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李国强 ：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

随着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海洋领域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繁荣，最近十余年我国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不仅学术成果大量问世，而且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后，更加促使中国海疆史研究领域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

近年来，随着南海、钓鱼岛问题的不断升温，我国海洋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实激发了学术界对海疆史更为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在海疆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客观看到，中国海疆史的理论探索目前仍然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进程当中。尽管海疆史的研究在我国有优良学术传统，但是在重要基础性理论上尚有诸多难点问题、疑点问题有待深人研究，对于海疆历史规律性的研究和把握还远远不够，尚未形成海疆史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学术体系。带来的问题是，关于海疆史理论性和通史性的系统研究明显滞后，关于历代海疆变迁、历代海疆治理、历代海疆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不够深人，关于海洋主权、海洋权益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依据研究还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的滞后，不仅造成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迟缓，而且与维护我国海洋主权、海洋权益的现实要求不相适应。

研究海疆史，首先要摈弃以陆疆为主导、以陆疆标准来衡量海疆的认识误区，而应以海洋为主体，从海疆自身的特点出发来加以考察。其次，历史学意义上的“海疆史”与自然科学中的“ 海洋史” 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海疆史”研究中，关注的对象当然是海洋，而海洋是浓缩人类文明发展史诸多因素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深人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历史关系、探索海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角度而言，“海疆史”的内涵具有浓重的人文意义，而不能以自然科学的要素来加以界定。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国的“海疆”至少应该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我国拥有主权、管辖权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二是我主权范围内的沿海领土。前一部分的特性是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界”的含义，后一部分则表明的是主权海域与陆地领土间的关系。

中国边疆是由陆疆和海疆共同构成的，因此，从学科范畴而言，中国海疆史是中国边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学科分支。中国海疆史理论研究的核心目的，一是探寻中国海洋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从而更好地阐释中国拥有海洋领土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探寻中国海疆治理的历史，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渊源，从而为我国实施海洋现代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中国海疆开发经营的历史，从海上航行、通道安全、渔业生产、海上贸易等多个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海洋事业、海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海疆史的研究目标决定了这一领域研究体系的独特性，一方面因循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理论和方法，另外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特征，如与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众所周知，论证领土主权有两个依据，其一是法理，其二是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只有阐明海疆历史事实，才能为法理依据提供基础。而按照法理规则来考察海疆历史，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历史依据的效力和实用价值。

在两千年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以非凡的创造力缔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我们的认知远远不够、研究远远不够。这一现状与我国海洋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与海洋在我国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不相称、与海洋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称。因此，着力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不仅符合理论创新的要求，而且符合“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要求、顺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时代潮流、有益于维护我海洋权益的多种战略需求，对于回应现实关切，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引领学术和舆论导向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中国海疆史学术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前人丰硕的学术成就，为我们深化海疆史理论研究，为创建海疆史学术体系，为构建我国海疆史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近30年来，学术界科学探索中国海疆形成、演变的历史规律，着重解决海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海疆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以及海疆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使海疆史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不断挖掘新史料，广泛利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海疆史跨学科、整合性研究的趋势曰益凸显，对海疆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科，而呈现出海疆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社会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等雜相结合的态势，从而在诸多重规论问题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比如关于历代海疆思想、海疆政策及海防问题的讨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关于海南史、台湾史、香港史、澳门史的探索，关于南海诸岛、钓鱼岛历史及中琉关系的研究等等，均有大量优秀成果面世。正是因为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为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准备了条件。

著名学者张海鹏先生曾经指出：“现实的需要，永远是引领学术前进的基本指标......要深刻了解现状，离不开全面、深刻理解历史。”可以说，无论是海洋主权，还是海洋权益都与海疆历史息息相关。通过海疆历史研究，才能使我们更加科学和完整地认知中国拥有海洋主权的脉络和进程，从而使我国在海洋领土的主权地位奠基于确凿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证据链。只有通过海疆历史研究，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我国海洋管理、海洋开发、海洋建设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着力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有助于在开发海洋、建设海洋、管理海洋、管控海洋的伟大实践中，更大程度地发挥出理论研究服务大局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海洋形势异常严峻，我国海洋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干扰，而且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对地区安全都造成严重障碍。周边各国竞相争夺海洋油气资源，导致黄海、东海、南海的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遭受巨大压力。海洋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台风、海啸等气象灾害频发。在我国周边海域由来已久的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日益猎獗，通过海洋从事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非法活动呈现出集团化、专业化特征，跨国犯罪正在形成。岛屿主权归属成为相关国家激烈交锋的核心，使得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化、国际化、地区化、司法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海洋正在成为新的多种力量博弈的“ 火药库”，在我国周边海域发生冲突的预期可能性有提升趋向。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在战略上大幅提升海洋争端的地位，公开介入南海、钓鱼岛海洋纠纷中，使我周边海洋问题处于髙度的不稳定和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之中。

