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努力也不够？新加坡一批未满40岁年轻人为何长期陷“穷忙”窘境？
失业者或中年转业者陷入困境的问题长久以来受决策者和社会关注，不过新加坡职场还有另一群弱势者，即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年轻资历浅和学历低的双重劣势，容易陷入“穷忙”的窘境。
（蔡家增摄）
研究团队访问1905名自2017年开始工作、年龄介于21岁至38岁的公民。他们的教育程度分四类：大学文凭或更高、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中学或更低。研究聚焦于低收入青年，他们都住政府组屋，约四成属于低薪阶层。
研究发现，拥有工教院或更低学历者，家庭月入中位数介于3300元至3500元。他们一般从事技术和辅助专业人员、服务及销售员、机械操作员等工作。当中，11％属于平台人员，即送餐员或私召车司机等，面对低薪和职业前景欠佳等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以月薪中位数来说，拥有工教院学历的受访者，与中学或更低学历者无区别，同为2000元。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在这项研究中，持工教院证书学历者稍微较为年轻。
持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的年轻人，收入比其他学历组别明显更高，月薪和家庭月入中位数分别为4200元和8000元。
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社工系副教授吴瑜虹，10月底在一场题为《努力工作也不够》的对话会上分享研究成果。活动由宏茂桥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与马来西亚饼干制造商Julie's发起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最好的你”（The Best of You）社会运动联合举办。
吴瑜虹说，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与学历和收入较高的同龄人相比，更容易面对“时间不够用”（time poverty）的挑战。
他们当中，有些工时非常长，每天超过10小时，还须轮班或在周末假日工作等。由于工作性质等因素，他们无法掌控时间，更无法在上班日抽空进修。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自我提升的年轻人也会因没时间或没有能力承担费用，而无法参加有助提升技能、改善就业前景的课程。
“如果薪金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可通过进修，进一步提高收入，而低学历的同龄者却不大能够这么做，社会不平等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改善年轻低薪族待遇
政府应扮演领导角色
“政府在这方面须带头，主要因为雇主占主导地位，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制定薪金的方式已失灵。此外，加强培训可为社会带来不少利益。”
在吴瑜虹看来，这些年轻员工的工资过低，有必要纠正。“加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IS）及扩大渐进式薪金模式（PWM）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而且必须加快推行。政府也须更积极推动雇主在制定业务目标时，将员工福利纳入计划。”
政府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2023年起扩大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涵盖范围，合格月入顶限将从2300元调高至2500元，可受惠的低薪员工年龄也会从目前的35岁降低至30岁。
此外，2022年9月1日起，渐进式薪金模式扩大至零售业，以及公司内部清洁工、保安人员及从事园艺工作的全职低薪雇员。外包清洁、保安、园艺、电梯与手扶梯领域雇员，已从2014年至2019年陆续纳入计划。
吴瑜虹建议政府和雇主加强合作，为低学历年轻人推出合适的课程，并且提供职业发展的培训，以及通过自动化或重新设计工作程序等方式，让员工有时间去上课。此外，政府也可与社会服务工作者携手，提高给予年轻低薪员工的职业辅导。
针对平台人员目前不受雇佣法令保护，也无法从渐进式薪金模式中受惠，吴瑜虹呼吁政府加快步伐，落实新措施保障这些员工的福利和权益。
人力部平台人员咨询委员会刚在11月23日提呈一系列建议，包括规定30岁以下的平台人员须缴交公积金。建议获政府接受，最早2024年底生效。
吴瑜虹说，决策者长久以来关注较年长员工，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个群体面对失业和事业停滞的风险。然而，这项研究凸显年轻低薪者也面对风险，若不协助他们应对挑战，日后他们可能成为须要政府援助的群体。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参与者的职业地位、薪水及工作条件的差异，不能纯粹归咎于教育程度。不过就统计学而言，不同学历者在这些指标的数据差别显著，显示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在工作条件和薪金等方面，更容易处于劣势。未来研究或可长期跟进年轻低薪者，深入了解他们工资、职业等方面的发展轨道。
这份研究获教育部的社会科学专题研究津贴资助。
派送员想找全职工买房
“照顾孩子需求最重要”
回忆当年20来岁时一人打两份工，每月有四五千元入袋，包裹派送员伊哲（化名，左图，38岁）对如今月入1000元左右，备感无奈。
年少时无心向学的伊哲，2001年在工艺教育学院仅上了一年的建筑服务Nitec课程就辍学。
服完兵役后，他凭技能申请到一份在机场当技术员的工作，薪水2700元，对当时的他来说，已相当可观。加上他晚上到夜店当巡场，每月可赚四五千元。
