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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前,说说印尼卫生部长、医疗体系及本人就诊经历,其实没那么不堪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03-23

这几天,相信很多在印尼的中国人都是喜忧参半,欣慰与惊恐交加。

喜的是,咱国内全民战“疫”终见曙光;湖北武汉铁心坚守,举国驰援,殊死拼搏,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战略形势迎来伟大的转折——数千名援兵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光荣撤离,凯旋返乡。

武汉东湖楚天台。武汉文化旅游局献给省外医疗队的感恩海报之一。

从电视上看到,江城人民依依不舍的深情,家乡父老喜极而涕的欢迎——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忧的是,在这南洋赤道、万岛之国的印尼,已被病毒攻陷多个地区,随着感染人数节节攀升,全国抗“疫”的艰难日子才刚刚开始——据今天(3月19日)下午公布的数据,印尼新冠病毒人数增至309例,当日激增82例,11人治愈,25人死亡。

因各种原因留守在印尼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目前还没有被感染的报道,但许多人惶惶不安溢于言表。笔者若干中国同胞微信群里,便不停闪现有关印尼疫情的最新消息,五花八门,真真假假。男女老少的朋友圈皆热衷转发各种令人惊悚的新闻,而且很多人喜欢在信息后面缀上这种表情 
我看了纳闷,捂脸洒泪,是调侃自怜还是怕到要命?

在这资讯爆炸的年头,新媒体铺天盖地,很多评述客观公正,颇有水准,但劣质信息也像污水横流把网民淹没。好在我关注的十多个与印尼有关的自媒体都还比较认真,信息质量基本上过得去。

尽管如此,莫衷一是的小道消息发来发去,也难免有人乱了方寸。

上星期,国内一哥儿们绕道第三国,隔离14天,辗转来到印尼,飞机降落,打开手机,朋友圈立马蹦出一条新闻:印尼疫情失控!雅加达周三开始封城。

这哥们刚在泰国饱尝隔离之苦,好容易到了雅加达,一看又要封城,顿时头大。下飞机二话没说,买了一张傍晚的回程航班,两小时后又原路返回。等他回到国内才知道,所谓雅加达即将封城的朋友圈,原来是条假消息……

话又说回来,自新冠病毒爆发,我等虽在国外,不用像国内那样担惊受怕,但也没少受到困扰。早在2月5日,印尼即停飞了所有往返中国内地的航班,原定2月5日之后回国的大批乘客,不得不滞留在此,种种麻烦和负担接踵而至。

以笔者为例:此番来印尼的回程机票原本是2月8日,航班中断,无法成行,然而护照签证已经到期,只好花高价委托代办机构帮忙去移民厅办理延期,但一次只能延30天。

后来,订票的国内旅行社通知我:雅加达至广州最早3月28日可恢复通航,机票改签需补交手续费1100元人民币。我马上同意,于是改签了3月29日的回国机票。不久,又接到旅行社通知:复航再度延期,暂定至4月12日,机票还需二次改签,这回免费。可是我在印尼上次延签的护照又到期了,只得再花钱请代办机构再去办理。

就在几分钟前,旅行社经理再一次发信息给我:亲!四月份的航班仍保持关闭状态,现在最快的回程航班是5月1日了。我们尽量帮你订座位啊……

我明白,随着疫情发展,各国政府不断强化闭关锁国的政策,海外中国人回国的行程将会更加艰难,必须做好长期抗“疫”的准备。

当然,就算是这样,与国内亲友一个多月封门闭户的境遇相比,我们这些人遇到的这些麻烦还属于小巫见大巫。尤其在印尼,直到3月2日宣布本土确诊2名新冠病毒感染者之前,大家不免心存侥幸,以为习惯了热带高温气候的印尼民众真能躲过一劫。当时笔者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过程不必重复,形势确实一天比一天紧张,政府不断发出警告,市面上戴口罩的人们,差不多和包头巾的穆斯林妇女一样越来越多。

据笔者观察,至少在疫情相对严重的雅加达,社会生活秩序基本正常。当局正在实施一系列应对举措,当地各种机构和民众已经普遍加强了防护,印尼人并没有惊慌失措。
应该说,与地广人稀却病毒汹涌、患者剧增的欧美国家相比,两亿六千万的人口大国印尼,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爪哇岛,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岛屿(全岛面积12万6千平方公里,全球排名第13,大约是4个台湾大,人口大约1亿4千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121人,绝对可以“挤”进全球前十密度最高的地区),目前确诊与死亡的病例真不算多。
除了得益于了得天独厚的天气因素,人家的各级政府也没闲着。

