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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正权：我身上残留的文革恶习
原题
我身上残留的
文革恶习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正触及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可谓从头到尾、从外到内、从思维到意识、从政治认识到生活小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过去了40多年，至今依然难改，甚至时不时冒出来表现一番，让年轻人感叹“坏人变老了”。
别人如何不说了，只说我自己吧。
我是解放第二年出生的，典型的“红旗下生红旗下长”，从懂事开始，接受的都是极左教育。刚进小学，就碰上反右。一位教手工的女老师给我们讲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却成了右派。
学校让我们在操场上排队集合，对她进行批斗。她那美丽的头发被弄得乱糟糟的，头被两个老师使劲地按着，一副狼狈相。我们跟着老师呼口号，呼的什么记不到了，但那斗争精神却注入到我们的灵魂之中。
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说了，只说生活小事吧。那年代给我留下的恶习，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至今依然不少，时不时就会冒出来，让人侧目，也让自己难堪。
挑几个来说吧。
一是岔轮子。排轮子是重庆土话，普通话叫作排队。那年代买米、买菜、买煤什么的，排轮子正常，不排轮子才不正常。重庆俗话说，“朝天门屙屎排轮子”。其实，岂止朝天门，重庆城哪个厕所门口不排轮子？有时连屙尿也要排！商店卖点不要布票或少要布票的布，立即就会排上几十上百米。
排轮子最怕就是排起不动，或者半天才移动小半步。性急的人忍不住，就会想办法到前面去岔轮子。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岔轮子的，而且真还有一套岔轮子的“技术”。跑到前面，盯准一个人，低声下气述说自己的困难，请他帮忙“带”。一般来说，男人要找女人，越年轻越漂亮越好；女人要找男人，声音要嗲一点。如果男人找男人，一定要察言观色，要找对方“懂得起”的，至少要随和的。碰上古逞的或正经的人，想都别想。如果运气好，遇上心肠软的，或者“懂得起”的，或者怕麻烦的，说不定还会让你岔进轮子里去呢。
如果轮子乱了，就要“挤”。挤也要有“技术”，要从侧面挤，要找空子挤，要看准前面的人往外挤的时机去挤，最好多约一两个人一起挤。当然，挤轮子还要有力气。年轻时我可以挑两百多斤爬坡上坎，挤轮子成了我的“特长”，没几个人能比。
年轻时我没有养成排轮子的习惯，如今一看到轮子心头就烦。如果秩序好，如果要拿号，我就呆不住，往往转上一圈就走人。如果有可能，说不定恶习又显，我依然还可能去岔轮子。
二是挤车。当年重庆人挤车那阵仗，可谓叹为观止。有言道，一是“越南”（翻越栏杆），二是“古巴”（估爬），三是“几内亚”（挤与压）。高峰时间，没点力气，或者讲点面子，你休想挤上车去。我家住朝天门，朝天门挤车更厉害，我挤车也就有了“绝技”。
车来了，还没停稳，就要吊住车门。车门开了，有人下车，一定不要呆在车门前面，要从侧面去挤。要有力气，顺势挤上去。要把头埋下来，从别人的手臂下胛孔脚钻进去，然后使力把他挤下去。上到车门后要尽可能挤到车门两侧的那一点点空隙里去……
从望江厂调到公安报后，我先后住在华新街和南坪，上班都要挤车。那时才四五十岁，力气还在，又有挤车技术，几乎没有挤不上去的车。车开了，经常听到那没有挤上车的年轻人说：“那老头好厉害！”
从南坪到市公安局坐323路，好几个售票员都把我认熟了，当面背后夸我会挤车，甚至还让我得意过那么几分钟。这岂又不是“坏人变老了”？
如今，几乎很难碰到那样拥挤的公交车了，我那挤车的恶习才真正克服。
三是逃票。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串联，坐车坐船不要票。虽然不要票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却养成了习惯。要票了，就逃票。
如果说会挤车会岔轮子还不能说是“坏”，逃票就真的是坏了。那时家里穷，又要经常坐车，哪有那么多钱买车票？于是就学会了逃票。
才开始，票是很好逃的。上车前捡一张废票，拿在手上或贴在口唇上，很容易就混过去了。那年代印传单什么的，培养了一大批油印人才，套色什么的简直就是“小儿科”，于是就有人伪造月票。伪造得像模像样的，在售票员面前一扬，就混了过去。售票员也不认真，甚至不用伪造的，随便用个什么本本，也可以那么一扬混过去。
经常逃票，习惯成自然，后来工作了，有了收入，也时不时逃票。只要能逃就逃，甚至被抓住了也面不改色心不跳。逃票当然也要有点“技术”，最关键的是要沉得住气。售票员在车上卖票时，一定不要去看，更不能直视，当然也不能故意躲避售票员的眼光。如果售票员喊到了，买就是了。
有时几个人上车，如果故意问前面的人买了没有，那反而会引起售票员的警惕，同伴如果没买，等于点了他的“水”。下车时候查票，最好对直向查票的人走去。如果查票员问到，可以向后一指，但千万不要说话，让他弄不清楚你的票是给了还是后面有人来给。如果是两三个查票员来围堵，那就更好，朝最远的一个走去，手指朝最近的查票员那么一指，几乎可以绝对走脱。
