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魅力

贵贱贫富杂处一起，特别丰富

作者：顾晓阳

我从小在胡同里长大，我们那一带靠近城墙和护城河。北京老话说“城根儿的，河沿儿的”，意思是从这儿出来的人都不好惹，因为在整个北京城，城墙根下和护城河边都是贫民区，民风刁蛮。这是指的城墙外。我们是在城墙内，那就算“城里”了，稍微好一些，但比起东、西城的中心区域，要破烂得多，百分之八十是大杂院。我写了不少大杂院里的故事，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什么呢？或者是家底殷实深藏不露的“旧社会”精英，或者是新朝权贵高门大户。所有这些人家杂处在一起，构成了胡同作为一个“社区”的完整生态。

我们那儿，最豪华的宅院是徐悲鸿故居，占地广阔，院墙高大，里面树木葱茏，到底有多少房子，谁也说不清。他家的后门开在我们胡同的死胡同里，前门在东受禄街。徐死后，1954年把其中的一部分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对外开放参观，即是在几间平房内，陈列他的画作。我小时候跟我姥姥进去过一次，从故居的前门进，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裸体油画，当然还有各种马。

徐的家人仍在后面的院落里居住生活，我见过的，一个是他的遗孀廖静文，是1966年秋冬我路过东受禄街，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把廖从院内押出来，她面色惨白，两个人撅着她的胳膊，踉踉跄跄，被塞进一辆轿车里，估计是要押到哪里去批斗。另一个我们叫他“徐悲鸿家的大傻子”，男性，30岁上下，智障人士，一条腿有毛病，他是徐家的亲戚，但不知道确切的关系。他经常从后门出来（也几乎是唯一从后门出入的人），去我们那边的“合作社”买菜，或与小孩子下棋。

1967年挖地铁时，故居正在地铁线路上，就给拆了。

在农业部大楼（办公主楼）的斜对面，靠北靠东，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住的据说是法国的领事，一到洋节日，门前就会停不少轿车，有客人来这里参加party。院门是中式的红漆门，有门洞，不大，平时关得严严的。有一次我路过，刚巧门开着，我往里张望，里面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楼前有修剪整齐的草坪，草坪上摆着白色桌椅……百分之百的异国风情。这个院子的产权可能属外交部，文革开始后，法国领事搬走了，那里成了部机关干部学习开会的场所，变得一片狼藉。

从那里往西，到了与马匹厂胡同相交的地方，路北，有一排二层的西式楼房，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联排别墅，那里住了一个印度老太太，一个人独居，不知是怎么个来历。也是在1966年前后，她就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

这些人、家，虽然是地理上的邻居，却与胡同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1949年进城以后，各机关部门征收了大量房产，分配给干部居住。我们那片仅方圆一里地内，就有机械、农业、纺织、铁道、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科院）等部的10个副部长的住宅。此外还有两个部长助理和难考其数的局级干部的房子。

1960年人们在北京站大街上打扫卫生。北京火车站于1959年建成，它的南边和东边就是城墙和护城河。高宏摄

离我家最近的是刘培植家，西库司胡同10号。刘培植，陕西宜君人，陕北老红军，1957年任农垦部部长助理期间，被打成右派，撤职降级，蒙冤20年。他曾被发配到北京东郊的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才回到城里，降职使用。1979年彻底平反，任农业部副部长，不久就搬家了。

刘培植身材不高，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爱穿尼料衣服、黑皮鞋，即使身处逆境也没有一丝颓唐的样子，走起路来又快又有精神。我印象特深的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在胡同里玩儿，只见刘伯伯肩扛树苗走进胡同，招呼这帮孩子说：“你们快去打水来，帮我种树……”然后他回家拿了铁锨，开始挖坑，在一些大孩子的帮助下，沿墙带拐弯，种了大概有10棵杨树，全活了。几十年沧海桑田，岁月折磨，那一带拆拆建建，面目全非。刘伯伯种下的树现在只留下了一棵，已经是双人合抱的大树老树了，真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我家往北往西再右转（都是很短的路段），有一个院子，不是规整的四合院，天井很小，房间也不多，但台基很高，红漆大门十分气派，有好几级台阶。北京的房子，地基越高房子越好，因为北京地潮。讲究的房子都是铺木地板，用龙骨支撑，地板离土地越高越不潮。我听一个房修工人说，他在中海和南海里维修过皇家的房子，那里有的房基有一人高。这个小院子估计原来是一个大宅院的一小部分，但原来是什么建筑已不可考，到1960年代，它周围的民居已经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了。

