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丨李其容：两位复旦教授夫人的悲欢人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世上夫妻的组合，每每相反相成令人想不透，而这种组合又往往很牢固，更令人想不透。内向、稳健的李铁民伯伯和外向、急躁的陈芰香阿姨就是这么一对。

要把“初识”说在1959年夏这天，也不太准确。因为我家居上海时，爸妈和他们往来就挺频繁的。只是我那时方是“幼不更事”的小小毛丫头，对家中来客概无印象，所以只能说是在1959年的这一天，他们的形象才开始深深嵌在我心中，才能真正说是“认识”了他俩。

这是个闷热的傍晚，我们照例稍稍打开通往西湖的厚厚木门，让湖面上的风幽幽地渗些儿进来。

爸爸确实是从“门缝里看人”。他被“戴帽”已有一年，不许“乱说乱动”，故而暑假里也不得外出写生。除了看些书报外，无朋能访、无朋敢来。于是，傍晚躺在藤椅上从“门缝里看人”，也成了他打发时光的一种消遣。再说，他本是学西洋绘画的，观察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也是画画的人长年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性。

这时在湖畔行走的，一多半是衣着考究、拖着疲惫而悠闲的步伐，直往“楼外楼”去的上海吃客。只有有钱的上海人，方会在游玩过后，直往“楼外楼”跑，正如他们在苏州游玩后会直往“松鹤楼”跑一样。苏杭天堂，简直成了他们的后花园。

而我们，正居住在“楼外楼”隔壁。自从父亲戴了“帽子”，我们被单位从别墅里驱逐了出来住在这里——别墅也是公家宿舍，不过是学院领导居住的。眼下，我们已住到“楼外楼”隔壁、由“朱文公祠”（朱熹祠）改建的普通教员宿舍里。我家的那扇木门，正面对西湖边的马路上。

突然，爸爸从躺椅上猛然起身，对着妈妈大声叫：“看，铁民兄！铁民兄！还有芰香嫂！”

妈妈也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对缓缓而行的夫妇，连连首肯：“是他们，是他们！”

这是一对中年夫妇。

那位男的，有着微胖的身躯、宽宽的脑门，显现出一副学者风度。那位女的，有着娇小苗条的身量，衣服雅致而时髦。我实在估不出他们是过了五十呢，还是不到五十，反正是挺有派头的。

两人走出了门缝所容的视野。

“他们不见老。”爸爸说。

“不见老。”妈妈应和。

好长好长的时间，他们没有说什么，是种不自然的沉寂。

“他们是谁？”我终于忍不住问。

“哦，是李伯伯和陈阿姨，你爸爸的老朋友。”

“怎么不请他们到家里来呢？”

“小孩子家，别管大人事！”爸爸喝阻了我还想问的话。

想不到，这位胖胖的伯伯和有点时髦的阿姨第二天晚上竟成了我家的不速之客。

“哎呀！可把我们找死了！从南山路你们的学院找到此地你们家，绕了大半个西湖！”刚进门，芰香阿姨就诉上了苦。

“昨天我们还在这里转过。”铁民伯伯坐下，也说了一句。

“去‘楼外楼’，是不是？”爸爸挺得意地卖着关子。

“——你怎么晓得？”他们都很诧异。

“从这里瞧见的，喏——”爸爸指着大大的门缝。

“怪啦，你怎么也不招呼一声？害得我们问来问去走了这些冤枉路！”芰香阿姨颇为抱怨。

铁民伯伯却没有抱怨，只是指着爸爸“嘿嘿”一笑：“你呀！”

第二年夏，芰香阿姨又来我家做客。这回她不是陪铁民伯伯，而是作为上海小学图画教师旅游团的一员，来杭活动。身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夫人，她满可以不工作，满可以在家里笃笃定定做“专职夫人”。可她不，这位独立意识很强的女性，很看重自己小学教师的身份，她很高兴和同事们一起满处看看、一道用画笔写写生。

