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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郝寒冰：老厂长出身不好，十年动乱吃足苦头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任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客座教授。
原题
难忘的老厂长
我从16岁到24岁，在宁夏银川拖拉机配件厂整整呆了8年，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这个厂。我离开这个厂已经40多年了，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工厂岁月，眼前就情不自禁的浮现出一个人影来，他就是我们的老厂长秦良。
我们厂的历史悠久，公元1929年宁夏建省，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门致中、马仲英、吉鸿昌一人坐庄一年便被赶跑，1932年马鸿逵率领第15路军主政宁夏，17年没挪窝，直到1949年逃台。在此期间，全宁夏只有三家工厂，分别是发电厂、面粉厂、修枪所。
修枪所顾名思义，自然是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慢慢地规模扩大了，民间的活也干，但首先保证为部队服务的性质始终未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工企业”。解放后，人民政府把这个厂改造成为拖拉机配件厂，直接为洛阳拖拉机厂生产东方红-75型号的水泵，成为当时宁夏数一数二的国营企业。
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复杂因素所致，拖拉机配件厂的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一度成为“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负担。
作者当年
为了加强对该厂的领导，1960年代初，上级部门经过反复考虑，选派了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党性意识强、既懂经济又懂管理的优秀回族支宁干部秦良同志调任银川拖拉机配件厂党政一把手。
秦良到任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充分运用个人魅力，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企业流程办事，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受到“洛拖”的主管部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首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当时全国面临的“低标准”和工业调整、人心浮动的被动状况，老秦良可谓是煞费苦心、想尽办法，招数一套一套的，工作顺风顺水，颇有建树。
针对企业产品定货下滑、供大于求的情况，提出了“扭亏增盈”的思路，打开工厂的大门，积极主动的为民间服务，能揽的活都揽，挣一点是一点；组织工人小分队下乡为农民兄弟修理拖拉机和各种农具，包括给牛车轱辘上油、给自行车打气补胎；突击生产一批体育器材向社会销售，如篮球架、乒乓球台，促进了全民强身健体。公安厅就曾买过一副篮球架，生铁铸就的底座上一行醒目的大字“银川拖拉机配件厂制造”，我小时候老在篮球场玩，记忆犹深。
针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重点抓了两手：一是在贺兰县立岗公社附近开办了农场，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定期安排工人劳动，适当增强营养，再怎么说农场多少能比城市吃的好点；二是酌情精减职工返乡。由于吃不饱。一些工人心不在焉，干活吊儿郎当，出工不出力，甚至有人不打招呼直接跑回老家种地去了。老秦良认为与其这样，不如把话说到明处：想走的一次结清，想过了这个坎再来的也行，不结算，3年为期，相当于改革开放后的“停薪留职”，较为妥帖的解决了这个矛盾。
总之，经过秦良的一番精心运作，凝聚人心，拖拉机配件厂达到了“扭亏增盈”的目的，安然度过了低标准时期，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肯定。
正当老秦良干的风生水起之际，文革爆发，根据“履带式拖拉机稍加改造就可变成坦克”的逻辑，上面决定将拖拉机配件厂实行军管，秦良就地陷入灭顶之灾——
先是出身问题，作为“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受到批判，旋尔又成为本厂“头号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如果说这两项目罪名尚属空洞没有实质意义的话，那么，第三顶“帽子”可就是非常具体、而且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叛徒”，性质一下子就变了！
