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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高泰东:尴尬时代尴尬人,教过的学生成了他的老师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等,省作协会员。

原题
这位“老高三”或许是
“2000年尴尬第一人”



作者:高泰东


01

开场锣鼓


尴尬,或大或小,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曾亲历过或遇见过,多半是个人引起的。

我们当地出现过两件尴尬事,让我至今不忘。

第一件发生在约25年前。某小镇X君的夫人与几个同伴外出旅游,早上包车去县城乘长途汽车。出去20多分钟,夫人返回取遗忘的东西(好像是身份证)。小镇巴掌大的地方,镇上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早上不见晚上见,都面熟。夫人开门入室,只见她丈夫与她再熟不过的一个女人正在家中“亲热”!

第二件发生在约5年前。姜堰镇退休王某夫妇长时间住泰州儿子家帮着带孙子、料理家务。一日老王回姜堰家,开门还未入室,只见一男人正在他家做操!原来那人是南方人,来姜堰身上盘缠丢失后,在街道转悠,忽见老王家气窗开着,于是进入。有吃有睡有24小时的热水澡,好不舒坦。此人素质毕竟不同,吃了什么东西一一记下,以便日后还钱;叠被子、搞卫生,干干净净;即使在如此冏境下,他并未忘记锻炼。老王听罢看罢,便解囊相助,日后两人成了异地朋友。

当然,有尴尬之心的人,必是有底线的人,而那些脸皮厚如磨刀石的人或许不会有什么尴尬。不管遇什么尴尬事,他(她)会想,世上又不是我一人如此。

今天,我文中主人翁的“尴尬”与上述不同有五:一是两三年时间内尴尬接二连三不离他;二是他的尴尬不是突然的“一时半会”,常常是天天见,甚至终生;三是他的尴尬似乎不“丢人”,但“伤心”;四是他尴尬的形成主要不是主观原因;五是他的尴尬好像前无古人。

02

母校中学的守望者


本篇主人翁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名叫王家振(1947年生),男,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冬高考,中学高级教师。

中师毕业(1980年,33岁)


他先在老家的桥头中学任教,成绩斐然,遂被母校溱潼中学挖去,于是他就成了我们1966届高三班(全校就一个高三班)唯一在母校的守望者。1996年,他与徐根林等同学筹划了毕业30周年同学会,这是这个班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他以饱满的热情,带着那个时代的思维和语言写下《致同学信》。我有保存,输入如下。

___同学:
您好!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啊!66届!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洒向我们酸甜苦辣。而今,我们都半百,能知天命否?!
同学,66届高中同学,激流中的朵朵浪花:多少坎坷,多少惆怅;几多欢乐,几多展望!在毕业三十周年之际,让我们——相聚在母校——“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集中时间:96年12月31日下(午)2:30

集中地点:溱中逸夫楼


过一段时间又适逢几位老师六十寿辰,为感谢母校的培养,报答师恩,特邀校领导和有关老师莅临。届时个人不要准备礼品或纪念品,只带现金以资购买物品和活动经费。
到校或不到校都请于12月15日前回复。回执请寄:姜堰市溱潼中学王家振收,邮编:225508。
致礼!

溱潼中学66届

高中部分同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还保存了他有感聚会创作的五言诗(油印片纸一张):

卅载重相聚

卅载重相聚,倏然知命年。
晨霜染鬓角,暮雨伴惊雷。
寄语双洋酒,报春一剪梅。
师生携手祝:佳境在明天。

2008年高中毕业42周年(母校70周年校庆)聚会,王家振仍是主要筹划者之一。我们的聚会染红了枫叶,摄影留念时,王家振气宇轩昂满面春风。我们相约,2016年毕业50周年再聚会。

03

“多活了60年”


2008年聚会过去还不到2年,2010年春,听说他在姜堰人民医院住院,是“不好的病”,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小时候,家里请了算命先生,那先生说我过不到4岁,我今年64岁,多活了60年。”他的语气异常平静,仿佛在说别人,却清醒地定下了自己生命的“长度”。我感慨他的“大度和无奈”,仿佛听到自己心田的泪水在潺潺流淌。

