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其人可谓毁誉参半。有些人对他顶礼膜拜，有些人则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这些观点都已超出了他区区一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极其清澈的小溪，我们往往看不出它的流速有多快。如果这时候有一片树叶落上水面，我们便立即可以从它漂流的状态感知到溪流的速度了。时代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而索罗斯不过是其上一片特别的漂叶而已。
当然，这种“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并不否认索罗斯“金融炼金术”的理论价值。
巴菲特的财富都集中在上市公司“伯克希尔”，所以他的身家很容易计算。相比之下，乔治·索罗斯就神秘得多。他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一个叫作量子基金的对冲基金中，基金净值信息不对外披露。
华尔街一般认为，索罗斯的身家超过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巴菲特，但是仍然远多于其他任何金融投资人，索罗斯稳坐第二把交椅没有问题。因为索罗斯曾经多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在中文媒体上，他常被称为“大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鳄鱼的捕食方法就是平时趴在水里，一动不动，隐藏自己的同时，露出两个眼睛在水面上，密切观察着猎物的动态，等到最适合出击的一刹那，鳄鱼才张开血盆大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猎物拖入水中。索罗斯与巴菲特同岁，都出生于1930年。区别是巴菲特出身于美国富贵之家，而索罗斯则是从纳粹统治下逃脱的匈牙利难民。
巴菲特30岁时，已经坐拥千万美元身家。而索罗斯30岁时刚刚在华尔街安身。他当时对金融还没有什么兴趣，梦想着赚到衣食无忧的本金（据说是50万美元）之后，就改行去当哲学家。他39岁才开始管理一只小基金，规模只有400万美元。43岁时，索罗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48岁时，他把自己的基金正式更名为量子基金，取量子力学中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的寓意。如果说巴菲特是打着“美国必胜”的思想钢印来做投资的，那么索罗斯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一切都随时可能起变化。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30岁前的经历肯定会影响人的一生。索罗斯与巴菲特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性情品格也反差巨大。巴菲特对自己的头寸口风极严。索罗斯则非常懂得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策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做多或者做空什么资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他一边在金融市场上积极建仓，做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一边公开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强烈批评那些被做空的国家，恨不得直接劝对方放弃抵抗，直接投降认输算了。最近一个例子是2016年，索罗斯尝试做空人民币。他从达沃斯年会开始，前前后后在媒体上造势唱衰中国长达半年，最后发现中国央行的腰杆比自己想象的要硬得多，这才悻悻而去。
与巴菲特专注于股票投资不同，索罗斯的投资范围很广，股票、债券、商品、外汇都有布局。不过要说他的成名之战，还得数两场惊天动地的外汇交易。
当时欧盟还没有成立，只是一个由12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它们在1992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逐步建立货币、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计划。根据联盟条约，欧共体国家应该首先致力于保持相互之间的货币汇率稳定，并行一段时间，到1999年再统一改用欧元。联盟条约给出了目标，但是没有分配责任。当时市场上对英镑的需求较弱，对德国马克的需求则较强。市场的力量要求英镑贬值，马克升值。如果要维持原有汇率不变，就必须进行政策干预。干预不外乎两个办法，要么英国加息、收紧英镑，要么德国降息、放松马克。这两个办法，执行一个就行了。可是执行哪一个呢？在欧共体的组织架构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能够最终拍板。于是两国相持不下，德国态度傲慢，英国不甘屈服，大有宁可一拍两散之势。量子基金的老板索罗斯、基金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信孚银行的交易员罗伯特·约翰逊，三人围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密谋狙击过气了的上一代世界硬通货——英镑。最后，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说出了那句名言：All In（全押上）。
因为做空需要对手，而量子基金并不是在英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所以不能直接跟英格兰银行交易。于是索罗斯满世界打电话，问哪家银行愿意买入英镑，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在此类交易中，商业银行并不想自己持有英镑，它们从索罗斯手里买下英镑后，立即转卖给英格兰银行，甚至还会卖得更多一些，给自己也做一些空头。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底牌是摊开的——它只想维持汇率，所以在广大“吃瓜群众”看来，如果索罗斯成功了，英镑将贬值；即使索罗斯失败了，英镑也不会升值。于是做空英镑便成了一桩不会失败的交易，搭一道顺风车，何乐而不为？1992年9月，英格兰银行一直按照联盟条约，以既定价格与商业银行交易英镑。但是从9月14日开始，水坝似乎出现了裂缝。到9月16日，英格兰银行才如大梦初醒一般，在一日之内连续加息2次，上午加2个百分点，下午加3个百分点。可惜此时洪水已经汇聚成势，无法阻挡了。如果是股价暴跌成灾，人们至少还可以关闭交易所，而外汇市场遍布全球，无边无际，就连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强制停止英镑交易。当天晚上，英国宣布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假如当年英国没有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英镑应该会在1999年并入欧元。一个真正统一的欧元区将会比现在更强大，更有可能与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如果当初把货币统一了，2016年以来的英国脱欧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事实上造成了大西洋两岸此消彼长的效果。所以一直有说法认为，英镑战役是一场由美国策划的阴谋。在我看来，越是短期、微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偶然性就越大；越是长期、宏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必然性就越大。