印尼网站日前图片报道:在偏远省份亚齐,省长先生正带领行政与卫生官员深入当地医院检查防控新冠疫情备战情况。
所以,咱中国人在此固然要提高防范意识,小心无大错,但也须保持冷静,不乱动也不说乱,否则,给人添堵于己无益。另外,国内现在正严防境外病毒输入,感染回潮,以免千难万难得来的抗疫胜利毁于一旦,前功尽弃。咱们在国外的同胞虽然煎熬,但能坚守就坚守,现在不急着回去,也是为国尽忠。
下面回到本文主题,说说印尼主管抗“疫”的卫生部长和该国的医疗体系,也讲述一段笔者在雅加达看病就诊的经历,算是跟各位在印尼的读者分享一下仅供参考的背景资料和感性认识吧。
先说一说卫生部长特拉万。
大家一定还记得,前段时间,这位特拉万•阿格斯•普特兰托(Terawan Agus Putranto)部长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没有一例确诊病例是“神的祝福”。除了宣称印尼人民有真主保佑,希望大家多多祷告之外,这位拉万老兄也建议国民不要紧张,不要加班,以避免患上这种疾病,“只要免疫力好就很容易预防,”特拉万说。
3月2日,当印尼本土终于出现两例病毒感染者之后,就有民众对特拉万的上述言论表示不满,网上一片指责,也有舆论叫他下课。
一位华裔权威人士语重心长地这样写道:
卫生部部长从开始上任就不称职,一直幻想通过宗教祈祷就可以避免病毒。他是一个专业医生,不是宗教长老或宗教部长,说话一点也不科学,十分不像话。虽然他是一个华裔部长,人也聪明,心地善良,对公共卫生常识却一点也不懂,真的不适合当卫生部长。
祈祷和信仰是个人的事,可以达到安慰作用,创造幻想与希望,却不能用来管理国家。只有向中国那样,用科学发展观,用实际行动才能克服疫情。

压力沉重的卫生部长特拉万,日前出席印尼国会召开的冠状病毒预防和治疗工作会议。
也有中国同胞跟着起哄,感觉此人简直与17年前因瞒报非典疫情而被撤职的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言行如出一辙。
不少人对其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平表示严重怀疑,想不通总统佐爷为何会任命这位特拉万老兄担任卫生部的大掌门。
实际上,特拉万并非无能之辈,他不仅是一位资深医生和医学博士,而且具有多年军队医院管理经验的中将医官,对患者和蔼可亲,并受到佐科维总统的高度信任。

特拉万担任印尼中央陆军医院院长时与患者在一起。
有印尼文媒体,对其进行过如下介绍:
特拉万1964年8月出生于中爪哇日惹。小时候,他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卡查马达大学(UGM)医学院。1990年26岁毕业,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医。在此之后,特拉万致力于军队的军事行动,先后被分配到多个地区,包括巴厘岛,龙目岛和雅加达。
为了深化他的医学科研,特拉万40岁时,在泗水的Airlangga大学担任放射学专家。他认为印尼的放射学发展不高,因此深入进行了放射学的研究。后来,他在孟加锡的Hasanuddin大学(Unhas)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13年毕业。

特拉万非常聪明,在医学界的工作实践中,发现了一种针对中风患者的新的治疗方法。并发表了有关《慢性肝中风患者对动脉内肝素的冲洗对局部脑血流,运动诱发电位和运动功能的影响》的专业论文。
他把论文提出的方法,融入到Hassanuddin大学的博士研究中。当然,这种方法的利弊得失,也在医学从业者和学者中引起了争议。但是,特拉万通过多例临床摸索,努力证明自己这套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
根据他的经验,患者可以在术后4-5小时内从中风中恢复。这种治疗方法甚至已经在德国申请了专利,并且以“ Terawan Theory”的形式予以应用。
2015年,特拉万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医院院长,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履历从此变得更加完美,不仅为自己的医生职业而奋斗,而且还能够专业地管理医院。