这个秦良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祖籍山东，出身世家，其外祖父是大清太子少保、清军提督左宝贵，抗倭有功战死在平壤。其父穆芝房是周恩来南开同窗，正兴德茶庄东家后代，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左宝贵
秦良原名穆曾勤，1920年代初出生，年轻时人称“十少爷”，一副纨绔子弟模样。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他却是一位在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秘密共产党员，直接接受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长刘仁的领导。
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以自己富有的家庭为掩护，与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假伴姐弟（后来这位姐姐成为他的夫人），建立联络站开展工作。解放战争时华北城工部核心电台即设在他（她）家。
意外的是某次由于叛徒出卖，秦良不幸被捕，预审时秦良本人拒不认账。此事立即惊动了整个穆氏家族，动用一切关系和手段展开营救，很快便被担保出狱。
天津党组织经过严谨的调查，认为秦良没有任何自首变节行为，经历了考验，并且做出过正式结论。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作为问题。1958年秋，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亟需民族干部，秦良作为优秀回族干部被选调来到银川。
因为工作顺风顺水，颇有建树，拖拉机配件厂呈现出红红火火的大好局面，1965年达到了顶峰，被自治区政府树为宁夏“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老秦良本人意气风发、风光无限。
然而一夜之间风向逆转，昨日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今天成为“叛徒”，实行“群专”，关入“牛棚”，饱受磨难，心力憔悴，甚至还被造反派打折了小腿膑骨。
可是搞了好几年，虽然内查外调、跑了大半个中国，证明材料有好几麻袋，也没有搞出个名堂来，实在是抓不到任何能够证明他曾经“叛变”的证据。
造反派很狼狈，怎么办？文革中对待领导干部的逻辑是：昨天打倒你是对的，今天解放你也是对的，明天再批判你也是对的，后天又宣布你无罪仍然是对的！
以此类推，拖拉机配件厂对老秦良的态度就是：既然不能证明你是“叛徒”，但也不能排除你不是“叛徒”，说不定哪天查清你就是“叛徒”，当然也许最终会证明你不是“叛徒”——所以，暂且“挂起来”慢慢再说！
这一“挂”，就挂出故事了，而且连我也“挂”进去了——
我曾在《走进拖配厂》中说过，1970年秋，我作为69届初中毕业生被学校分配到了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仅仅三个月后，却和其他9名学徒工一道，与拖拉机配件厂的3名熟练技工做了交易，被“交换”来到了拖拉机厂。
这真是千古情奇观，哪有学徒工在不知情、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原来的工厂到另外一家工厂学艺的先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当时不晓，只是到了拖拉机配件厂以后才知晓，原因有二：
一是市劳动局給电影机械修配厂下达了招工40名的指标，厂领导为了溜须拍马，借机大走后门招了50名学徒工，劳动局逼他辞退10人。后门进来的，当然退不了，前门进来的，同样无法退；
二是到了七十年代初，眼看着秦老革命最终无法打倒，几个当初下手最狠的家伙狗慌了前爪子，生怕今后老头东山再起不会有好果子吃，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反弹琵琶、倒挂金钩，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经过有关当权人物的暗中运作，拿我们10位从各中学分配来的学徒工与拖拉机配件厂3名“打手”像货物似的作了交换了。这是一桩非常无耻的买卖，让我毕生记恨。
但不管怎么说，客观上命运就把我这个懵懂少年与秦良这位江湖大佬联系在了一起，也算是“未成曲调先有情”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冥冥之中我和老厂长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我，而且在之后的八年里我与他基本上也没有正面接触过！
