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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心跳停了,手术台灯亮了,他们为何成为新加坡医学生行医前路的护航灯?

联合早报 新加坡鱼尾文 2022-12-17


每个医学生都经历过这门与人体对话的课,他们称作解剖课——解开与剖析大体。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在一具完整的人体上动刀,多数使用分解后的区块,从中习得知识。毕竟,最困难的是,大体何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2012年推出遗体捐献计划后,国人可在生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决定死后将遗体让医学生初窥人体堂奥。


为提高国人对遗体捐献的意识,杨潞龄医学院在2012年推出“无语良师”计划。(李健玮摄)


因着这股勇敢与大无畏的举动,这些遗体被称为“无语良师”。


他们不发一语,却是一位滋养学生的好老师;他们不带走一物,却留下满身的奥秘与知识。


无声胜有声 大体捐献者

——“无语良师”


在一个少有人谈论死亡的年龄,刘雪萍早已决定了她死后的去处。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刘雪萍(35岁,家庭主妇),被宣告患上第二型糖尿病时,并不意外。当时她才15岁,是一名中三学生。


“我有心理准备,但糖尿病来得比预期早,我一辈子要吃药。”


虽然刘雪萍对患病反应淡定,但糖尿病毕竟像是个不定时炸弹,有太多变数,育有一个11岁女儿的刘雪萍,心中难免有挂碍。


刘雪萍中学就患上第二型糖尿病,从此药物伴随。(李健玮摄)


刘雪萍说:“或许我的肾脏明天就挂掉了,或心脏明天突然骤停。患有这种病,我不得不忧虑自己的生命何时就此罢休。”


而生命的脆弱,也让刘雪萍深刻省思人生的价值。


2021年,刘雪萍的朋友偶然聊天中,向她提起“无语良师”计划,让她眼前一亮。


她说:“我从小就喜欢‘捐献’的概念,有分享的意思,但是因为糖尿病每天需要服药,所以连捐血都办不到。当她告诉我时,我马上就说好,我也要!”


完成遗体捐献协议书签署后,刘雪萍如卸下心头大石。“拿到全国器官移植组(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Unit)给我的蓝色卡,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兴奋,但我同时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先生不那么认同我的决定。”


8月一个午后,坐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办公室受访,穿着黑上衣的刘雪萍多了些娴静。她说:“医学生几乎只能从书中学习,没有活生生的样本进行解剖,我死后捐出我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活样本,让学生能够有更多书中学不到的实质经验,来了解我们身体发生的事。”


其实,刘雪萍期待医学终能有新突破,帮助和她一样受家族病史所苦的人。


“若这能帮助医学生更上一层楼,行医时找到根除疾病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解剖必学

找大体不易


在国大杨潞龄医学院,解剖学科是一年级医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透过已解剖的人体器官,学习人体组织和构造。


心跳停了,手术台灯亮了,他成为学生行医前路的一盏护航灯。(李健玮摄)


解剖学系主任叶伟祥副教授受访时说:“学医过程中解剖学非常重要,所学的知识,进入临床医学都用得上。但是找遗体不容易。”


2012年之前,医学院的解剖课,使用的多是无人认领的遗体,在停尸间停放一段时间后,就会送到医学院供教学用。但叶伟祥说,这类遗体数量少,“供应也相当不稳定”。杨潞龄医学院每年需要至少16至25具遗体。


当时,自愿捐献遗体者也不多。1970年至2012年间,新加坡只有约400人在生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将遗体捐出来用作医学用途。


为思考解决方案,时任解剖学系主任马文发教授与团队参访世界多个大学,后来就在医学院成立了遗体捐献计划——“无语良师”计划(Silent Mentors Programme)。


无语良师计划,每一具遗体都被学生尊敬与感恩对待。(李健玮摄)


根据计划,凡是年龄满18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宣誓为大体捐献者,死后将遗体捐赠给杨潞龄医学院解剖学系。遗体将在医学院存放18至36个月,供医学生和研究生课程使用,也开放国大其他医学相关科系,如牙科、护理科、药剂学科及生命科学系学生研究。


计划开展至今10年,截至2022年8月23日,国大已接收174位“无语良师”,其中106个是男性,68个是女性;年龄最轻的38岁,最年长的98岁。


捐献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的甚至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都是医生的老师。