佩戴将星的特拉万医生。

在医学界的长期服务中,特拉万获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包括Hendropriyono战略咨询(HSC)奖和两项MURI记录,以及洗脑疗法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程序的最初发明者。
特拉万尽管是一名军事医生,但其不屈不挠的医疗作风,已向医学界证明了他的能力。
2019年10月23日,特拉万被佐科维总统任命为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有意思的是,在获任部长之前,特拉万因发明并推广其“洗脑”治疗中风的新方法,被印尼医学协会(IDI)认定违反了《印尼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三条规定,从而开除了他的会员资格,并将他停职一年。
得知特拉万将入阁获任卫生部长,印尼医学协会赶紧写信给总统佐爷,建议不要任命特拉万当部长。但是佐爷不理会这些,照样提拔特拉万执掌全国卫生大权,并且特别在任命他担任部长之前,将其由少将提升为中将,以示力挺。
佐爷给出的理由是:“特拉万已经达到了担任卫生部长的所有条件,并提到了他在管理预算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丰富经验,包括在担任盖托·索布罗托中央陆军医院(RSPAD)主管期间的出色表现。”

2019年10月23日,身穿白色上衣的特拉万前往总统府参加部长就职典礼时,兴高采烈地和媒体记者打招呼。

另据媒体报道,担任部长期间,特拉万致力于减少印尼的单一付款人政府医疗保健计划BPJS Kesehatan 带来的巨额赤字,但是由于他似乎未能解决该问题,致使政府被迫提高医疗保健的保费,又引起了很多争议。他还着手推动解决印尼儿童发育迟缓问题的工作,这是副总统马鲁夫·阿明在竞选期间的主要承诺之一。

2020年冠状病毒广泛爆发,特拉万努力疏散了被困在梦幻世界游轮上的188名印尼人。除此之外,在处理接运两百多名在武汉的印尼留学生回国问题上,特拉万也一直强调,政府保证所有来自武汉的印尼人没有受到感染,并由此引起争议。幸好在强制隔离了14天之后,这两百多个年轻人确实无一例感染。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这位印尼卫生部长,其实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精英人物。作为医生,无疑爱岗敬业,勇于钻研,而当他变成国家卫生行政主管,所站的角度和考虑的问题,肯定和当医生期间是不一样的。

试想,就算他在发表印尼靠神保佑的言论之前,已经知道疫情传到本土,但是上面经过综合研判之后,决定淡化处理,而暂时不必宣布。那么,特拉万听还是不听?常言道:“当差不自由,自由不当差;“端人碗,,受人管”。这也正所谓“当官有当官的难处!”只要你在体制内,古今中外皆如此。

在这包括印尼在内全世界都正遭受病毒威胁的非常时期,我们期待特拉万部长和所有印尼官民打起精神,齐心协力,尽可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早日打赢这场战争。

接下来,说一下印尼的卫生服务系统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印尼网站能够提供的信息大多比较杂乱,很少有全面或精准的论述,并且由于翻译的难度,笔者只能引用一些相对枯燥的宏观数据加以说明。

根据2017年全球健康指数报告的排名,印尼在 149个国家中排名101。 

该指数基于身体,心理健康,保健基础设施以及对各种流行病或疾病的预防保健。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印尼卫生系统的地位也不算高。 泰国排在第35位,马来西亚排在第38位,印尼西甚至输给了排在第69位的越南和排在第94位的老挝。 

在数量方面,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几年前的一组统计,印尼全国大约有1562家公立医院和666家私立医院,这几年应该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增加。
印尼人口每年增加350万,保守估计,需要增加40万张医院病床,才能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印尼的全科医生大约为108,028名,目前应足以为152,721,329名国民健康保险(JKN)参与者提供服务。
在医疗资源分布方面,印尼也和中国一样,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大城市医院先进,医生人数较多,但是那些农村地区,偏远岛屿和边疆的群众,即使参加了医保,也很难获得有效的治疗。

印尼埃尔朗加大学医学院。
印尼于2014年开始实施全民医疗覆盖(UHC)计划,当地称作JKN(国家卫生保证),目标是到2019年国家医疗要覆盖全民人口(>2.5亿)。第一阶段的覆盖目标为9000万左右的公民,主要包括政府说的“贫困人口和接近贫困人口”。

