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野战军都有骑兵将军身影

     ——扫描人民解放军骑兵出身的将军（二）

陈　辉

１９２８年４月，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大队正式成立，当时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会主席，许权中任骑兵大队队长。１９３３年９月，骑兵大队扩充为红２６军骑兵团，后又改编为红１５军团骑兵团。

抗战时期，我军先后建有军委骑兵团、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１１５师骑兵团、１２０师骑兵支队、１２９师骑兵团、绥蒙骑兵游击师、陕甘宁绥联防军司令部直属骑兵旅。

１９３８年８月，八路军１２０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抽调３５８旅７１５团和师直一个骑兵连组成了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３９年夏，改名大青山骑兵支队，下辖１、２、３营和４支队，骑兵发展到千余人。１９４０年，大青山骑兵支队的３个营扩展到骑兵第１、２、３团。１９４５年７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下辖骑兵旅、骑兵第１、２、３团、骑兵大队和两个步兵团、一个偏清支队。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成为我军骑兵的主要发源地，先后组建和改编国民党骑兵部队，有骑兵第１师、第２师、第３师、第４师、第５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４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５师、第１７师，绥远省军区独立骑兵第１师，共９个师。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军区仍保留了９个骑兵师，内蒙古骑兵第１、２、３、４、５师，独立骑兵第１师，骑兵第４师、第５师，国防骑兵第５师。此外，还保留了３个骑兵旅，第３６军独立骑兵旅、第３７军独立骑兵旅、骑兵第４师独立骑兵旅。

解放战争是我军骑兵部队发展的鼎盛时期，各野战军都在大力发展骑兵部队，最多时达到１９个骑兵师，五大野战军都有骑兵出身将军的身影，他们在五大野战军的分布情况如下：

第一野战军骑兵部队先后有：大青山骑兵支队、西北野战军骑兵第６师、第８纵队骑兵旅，后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１师和骑兵第２师；第９军骑兵第７师、甘肃军区骑兵第２师、新疆骑兵第８师。以上骑兵部队共产生骑兵将军１４人，其中中将３名：姚喆、张达志、杨木森；少将１１人：李赤然、何家产、张献奎、范保顺、李荆璞、李国良、王再兴、李发应、康健民、黄厚、李佐玉。

第二野战军的骑兵部队有：八路军129师骑兵团，它的发展历程是：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甲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2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警卫大队。三甲源改编，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北红军在创建初期就有了自己的骑兵武装；同年6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红2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骑兵连由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改编。

1933年9月，以红2团骑兵连和红4团临时骑兵连改编为红26军骑兵团。

1935年9月17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骑兵团编为15军团直属骑兵团。

同年10月底，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率领下到达陕北吴旗镇，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11月3日，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骑兵团调离红15军团建制，编为军委直属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红１５军团仅保留了一个骑兵连。

1936年７月１日，阎锡山、胡宗南、马鸿逵等军阀的嚣张气焰。在与马鸿宾、马鸿逵所部的骑兵作战中，红15军团领导越来越感到骑兵部队的重要，遂将军团手枪团与骑兵连合编，组建了新的红15军团骑兵团，军委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3团”。

1937年8月20日，红15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骑兵营；中央军委骑兵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骑兵营。

1938年2月8日，１２９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

解放战争时期，１２９师骑兵团整编为晋绥野战军第8纵队骑兵旅。

后来，１２９师骑兵团经过多次整编于1952年5月，扩充为骑兵第1师，1969年9月，骑兵第1师改编为陆军第8师。

目前，考证出有少将５人：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振祥，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骑兵营营长、骑兵师司令部科长、八路军１２９师骑兵团团长；原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曾任八路军１２９师骑兵团参谋长；总后原营房部部长况玉纯，曾任八路军１２９师骑兵团教育股股长、骑兵团政治处主任；海军后勤部原政委刘义，曾任八路军１２９师骑兵团营长；沈阳军区原副司令汪家道，曾任红１５军团骑兵团政治处主任。

第三野战军骑兵部队有：“三野”前身新四军第４师骑兵团。1940年6月1日，新四军六支队集中八个团及抗大分校等在司令部驻地安徽涡阳县新兴集召开大会，宿县西部各据点的日、伪军乘汽车进行奔袭，直至大会场附近。这就使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感到，在广阔的平原上，必须有较为快速的骑兵作侦察、警戒和通讯之用。经与参谋长张震等商量后，决定师部成立骑兵连，各旅、团相继成立骑兵班、排。这是四师骑兵最早的基础。

１９４１年４月，新四军第４师与由汤恩伯节制的青海骑８师激战于津浦路西，新四军第４师５０００多名官兵死于马刀之下，著名的老３２团几乎被打光，最令人痛惜的是抗大四分校的５０多名学员，在此战中全部牺牲。白刃格斗，马上的敌人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疾驰如风，锋利的马刀或劈或刺，数十米内都是骑兵的控制范围。而我步兵，腾挪不过两三步，出枪不过四五米，一个个铁塔般的战士，与敌骑兵一照面，便被马刀劈倒在地。这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最大一次失利。