我们到拖拉机配件厂正式上班的时候，秦良还在接受批判，虽说调门低了，但个别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仍然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名随时随地敲打他，千方百计阻挠他的东山再起。
适逢那阵子他的身体也不很好，行动不太方便，深居简出，我们偶而能远远眊见他在厂医务室旁边的一个小院里架着单拐散着步。
慢慢地，批判的调门开始降低，有了人身自由。当时的情景，用一个形容词“半死不活”来表述恰如其分。如此也罢，老头每天得上班，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我说不清，因为总见他在厂区转悠。
这时我们才得以近距离的观察秦良。猛一看，老头长相酷似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50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格偏瘦，头发花白，脸颊无肉，沉默寡言，腿骨复原，单拐扔掉，但有时拄着根竹子拐杖，与一些他熟悉的老师傅偶有交流，我们与他没有什么接触，因为他也不认识你。对面走过，我们趁机窥视他两眼，他基本面无表情。
但其实我是很同情他的，因为看见他，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无论是年龄、经历还是遭遇都难分伯仲，我的父亲此时虽说“解放”了，却被发配在遥远的中蒙边境煎熬着。
有时擦肩而过走的一瞬间，我还揣摩着老头的心理：看把你们年轻愉快的，日月长着呢，有你们哭的时候哪！自己也觉得荒唐……
9·13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各行各业开始批判极左，落实老干部政策，拖拉机配件厂也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做出决定：否定了秦良的“叛徒”问题。
但是，像他这一级领导属于省管干部，必须上报宁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最终审核批准，又拖了一段时间才算有了回音：同意。
老厂长秦良
然而否定了叛徒与重新启用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什么时候革命群众谅解了你，才能“解放”你，即：恢复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这一拖，又是大半年。
1972年底的一天上午，在篮球场召开全厂干部职工大会，宣布“解放”秦良。这个大会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我这辈子再没见过第二次——
军代表首先宣布第一项内容：秦良本人上台作检讨。由于历史问题已经尘埃落定，不再提起，所以开明宗义，直接检讨犯“走资派”错误的问题，着重围绕当年所谓的“技术挂帅”和“物质刺激”的话题，大约说了近一个小时。
之后安排了三四位“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无非就是秦良如何追随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那一套陈词滥调，说不出什么实质东西来。
一个操着满口浙江口音的老钳工朱师傅痛说革命家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1960年把他精减回老家，如何如何吃亏上当，娃娃还掉到井里淹死了，越说越气，最后骂道：秦良你该死不该死？
秦良的回答是三个字：有错误！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外号叫“娄司令”的造反派，上来就厉声斥责道：秦良，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以为今天你没事了？你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对头，你干的那些坏事我们都一笔一划的记着哪，迟早要和你算总账！
秦良不动声色地回答：我任何时候都欢迎同志们的批评！
主持人大概是觉得把老家伙的鋭气煞得差不多了，才转换主题，宣布经自治区革委会研究决定，秦良（未称“同志”）担任拖拉机配件厂“革委会”副主任，排名第五位（最后），协助“二把手”（转业军人）抓生产。
最后一项是让老头子表态。我们都以为他会像那年头许多“被解放”干部一样痛哭流涕、感恩领袖并赌咒发誓今后如何如何，但是没有，老秦良就是老秦良，只是淡淡地说上几句应景的话，便闸住了。
批判大字报一目了然
那天大家反映强烈，特别是一些老工人，都说这下拖拉机厂有救了——因为那时的“一把手”要么是军代表横行霸道，要么是造反派整天胡日鬼，要么是外来户不懂管子，自文革开始以来，连年完不成生产任务，而老秦良既懂政治又懂业务，放虎归山一定能抓到点子上！
客观地说，当时的大环境谁都无力根本改变，能够做到的就是在一个局部小范围内尽可能地创造安定团结的氛围，让想干工作的人心情舒畅而已。
老秦良很懂这一点，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每天在各个车间里转悠着，和熟悉的老工人谝两句，强调厂里的“拳头”产品“东方红-75型水泵”的质量是生命线，必须下决心保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一台也不能出厂。