之后,我和方增善、王振汉两位同学相约再去看他,去了他的病房,人却不在。通过电话后,我们就在大楼下开放的会客厅等他。他从外面赶到,看上去精神蛮好。落座后,屈指一算,高中毕业各奔东西已经44年了,相互打量,4个昔日同窗的青葱少年,经历岁月微分与积分的运算,脸上都粗犷着沧桑。方增善(当年的校学生会主席)曾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记得他讲了一个什么真实的故事,寓意“既来之,则安之”“人世间有时真有奇迹发生”之类。

春去夏来,2010年7月18日,王家振同学终于停下了他匆匆的脚步。接到他儿子的“报丧短讯”,我很悲痛。“个子大,能唱歌,化学好,尴尬人”,一生12字,这是他留给我的深切印象。下午,我乘车去他家悼念,只见王家振同学静静地躺着,我想到的是,他去了没有烦恼和尴尬的天国。听他家人说,泰州张顺益、唐梅英等几位同学来过。

2016年毕业50周年,作为历次同学会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筹划者,王家振同学用生命的代价失约!我们再也不能见到他那熟悉的面容,再也不能听到他那高亢的歌声了。王家振一生经历了多少次尴尬,不得而知,本文仅记载他工作和学习的四五次尴尬。

04

代课教师的尴尬


让公元记数倒回到1963年,那年中考,王家振的成绩够到普通高中,同时够到更高要求的中等师范。那个年代,“中师”录取了,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梦寐以求的、难于上青天的“城镇户口”,又能早几年“拿钱”接济家庭,因而不少贫困而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抢着报考“中师”。老师征求他意见时,他人不大,心里却装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孔孟之道,毅然决然要上高中,为的是将来考大学,就像行船要走大航道,决不进前面不通的“騃(呆)水道”。

贫困、饥饿,班上同学多是如此,心里有“奔头”,也不觉得有多苦。王家振在班上的成绩虽不拔尖,但也是名列前茅,他的优势科目是“化学”,在班上数一数二,他毕业填报的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天津大学化学系”。谁也没有料到,就在高考的前几天,考场大门被紧紧地关闭了。

就像天上放飞的所有纸鸢都遭遇风暴掉到原地一样,那年上了12年学的王家振,与全国的农村学生一样也回到自己的小村庄。他拿起了自秦汉以来就运用的铁器工具,去田间干起了农活。还好,干了几年,中学让他当“代课教师”教高中语文,但身份还是农民,在生产队分粮分草,是“农民老师”。

1972年后,他教过的学生,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5+2+2+3,也读了12年书,分配在中学成了他的同事。人家都从内心尊重他,没有“王老师”不开口。论墨水,论教学,“新手儿”都远在王老师之下。但是“新手儿”是“公办教师”,工资是王老师的两倍。他当然不会忌妒学生,只是觉得自己的命运不济:老师拿的钱不如学生,处境尴尬(请注意,这是他在本文的第一次尴尬)。转念一想,这是体制性的,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在心里生着闷气。

05

考大学录取中师的尴尬


平地一声雷,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王老师的“学生同事”都劝他报名,理由是,您本来就是高材生,一考就中。其实,“学生同事”骨子里的理由还有“不好处”的境况。可是,王老师的勇气却像漏气的皮球,“楦”不起来。

为什么?一是顾虑,高中毕业11年半,当过语文老师,但高考不单考语文,还要考数理化,而数理化就像沉到河底的小船,怕是浮不上来了;二是怀疑,自己年过30,就是能考个七大八,哪个大学能要?三是担忧,已经结婚生子,老婆干活不谙,自己即使能上大学,这个家她“舞”不去。

“没有大学考,谁都没办法,现在有大学考,你不去,将来后悔莫及。”

几经同事劝告,想到自己的“户口”类别,想到自己的“代课”头衔,终于鼓足“气”报了名,参加当年的冬季高考。

先参加初试,考两门,数学+语文。等消息有点闹心,如果不能通过,还堂堂的中学教师,这面子往哪儿搁?身心疲惫时得知初试通过,还没有来得及宽慰,马上想到:

“初试通过仅仅是取得复试资格,复试才是真成绩。”