四五年后伊哲被裁退，丢了技术员的工作。他过后在一家酒店当技术员，但因人事纠纷而辞职。他决定专注当夜店巡场，日子算过得去。然而在2014年，雇用他的公司无法与夜店续约，他再度失业，顿时感到茫然。
伊哲后来结婚生子，决定结束日夜颠倒的生活，但由于学历低，他只找到日薪55元的保安员工作。
四年前，他发现平台工作似乎有赚头，转行当送餐员。“起初我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可赚约3000元，但2019年起更多人加入，竞争激烈，平台调整佣金制，后来每月只能赚一两千元。”
他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年龄介于六个月至6岁。一家人住在租赁组屋，过去几年申请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每月获得一两千元补贴，但每隔几个月得重新申请。他们每月也获基层组织和非盈利机构的粮食救济。
伊哲最近改当包裹派送员，在自己社区内送包裹。明年最小的儿子上托儿所后，他打算找一份全职工，也不排除上课提升技能，当回技术员。他希望有一天能购买自己的组屋，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但不会在孩子面前显露。如今最重要是照顾孩子的生活需求，我自己缺什么倒无所谓。”
接线员考虑读专业文凭
为自己和孩子打拼未来
单亲妈妈蕾拉（33岁）两个月前开始新的接线员工作，这是她投入职场16年来首次月薪超过2000元，也是第一份无须轮班的工作。
蕾拉2007年从工教院电子科技国家工教局证书（Nitec）课程毕业后，随母亲到工厂打工，没有升学。她后来投入保安和客服行业，曾有不错的发展，但碍于学历，最高工资只徘徊在1900元左右。
“我曾在一家健身房当前台客服员，起薪约1700元。我的工作表现优秀，升为高级客服人员，还分担经理的部分职务，但薪水总无法突破2000元。”
公司虽派蕾拉去上课提升技能，但这对她加薪的帮助不大。加上她得轮班，因此没想过读专业文凭课程。
她约四年前怀上第二胎后决定辞工，相夫教子。岂料不久后，婚姻亮起红灯，丈夫前年抛下她和孩子，迫使她得重返职场，当起包裹派送员。一连串打击，让低学历低薪的她，生活陷入困境，必须到社会服务中心和宏茂桥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申请经济援助。
目前，蕾拉当接线员的薪水虽有2200元，但由于还得付预购组屋房贷，到了月中钱已不够用，薪水往往只剩100元。“生活压力常把我压得透不过气，孩子是我继续撑下去的最大动力。”
如今工作时间固定，她在考虑报读专业文凭课程，以争取更高工资，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打拼。
工教院毕业生职业和薪金
与学历更低者相近
接受研究团队访问的工教院毕业生当中，有不少从事的职业，与学历更低的非工教院毕业生相当类似，工资也没有明显更高。这意味着，提升工教院毕业生薪金和职业前景的工作，仍然至关重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上个月在第14届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对工教院和理工学院与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差距扩大表示担忧。他指出，本地经济仍过度看重认知能力，也就是被视为靠脑力的工作（head work），而没让从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更需要手艺或心件的服务业和社区关怀职务。
过去六七年，工教院毕业生起薪中位数在1700元左右，去年上升至1800元，但与大学毕业生的3800元差距相当大。
学历较低者更可能
申述有心理疾病症状
国大副教授吴瑜虹认同黄循财的观点。她认为，要提升年轻低薪员工的薪金，人们除了要改变观念，也须从政策和推行有效培训课程方面推动。以工教院毕业生来说，她认为，关键是要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以及对他们的价值给予足够肯定。
“我们进行的研究中，许多从工教院毕业的青年从事服务、销售、文书及送货等工作。学历比工教院低的也在从事这些职业。
“接下来，自动化和数码化科技更普及，即使这些工作岗位不须要那么多人力，我们仍需要有人从事这些工作……渐进式薪金模式对提升低薪员工的工资这可发挥作用，而社会大众和雇主也须认为有必要这么做。”
另一方面，这项探讨在职贫穷的研究，也要求受访者评估自己的心理状况。研究发现学历较低的青年，更有可能会申诉有心理疾病症状。
数据显示，拥有中学及更低学历者当中，约13％申诉曾出现重度抑郁症状，在所有学历组别中的比率最高。其次为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9.42％），以及工教院学历（8.93％）。拥有大学文凭及以上者的比率最小，约为4％。
研究强调，评估显示的是受访者面对心理状况的可能性，并非心理疾病诊断工具。
在自我效能感，即对于凭自身能力达成目标的信心度方面，拥有中学及更低学历者的平均分数，比其他学历组别明显较低，在满分5分中取得3.7分平均分。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3.84），以及工教院学历者（3.82）的分数不相上下。大学文凭及以上学历者的自我效能感最高，为3.91分。
此外，面对冠病疫情，不同学历年轻人承受不同程度的影响，低学历者更常遭遇收入减少、裁员或停工等状况。
研究发现，受访者中，四成因工作性质不允许，从来没有远程办公，当中以低学历者居多。这意味着，居家办公等灵活工作安排即使普及化，对这一打工族在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方面的作用不大。
根据《教育统计摘要2022》数据，多数中学生升读中学后教育：在N水准学生中，2011年至2020年比率介于92.4％至97％；O水准学生近年近99％。这意味仅拥有中学或更低学历者目前属少数。
至于工教院，近几年每年有约1万3000名毕业生。每10名国家工教局证书（Nitec）课程毕业生中，超过七人继续进修更高学历。
文：许翔宇、卢慧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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