“这些无私的捐赠者不以言语教导学生,学生从他们的身体学习人体结构 。”叶伟祥受访时,“无私”二字一直挂在嘴边。


“计划初期,医学院的教授们对计划的成败有所保留,毕竟新加坡是东方社会,避忌谈论死亡。没想到,第一年就接到五具遗体。新加坡人对于奉献,是慷慨而无私的。”


学生在正式启用“无语良师”前,要默哀数秒、集体宣誓。(李健玮摄)


现有数据显示,在医药(治疗、教育及研究)法令下,签署捐献遗体的人数,在1972年至2012年只有400人,2012年至2018年的六年间则激增至3600人;单是2018年就有超过500人签署遗体捐献协议,显见“无语良师”计划的宣导成效。


捐献者必须在生前向全国器官移植组注册,一般没患传染病就可捐赠。除国大医学院,遗体也可能分派其他医疗机构,供医学研究之用。


听不见学生道谢


“无语良师”在学生的刀下“伤痕累累”,而学生们对此感怀在心。


尽管“无语良师”听不见学生的道谢,医学院的教授们都认为“无语良师”得之不易,必须举行感恩仪式,让学生得以郑重表达敬意。


解剖使用器具。(李健玮摄)


叶伟祥说:“每个学期开课前 ,导师都会带领学生站在每位无语良师的身旁默哀、宣誓;每个学期结束时,我们会举办一个由学生带领的感恩仪式,我们会邀请捐献者的家属来参与。”


他也提到,校方也会在完成所有研究用途后,为“无语良师”安排遗体火化和骨灰海葬,学生都会特别前去送行。 


每学期开课前 ,导师都会带领学生在无语良师身旁默哀、宣誓。(李健玮摄)


受丈夫启发

七旬妇毅然当起“无语良师”


陈玉妹是医学生2022年送别的其中一位“无语良师”,她2018年因乳癌复发去世,享年71岁。


当时,陈玉妹的女儿龚喜真只为母亲办理了三天白事,就把她交给了杨潞龄医学院人体解剖教学中心。


由于大体解剖工作坊因疫情停办两年,陈玉妹在医学院待了四年,比过去的“无语良师”还要久。


陈玉妹的火化和海葬仪式,分别在7月8日和23日举行,亲人和学生共三四十人目送她最后一程。


龚喜真(36岁,公务员)说:“妈妈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学生,让教育更完善。当国大协调员表达学生获益良多,我就觉得妈妈的心愿完成了。”


其实,母亲并非龚喜真家中,第一个做出死后捐献遗体决定的第一人。


“我的爸爸是家中第一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人,他2016年去世,2018年火化和海葬。妈妈看到也经历我爸爸捐献的整个过程,学生们当时跟我妈妈说他们学到很多知识。也许是被启发,同时她也克服心里的那些恐惧了,所以效法爸爸。”


签署捐献协议约半年后,陈玉妹安详离世。作为独生女,龚喜真纵然不舍,但她回想母亲生前的慷慨与大方后明白,母亲决定当无语良师是一种延续,“是她生前的行为和举动,延续到往生后而已,她想帮助人”。


进入解剖室,需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解剖室里扑鼻而来的是福尔马林的防腐味。(李健玮摄)


龚喜真说:“我很感动,因为我的父母受的教育并不多,但是他们做出很伟大的决定,所以我现在有个任务,就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计划,让他们不要那么恐惧。”


每一具“无语良师”遗体前,都会摆放他的生前照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死亡日期,让学生起敬意。(李健玮摄)


“老师”无私奉献

学生勤学苦练


杨潞龄医学院二年级学生蔡佩臻(19岁)刚入学,就耳闻有个解剖工作坊,但名额稀缺,竞争激烈。2022年5月,蔡佩臻非常幸运地选上课程后,第一次见到“不发一语”的老师。


蔡佩臻说:“当我知道‘无语良师’是自愿捐遗体的时候,又看到照片在旁边,我就觉得跟他有个特殊的关系,这让我解剖时更细心,因为我不想伤害他。”


为了加深学生对“无语良师”的认识与敬意,校方捐赠者的遗像摆在遗体前方,并附上名字、年龄和死亡时间。


蔡佩臻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认识我们,更不知道到底谁会在他们的身体上进行解剖,但是他们为了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医生,愿意捐出自己的身体。”


