吃不着了。

过了些日子,武斗的风波渐渐平息,我家的生活水准随之下降。我又问妈妈怎么不吃红烧肉了?妈妈嗔道:吃!还吃?不过日子啦!

其实我们哪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外面每天武斗不断,爸爸每天依然去上班,家里的妈妈怎能不揪心。不但是爸爸,其他一些老职工也一样按时上班。

记得大武斗第二天早上我爸要上班,我妈不让,太危险。我爸和妈妈讲,大意是有个零件正在特殊条件下保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如果今天不去零件就会报废……

感觉当时的资深职工都有些无言的威信,即便在最危险的武斗现场也偶尔有老职工凛凛然走过,无论哪一派的人对这些老工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今天我们口中“那时的老工人”当时也就40几岁不到50岁。想想现在我们在人们口中的形象,所谓“坏人变老了”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比那时的老人,我这个今天的老人常常汗颜。

无论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无论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口号,当你无视国家的军工生产任务,放弃工作,大打出手的时候。面对一个堂堂正正去上班,去代替你完成生产任务的人时,你内心都会暗生惭愧。

我相信,这些迈着坚定、沉稳步伐走向厂区的身影一定会牢牢的印在许多人的心中。这许多人中的小孩儿,几十年后也会成长为有信念、有正义感的人。

王立平专列
 王立平:北大荒的爱情,
有苦汁也有甜蜜
王立平:三个学历证书,
时间跨越20年
王立平:大庆油田固井工,
火儿一上来就破口大骂
那个高挑漂亮的上海女工
我们连四个“右派”,都来自哈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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