第三年夏，是我去做客。其时，妈妈才过世，芰香阿姨知道了，便接我去，一住就是几个礼拜。

后来，我便成了“常客”：除了被邀，但凡我去沪上，定会乘“哐当哐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去五角场看望二老。然而，每次去的光景都不甚相同。因为，在这几十年间，经历了文革。

文革前，他们住在复旦“一舍”，这是高知宿舍，也是文革时被称为“权威”的那些教授们家居的所在。身为经济系教授和复旦副校长的李铁民伯伯，在这个宿舍里住的是一种所谓“汤豪斯”的建筑，也就是如今盛行的排屋，从底楼到三楼，占着功用不同的大大小小六七间屋子。既然房间是宽宽敞敞的，家具自然也就配得宽宽大大、亮亮堂堂的，挺气派，挺符合他们的身份。

说着就到了1963年寒假。还没到除夕，芰香阿姨就忙开了，从餐厅到厨房，总是晃动着她忙碌的小个子身影。我、小钦姐（他们的女儿）以及那位保姆，自然是她麾下的小兵，被指挥干这干那：剥鸡蛋壳、擦锅子、抹桌子、摘豆芽……芰香阿姨总是怕菜烧得不充足、不够味，满足不了“自然灾害”过后总也填不饱的肚子和特别馋痨的嘴巴。

被邀的亲朋好友终于来了。在这些人中有一对特别引人注目的夫妻。他们一看就属于特别高贵的那种人。男的除了气宇轩昂之外，还自有一种儒雅的风度。女的看起来要年轻一些，但也近六十的样子，时时会用优雅的手姿配合她的言谈。她一会儿说地道的上海话，一会儿对我又讲纯正的带北京味的普通话，我简直闹不清她是哪儿人，反正看着她美丽的脸庞、悦耳的声音，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像是在看某部电影里的某个女主角。

后来，才听说这位著名的教授是外语教研组组长，但犯有极其严重的历史问题。他俩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在1963年的上海，别人唯恐“界限不清”而和他们鲜有往来。（他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叛徒黄平，其时甚为流传的《王若飞在狱中》曾提到他的名字……）不过，在我看来，芰香阿姨好像无视这一切，无论是有历史问题的教授，还是作为右派女儿的我，在她看来我们和她的亲戚们一样，都是受欢迎的客人，她的眉宇间洋溢着女主人的喜气。

1966年深秋，我混在串联队伍中到了上海，又去了“一舍”。他们还住在原有的房子里，但此时整所屋子却由于人少显得空空荡荡——女儿住校搞运动，保姆也离开了。我顿时感到这幢小楼已变得阴冷阴冷，就像周围人投来的那种眼色。铁民伯伯更加沉默不语。

芰香阿姨忿忿不平地向我诉说：“就连那些小孩子也很坏！他们总是撵着李伯伯喊‘打倒坏老头！打倒坏老头！’大人也不管管！”可那时，作为复旦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为解放后由刘少奇亲自恢复党籍的人物（李铁民伯伯解放前曾坐过牢，国共合作时被释放。由于身份暴露，不便作以共产党员身份的活动，党组织便要他在党外做一些进步工作。一些介绍苏联的文章就是在那些年写的。他跟刘少奇大概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认识的吧），在人们眼里可不就是“坏老头”？可不就是刘少奇死党、苏修特务？那些孩子们的家长还惟恐自己不左、不革命呢，哪还敢阻拦孩子们的“造反行动”？

李铁民伯伯于1950年

1970年，我插队落户前又去看了他们。这时，象征特权的“一舍”已不允许他们居住，铁民伯伯一家便挤在“八舍”一间小屋子里。房小，先前与宽屋般配的亮亮堂堂的高大家具自然不能跟着挤进来。卖的卖、送的送，漂亮、排场的家具自然去了能使它们漂亮、排场的地方（唉，家具也势利！），剩下的就是些实用而不怎么起眼的家什。就连这样，小钦姐的小床还是截短了一截才勉强塞进房里，挨着门口排下的。古有“削足适履”一说，今亦然。