此战之后，新四军第４师师长彭雪枫决定把师部骑兵连扩充为骑兵团，称之为“红色哥萨克”。周纯麟任骑兵团团长兼政委，骑兵战术主要效仿苏联红军骑兵。

彭雪枫首先命令把各单位通讯兵骑的马集中起来，他又号召领导干部把自己的坐骑送交出来，并率先将自己的绰号叫“火车头”的白马率先交出，在组建骑兵团过程中，泗洪人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只要骑兵团看中哪匹马，群众都愿意将马卖给骑兵团。由于淮北人民的大力支持，骑兵团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不到一年，全团就有700多人马了。

在选用骑兵马刀时，自幼习武、精通刀术的彭雪枫没有采用苏军高加索式马刀，而是博采众长亲自设计了一种马刀，刀身修长，刀背轻薄，用精钢打造，刀刃十分锋利，战士们爱不释手，称之为“雪枫刀”，连睡觉都压在枕头下面。

马有了，人也齐了，但不少干部不会骑马，不会喊口令，更不懂指挥马上作战。刚买来的生马又不合群，在一起总是乱踢乱咬，未经训练，跑不快，跳不高。

当年冬天，彭师长决定对骑兵团进行短期突击训练。部队集中在介头集、大江庄，彭师长亲自教练骑术、整顿纪律，要求骑兵团全体指战员做到：上马像蚱蜢一样轻快，骑坐像磐石一样稳固，奔驰像风雷一样迅疾。在师长的教导下，指战员们迅速提高了骑射技术，不仅能骑着马通过各种复杂地形和障碍，而且能在马疾驰的时候砍杀敌人，在马背上扫机枪，打小炮；通过封锁线时，战士们能隐藏在马肚子旁边，而后一个翻身，又倒骑在马背上射击，马儿狂奔起来，战士们抓住马尾，就能跳上马背。

１９４２年，为保卫洪泽湖地区夏收，消灭在沙山集抢粮的日军，彭雪枫指示骑兵团“一定要等敌人出村远点再打，这不仅可以发挥我长马刀的作用，还可以避免误伤人民群众”。结果仅９分钟，３００余名日军即被骑兵团马刀砍倒大半，８０余名当了俘虏。整个夏收期间，骑兵团连续打了很多次胜仗。从此，骑兵团名震淮北，敌人闻风丧胆。有时老远看见老百姓驮东西的马队，就以为骑兵来了，吓得赶快逃进据点。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河南水城和安徽涡阳交界处，新四军第４师骑兵团与敌骑８师再次展开殊死的白刃拼杀。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我军马刀长于骑八师环柄宽刃马刀一寸，而且刀身细约一指宽，因而轻捷灵便，常常是敌人马刀还未到，我军的马刀已劈中敌人。此战我骑兵团大胜骑８师，一雪３年前的旧恨。

胜利一个接一个，胡沟战斗，消灭伪胡芝普部，歼敌二三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接着，又在肖县，铜山一带打了官庄等战斗，建立起根据地。

新四军骑兵团所向无敌，威震敌胆，为淮北的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常胜军。”

1945年初，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摄制了一些新闻片，较有影响的是进步文艺工作者薛伯青摄制的《新四军骑兵团》，这是目前仅存的我军骑兵部队的历史纪录片。

“三野”产生了骑兵上将２名：许世友、张爱萍。虽然许世友和张爱萍没在新四军骑兵团任职，但他俩红军时期曾在我军骑兵部队任职，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任第三野战军第３兵团司令员；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因此把两位上将划归“三野”骑兵将军也在情理之中。

第四野战军的骑兵部队先后有：东北民主联军建有骑兵司令部、东北野战军建有热河骑兵师、冀热辽骑兵师，后发展为第四野战军骑兵第１师、骑兵第２师；东北军区直辖内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１师、骑兵第２师、骑兵第１０师、骑兵第１１师、骑兵第１６师等骑兵部队，共产生将军１６人，其中中将４人：梁兴初、田维扬、邱创成、匡裕民；少将１４人：贺晋年、刘克、张午、张荣森、刘永源、钟明彪、王明贵、何能彬、肖锋、袁光、刘光裕、林茂源、王定烈、李基。

华北军区野战军的骑兵部队先后有：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察哈尔军区骑兵第３师，绥远军区骑兵第１师，骑兵第５师，第３７军骑兵旅等骑兵部队，共产生少将９人：唐子安、马辉、周家美、胡秉权、孔飞、孔令甫、杜瑜华、李钟奇、卢克。

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地处我国南方，不太适合骑兵作战，因此骑兵部队发展受限。而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地处我国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十分适合骑兵作战。因此，骑兵部队多，产生的骑兵将军多于“二野”、“三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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