最绝的是穿警服的人，下车时趴在车门边的窗口上帮忙收票，然后将就那收来的票下车。收来的票绝对真实，即使查到了也说得脱走得脱。这样的警察，我不知看到过多少！这说明，那个年代逃票的人真的好多。
逃票的恶习我一直持续，能逃就逃，不知逃过多少，直到本世纪初公共汽车不那么挤了，几乎都实行了无人售票，司机盯着逃不了了才结束。好在如今老年人免票，逃票失去了意义，恶习才真正改掉。
四是污。重庆人把逃票叫作“污票”。在重庆话中，“污”是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财物或利益，可能是“拼”（讨要），可能是借了不还，可能是名正言顺的“拿”（主要是“拿”公家的），也可能是“偷”。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哪个敢拍胸膛说自己从来没有“污”别人的或公家的东西。有道是“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家里什么东西坏了，第二天就从单位上“污”一个回来。
像我所在的望江厂，上万职工，几千个家庭，当年那家中使用的开关、灯泡、油漆什么的，不说百分之百，至少三分之二都是“污”来的。能干的人，连铁锅、锅铲、煤油炉之类也是自己做的，那材料当然只能是“污”来的，那煤油炉烧的油当然也是“污”来的。
我当然也“污”过，“污”得最多的纸。那时亡命写小说什么的，为提高命中率，又要一稿多投，需要大量的稿笺纸。一本稿笺纸40页就要四五角，收入低，舍不得，只好到处“污”。有时是“拼”（讨要），有时是偷。
直到如今，我家里都还有二三十年前留下来的稿笺纸，包括一大捆切好的白纸。我记得那捆白纸还是从一个单位的打字员那儿“污”来的。
我还在新华书店“污”过两本书，趁别人不注意，将书塞进书包里“拿”走，实际上就是偷（或曰读书人偷书不为偷）。至于在单位上“污”过的小东西，可能太多，那就说不清楚了。退休之前，在单位上“拿”个信封“拿”瓶胶水什么的，也是常态。不过，彻底退休后，这样的常态才被打破，恶习才得到最后终结。
以上几点都是小事或小节，或许可以忽略。最大的问题是头脑里装了一大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诸如“九评”之类文章的片断和字句，时不时冒出来，干扰自己的思维。有时听到一些同龄人的某些话语，真有点叫人哭笑不得。不过，不说了吧，打住！
(下）
真没想到，从11月18日刊发《我身上残留的文革恶习》已经一个多月了，依然还有人阅读，依然还有人留言，说明此文多少搔到了社会的某个痒痒处。
好几个留言都说我说得太肤浅了，避重就轻。的确，文革留下的遗毒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毒，我身上残留的恶习可能还多的是，怎么可能只有这点点！诸如岔轮子、挤车、逃票、“污”点小东西之类，虽然对社会也有危害，毕竟只是小危害。
正如文中所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排轮子的现象少了，车也不挤了，小东西什么的也极少有人再去“污”了，恶习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习”也就可能不再。每天打开电脑，打开公众号，看看新的留言，我就想，我身上的文革恶习还有哪些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者危害（包括对我自己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危害）最大的呢。忍不住就要重新回忆，再次反思。
于是，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那刻骨铭心的痛苦又搅动着心灵。文革和文革前后的那些经历以及我对文革的反思，我在《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一书中已经写过，不可能在这样一篇短文中重复。我更知道，真要直言不讳写出来，肯定通不过平台的审核检查，也就难以与那些说我“肤浅”的读者进行交流。但不写写，心中总像有一个事没有做完，还是付诸文字，留下一个痕迹吧。
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文革却始终像一个梦魇，依然残留在中国人的意识或无意识里。文革残留的某些恶习，再过四五十年，可能都还存在。正如有读者在留言中指出的，此次抗疫中出现的一些怪事怪现象，与文革几乎没有多少区别。因涉及敏感，且不论。我只说我自己。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文革留给我的最大“遗产”，是思维方面的“恶习”。
可能是有些早熟，可能是无意的，上小学时我就读过诸如《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之类的文章。进中学后，又读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那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著名“雄文”（简称“九评”）。文革一开始，就刮起“怀疑一切”之风。连省委、市委都可以炮轰，连刘少奇都可以打倒，思想似乎一下就解放了，我立即成了造反派。
