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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灰帽子”,一群人共用的辛酸符号

陈徒手 少数派文选 2023-11-30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
 
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广州会议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

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

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这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


▌历史的“帽子”没了,人心的“帽子”却还在
 
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这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

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

1958年3月,“戴帽”定案后,下放劳改前

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样耽于深度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见,它测试历史深度及人间温度的稀缺品质,也未被更多读者认知,八旬作者写作的良苦用心也没有适时为人们周知,特别是如何被更年轻的一代读者所理解和吸纳。
 
高龄作者在电脑前一笔一画地敲打出来,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书的问世本身就颇费周折,作者和编者都有“把千言万语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

现在不少书籍读之如浮水、如飘叶,很难进入人的内心,邵先生的新著却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从高远的人性角度、悲悯的历史空间去体悟。


▌沉重的“灰帽子”:一群人辛酸的共用符号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
 
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
 
左起,邵燕祥、章、钱理群
 
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事例。
 
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

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聆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
 
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带上那顶帽子呢?”

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带上那顶帽子的。”

联系到动荡年代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深知残酷无情的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
 
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

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写尽人心的简陋与不堪,更显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并不是只写人内心的简陋与不堪,琐碎与庞杂的描述之下,最在意的还有它展现了当年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让我们后人得以“从容”地浏览政治光环下的百科全景图。
 
首先是邵先生因本职工作而引发的创作奇遇,曲艺需要配合大好形势,熬夜赶出《满城春》应付交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侯宝林喝着特别酽的茶,与大家七凑八凑就写了一个应景相声《哈格蒂打前站》。马季创作《土耳其抓兵记》,把总理曼德列斯唤作“慢点儿勒死”,赢得上下一片喝彩。
 
而邵先生改编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的话剧本,历经前后折腾,等待台上内部演出时已是沧桑满目。

邵先生写这样的折腾记,因为亲力亲为,因为当年的忐忑不安,写得翔实周到,含而不露,可为略显薄弱的当代创作史提供最扎实的佐证。
 
邵先生写到当年的苦难是可以呼之欲出的实感: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上午十一点钟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发软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

对于1960年秋冬的整体印象,就是绝少晴和景明,打完树叶就暮色四合。有一次,突然弄到一块猪肉,邵先生没舍得吃,中午赶着送回船板胡同家中,让儿子小闹闹尝尝鲜。

邵先生在书中曾形容自己是“在历史指派我的狭小缝隙里”艰难求生,情状就像他的诗句所写的那样:“我梦见我变成一条无名的鱼,连同历史的长河一起冻成冰块。”

然而,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让“灰帽子”们在蹒跚而行的历史人流中不被淹没。
邵燕祥,是个“著名又不著名”的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诗人、杂文家。

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但他在一部分人中“很著名”,全是因为他的文字。

邵燕祥生前曾说,他已入老境,所以私心将这二三十年来的写作都当做不叫遗嘱的遗嘱,他总希望能把自己以青春和大半生的苦辣酸咸换来的一点见识,尽可能地从心坎里掏给读者。 

为此,诚挚推荐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理由有五:

1,珍贵:本书自2014年出版,已绝版多年。

2,经典:记述了六十年代重要却又往往被遗忘的那五年的历史变迁。既是珍贵的个人命运史、心灵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3,稀缺:网上本书甚至已溢价到近100元,先知书店全网最低价,仅售38元。
 

4,文字上乘:邵老先生的文字,典雅、涵泳、绵里藏针。当代中国能把中文写这么好的不多见。本书甫一出版,就被评为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有书友说,“经历过那个年代,才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思考过去,警戒未来,值得思考”。

5,最佳组合:本书还可搭配“传灯者系列”一起阅读——《燃灯者》《半生为人》《暗夜传灯人》《回首我们的时代》,这四本书是1949年后南北分隔的一代学人,面临威权、走出威权历史的一段缩影,堪称“新南渡北归”。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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