过了几天,天气严寒,他穿上臃肿的棉袄去县城高考。感觉还好,没有大的失误,再也不填报“天津大学化学系”了,好像连想都没有想。靠船下篙,报了几个“师院”,如果能考上,上几年学出来,熟马旧路,还当教师。

1978年新年一过,等通知书烦心,毕竟是语文老师,王家振不由自主背诵起朱自清的《春》(要求学生背的):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一回到现实,苦苦煎熬的等待,让人茶饭不香,回首人生仿佛自己成了一个在构思精彩而传奇小说的作家。

到了3月,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心砰砰跳,血往上走,脸上发烧。一看挂号信封,好像冰块入肚,心凉了半截:不是大学的,而是“中师”的,这做的什呢榔头梦!

报名前有过顾虑、怀疑和担忧,说的都是 “考大学”,想都没有想到考“中师”啊!如果那年上“中师”,应该当教师12年了。他把信封往桌上一丢,身子站不住了,顺势坐到板凳上。而那被一丢的薄薄的信封仿佛化着了一缸水,不由分说地浇灭了他大学理想的一盆火。

细究起来,也不能怪人。为什么?因为在高考志愿表的“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他是填了“服从”2字的。当时谁没有填?停考十多年了,只要转“户口”,只要有学上,什么学校都行。但是真被录取到“中师”,又不服气:“中师”的课程不如高中深,难道让我走回头路?实在尴尬,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他决心夏天再考。

人怕人劝。

“上什么学有多重要?重要的是转户口。”

“上了‘中师’,出来你就是‘公办教师’了。”

“想夏天考?还会让‘老三届’考吗?”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这4条,哪一条没有道理?特别是后两条,就跟化学反应方程式一样,它是不可逆方程啊!这一想,王家振惊出了一身汗:自己太糊涂了,险些坏了大事!

一二个月后扩招,在他后面接到录取通知书的1966届高三同班同学唐梅英、程宏林、王友兰反而上了大学。

06

遇到高三同班同学的尴尬


1978年3月的一天,天还没有大亮,31岁的王家振终于怀着“欢喜不笑”的心情,挑着一担行李,像做贼一样,从泰县桥头乡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去公路边乘车上县城姜堰,再从姜堰乘长途汽车去邻县泰兴。天亮了乘车不行?不行!路上要遇到多少人,答多少话。你又不是上的大学,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个中师,说了乡下人也不一定懂,懂了七嘴八舌,你是走,还是回头?

到了泰兴师范学校,手执通知书在泰兴师范学校报到,同时报到的同学,有年龄16岁的,像初中生,岁数是他的一半,他有点尴尬,似乎接受不了。哪晓得,让他接受不了的尴尬正等着他。

孙杰仿佛“从天而降”,笑着站到他的面前。

孙杰,何许人也?孙杰是我们读高三的同班同学,1968年插队到泰县杨庄公社管舍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农活时,孙杰切身体会到“饿肚子”“筋疲力尽”“赤日炎热”的滋味。1970年被推荐为民办教师时,艰难的办学条件展现眼前。孙杰一步一个脚印,学校像一个脏兮兮的乡村小姑娘被他们一群人打扮一新,学生成绩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受到当地干部和社员的一致称赞。

泰县从1972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具体步骤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16个字中,最有效的是“领导批准”,其中发生的故事异彩纷呈。泰县张甸公社抗日战争的离休干部孙振业(时任公社文卫科长)曾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在他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正业冏途》中,有详细的描述。书中他感言,如果“推荐上大学”继续下去,他家的房子将会被人家放火烧光。

1974年,如同抢到彩球一样的“运气”降临到孙杰身上,他成了被推荐的“候选人”之一。在推荐的名单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生,因为运动,1967、1968年停课闹革命,1968年从初一到高三的6个年级同时毕业。也就是说,初中毕业生上课有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上课也是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不等。杨庄公社推荐的名单中,只有孙杰一人是上到高三毕业。于是大家提前向孙杰祝贺,说,一定会上名牌大学。孙杰嘴上不说,心里想,这还不是“癞子头上的苍蝇——明摆的”嘛!