印尼这些年来推行的全民健保战略,取得不小进展,令普通百姓和工薪阶层颇为受益。

笔者熟悉的印华作协的一位文友,是一位在私人企业担任财务经理的工薪人士。两年前心脏做了手术,因为参加了全民健保,不仅手术费用全免,至今吃药也是免费的。

还有一位华人老翁,得益于足额缴纳了全民健保的费用,甚至去医院拔牙也不必花钱。

在爪哇地的农村,大部分乡公所也有帮忙看诊的医务室,每次诊疗费用也只需两万盾(约合人民币十元)。这是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收费。当然对乡公所看病环境与对医疗的信任度。就因人而异了。印尼政府也了解现行医疗体系的不健全。所以在2014年起就建立了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所有印尼公民,都需要纳入保险,如果是个人参保,保费为每人每月八万印尼盾。这是第一等级的,第二等级的是五万印尼盾。还有两万五千印尼盾的,这是第三等级。

若是透过公司或组织参保,每人每月的保费因薪水级别的不同而定。薪水到达各行政区法定最低薪资要求的。其员工参与保险及列为第一等,每月保费由公司负担个人薪资的4%,个人负担1%。

例如,某员工工资为310万印尼盾(相当人民币1500多元)——这是雅加达法定的最低薪资。公司负担保费为12万4千印尼盾。员工个人负担保费为3万1千盾每月。缴纳的保费共为15万5千1印尼盾。若薪资高于800万印尼盾保费计算,就以800万为基础计算。

位于印尼西努省的一所基层公立医院。

当然而,全民医疗覆盖(UHC)计划并不是一帆风顺。据雅加达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全民健保自实施以来,遇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偏远地区缺乏药物供应;参加该计划的医院数量较少; 地方政府未满足医院提出的资金要求,导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有的医院担心接收病人后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向国家鉴宝单位请款困难。或者根本领不到医疗给付。所以坚持病人一定要先给一笔医疗费定金,大约是50万印尼盾(250元人民币),费用倒是不多,但对于一般印尼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总之,医疗卫生已经是印尼国家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中央和区域政府仍在不断建设和升级医疗机构。政府正在34个省份为社区保健中心配备住院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在私立医疗方面,政府也将继续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医院的开发。用句套话说就是,前景广阔,任重道远。

最后,回忆一下我在雅加达就诊看病的一段经历。

那次去医院,是在2008年,说起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住在老城区班阿兰佳雅嘎达(雅加达王子路)大街旁的一栋小公寓里。有一天早上,中耳炎轻微发作,化浓感染。我用棉签擦拭时,小棍上的棉球脱落,掉在耳窝深处,自己无法将其掏出来,几小时后便疼痛难忍。捱到下午,只得打车前往芒嘎勿刹(大芒果街)的一所医院求诊就医。

这家印尼文名为RS HUSADA的医院,中文名叫养生院,历史悠久,驰名雅京,系1924年印尼华侨柯全寿医生和著名报人洪渊源先生在雅加达(当时称吧达维亚)成立的一家专为贫穷妇女接生和为穷人诊病的医院,故起名为“养生院”。

1931年,洪渊源先生(中)与柯全寿医生(右)在一次宴会上。(图片来源:印华日报)

自1929年起,养生院因拥有亚洲第一个儿童护理科室而出名,随后于1965年6月1日被政府更名为胡萨达医院(Rumah Sakit Husada)。这个名字是印尼卫生部长萨特利奥医生(dr. Satrio)所取的,远早于其他华人医院使用印尼名称。如今,它已变成雅加达北区的第二公立中央医院。