这个院子换过几个主人，住得最久的是左叶家。左叶，江西永新人，井冈山出来的，住在这里时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大约在1960年，他和谢文景、李兴（一个是机关党委副书记，一个是人事司副司长）被打成左谢李反党集团，他被撤职发往重庆工作，几年后又翻转过来平反了，他家又搬回北京，后来好像又出了事，总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与他家的老四左忠和谢文景的儿子小明都是发小，很熟悉，前几年我还分别问过他俩，左李谢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是谁整的左李谢，二人的说法基本一致，比较明确，但为什么整和两次反复的来龙去脉，我听来听去也没完全搞清楚。

那个年代，不论把什么都上升到反党和“集团”的高度，同志瞬间就变成敌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恶劣的传统，非常普遍。在我们外人看，他们自己人对自己人出手也忒狠了点儿。这和苏联是一样的。

另一位在这院子里住过的是李菁玉，也是农业部部长助理。他是河北南宫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资格很老。1990年代我读过当时旅居海外的一个老作家刘真的回忆文章，她是在冀南参加的八路军，是亲历者。她说：冀南区1942年的整风搞得非常残酷，许多人挺不过百般折磨跳崖自杀了。后来对此进行纠偏，李菁玉是主要责任人，受到批评或处分，影响了他建国后的仕途。

胡同里的大孩子们很爱议论这些人物，所以我小时候就听说他是个资历很老的干部。后来，在1961、62年，他又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家也搬出了那个院子。原因好像是“野心家”，详细的我不知道，如今，恐怕也只有少数的历史专家才知道了。

我没上小学时的不知哪一年，有一天，忽然看见他到我家来找我爸爸了。我对他很好奇，老想看看他。他和我父亲坐在书房里，二人都垂着眼，一句话不说。我从书房来来回回穿过，大约有一个小时，两人从头到尾都是干坐着，没有任何交谈。这个怪异的场面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他和我父亲无私人关系，历史上也没有渊源，他来干嘛？为什么两人都不说话？无从揣测。这显然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可并非是这二人有毛病，在他们那些人中，这种状况相当常见。为什么他们那一辈的老干部普遍话少？恐怕是因为长期的残酷内斗，把他们都吓破了胆。

运动开始后，好像是1967年，李菁玉的名字又流星般出现了一次。当时的某一派造反组织突然把他抬了出来，说“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受刘少奇迫害的副总理资历的老同志”，让他控诉所受到的迫害，并拥戴他加入了造反组织。据说，高层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李菁玉。这个“据说”，只是听到的传闻，至今未见过相关资料（老干部参与造反组织的，下场都不好，如山东王效禹、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可以确定的是，李菁玉被抓了起来，1972年在关押地点去世。

刘培植在有困难的时候曾向李菁玉借了200元钱，心存感念。文革结束后，他让自己的孩子想法找到李菁玉的后代，一直无果。李夫妇是否有后，没人知道。

这个小院子的斜对过，紧靠农业部办公大楼的东侧，有一个独院，院子的面积很大，房子是西式的，基本呈正方形，有300平米大小，南端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宽大走廊，阳光充足，非常气派，也最舒服，而后面的正式房间则采光不太好，比较阴。在这座正房的西侧，还有一排南北向的矮小平房，是厨房和司机的家。

以前刘瑞龙家住在这里，1961或62年，刘瑞龙“犯了错误”，调出北京，到华东局工作。蔡子伟家搬到这里。蔡子伟，陕西蓝田人，从1954年开始在农业部当副部长，直到文革中被打倒，这十几年间还是平平稳稳的。但此前却很坎坷，他是老资格，1935年陕北苏区搞左倾肃反，最早抓起来的就是他，在严刑拷打之下，逼他们承认了有个子虚乌有的社会党，由此大规模株连，把刘志丹等大人物都抓了，险遭活埋。不久后全部平反，蔡子伟却没有得到重用，不仅如此，到1942年的“抢救失足者”时，又把他捆了起来。后来进行甄别平反，宣布所有被整的人都整错了，唯独整蔡子伟是对的，继续关押（韦君宜《思痛录》）。抗战胜利后才又安排了工作，真是没地儿讲理去，倒霉透了。

