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考 | 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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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音频
正文
01
讲好中国故事
Foreword
我在法国担任大使期间，经常应法国各界人士的邀请去发表演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法国、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在上升，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
法国人请我去讲话，一般邀请单位和听众的层次都比较高。对于请我去讲话的要求，只要时间允许，我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每年大概在法国各地要讲几十场。
法国人很喜欢讨论问题，我每次在讲话之后允许听众提问，有时候答问的时间比我讲话的时间还要长。我很愿意接受提问，因为提问反映出法国人头脑中对中国的疑问，答问更能有的放矢。如果你讲得在理，人家也容易听得进去。
法国人认为法国是人权的祖国，他们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十分关注。我在法国讲话中，不时就民主问题回答听众的提问。我大体上是这样说的∶
民主是中国人的追求。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革命的时候，民主是写在我们的纲领里的。
今天，民主依然是我们的追求。我们提出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实现民主的方式也不一样。法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大一样。中国人实现民主的方式也与法国、美国不一样。
中国人走上今天这条道路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形成的。
读一读中国的近代史就会发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的主导思潮是向西方学习。我们学习过西方的议会制度，也学习过西方的多党制，但是都没有成功。向西方学习的主导思想发生逆转，就是在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初期中国人觉得战争离自己太远了，发表了中立宣言。后来，随着战争的推进，战场上打得十分惨烈，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死了很多人。残酷的战争使得欧洲劳动力奇缺，这个时候法国和英国找到中国政府，希望中国能派遣劳工赴欧洲，解决欧洲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开始中国人有些犹豫，后来欧洲人向中国政府允诺∶“你们派劳工去欧洲也是参战，战争胜利了，中国同样可以享受战胜国的荣耀。”
欧洲人的这番话打动了中国人，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与此同时派遣了十几万劳工到法国、英国。中国的劳工在欧洲承担了最艰苦的工作，大概有近2万人因为战争、疾病等原因死在欧洲。在法国、英国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支援了它们。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1月28日，和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听取中国代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
顾维钧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在会上慷慨陈词。他指出∶
1897年德国军队武装入侵山东，1898年3月中国政府在压力下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但是，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按照国际惯例，在战争状态下签订的条约不作数。
山东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山东的 3600 万同胞都属于中华民族。在德国战败、中国战胜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且我们这个行动，也完全符合和会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顾维钧这番讲话有理有据，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美国总统威尔逊带头上来同顾维钧握手，对他表示祝贺，认为他这番讲话对于中国的主权作了很好的阐述。此后舆论一度比较乐观，以为中国能够收回胶东半岛。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和英国在“一战”进行期间就答应了日本，让日本在战后接管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后来，美国也转为支持日本，这样，在《凡尔赛和约》的条文中明确规定，让日本接管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
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觉得被西方列强欺负到家了，被它们欺骗了。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力图对和约作出保留未果的情况下，决定拒签《凡尔赛和约》。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段历史说明中国人走上今天这条道路是历史形成的，是对西方大国欺凌、压迫的反抗。
”法兰西民族是很愿意辩论的民族，如果他们自己觉得有理，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即便是中国大使，他们也不会客气。可是我在作了上述一番讲话后，会场沉寂了，没有人出来反驳我。
会后，一些法国人来找我，向我表示说：“吴大使，您讲的这段历史我们过去不知道，值得深究。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理解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是很及时的。中国正在崛起，我们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是在与世界合作共赢中崛起，这就是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崛起，将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讲好中国的故事，会减少我们崛起中的阻力，有利于争取到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02
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Foreword
2012年，我去卢森堡开会，回国途中在巴黎转机，飞机上遇到一位法国朋友，与我谈起来。她对我说：“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大家有些害怕。”
我与这位朋友多年没有见面，见面不久她就讲了这番话，我相信，她这番话是反映了一些外国人的真实想法。
回到北京后，我出席一次会议，见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我向他介绍了我与法国朋友的谈话，并问他：“大家是有些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是这样。”
人家怕你，这不是什么好事。怕你，就要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
人们怕中国，这与世界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大变化密切相关。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精英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结束了，从此之后他们可以稳坐天下。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批新兴大国在崛起，中国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占到半壁江山，这样一个变化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全球70亿人，真正了解中国和平发展政策的是极少数人，多数人总是拿历史上大国兴起的先例来套中国。他们想，历史上大国兴起，总是要侵略扩张，难道中国就是例外？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还与其今日的处境有关。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较大。美国经济虽然在复苏，但步履维艰，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奥巴马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后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与欧洲情况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反差增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担心，乃至恐惧。
还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全球的主流媒体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存在很深的偏见。这些偏见当然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形势的报道，也会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我曾主持过一场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四位嘉宾：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希拉克总统前文化顾问戴哈诺娃、前德国歌德学院总院院长阿克曼，以及原籍美国、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布朗。
我问他们：“为了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Q1
赵启正说：
最需要的是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Q2
阿克曼赞成赵启正的意见，他说：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就需要全面看，看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外界最怕中国是“铁板一块”。其实，今天的中国多样性十分突出，多样性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多样性。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样性，人们会认为，中国也和他们差不多，恐惧心理就会逐渐减弱。
Q3
布朗教授则认为：
中国要让世界了解，最重要的是开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挑战和问题是必然的，不出现这些问题和挑战才是奇怪的，让世界了解没有什么害处。
Q4
戴哈诺娃直言不讳地说∶
最需要做的是，中国要多一点自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崛起，世界议论纷纷是必然的，不必事事都做解释。
Q5
赵启正还强调：
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可以做，各界人士可以做，公众也可以做。
赵启正这番话很有道理。
2006年10月，我时任外交学院院长，会见基辛格时，我邀请他去外交学院给学生讲一次话。
基辛格说：“讲话我不讲了，我愿意与你们的学生座谈。”
我问他：“为什么要跟学生座谈？”
他回答很坦率：“现在中美关系很好，但我不知道20年后中美关系会怎么样。要了解20年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看法。”
2007年4月，我在外交学院找了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一场对话，双方交流得很好。
消除外界对中国恐惧、不安的情绪，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发挥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付出巨大努力才行。逐渐消除外界对中国的不安和恐惧，我们才能用好21世纪第二个10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
- END -
文字 | 《吴建民外交思考》 吴建民著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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