话虽不多，但一语中的，客观上起到了指点江山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厂先后招收了好几批工人，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只要把铁饭碗端起，多数人都在混日子，所以产品不但数量完不成，质量也上不去。
每到月底都要向“洛拖”发送3000台“东方红-75型水泵”，但基本上是隔月便有约三分之一的货被退回，厂里还得派卡车到火车站货运场把它拉回返修后重新发出。到最后，连“洛拖”都烦了，索性不退货了，每隔三两个月，就来电话让我厂派人到他们那里返修一次。
我曾问过到“洛拖”干活的弟兄去了后是什么感觉？都是一声叹息：“唉，咱们厂在‘洛拖’人眼里，算是‘饲养员日驴——把影响彻底搞糟了’！时不时地还有人问：你们的秦厂长哪？他要是还在，哪有这种窝囊事儿？”
因此，秦良复出后，以产品质量为突破口，真正抓到点子上了，不要说老职工，就是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徒工，也都觉得他不愧是老马识途，确有两把刷子，所以干起活来特别卖力。
没有多长时间，全厂的工作就有了起色，尽管整体被动面貌无法逆转，但产品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分管抓生产的“二把手”自感惭愧，也乐得清闲，强烈要求秦良取代自己，不批准就长期泡病号。
拖拉机配件厂家属院
如此一来，客观上就把老秦良推到了第一线上，那几年拖拉机厂的班子很不稳定，一把手几乎年年换，不管谁来，秦良都全力以赴支持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七十年代早中期的大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唯生产力论，谁抓生产谁倒霉，但总得有人当这个众矢之的，因此老秦良再怎么干，也总有人把矛头对准他，一遇上运动，就得結合现实，一結合现实，就結合到秦良头上，给他贴大字报、刷标语、甚至当面喊打倒他的口号从来就没有断过。
因为我是从电影机械修配厂“交流”过来的学徒工，所以在大家的眼里，都认为我不是本厂“子弟兵”，和秦良八竿子打不着，又喜好漫画，所以在批判秦良的浪潮中，应该也可以视作一支“潜力股”。
于是，当“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厂里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造反联络总站”，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娄司令”摇身一变成了站长，找到我直接部署任务——画几张揭露秦良自复出以来“高举‘克己复礼’大旗，穿新鞋、走老路，向人民反攻倒算”的漫画，贴在办公楼门口，剎剎他的臭威风！
“娄司令”还拍打着我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你还是个小沙弥子，没赶上趟，现在8年过去了，你小伙正赶到浪上，立功的机会到了，千万别放跑了啊！”并许愿一旦造反成功大权到手，给我好处大大的。
我从内心同情老厂长的遭遇：才“解放”没两天，又要面临被二次打倒的危险，这他妈的算是什么事？由此我又联想到自己的老爹目前同样一头疙瘩的处境，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这个忙我肯定不会帮，于是便找了个因子拒绝了。
这下就把娄司令給彻底得罪了，到处说我的坏话，并发动一些人孤立我，着实还让我郁闷了好几天。当然，同情我的人也不乏存在，说我不跟着疯子扬土才是人间正道！
我可以不画漫画，但别人用文字攻击秦良的阵式我也无力阻挡，很快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
我手里至今保存着一张当时的照片：在厂办公大楼的正面墙上粘贴的大标语上，依稀可见写着“秦良至今否定文化大革命铁证如山”的字迹。
就是到了现在我也不清楚写标语的人是怎么知道秦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具体说过些什么话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的？谁告诉他的？“铁证”又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妨再把话题折回来——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我说过“而且在之后的八年里我与他基本上也没有正面接触过”这样一句话？
“基本上”那就是说并不是“绝对”？没错，在一个意外的机会，我还真的就和他有过一次直面接触，还聊了几分钟，这也是我在厂8年期间仅有的一次——
1973年初的某晚，我上小夜班正干的欢，车间一个姓姚的老师傅忽然把我叫出车间，神情极为诡秘，说是让我帮他帮个小忙，就一小会儿时间，不影响完成工时。
