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思想的核心特质：无问东西的“人文主义”
以赛亚·伯林
伯林既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又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中典型的自以为是嗤之以鼻。伯林既洞察到左翼政治的特质，又拒绝意识形态化地对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幸灾乐祸，并不忘对俄罗斯民族在挣脱枷锁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学悟性、艺术成就和思想韧性保持深深的敬意。伯林既敏锐地看到了苏联的内部问题，又反对将失败归咎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更不同意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体化和个人统治。彻尼斯的研究显示，伯林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时代西方流行的亲苏与反苏的狭窄框架的限制。
这就是说，伯林的自由主义“无问东西”——如同康德哲学无问东西、关注活生生的每个个体、因而具有跨种族、跨文化、跨国界的普遍意义。伯林始终坚持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辩护，始终拒绝“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拒绝一种“原教旨主义”。
他对任何声称自身是绝对真理的主义都表示怀疑。这种坚定的怀疑主义决定了，他既拒绝布尔什维克式的“历史决定论” （声称人类必然能发现社会前进的某种绝对真理），也拒绝弗兰西斯·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声称人类意识形态斗争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而非任何官方化的自由主义——在伯林的思想语境中，这“既属于道德-政治立场，又是方法论-认识论立场”。
正是这种超越民族偏见、文化偏见、党派偏见的道德-政治立场，成就了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在价值和持久意义，也决定了伯林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非凡地位。在他的道德-政治立场视域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固然是一元主义独断论的恐怖试验场，但是，二战后英美自由主义世界亦非至善至美，在那里个人自由同样深受来自政治现实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家长制管理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的深深侵害。
中国学术界熟知伯林构想这些复杂问题的那些著名的分析手法。这些分析手法大多以二分法形式出现，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多元主义（多元论）与一元主义（一元论）、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管理主义与反管理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与反科学至上主义、刺猬与狐狸等等。这些重要的二元范畴支起了伯林政治思想内容的基本架构。
彻尼斯结合伯林个人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全景式地介绍了伯林自由主义理论的灵感源泉、主要问题意识、根本价值关切，为人们理解伯林这些著名二分法的思想与政治内涵提供了学术指南。
对当代中国的法政思想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伯林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参数。他出生于俄罗斯，长期生活在英国，多次往返美国与苏联生活工作，对英美自由秩序的机理和以苏联为典型的统治秩序的本质都有鞭辟入里的观察分析。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本人始终保持敬意并对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1939年伯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一书不但没过时，而且称得上是一份重要的智识增量。
《卡尔·马克思》，以赛亚·伯林著，译者: 李寅，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
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阐述伯林对苏维埃俄国制度问题的观察。至于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思批判和他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需单独撰文讨论。但这不妨碍我们在此先总结说，苏俄共产主义+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组成了伯林政治思想的三大研究维度。
贯穿伯林这三个维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认识论元素是：始终秉持包容的温和的怀疑论和强烈的道德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强调“具体个人的具体目的是一切价值的最终归宿，践踏这种目的是一项罪行，因为这世间不存在任何高于个体目的的理念或价值，也因而不存在任何信条赋予某人施暴、侮辱、毁灭他人的权力——个体本身是一切原则与价值的唯一来源。”
伯林是从这个坚定的道德个人主义内核出发去界定自由的基础内涵。“自由的本质永远在于一个人能够依照自己的愿望，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而不被某些庞大的体系所强迫、欺凌与吞噬；自由存在于个体进行抵抗的、不受欢迎的权利之中，也存在于个体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的权利之中，而唯一支撑这些权利的理由，就是它们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除却它之外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自由，或关于自由的幻想。”——这是进入伯林政治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以赛亚·伯林作品集”，这套书是最能代表伯林思想水准，翻译装帧最考究版本，诚挚推荐给热爱自由观念的朋友。
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是政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伯林不仅论自由，更是论自由的敌人，左右开弓，“上下其手”，实在精彩；不仅论自由主义，更论及浪漫主义、多元主义等等所有政治观念中与自由相关的理念，让我们彻底读懂自由的内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伯林思想激荡，文笔极好，关键是任何人都容易读懂。
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说：“以赛亚·伯林所成就的，会让20世纪骚动不安。”
世纪之初，中国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伯林热”，然而，这股热潮很快冷却，伯林的思想并未触达应有的范围。然而，谁曾想80年后，伯林的思想再次挑动了人们关于政治狂热和观念冲突的敏感神经。对自由我们渴望太多，却知之甚少，莫再错过伯林。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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