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应鹿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任驻突尼斯大使；1990年7月兼任驻巴勒斯坦大使；1991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1994年2月至1998年6月任驻挪威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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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几内亚是1958年挣脱殖民统治枷锁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法属黑非洲国家，也是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59年12月，我们一行7人随同赵源代办前往科纳克里建馆，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驻外使馆工作。

西芒杜铁矿位于西非几内亚，是个世界级铁矿，已控制和推断的铁矿石储量超过22.5亿吨，项目总资源量可能高达50亿吨，整体矿石品位介于66-67%，位居世界前列。

几内亚矿产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铝矾土储量占世界的2/3；铁矿石储量100亿吨，品位高达70%。自然条件也很优越：雨量丰沛，当地居民雨季前播下种子，雨季后即可收获稻米。到处是香蕉树，可以让人果腹，棕榈树也比比皆是。据中国专家介绍，一个人吃两粒棕榈果就够一天能量的消耗。我们经常看到几内亚人的米饭里拌和着红色的棕榈油。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拥挤的交通

但是经过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我们看到的几内亚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首都科纳克里只有一条大街，像样的建筑就是市中心的总督府（后为总统府）和海边的法兰西旅馆。街上只有两家法国的大百货商店，由于当时法国封锁，柜架上空空如也，靠一些黎巴嫩个体商贩维持日常市面运转。与内地的交通联系，主要靠一些土路和一条窄轨铁路。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几内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非洲民族主义领袖、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主要代表人物，1958年10月2日-1984年3月26日任几内亚第一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几内亚民主党创始人和总书记。

当时百姓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到处可见人们自发地在街上载歌载舞，表达获得独立、自由的欢欣心情。杜尔总统经常举行群众大会，进行爱国主义鼓动与宣传。每当他站在敞篷车上挥舞白手巾，出现在公众场合时，群众都会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由于他和其他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大多是搞工会运动起家的，他们经常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几内亚独立初期，世界上承认它的国家寥寥无几，派常驻机构的就更少了。我们国家不仅政治上支持几内亚捍卫独立，而且帮助它恢复和发展经济。如我们的专家爬上电线杆，手把手教几内亚工人架电线；又如援建当地人日常需要的火柴厂，帮他们修建大体育场，提供市场急需的日用品等。所以，几内亚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对中国开始了解和产生好感，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友好。

1959年10月4日，几内亚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960年4月11日，中国杂技团在克纳克里举行首场演出，杜尔总统在柯华大使（前排左）陪同下出席观看（后排右边为译员童心礼）。

我们驻外和援外人员对他们也非常尊重，平等相待。杜尔总统曾邀请我们的大使与他同乘直升机，陪同他去内地视察。我们也多次邀请对方领导人来使馆参加各种活动，例如观看容国团率领的乒乓球队的表演。

我当时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有几件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件是与杜尔总统在同一节火车铁皮车厢里过了一夜，另一件是在科纳克里郊区见证了老八路式“损坏东西要赔偿”的好传统。

与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

在同一铁皮车厢里过夜

1960年秋，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在中南部内陆城市基西杜古开代表大会，邀请驻几使节列席会议。会后，几方安排柯华大使和其他外国使节乘飞机回首都科纳克里，让我随同几位领导人坐火车返科纳克里。

非洲的窄轨火车

当时基西杜古市无公路通首都，必须先搭乘法国人留下来的窄轨火车到中部城市马木，然后从那里换乘汽车返科纳克里。我们是傍晚离开基西杜古市的，要在火车上过夜。

一到火车站，我看到几内亚领导人坐的火车条件之简陋，是人们想象不到的：机车后面拉的是一节装货的黑色闷罐铁皮车厢，约20来米；没有窗户，只开启几个气孔；也不安置座椅，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床前放了两张桌子。

火车开动后，民主党总书记杜尔总统与其他七八位政治局委员兼重要部长就坐在床沿上聊天、说笑；我和一位几内亚工作人员站到中间车门侧旁，从隔缝里观赏沿途景色，偶尔也交谈几句。

夜色渐浓，杜尔总统就去上铺歇息，其他政治局委员各自靠在床架或趴在桌上打瞌睡。我看大家都休息了，就在门边席地倚壁而坐、闭目养神，因为白天太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朦胧中，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睁眼一看，原来是杜尔总统，我马上站起来。他亲切地要我上他的床睡一会儿，我再三推让，最后在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劝说下，只得硬着头皮爬到上铺，躺在床上，但始终没有合眼，听着下面轻轻的说话声。过了约半个小时，我赶快下了床，谢过总统，让其他领导人去小憩。

这件事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杜尔总统深夜唤醒我的亲切形象如在眼前。听说20世纪70年代末杜尔总统执政后期，在个人集权制度下，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部族纠纷中，多位与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同甘共苦的民主党政治局委员被处死或罢官，他本人成为孤家寡人，最后病逝于美国医院。

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几内亚独立初期，我见到的杜尔总统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他当时到处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50年前在几内亚的“老八路”形象

正在非洲发扬光大

我在几内亚还经历过一次难忘的“老八路”式外交。1959年12月，我陪同使馆办公室主任、一等秘书卫永清外出办事。

那时首都科纳克里还很荒凉，郊区完全是农村模样。我们的汽车经过一条小街，忽然从一家院子窜出一只鸡，汽车猝不及防，停刹不住，把鸡轧死了。卫秘书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马上下车捡起死鸡，找人认领。我跟在后面帮他吆喝，但无人回应。

当时几内亚独立才一年，过去老百姓长期受西方殖民者欺压，忽然看到几个外国人开了一辆新车进入场院有些害怕，可能躲藏了起来。最后，卫秘书决定把死鸡放在院门一侧，旁边用砖头压了一张当地纸币，并附条说明：中国使馆人员不慎轧死鸡一只，特照价赔偿。

卫秘书是我们派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批外交官，后来出任过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驻外大使。尽管这件事不知下文如何，但我想，从中体现的中国人平等、诚实、友好的形象，会长久留在饱受欺凌的几内亚人心中。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

此后几十年间，我三次在非洲国家任职、两次随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我看到，今天中非之间已建立起团结、友好、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当年中国驻几内亚外交人员的良好形象也远为发扬光大。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几十年来我国几代驻非洲的外交、援外和涉外人员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与无私奉献。

1976年10月，朱应鹿从阿尔及利亚使馆回国休假，与大弟朱应明在故乡昆山正仪乡下合影。

我的外交生涯从常驻国外使馆来说，是从非洲几内亚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物质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例如：二十来人的使馆，除两人外，都患过非洲疟疾；我们傍晚开全体会时，穿裙子的女同志都不得不把小腿浸泡在水桶里，避免成群蚊子的袭击；在高达40多度的温度下，很多宿舍都没有配备空调，一位三秘和一位司机曾长时间共住在一间闷热的小板房里。

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计较，而且工作全心全意，并感到很有意义，真有点为“世界上三分之二人类解放”作出牺牲的劲头。大家还时时为几内亚人的朴实、诚恳、友情所感动，心情是很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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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国外见闻与人生思考》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 | 朱应鹿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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