我其实并不想去，这到不是懒惰，而是此公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与我素无交往，说话口气太大，比较烦人。但他下面的几句话让我很是受用：咱们是去给秦厂长搬个东西，我思谋了好久，只有你最合适，别人我都信不过！
如此之说正打到了我的垛上了，二话不说跟着他拉了辆架子车就走。很快便到了厂西侧公建巷家属区，这是文革前盖的平房，秦良也和大家一样住在其中。姚师傅贼头贼脑地窥视了一番之后，确信没人关注这才领我迅速闪进老头家。
那晚秦良夫妇和儿子及小女儿在家。夫人很富态，儿子比我小一点，整个一缩小版的父亲，小女儿到是一表人才，尤其是小额头圆润皎洁，给人印象深刻。我知道她是我银川二中69届非同班同学，但她却不知我。
我的出现让秦良愣了一下，但也就是不到一秒钟的工夫，什么也没说，只睜半目，保持定力，端坐沙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却多少有些紧张：一方面因为我太不出众，也从没有与老厂长说过话，他应该盯不住我，如果在大街上面对面走过，或许他会觉得这娃看着似曾相识，仅此而已。
但另一方面，入厂三四年以来我虽没干过什么坏事，但跟着疯子扬土的事难免也参与过，他能不能盯得住我，我心里没有底，如果不待见也情有可原。
姚师傅看我有点尴尬，不识时机地給老厂长点了滴眼药：这是金工1车间车工2组甲班的谁谁谁，XXX的徒弟，也是老干部的孩子，他爸是原来的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秦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你父亲叫什么？我说XX 。他反应很快：是不是在XXX之前的那一任？我说就是。他又问现在哪？我说在新划給宁的得阿拉善左旗边境上的某个苏木（公社）。他点了点头，不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
我可以负责地说，我与老厂长这辈子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
我们把一个大箱子抬了出去，拉到隔条街上某个人家里放下。末了，姚师傅让我对毛主席保证决不泄密，我当然信誓旦旦。整个过程也就是半个钟头，重返车间无人知晓。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既不想打听也从对没对人说过，而且过后秦良再见了我也形同陌人，话都不搭，我也同样，甚至到了后来秦良官复原职大权在握，我也没有为自己的任何事有求于他。
我就一穷车工，但要说没有理想那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自尊心（说穿了就是自卑感）太强，从小到大求人相助的话我从来就开不出口：想当兵因祖父被误杀遭诛连叫天天都不应；想上（工农兵）大学要靠关系才能被推荐上，我在拖拉机厂无根无底；想当作家那更是得凭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联合国秘书长都帮不上忙。
其实那时我正在为一件事苦恼不已：因为车工禁止戴手套，手上粘有油污每天都得用一种叫“阳甘油”的液体洗手，导致十指脱皮龟裂，渗血不断，异常痛苦。先后到好几家医院皮肤科治疗，说法不一：“鹅掌疯”“缺乏维生素B2”“机油过敏”等等，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最后医生建议我调换工种。
调换工种也难也不难，只要上面有人帮你说句话就行。那时有不少师兄弟姐妹都以各种理由离开车间到科室“以工代干”，这个我不敢想，不过我到是动过想让老秦良把我调到木模车间或者电工房的念头，但一想到老头那深遂冰凉的目光，立马就怯阵了，别羊肉吃不上，倒惹一身骚，趁早拉倒吧！
促使我反思的到是另外一回事：帮忙转移箱子毕竟是件机密之举，老秦良是怎么給姚师傅交待的不得而知，但为何会落到我头上？究竟是姚师傅自己的主意？还是事先经过老秦良认可？我捋不出头绪来。
我更不理解的是像姚师傅这样一个“老左”怎么会与秦良这个“老右”暗通款曲？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拖拉机配件厂这个大水池子的水实在是深不可测，绝非我一个小沙弥子能够看透的。
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次暂短的面对面接触，却让我对秦良有了一种直观的认识——距他一米之遥，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傲然之气！那是一种既带先天遗传、又带传统文化沁润、更兼理想信念的渗透，三合一打磨而成特有的气质，说是“傲骨”也不过分。
正是凭借这这个气场，他与日伪政权不共戴天，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安然度过了人生的一次次危机！从内心里讲，他肯定不理解、也不会拥护文化大革命，打心眼里就鄙视造反派，甚至厌恶某些大人物——但是，以秦良的政治智慧，他绝对不会公开表露自己的情绪。
如果他是一个喜形于色、缺乏沉浮的人，那他当年在天津卫干地下工作就一天都混不下去，早死过几回了！当1966年的浩劫开始之后，或许他也会像其他一些人宁折不弯、选择自戗！但是他没有，而是忍辱负重，坚挺下来。