世界上事情就跟足球“世界杯”一样,大国、强国最后不一定能捧到“大力神”金杯。“癞子头上的苍蝇——明摆的”不错,但人家不一定朝你头上看。结果是,初中生上了大学,读到高三的孙杰被推荐到“中师”, 心中的理想像足气的皮球泄了气——瘪了。

有一本书《阿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一开头就迫不及待地写上:幸福的家庭都有许多共同点。读高三后反过来上中师人的想法都有许多共同点。孙杰1974年夏的想法与王家振1978年春的想法是共同的:高中课程比中师难度大,去上中师就等于“走回头路”,实在不想去浪费时间。但孙杰的父亲和同事都劝他去上,现实问题是,去上中师,马上就能将“农村户口”还原成“城镇户口”,挨过两年,就是“正式教师”。就这样,他也“欢喜不笑”地进了“泰兴师范”。回头想想,在师范当学生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为“轻松”的时光。入学一年后的1975年,孙杰入了党,1976年毕业,因为“优秀”被留校当教师。

孙杰笑着站在老同学面前,既不祝贺,也不打退堂鼓,说了句一定是事先想好的、无比智慧和贴切、举重若轻的话,但听上去很自然。这句话是:“来就来吧!”

多年不见,知道孙杰的近况后,王家振尴尬地说:“老同学,从今以后,我该叫你孙老师了!”

“你这家伙!”孙杰嗔怪地给了王家振一拳,还挺重的。

这一拳会击落王家振后面的尴尬吗?

更大的尴尬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快步而来。

07

遇到原来学生的尴尬


“冤”家路窄。

报到完了去学生宿舍,孙杰老师要帮着拎点东西,可王家振的行李是“一担挑”,孙老师只好在前面引路。

“王老师,终于等到你了!”

王家振一抬头,是自己的学生乔木,知道乔木被推荐在扬州师院中文系念书。几年前的一幕在王家振脑海中迅速闪现了一下。那天下午第一节课,乔木趴在课桌上睡着了,他大叫一声:“乔木,站起来!”……

“是乔木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毕业?” 王家振问。

“王老师,我毕业了,刚分到这儿时间不长。”

“学生”真好,几次来宿舍等“王老师”,等到“王老师”了,帮着卸下行李担子,接着帮着铺床,给老师打热水。

更为戏剧的是,乔木将是教王家振班的中文老师!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少的路上“面对面”直呼孙杰、乔木其名也就罢了,大庭广众之下,你总得尊称他们一声“老师”吧,而且他们真是他的“老师”啊!

面对当年自己的的同班同学孙杰和学生乔木,面对如今自己的老师孙杰和乔木,王家振想不尴尬都难,他痴痴的如在梦中。

其实最尴尬不仅是他,还有原来是他学生,现在是他老师的乔木。王家振在课堂一坐,在别的班上讲得神情自若、流流下水的乔老师,到了这个班,目光游离、结结巴巴,满头是汗。

晚上,上课的“学生老师”弄了一点酒和菜,把听课的“老师学生”请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开诚布公地对王家振说道:“王老师,我肚子里的墨水您是晓得的,我的课您就不要上了。”考虑到乔木上课的处境,自此,凡中文课,王家振就在宿舍读书。

无独有偶,一位叫王向东的(原名王世奎,笔名金陵客,1949年生,1967届高中生,1968年插队),曾任《新华日报》编辑、江苏省杂文学会会长,出版过杂文集《山不在高》《人格的力量》《我是一个怪物》《巴子自白》《大师年代》《红楼絮语》《水浒国风》《儒林视野》及《二十世纪名家词选》《海陵诗话》和《雨花词》等,主编《江苏文学五十年·杂文卷》等等。当年王向东在该校(泰兴师范学校)读书时,也有“学生当他老师”的同样经历。不过,他这点“尴尬”与王家振不能比。

因为1966年废停高考,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2—1976年推荐上大学,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里切切实实发生了王家振亲历的“尴尬”,这样的“尴尬”似乎前无古人,在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红楼梦》里也没有描述。由此,我将王家振同学命名为“2000年尴尬第一人”。特此记录,以免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2022年12月31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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