他们家可能是我们那一片最早有电视机的（应早于1964年），好像是台苏联电视。我特小的时候，在他家还看见过一台当时非常稀罕的半导体收音机，日本进口的，形状也十分新奇漂亮，是一个金色的地球仪，300多元一台。现在网上有一篇文章说蔡子伟生病的时候想吃酸菜，一问保姆说要两块多钱，他嫌贵就不买了。文章的本意是赞美蔡部长艰苦朴素，在我看来效果却相反，是抹黑了他，信口瞎扯。

再说，那个时代，蔬菜是以分钱论斤的，虽说酸菜比大白菜贵一些，可两块多钱的酸菜，仍是一个巨大的量，恐怕没有哪个家庭会买那么多。另外，副部长的家庭都由机关配备专门的厨师，采买食材是厨师的工作，蔡部长想吃酸菜为什么要跟保姆说？编得不合情也不合理。

那一带除徐悲鸿故居外最大的宅子，是黎玉家。黎玉，山西崞县人，八机部副部长。他家是一幢二层洋楼，面积约400平米，有前院和后院，后院更大一些，后院的南墙是一排平房，文革前司机家住在那里。平房中间开有一个小门，是他家的后门，从他家后门到我家和刘培植家，不足百步。

黎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他赤手空拳，带领几个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硬是在山东开辟出一个局面，为八路军主力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功劳实在大。解放后，山东的干部遍天下。但是，1947年饶漱石当了华东局一把手后，立刻给副书记黎玉扣上富农路线、类似铁托的错误、宗派主义等十几顶大帽子，狠斗一顿，整了下去（《王力反思录》）。后来，黎玉一直当副部长，这与他的资历和贡献是不相称的。更可叹的是，直到1986年才把当年对他的错误结论和不当处理全部推翻，恢复名誉。不久，老人就辞世了。

在他的几个子女中，我跟小弟最熟。小弟1969年参加工作，在东城区橡胶二厂当工人，忘记干的是什么工种，搞得两只手掌上布满了小黑麻点。记得当时他刚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却不骑它，他说：“刚参加工作就骑一辆新车，人家会觉得干部子弟太特殊了……”

近年我们曾聊起父辈那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的关系，小弟讲的事情令人感慨。他的爷爷是崞县农村的农民，也做些小买卖，土改时定的成分较高。所以，解放后，他父亲不敢接爷爷来北京一起住（李昌1966年被打倒的罪名之一，就是把大地主的母亲接到北京长期居住）。奶奶早亡，爷爷一个单身老汉在农村过日子是很苦的。多年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中间也有短暂消停的时候，只要气氛宽松一点儿，他父亲就把爷爷接来北京，一紧，又赶快送回去，反复多次，直到爷爷去世。他分析他父亲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用一种意识形态覆盖下来，人为地把人群分为等级、然后加以对立，从事的职业不同、财产收入不同，就因此划成了好人或者坏人、“敌”或者“我”，是敌的话，父子不敢相认、兄弟视同仇雠，这种有悖人伦人情人性的做法，可把中国害惨了！

在我们那片方圆一华里的最北边，是东裱褙胡同和水磨胡同，再往北就是建内大街了。东裱褙胡同有魏震五家。魏震五，抗战时名魏健，吉林辽源人，东北大学肄业，当时是农业部副部长。1962年，他突然遭到批判斗争，被撤了职，发配到吉林省农安县当副县长。他家本来是一个独院，他被撤职后，又搬进来一家。整他的原因都十分牵强，当时农展馆有个副馆长叫吴文华，想叛逃苏联（未果），魏震五分工管农展馆，于是就把责任算到了他的头上。

我还看过一份批判材料，说农展馆是黑据点。后来我跟他儿子北凌开玩笑说：“大字报上说了，你爸把农展馆办成了农业部走资派们吃喝玩乐的黑据点。”北凌苦笑着说：“咳，别提了，我跟我爸去过那儿，你猜吃的是什么？木须肉！”

1962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牵连了原来西北的很多人，中旬同志也因此下台了。魏震五与中旬同志是姻亲。人们普遍认为，整魏震五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受到他姻亲的株连。他的这个冤案，直到1977年才平反。

写到此，感觉这些人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没有一个没挨过整、受过冤的。这么个搞法，究竟是为了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样的人面对这种事情会感到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