我也认真看过給秦良贴的每一张大字报，批判秦良“否定文革”都是些概念，没有引用一句说他说“文化大革命搞糟了”的话，更多的是他以生产压革命、变相推行唯生产力论的片言只语。
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说“秦良至今否定文化大革命铁证如山”，完全是某些人出于自己的阴暗心理，为了再次打倒他、取而代之的无端猜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像古代奸佞陷害忠良，給圣上进馋言：看XX面相“反形已具”,并由此定罪一样，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也就是秦良，内心是怎么样的不知其然，大家看到的是他面对风浪，不为所动。当时他的嘴很严，公开场合很少说话，就是说也是三言两语，就事论事，中心意思就是该干嘛的干嘛，为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多余的字一个不说！
那几年，拖拉机配件厂的领导班子是一盘散沙，几乎年年都换将，但谁都无力改变完不成生产任务的被动局面，不过坦率地说，老秦良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无论谁来坐庄，他都尽心协助，不论政治，只抓生产，干了大量默默奉献的事情，全厂的老少爷们都看在眼立，记在心里。
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1975年配合当时的“一把手”、新四军老战士陶泊同志克服千难万险，完成当年生产任务的故事，这是十年浩劫期间仅有的一次。有关这一年的传奇，我会在以后专门写一篇文章细说，暂且打住！
1974年深秋，为了给国庆25周年献礼，金工车间加班加点三班倒，人歇机不歇，凌晨时分，老秦良亲自带领职工食堂炊事员把热气腾腾的鸡蛋连锅面送到了车间，人心大振。从内心来说，我倒不是非要吃这口面，而是感到自己被领导当人看了，进厂三四年了，如此待遇还是头一遭，让人心里不由不感动！
厂里有个外号叫“马二流子”的门卫，平时爱在老婆面前吹个牛，在老秦良精神的感召下，白天上班，晚上主动跑到食堂炊事班给大家做饭，一连三天不着家。老婆不干了，以为他跑到哪搞破鞋去了。某晚突然闯进金工车间，看见他老公跟在秦良身边给大家分发热汤面，冲上前去又吼又叫，让他说出个一二三来。
“马二流子”用无助的眼光看着秦良，秦良大声说道：“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马隽蹄同志这几天跟着我在帮灶！”然后又说“现在我命令你回家休息去！”化解了两口子之间的矛盾，一时间成为美谈。
当时上班干活是要算工时的，60分钟X8小时等于480分钟，每个“活”需要多少分钟都有规定，所以一个班必须干够多少“活”。那时我和几个膀大腰圆的师兄弟都在车工组开三米多长的朝鲜C--630车床，劳动强度很大。
某个白班，师弟“大毛刺”车东方红—75泵体曾经一次完成两天半的任务，受到老秦良的好评。几天后上夜班，另一位师弟“徐老慢”切皮带轮超额完成任务300%，老秦良乐坏了，用粉笔在车床前水泥地上写下“徐建国同志辛苦了，向你致敬”12个大字，那一幕，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打倒“四人帮”，我们以为秦良的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不过且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从大河机床厂派来的工作组“三人团”成为新一届厂领导班子，他们都是造反派出身，高举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大旗，在厂里开展揭批查，指点江山，很是风光。
秦良仍然是边缘人物，不过毕竟大环境变了，理直气壮的抓生产的时代降临了，老秦良的腰肝子也愈发强硬起来了，巧妙地借助于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的良机，大张旗鼓地推行“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三人团”也不得不掂量老秦良的份量，大面子上的事情也绕不开他，一度相处尚可。
他以超常的眼光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拨乱反正，在领导班子里提出为了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彻底扭转拖配厂连年亏损局面，必须恢复和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按照企业流程办事的主张，有试点的实行一些已被过去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工人的积极性。
比如废除了“三班制”，文革中连年完不成生产任务，历届领导瞎子摸象，盲目地将两个金工车间原来的“两班制”改为“三班制”，看似延长了工作时间，实际上造成力量分散、人浮于事和机器24小时连轴转得不到休息加速了部件损伤的后果，劳民伤财。对此我们举双手赞同！