蔡佩臻端视“无语良师”,勉励自己要用功、努力从“老师”身上学习宝贵的知识。(李健玮摄)


为期一个月的大体解剖工作坊,蔡佩臻与同学每天从早上9时到下午5时,都在解剖室室专心研究不同的人体部位。即使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的气味重得刺眼,也无阻她的学习热忱。


“我们解剖他的身体看里面的器官,还有学习血管这类细节。但是有时会不小心切掉血管,每次切错,就会提醒自己下次要更注意,下次要做得更好。”


这份细心,也从上课第一天延续到最后一天。


解剖课,学习和研究人体构造。(李健玮摄)


请在我身上划上错误的千百刀,也别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李健玮摄)


“解剖课最后的缝合是我唯一能为‘无语良师’做的事,所以我只想把每一张都缝得整整齐齐,让他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


或许是受到捐献者的精神感召,蔡佩臻总是惕厉自己,在学医的道路上精进向前。


“我下定决心要用功学习人体构造,因为他们无私帮助我,我要更努,以后才能帮助更多人。”


人体解剖工作坊因疫情关系,停办两年,2022年重启让医学生选修。国大杨潞龄医学院解剖教学中心里的八位“无语良师”。(李健玮摄)


用于移植治疗教育或研究等用途

同意死后捐献遗体人数近年增三成


新加坡同意死后捐献遗体的人数近年增加,2019年至2021年,每年平均有500多人,比2012年至2018年的每年平均400多人,增加近三成。



卫生部全国器官移植组(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Unit,简称NOTU)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1973至2021年,超过5700人在医药(治疗、教育及研究)法令下,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同意死后捐出遗体,以用于移植、治疗、教育或研究等用途。其中,2012年至2021年,就有4800多人。


换句话说,1973年至2012年,同意捐出遗体的人仅900多人。医药(治疗、教育及研究)法令于1972年生效。


NOTU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公布相关数据。根据当时的统计,1973年至2018年的遗体捐献签署者,达4000人。


由于早年的遗体捐献者有限,需要大体来开办解剖课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一般只能使用医院里无人认领的遗体。碰上遗体数量不足,便得由专业解剖师进行解剖,医学生从旁观察学习。


为提高国人对遗体捐献的意识,杨潞龄医学院在2012年推出“无语良师”计划(Silent Mentor Programme)。这项计划2022年迈入第10年,截至8月23日,共接收到174具遗体,当中106个男性,68个女性,年龄介于38岁至98岁。这些遗体捐献者都是生前向NOTU注册,死后由家属送交国大医学院作为教学用途,因此被称为“无语良师”。


每年需16至25具遗体

开办解剖课程与工作坊


杨潞龄医学院每年需要16至25具完整遗体开办解剖课程和工作坊,但过去两年人体解剖工作坊因为冠病疫情停办。2022年5月随着疫情趋缓,杨潞龄医学院复办了为期四至六个星期的人体解剖工作坊,让2020年和2021年入学的医学生选修,但名额仅七八十个,明显比疫情前可达300名学生的盛况少。


杨潞龄医学院二年级生蔡佩臻(19岁)是其中一名有机会参加人体解剖工作坊的幸运儿。她坦承,十分钦佩捐献者的精神,所以告诉自己要用心学习。


“我觉得‘老师’不知道谁会在他们身上解剖,但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学医就捐出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要更用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知识,未来才能帮助更多人。”


2022年以来,医学院接收到的遗体捐献有所增加,单是首八个月就有16具,接近前两年的总和。


杨潞龄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叶伟祥副教授受访时说,遗体得来不易,校方非常感激捐献者。“所以每个学期开课前,学生都会站在每个‘无语良师’的身旁默哀、宣誓。学期结束时,会举办感恩仪式。”


国大也会为“无语良师”安排遗体火化,然后将骨灰海葬,并承担所有费用,学生们都会特别前去送行。15岁就患上第二型糖尿病的刘雪萍(35岁,家庭主妇),去年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书。她坦言没有忌讳,更希望自己死后能为医学做出贡献。


“糖尿病让我连捐血都办不到,听到遗体捐献让我很高兴,终于能为医学付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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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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