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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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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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活

从高中起，课程设置中就有外语，那时就是俄语。不过，当时的俄语教学实在太不规范了，教出的俄语非常蹩脚。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是从新疆回来的，只是学了一点俄语的皮毛。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东拉西扯，讲些和俄语无关的东西，很不正规。直到高二的后半学期，学校才调来一位刚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叫陈婷华，成都人。从那时起，我们的俄语教学才算走上正轨。

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大学志愿，选专业。我稀里糊涂地就填报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记得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当时填志愿，根本就没什么人会帮我们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边。而且他们是农民，即使在身边也不可能给我做主。

1959年，作者高中毕业照。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刚一考完，我就离开学校回家干活了。期间，我还因为在地里锄草时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结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间劳动再加上痢疾，把我折腾惨了，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考大学这回事。

大学录取通知书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直起腰来歇口气，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结果了，就对弟弟说：“你去镇上赶集的时候，顺便帮我看一看有没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乡场上的一切公共服务设施都相当简陋，乡邮政所根本不负责投送书信和报纸，谁家如果有信来，就都放进乡邮政所门外一个敞开的木架子里面，任由大家随便捡取。弟弟到镇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这也足见当时家乡的民风淳朴，录取通知书一直都完好无损地摆在那儿，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然很兴奋。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学唯一一个考到外省去读大学的学生。那时，四川大学是全国少数重点大学之一。但是，难事也随之而来。要到成都去读大学，总归要花些钱，大概算了算需要40多块钱，但我们家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来。

筹钱上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夜，我就跑出去四处借钱。家里人七拼八凑，也只凑了12块钱。姑父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多少有点收入，给了我几斤粮票、几块钱，但这些远远不够。我又跑到区政府去求助，得到的答复是：“谁叫你考那么远？”

于是，我决定回母校去想想办法。那时候，我也就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胆子也比较小，要一个人赶300多华里的山路回母校，其实挺害怕的。而且，当时我还得了痢疾，身体也相当虚弱。走在路上，只觉得背上的铺盖卷越背越重。即使这样，我第一天还是坚持赤脚步行了120华里，真不知当时是从哪里来的力气。

有一天半夜起来，跟随着交公粮的农民还赶了好几十华里的夜路。抬头看天上的月亮，人在走，月亮也在走，一切那么真实，也那么渺远。

可没想到步行三天多赶到学校，校教导主任也是一句话：“为什么要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一听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其实学校那时也穷啊！40多块钱，对学校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我后来赶到铜仁专员公署文教局去求助。当时，从松桃到铜仁已通汽车，但我舍不得花车费，继续光着脚步行，来回又走了300多华里。幸运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专署文教局补助了我15块钱。我如获至宝，但数一数仍然不够，就给家里发电报，请家里无论如何要再弄点儿钱。不知父亲和哥哥想了什么办法，也给我汇来了些钱。

后来，陈婷华老师从同学们那里听说了我在四处奔走筹集学费的事，就托人带了20块钱给我，当时她也刚工作不久，每月工资也就30几块钱，这笔钱对她不是小数目。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陈老师说，后来我把钱寄还给了她。还钱的事我不记得了。陈老师调到了成都工作后，还经常叫我去家里吃饭，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我一直十分珍惜。

四处筹钱耗去我好多时间。等钱基本凑够以后，四川大学已经开学了，于是赶紧往成都赶。那时要从贵州的大山走出来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车，经过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乌江上航行的木船。当时，江上跑着两种船，一种是由老百姓划桨的普通木船，是敞座儿的，行走得很慢，还有一种俗称“汽划子”，是蒸汽船，跑得比较快。

我赶到码头的时候很不巧，汽划子刚刚开走，而等下一趟的话需要5到10天，就只好坐木船了。顺江而下，坐了足足两天半的船才到涪陵。乌江从这里汇入长江，从涪陵登上民生公司的大轮船，溯江而上，开往重庆。

那时，自己也就是一个在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山伢子，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外面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现在闭目一想，“民生号”轮船在万里长江上鸣笛前行的情景就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船一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我就跑到菜园坝车站去买重庆到成都的火车票。成渝铁路是当时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当时通车还不到10年。买票要排队，没想到正好轮到我时，售票员要关窗口。我急了，赶紧伸手拦住，央求她行个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车室里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这时，四川大学已经开学9天了，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戴秉国不去了。

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路上曲折艰辛，入学也迟到了，毕竟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自己未曾梦想过的大学校园，我的人生由此也开启了另一扇门扉。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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