具体到索罗斯狙击英镑这一人一事，有没有阴谋我不敢说，但是英国无法融入欧洲，这是由其长期历史趋势决定的。没有索罗斯，也会有张罗斯、李罗斯。在1992年英镑贬值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把总共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花掉了270亿美元。按照贬值后的价格计算，英格兰银行的账面损失大约是38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0亿美元落入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囊中，其他大小投机者也都各有斩获。索罗斯一跃成为风云人物。量子基金的金主之一、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詹尼·阿涅利告诉记者，当年他从量子基金中得到的盈利比从菲亚特公司的还多。至于英国纳税人，虽然损失了金钱，但是维护了大不列颠的孤独斗士形象，他们应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1985年，美、日、英、法、德五国在纽约时代广场饭店签订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史称“广场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是由五国共同拟定的，但是执行内容的任务主要落在德、日两国，尤其是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后3年的时间，日元从1美元兑换25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客观地说，这次汇率调整的方向以及幅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日元确实应该升值，升值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也是公允的，并不存在汇率泡沫。日元升值没问题，升值的幅度也没问题，但是升值的速度有问题，升得太快了。日元升值，日本的人力和资源价格都变贵了，所以日本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转移出来，而最理想的转移目标就是中国。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在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日本待不住，中国不敢去，那么怎么办呢？去东南亚。仅从财务数据上看，投资东南亚的效果并不怎么漂亮。但是比较而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东南亚比南亚、中东、南美还是强一些的。因此，除非中国重返国际市场，否则投资东南亚就是最优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重返国际市场的决心是很大的。在几千万年轻人就业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刻不容缓。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全球市场上犹如一声惊雷。与1985年相比，1994年日元大幅升值，人民币大幅贬值，交叉换算过来，日元兑人民币大概升值了7倍多。再加上中国政局已经比较稳定，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已是大势所趋。全都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扮演杨修的角色，帮助曹操下定撤退的决心。在历史的机缘下，索罗斯就成了那个杨修。不过，历史上的杨修是曹操的下属，有责任为曹操出谋划策，然而索罗斯扮演的历史角色却是不自觉的，他所遵循的唯一行为逻辑就是为资本逐利。从1996年开始，一些国际游资就开始逐步做空泰铢。1997年，索罗斯等大鳄加入做空行列，并且造起舆论声势。原本还想骑墙观望的实业资本夺路而逃，泰国股市随即大跌。泰国央行略做抵抗之后向投机者“投降”，放任泰铢大幅贬值。整个东南亚的股市和汇市有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人类有同情弱者的天然倾向，因此许多人在回顾这场危机时，都会为东南亚经济感到惋惜。但是如果东南亚的制造业确实具备竞争力，那么在金融危机过后1年、3年，顶多5年就会有实业资本回归。毕竟资本是逐利的，没人会把更有效率的资源放着不用。可是这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基本面上找原因，而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的细节上。至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索罗斯隔空论战，或者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以红地毯迎接索罗斯，如此种种，都不过是些花絮而已。
▲1998年，索罗斯试图做空港元，但以失败告终
1954年，道琼斯指数终于摆脱大萧条的阴霾，创出了新高。两年后，26岁的索罗斯踏上纽约的土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里，资本市场的主宰者已经换人了，从“贵族”银行变成了二级市场的投机者。驱动股市运转的根本力量也从高高在上的个人信誉，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财务指标。用财务比率的变化来鼓动投机者的热情，让情绪影响价格，再让价格影响基本面。这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成为可能的新兴潮流，而索罗斯正是那个顺应潮流的弄潮儿。
索罗斯被认为是“天才”，也被认为是“魔鬼”。他率领投机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
但不可否认的是，纵观索罗斯的投资生涯，行走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如同踏在泡沫和崩盘中间的钢丝上。
索罗斯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和方法，拥有认识金融市场所必需的特殊风格，具有独特的市场洞察力。他把他一生的经验凝结在一本书里——《金融炼金术》。
这是一本金融投资指南必读书。书中，索罗斯阐述了完善与突破传统金融投资理论的“反身性理论”：
市场参与者的思维与市场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彼此无法独立，参与者的认知与市场永远处于变化过程之中。参与者的偏向以及认知的不完备性造成均衡点遥不可及，而趋势也只是不断地朝着目标移动参与者的思维直接影响市场情景，往往会造成市场诸多的不确定性。
在本书中，索罗斯除了精辟地论析他的投资理念外，还有大量的投资模型可供读者参考，涉及的知识面也非常广，比如证券、货币、外汇等方面。书中所展现的思想的密度和锋利性，是任何其他金融著作难以比拟的。无怪乎《华盛顿邮报》称：“金融投资类著作只有两种：《金融炼金术》和其他。”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部投资理论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可以帮助读者建立起认识世界的思维和方法。或许，这才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先知书店得到《金融炼金术》少量现货，库存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来源 | 本文整理自丁昶所著《文明、资本与投资》，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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