胡萨达医院外景。如今雅加达老一辈华人仍然习惯称之为养生院。

我到了养生院发现,这家早期华侨开办的著名医院,设备良好,窗明几净,一楼大厅有商店和咖啡室,一派安祥景象,完全没有国内很多医院那样的气味和紧张压抑的氛围。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其医务人员不管是华人还是印尼人,已经没人会说中文,医院也无任何中文招牌。而我那时还不会说印尼话,压根不懂怎样挂号,去哪个诊室排队。
正在六神无主,一位七十来岁的华人大妈走过来,打量我一番,然后问道:“先生是中国人吧?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你吗?”
我赶忙说明来意,告诉大妈自己遇到的困难。大妈亲切地说,不要紧,我带你去吧。
我拿出护照,跟着老人家去窗口挂了号(记得挂号费是十万印尼盾,按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接着,又带我上三楼找到五官科诊室,里面有一位留小胡子的中年印尼人医生正在忙着,还有三四个病人在那里等候。
我向那位华人大妈道了谢,请她去忙办自己的事。大妈告诉我,她今天是来医院检查身体的,顺便开一些药,事情做完正在要回家,看到我在那里为难,就过来问问,刚好可以帮点忙。
我感激道:“阿姨,不好意思,耽误您回家了。现在就让我自己在这里等吧。”
大妈说,没关系。是女儿开车送我过来的,她在大堂等我。毕竟你语言不通,人地两生,不方便,反正我们回去也没啥事,不如我就在这里陪你看完病,然后坐我女儿的车把你送回住处。
我再三称谢,心想请医生从耳朵里夹出个棉球,也就一小会的功夫,于是就和大妈坐在外面的一张长椅上聊天。大约半小时后,轮到我进诊室看医生了。不料,那小胡子印尼大夫冲我摆摆手,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意思好像是让我出去。我傻眼了,不明白为什么?大妈在一旁翻译道:“医生说拜神的时间到了,他现在要去医院的祷告室拜安拉了,所以让你出去再等他一会儿。”
——哦,原来我那时有所不知,一般上印尼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要拜五次神,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就算是医生也不例外,任何人不得干涉这神圣的使命。
没奈何,只好等着。这医生出去,一拜就是四十分钟。回来已是下午五点半过了。我急不可待,再次进了诊室,没想到小胡子大夫又冲我摆摆手,又叽里呱啦说了几句,意思是让我再出去等。我彻底傻眼,更纳闷了。大妈笑着翻译说,医生说对不起,他要吃饭了,让你等他吃完饭再进去。
哎哟我的妈呀!敢情这印尼医生是这样对待患者的。我的耳朵似乎更加疼痛,望着眼前陪我等候的年迈的大妈,真是万分过意不去,但这时已经不敢再劝老人先回家了,生怕医生吃饭回来又出什么幺蛾子。
我担心大妈也饿了,赶紧下楼去便利店买了一瓶果汁和几个面包,拿上来请大妈吃点垫一垫。大妈慈祥地看着我:“年轻人(我当时已有四十四五,但是在七十多岁的大妈眼里还是年轻人),不要这么客气!我家里就是开食品工厂的,天天生产面包,所以并不喜欢吃面包。”
我说,真是抱歉!,我不知道阿姨不吃面包。
大妈连连摇头,不要紧张,阿姨一点都不饿,真的不饿。
接着,老人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成家了吗?”
“当然啦!我都四十多岁还不结婚!女儿都上大学了。”我诧异地回答说。
大妈轻叹一口气:“唉!请别见怪。我有个女儿,就是今天开车带我来医院的,她帮家里管理工厂,已经四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我看到你是中国来的,人又高大,好像很有文化。就想到如果没成家,把女儿介绍给你不是挺好嘛!”
我不知该怎样接话,只在心里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医生终于又来了,和颜悦色叫我进去,听大妈帮我介绍完耳朵疼的原因,轻轻一笑,似乎说了句,这个简单。然后打开头上的专用灯,照着我的左耳,拿起一把镊子,伸进耳道,一下子就把藏在里面的棉球夹出来了。其手法娴熟老练,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就完成了。真可谓手到病除,我的耳朵立马就舒服了。
我双手合十道谢,请大妈问医生去哪里交费,大妈说,在这里看病直接把钱交给医生本人就可以了。多少钱?医生伸出一个手指头说:斯拉都斯里普。
大妈在一旁同声传译:“一百千(十万卢比亚,当时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
好!不贵,不贵。我恭敬地把一百千印尼盾递到医生手里,说声谢谢,就高高兴兴和大妈一起下楼去了。此时已是晚上六点多,外面天都黑了,养生院大堂灯火通明,我看到一个小个子的华人中年妇女,坐在沙发上,面色阴沉,不苟言笑。
大妈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女儿,现在你跟我坐她的车,我们一起送你到班阿兰佳雅嘎达公寓。
我诺诺点头,也不敢和那位大妈女儿答话。跟着她们母女走到外面停车场,上了车一路无话,很快就回到宿舍。
临下车前,大妈递给我一张印尼文的名片,说,这上面有我家工厂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你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打电话,也可以去工厂找我们,尽量帮你解决。
我说好的,阿姨请多保重,真是太感谢您啦!
这就是我来印尼第一次去医院求诊的经历。后来我没有再见过这位好心的大妈,留给我的是一段奇特而温暖的回忆。
十多年过去,那位华人大妈如果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如今印尼遭遇新冠疫情,我想起这段往事,再次从心里祝愿,阿姨保重!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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