铁民伯伯的肝癌已到了晚期。看着丈夫腹渐鼓、人渐瘦的模样，芰香阿姨六神无主，却没什么人来帮帮忙、出出主意，她只得向每一个来人诉苦。“你让其容看看！”于是，铁民伯伯顺从把上衣撩起——腹水已使他的肚子胀得像快临盆身孕状。“看看，害这么重的病，工宣队还不让我们取出冻结存款去看病！”芰香阿姨心疼地看着伯伯，愤懑地说。

“那让小钦姐姐去要求一下！”

“怎么能呢？她是复旦的学生，别人揪她的辫子还来不及呢！她去要求，不正是引火烧身，让我们一家子更不得安生了吗？你李伯伯觉得她已受够了委屈，也不会让她去的。”

我无话可说。

忽然，我灵机一动：“陈阿姨，让我去试一试——爸爸和李伯伯不是同乡吗，我的学生证上的籍贯跟李伯伯的肯定一致。再说了，他们又都姓李，我就当成李伯伯的侄女去向工宣队讨钱，莫非他们还大老远地去调查一顿不成？”

也就只好这么着了。

说来也怪，在赫赫有名的上海工宣队面前，我倒毫无畏惧。是因为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因为我当了十几年的“老右派女儿”，“城墙上的麻雀——见过炮火”？大概二者兼有之。

“上海工宣队，全国闻名。我也知道你们不仅讲原则，而且还十分讲党的政策。”

此番话，使接待我的工宣队员很是受用，其脸露笑容、面有得色。

“不过——”

得色没有了，笑容消退了。

我还是硬着头皮“不过”下去：“我这次来探视伯伯病情，可有点失望。伯伯已病入膏肓，却不能动用一点点冻结存款用作治疗，就连去郊区肿瘤医院坐出租车的钱也出不起，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治病救人，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伯伯就是有天大的错、上纲的罪，病总归要治的。如果，他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就病故了，这在我们老家、在我们亲戚中传开，还以为是你们上海工宣队没掌握好政策造成的呢，那影响多不好，多有损于你们的形象啊！”

看着工宣队员沉下去的铁青的脸，我赶紧又加上了两句：“——当然，这些道理用不着我讲，我也没资格讲。你们肯定是不晓得李铁民病情的发展，大概是疏忽了。”

“你所说的情况我们会考虑的。”

虽然是冷冷的一句，但也是一种答复，一种大门没有完全关紧的答复，我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这次，一向寡言的李铁民伯伯跟我说了几句心事话：“国家这么搞，经济都停顿了，西方国家可是在拼命建设啊！”

这些想法，不知郁闷在他心里有几多时了。他是一个老党员，下意识里，这些话是“不该讲”的，尤其不该向我这个“群众”讲。因为，这会有损于自己党的形象。铁民伯伯现在之所以对我讲这些，实在是犹鲠在喉。大概，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亦真罢：人的真实思想，连死亡也无法夺走，它总要通过不同的途径以宣泄，在人间存留。

几个月后，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收到了李伯伯去世噩耗。芰香阿姨在信里也提及，工宣队从他们上万元的稿费存款中也曾提取出几百元，作为铁民伯伯去远郊看病的出租车费用。

很难想象，在失去老伴的三十几年中，芰香阿姨是怎么过来的。毕竟，她还是过来了，没有垮掉，并努力在生活中寻找乐趣。

在我插队落户的那两年中，每次从武汉走水路回杭州，上海是中转站，而芰香阿姨处亦是我必去的地方。

老伴过世，女儿去了北方教书，她独自孀居在八舍。那时，八舍里单身过日子的老太太不仅是她一个，还有好几位，其中，就有柴阿姨。她的丈夫，那位气宇轩昂的外语系教授，因有非同小可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关押进了“秦城”。她没有生育子女，故而也是孓然一身地住着。