再比如旗帜鲜明地支持和鼓励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人与人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竞赛，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当时改革开放尚未正式提出的环境下，这已经是很大胆的想法了。
时间稍长，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公允地讲，大河厂“三人团”有2人还是头脑比较清醒的，没多久便意识到了自己不行，除了一个姓C的还干屄硬犟之外，在如何抓生产上其它两人逐步开始向老秦良倾斜，不敢说事事俱听，但也八九不离十。
很快，群众的向心力日趋由“三人团”转移到秦良身上，在大家心目中，他才是拖配厂真正的领军人物，尽管他仍然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也罢！
1977年夏，拖拉机厂召开职工大会，近千人聚集在篮球场，当众给上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金工2车间女车工倪荣华颁发奖金人民币40元，引发强烈反响，要知道那时一个“582”工人（即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每月的工资也不过才是43.3元！
很快，一个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活动便在厂里开展起来，引起社会各方关注。有人说这是老秦良的拿手好戏，也有人说还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但不管怎么说，长期以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总算是被打破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勇气与胆略，恐怕也就是秦良敢这么做。
有奖就有罚，不要以为老头子只做“善事”不当“恶人”，谁要那么想，那就太低估了他的能耐。自文革以来，工厂干私活的风气盛行，做沙发、做台灯、做火钳子、做麻将牌等等，等等，秦良决心刹刹这股风。
1978年初，师弟“老梅豆”正筹备要結婚，当时家具不好买，得自己动手，其中有一个圆桌腿需要用车床加工一下，但他本人是磨工，他便找到我的另一个师兄车工“老羊头”帮忙，老羊头二话不说凌辰时分利用下夜班后的时间干了起来。
正干的欢，被到车间巡视的老秦良发现了，两位赶紧解释说明情况。秦良不动声色的点着老羊头的大名说：杨吉兴，你干私活，违反了厂规第多少条，我必须扣你的工资。按照什么什么方法计算，应该是4块多钱。
两人面面相觑，想想老头为了拖拉机厂的翻身彻夜不眠，非常愧疚。当然，在那个年代，两人还都是2级工，每月430个大毛，一下子扣掉10%也不能不让人心头抽搐一下。特别是老梅豆，觉得自己株连了老羊头，很是过意不去。
已经要走出车间的老秦良缓缓底转过头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说了一句话：至于你俩私下怎么处理这个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就不管了。
次日他俩就把这话说給我听了，让我也感慨万分，老厂长真是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儒雅智睿、有情有义，把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战术拿捏到了恰到好处的地步，眼下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在他脖子下面支砖了！
在厂里我们几个也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说话自有人听，经过几番游说，盛行多年的干私活之风开始在拖拉机厂消失。
那年夏季，揭批查运动结束，“三人团”解散，老秦良正式官复原职。又过了几个月，我考上了大学，告别工厂之际，我曾想去厂长办公室打声招呼，但又一想：说什么哪？想让他肯定自己，有点可耻，还是算了吧……
我走后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传来：老厂长调京城工作了。1980年代末，某次我去公安部开会，遇一位在央视打拼的同学，告我说秦良刚从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享受副部级待遇。
顿时，一个词汇涌上我的心头：实至名归！
郝寒冰: 民兵小分队巡逻;
抓了一个戴“帽子”的疯子
郝寒冰：干私活做麻将，
再做一把火钳子讨好小师妹
郝寒冰：进出拖配厂， 用青春热血证明自己的红与黑
郝寒冰：车间也是梁山泊， 师傅个个赛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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