那十年中，除了M，除了马恩列斯，谁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打倒。文革一结束，M也不再神圣，也受到质疑，受到或明或暗的批判。
文革前后的那十多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怀疑一切”“藐视权威”，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相应的思维“恶习”。
这种“恶习”在我身上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了权威感，再大的权威，也敢怀疑，也敢反对，甚至“说大人则藐之”。二是逆向思维，喜欢从现象去把握本质，从表面去分析后面，从正面去看到反面，从语句去揣摩真意，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逆反心理。三是喜欢拈错拿过，不善于肯定成绩（包括自己的成绩），不长于歌功颂德（即使歌颂也是干瘪瘪的），遇事喜欢挑刺，喜欢找问题，甚至“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种思维“恶习”的形成，当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开始，仅仅只针对“党和人民”的敌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使我出生入死却犯了错，甚至“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挨过批，挨过斗，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
这样的思维又是针对自己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哪知却成为他们的工具，成了天下最大的傻瓜和哈儿。后来，这样的思维又针对了当年的那些“战友”，被他们称为是“戴季陶”，是“左手打倒走资派，右手打倒造反派”。
再后来，所有的权威都一下轰毁，这样的思维经过不断调整，逐渐摆脱情绪化、片面化、自我化、极端化、绝对化的羁绊，更加“得心应手”。到如今人过古稀，这样的思维模式依然故我，或许也是文革残留的一种“恶习”。
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但我的确经常进行自我批判。
首先，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即使我做对了某件事情，即使我取得了某个成绩，那也不过是“豌豆滚洞遇了缘”而已。相反，此生挫折多多，失败多多，几乎没有做出过让自己多少能够骄傲、多少能够自豪一点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我才去研究失败，才写成《人生常态说失败》的书稿。
其次，对自己的观点也好，所作所为也好，我也会进行反思。我出版了二十多本专著，有时翻翻，发现其中的失误或错误，也会感到羞耻或难过。如果别人给我指出，我也会真诚接受。即使是日常生活，虽然很多缺点并没有得到改正，很多错误也没有给予纠正，对很多被我伤害过的人也没有当面道歉，通过反思，我也会暗地里承认自己的错误，尽可能不再重犯。必要时，我也可能找个适当的方法，对缺点或错误进行弥补，向被伤害的人道歉。
再次，我还能接受新事物。我这人可能有点顽固，认准了的很难改变，但听到不同意见，也能退后一步想想，为什么别人会反对，自己的意见在哪个地方还有不足、不对和差错，能够改的就尽可能改，能够补充的就尽可能补充。不管什么新事物，只要与我相关，我依然愿意去了解，乐意于接受。幸好我一无文化，二无情趣，三无B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即使碰到谩骂的，往往一笑置之而已。
这种思维“恶习”当然也要针对他人，包括组织机构，包括伟人或权威，包括顶头上司以及亲朋好友，还包括我赞同的或不赞同的理论和观点。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文革中我吃过这样的亏，因此特别反感。
越是自己拥护的，越是自己赞同的，越要防止盲目跟从。获得的任何消息（如今我很少看新闻），都要问一问，是真的吗？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直接就给予否定；即使没有漏洞，也要冷一冷，看有没有人出来辟谣或说明。
看到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什么的（包括虽然不新却是我初次接触的），哪怕对方是经典著作，是一边倒的意见或舆论，我也不会随意迷信。对经典什么的，可以仰望，能否信奉、能否接受，还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揣摩后才能决定。
所谓揣摩，就是尽可能去弄清前因后果，尽可能去把握全貌以及被现象掩饰的真相、被表面美化的背面、被语句模糊的真意，并让其接受自己的理性检验。即使通过了检验，也还可以去拈错拿过，去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发现后虽然不可能做出什么反应来，但心中有个底总是好事。