柴阿姨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人。瞧她都六十好几了，脸还是那么白净、手还是那么纤柔。只是那道道的细皱纹告诉了我们她所经历的风霜。她蜗居着的小间（也是“兼并”于此）被收拾得纤尘不染。她略带辛酸却又不无自傲地指着细铅丝上晾着的七八块干干净净的毛巾对我说：“你看，我就剩下这么点讲究了——这是揩面用的、这是擦手用的、这是抹上身的、这是洗下身的……”

我鼻子酸酸的，真想哭。谁能料到，这位昔日的大小姐，娘家在河南、浙江、上海都有庄园的她，眼下所能炫耀的，只仅于此矣！

芰香阿姨和柴阿姨，以及另外两位失去了老伴的教授夫人们组成了扑克伙伴，每天下午，她们会聚集在一处，各自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地玩起这种游戏来。有时，Z阿姨会故作惊讶地把弯弯的眉毛一挑，眼睛瞪得大大地注视敌家翻开最后一张底牌，然后，又大惊失色地用吴音软语连连叹道：“哎呀哎呀，我上当哉！真真上当哉！”而那位让她上当的寡居老太太，也会不失风雅地抿着小嘴，悄没声地笑着。逢此，对这些苦中作乐的伶仃人，我会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慨。

这么着，直到其中的一位蓦然想起还有要去幼儿园接孙子的任务，其余的几位也觉得该归巢打点晚饭时，这才散了伙。

我瞧着芰香阿姨对付每天的打牌，像例行公事，可也是兴冲冲的——在这种非常时期，孤单的老太太们能一起共同排遣寂寞时光，也未尝不是件幸事，我也就略略放下了心。

自从回城以后，我便过了一段女人一生中最繁忙的日子——嫁人、生子。光阴倏然而去，我也无暇去沪，只是每年岁尾给老人家一信以示问候。想不到，八十年代中期，芰香阿姨竟和在南宁的妹妹相伴来杭小住了几天，真令我喜出望外。

这回，该由我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啦。

七十多岁的芰香阿姨竟然游兴不减。在九溪，当我挽起裤脚，下涧在水中要扶她过一块块石礅时，她居然也要学我一样在水中行走。我慌忙拦着，她却一笑说：“我以前每次来此，总定规要下水的。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杭州了，我一定要下一下。”听到这种话，我还能劝阻吗？

那天天气晴好，边走边说时，兀地一位农妇拦住了我们，邀我们去路旁她家去吃茶。我是本地人，自然明白这是杭州茶农的一种推销手段——游客喝了她家的茶，也就不好意思不买她家的茶了。我执意不去，可芰香阿姨像小孩子一样央告：“跟她去喝一杯，跟她去喝一杯嘛！”我小声说明原委，她亦悄悄对我说：“到时给她茶钱就是了！”

我拗不过她，只得伙着去，脑子里却想起老早以前小钦姐对我说的“典故”：一次，娘儿俩游杭州，傍晚的火车，可下午偏生芰香阿姨就想起这次没喝上虎跑水，于是就急急地拉着女儿去虎跑，差点没误车。看来，芰香阿姨对杭州的茶、杭州的水真是情有独钟！

那句话真是被芰香阿姨言中：以后，她便没再来过杭州。她是位很自爱的人，自知年老体衰，也就不多麻烦别人，虽然我一再邀请。

晚年，她把存折上的所有钱，遵铁民伯伯的生前遗愿，悉数捐给了铁民伯伯家乡的学校后，便悄然进了复旦的养老院，住的还是两人一间的普通间。

那次，我在这栋用旧宿舍楼改建的养老院里见到了她。看到黑黢黢的房间，我流泪了；尝到不甚可口的饭菜，我流泪了……她却还一再安慰我：“我这样满好，我这样满好……”

谁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说不过是善良人的善良愿望而已。像李伯伯、陈阿姨这样的善良人最后没有享受到幸福的晚年生活，不正是说明了善良人不一定能得到善报吗？

这个世界正因为善没有善报、恶不得恶报，所以恶人便大行其恶，做善事的人才越来越少。虽然现实如此残酷，我想，我还是要做善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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