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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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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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老百姓眼中，外交官多是西装革履，出入于非常体面的场合。其实这背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外交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们有一个外交官在战乱地区工作，有一颗子弹在他身体里待了20多年，后来检查身体时发现，才把它取了出来。在非洲有很多外交官“打摆子”（疟疾的俗称），几乎整个使馆的人都染了病，但是你却不能因为身体不适就说不干了。祖国的使命高于一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搞外交，就得做好准备，忍受疾病、伤痛、辛苦，包括长年驻外工作而与配偶、子女分居两地，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都是对人的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的巨大考验。

外交官因公殉职的情况也不鲜见。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美国方面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特派了警察在我们包下的罗斯福酒店第14层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空了一个房间，使之可以轮流在里边休息。

中国代表团成员，1971年12月摄于罗斯福旅馆（酒店）。

许多媒体记者因为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守候在酒店餐厅里，搅得中国代表团人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我们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这样过了两个月，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于是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道上、公园里走一走，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互相“看护”。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部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酒店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曾在驻匈牙利使馆工作，我俩还认识。没想到，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他就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一向早起为大家服务的王锡昌没有露面。开始大家以为他昨天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到了快10点钟他还没有露面，有人就给他房间打电话，没有人接。大家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也没人应。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马上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毛主席亲自作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细心的周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做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做了解剖后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茶杯里都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暖瓶和茶杯里，导致他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调查周围环境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我们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方要求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很久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代表团内部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二是苏联人，三是美国的右翼分子。这么做的目的是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华制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是苏联人。

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遗体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王锡昌后被追认为烈士。

调查这一命案的那段时间，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从此大家回到酒店，喝水格外谨慎小心，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喝茶也要现接水现烧开，热水瓶里的陈水绝对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全部空余时间，大家都消磨在酒店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也正因如此，在纽约常驻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连其大致地貌都弄不清楚。

后来，中国代表团买下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10层大楼作为永久性住所。这是一家汽车旅馆，有200多个房间。驻地大门依然由美国警察看守，24小时值班。此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班，从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6点。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来的楼主提出要我们暂缓一周搬入，说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以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后果然不出所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手、天花板、卫生间内，竟然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因为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清除干净，后来代表团的内部会议常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

我的视力一直不错，有一次在新驻地楼顶锻炼身体时，突然发现西边一座楼里好像有摄影镜头对着我们。原来一些媒体记者紧跟我们住进了大楼西面一座更高的楼里，还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有几次，我还真在美国《生活周刊》《新闻周刊》等杂志上发现了自己跑步锻炼的身影。

搞外交的人，对外接触面非常广，三教九流都有。回顾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外交队伍中也出现了少数败类，被外国情报机构收买过去，为了钱向他们提供我方内部文件和情报。这些人走上堕落的道路，有一个过程。外国情报机构之所以盯住这些人，一定是通过接触发现了这些人身上的弱点，如贪财、好色。这些弱点一经被发现，人家就会乘虚而入，所以外交官慎独很重要。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对于外交官来说尤其适用。

我在比利时当代办期间，有一次华人举行餐馆开张仪式，请我剪彩。他们很用心思，剪彩的剪刀是金子做的。仪式完毕之后，他们把这把剪刀送给了我。我回去之后立即把金剪刀上交了。外交官不能贪财。人与人之间接触是相互观察的，你有贪财的毛病一定会在接触中流露出来，那就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

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官有四条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四条也成为外交学院的校训。周总理还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事情要多请示、多汇报。外交队伍就应当是这样一支队伍。

我从年轻时投身外交后，就非常注意有事情多请示、多汇报。1963年，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作期间，中国代表回国述职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独当一面，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行局的会议。

有一次，经常与我吵架的苏联代表来找我，说要请我吃晚饭。这件事情我立即向使馆参赞作了汇报，参赞明确指示我不要去。我还向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作了汇报，他们也肯定了使馆参赞的意见，认为这是苏联代表想趁中国代表不在时做我这个小青年的工作。那些被外国人收买的外交官，一定不会如实向领导汇报情况，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大使遇袭记

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我还只是代表团里的“小萝卜头”，王锡昌遇害一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即使不在战乱地区，搞外交也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在纽约、布鲁塞尔、日内瓦都发生过我们的同事遭袭击的事。后来我在任驻法大使期间，在巴黎街头也遭遇了一次险情，这是生平第一次，还好有惊无险。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那几年，法国的治安情况很差，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屡见不鲜，偷盗、抢劫高级轿车时有耳闻。当时，法国一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法国治安情况地图，巴黎及其周围区域涂成了红色，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治安“重灾区”。

百闻不如一见，没想到这一次，我不仅见了，还亲身经历了。

2000年11月的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和夫人施燕华从使馆下班回家。车开出使馆不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就发现有两辆摩托车在我们的右侧行驶。每辆车上坐两个年轻人。进入凯旋门下的地道后，坐在第一辆摩托车后座上的小青年回头向他的伙伴大声嚷嚷着什么，其声音之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对司机张克明说：“小心这些人，离他们远些。”这时，这两辆摩托车突然加足油，飞驰而去。

当我们的车驶出地道，到达马约门的国际会议中心前时，那两辆摩托车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四个不到20岁模样的年轻人停在那里，“叽里呱啦”大声争论或讨论着什么，说的不是法语。

在马约门，我们遇到了红灯，车停在三车道的中间一条。这时，那两辆摩托车来了。突然，第一辆车后座的那个小伙子跳下车，直奔我们的车，他企图拉开施燕华座位旁的车门，没能得逞，因为车门是自动锁住的。“砰”的一声，他用一块石头猛砸车窗。幸好我们的奔驰车玻璃是特制的，只砸了一个小窟窿，玻璃没有掉下来。这时，红灯变成了绿灯，那小歹徒见抢劫不成，掉头就跑，坐上摩托车逆向疾驰而去。

我们很生气，在巴黎的闹市区，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标有外交牌照的车辆，而且还是1号车（即大使车）！

驻在国有义务保护外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我让我的秘书刘海星立即到我们所在的诺伊市警察局报案。没想到，刘海星到了警察局后发现那里异常安静，只有一名警察在值班。他听完刘海星的陈述后，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对不起，今天警察怠工（法国警察不允许罢工，但可以怠工），没有人能受理您的案子。您能否过了午夜来，那时候我们就恢复正常了。”弄得刘海星哭笑不得。

第二天一早，刘海星又去了。接待他的警察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然后从电脑里调出约4000多张照片，让刘海星辨认。天哪，当时天已黑，那四个人又没有突出特征，从几千张照片里找出他们来，谈何容易！

过了一个多星期，《欧洲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我们遭到袭击。文中称，幸好吴建民大使会武功，对付几个歹徒是轻而易举的事等等。

吴建民大使在打太极拳

图源《交流使人生更美好》

我平时爱锻炼，这是我从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户外活动活动，不论刮风下雨，几十年如一日，不锻炼就好像缺了什么，一天都不舒服。在法国，我在官邸的大阳台上锻炼，打拳、倒立。官邸两边的法国邻居经常看到我在倒立，于是便传开了，连我们所在的诺伊市市长萨科齐都知道了。有一次他见到我说：“大使先生，您还天天倒立吗？”

转年1月，巴黎的大报也刊登了我们遭袭击的消息，批评巴黎治安问题严重。很多法国朋友打电话、写信表示慰问，有人还表示：“我对我的国家连中国大使都保护不了感到羞愧。”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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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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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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