所谓理性，就是用于识别、判断、评估认识对象的理由，也包括识别、判断、评估过程中所使用的逻辑。虽然如今的现代派都反理性了，我依然认为，对任何事物都必须用自己的理性去进行检验之后，才可能决定自己赞否或取舍的态度。
文革开始时我初中刚刚毕业，虽然也有一定的“理性”，但那样的“理性”相当盲目、相当片面、相当极端，甚至异化为反理性（因此给这样的理性打上了引号）。由于那时“理性”的盲目、片面、极端和异化，才跟着喊口号，跟着上战场，跟着做坏事，上当受骗犯错误。
随着知识的增长，随着眼界的开阔，随着教训的吸取，过去那些用于识别、判断、评估认识对象的“理性”被逐渐抛弃、被逐渐改变，然后逐渐形成了新的、较为合理的或较为丰富的新的理性。或者说，如今用于识别、判断、评估认识对象的理性早就脱胎换骨，甚至与当年的那种“理性”完全相反。虽然也可能留存有当年那种“理性”的某种基因，例如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历史逻辑，也不一定就完全正确，甚至错误多多，但至少没有了盲目性，也少了许多片面性，更不会极端化。
如今，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不管用什么当借口，不管涉及哪个领域，只要隐藏着削弱自由民主的言论或行为，都不可能通过我的理性检验。虽然我只能无可奈何摇摇头而已，但绝不可能从心底里去赞同，更不可能去“衷心”拥护。
当然，我只能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认识对象进行理性检验。人已经活到这个份上，我哪还有那么多兴趣可感！即使感了兴趣，即使将其打入“另册”（不信那一套），即使发现了重大问题，我也只能是笑笑罢了。在中国，即使是小事，即使是日常生活之事，即使是对亲朋好友，也不能随便乱说。
有时候忍不住，或者私下议论了，或者形成了文字，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祸患。即使对特别知心的朋友说了，也要加上诸如“对不起”之类的歉意，再给予诸如“这是文革留给我的‘恶习’”之类的话来解释。
虽然不能说或极少说，但这样的思维“恶习”已经固化，这样的思维过程想免也免不了，甚至难以中止。既然有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当然就可能产生相应的思维结果。这样的思维结果肯定没有什么用处，只能让其留在头脑里腐烂，于是有时就有点头痛，当然就有点悲哀。
有人要说，这不一定就是恶习啊。我把“恶习”打上引号，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这种“恶习”，的的确确是文革带给我的（甚至可以推到文革前几年的那场“反修”斗争），至少是文革中开始萌芽的。没有文革，不仅是我，就是那些至今还在赞赏文革的人，哪个敢与党中央唱反调！哪个敢公开叫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们不是和我一样，没有权威意识吗？不是也揣摩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吗？不是也有自己的逆向思维、批判性思维吗？
这样的思维是文革带来的，当然也可以划入到文革残留的“恶习”之中。不过，正因为中国人有了这样的“恶习”，才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不加上引号，真的以为逆向思维、批判性思维就是“恶”，那是极不公正的。
给“恶习”加上引号的第二个原因，是针对我自己的。虽然相当多的中国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恶习”，我可能更厉害，更彻底。因为这样的思维，我曾经猖狂过，顶撞过老师，顶撞过领导，顶撞过同学朋友，得罪过很多人。直至如今，忍不住的时候，也依然顶撞。特别是在诸如评审会之类场合，一开口就说别人的问题。虽然别人不言语，心中肯定不安逸。
即使在网上，看到不对的地方，也时不时留言两句，或者质疑，或者反对，或者纠正。虽然别人可能并不当回事，但也是得罪人的举动。至于针对别人的雄文写一篇商榷之类的文章，扫了权威专家的面子，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愤怒，也是要不得的。
不过，我的这种“恶习”已经形成，已经固化，想改也改不了了，还请亲朋好友以及认识或不认识的与我有过交集或可能有交集的人原谅。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了，还是让我把这样的“恶习”带到阴间去吧，或许阎王爷才能够真正纠正我的这个“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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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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