长期以来，周边国家为了谋求其在南海诸岛或钓鱼岛非法占有行为的合法化，为了使其既得利益最大化，无不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一方面指责中国在维护自身海洋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上所谓“滥用历史”，另一方面不惜否认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比如日本政府先是否认《马关条约》中涉及的“台湾附属岛屿”中包括钓鱼岛，意在把钓鱼岛从“二战”之后日本应归还的中国领土中剥离出来，从而为其“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的立场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根据，进而采取国有化购岛的非法行为，在进一步颠覆《开罗宣言》所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基础上， 达到其实现所谓“正常化国家”的目标。

2012年5月《华尔街日报》刊登署名文章，从多个方面列举所谓“ 历史事实”，极力否定中国海疆的历史，贬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编造历史。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越南学术界对南海历史展开研究，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在越南空前活跃，不仅动用大量资源在国内外搜集有关南海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舆图，连续出版大量论著，而且持续举办学术会议和历史文物展览，在全面否定中国有关南海主权历史依据的同时，力图形成其所谓南海主权历史依据的话语体系。

菲律宾虽然与南沙岛礁发生关联的时间十分晚近，而且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或资料佐证其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但是菲律宾仍然竭力搜集和拼凑历史依据，不惜拿出一些很晚近的私人舆图来为其拥有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以及黄岩岛的主权提供所谓历史证据。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海洋主权争议过程中，一些国家一方面力图否定或贬低中国历史依据的价值和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历史依据的重要性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不遗余力地搜寻历史资料，不惜投人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史料挖掘、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强化自身的主权诉求。

我国海洋权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给海疆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术界也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课題。我国学术界在积极回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有的认为我国主张“自古以来就拥有”海洋主权的命题站不住脚；有的认为我国在历史上把海洋疆域范围确定的过大，是中华帝国的表现，缺乏合理性；有的研究从质疑南海“九段线”入手，对我国海洋战略和外交策略加以否定。如果说这些观点是正常的理论探讨，理应得到尊重，但一些讨论超出了学术范畴，既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又缺乏严肃、科学的理论探索，甚至属于攻击和贬损。

显而易见，我国海洋权益领域所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以及对海疆历史认知上的诸多偏差，凸显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缺失，深刻体现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紧迫性。

什么是话语体系呢？话语体系指的是一整套表述一种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它承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关乎价值表达、思想影响和真理传播等重大问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这一阐释在揭示话语权的本质属性的同时，实际上为建构话语体系明确了路径。一种话语体系，对应一种文化和思维系统，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话语权反映的是某种政治经济权利，体现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可以说，话语权来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话语权的最终实现要依托话语体系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支持。

按照学术界对“ 话语权”的界定，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

1.海疆领土主权的要素。根据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基本原则，我们把论证领土主权归属的历史萎素概括为四个方面：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就中国海疆而言，这四个要素贯穿于海洋主权形成、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并呈现出秦汉以来渐次出现、唐宋之后日臻完备、清末近代最终底定的特征。

2.海疆历史的时空脉络。中国海洋疆域的形成、发展历经两千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和命名了海洋岛屿，世世代代在四个海洋区域从事渔业生产和航海活动，是最早的开发者、经营者和利用者；历代中国政府不仅将海洋纳入版图，而且连续不断地实施行政管辖和军事守卫等主权行为，是四个海洋岛屿唯一的主权拥有者。中国拥有海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

3.海疆历史的基本范畴。历代中国政府在其管辖的海洋区域所采取的官方命名、航路开辟、渔业活动、海师巡视等诸多行为，表明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对海洋岛屿的控制、利用以及对资源开发的管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海洋内岛礁的主权主张以及对线内资源开发、管理的权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深刻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对东海、黄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其法律地位不容置疑。

4.海疆历史的中外比较。与中国海洋疆域发展历史形成明显对照的是， 受到生产力低下、航海技术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古代历史时期，周鱼国家对其邻近的东海、黄海和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经营海洋岛屿的历史证据，也没有记载实施政府管辖的文献资料。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周边国家的先民或许也存在海洋活动的历史，但与中国相比，他们的海洋活动并不构成开拓海疆、开发海疆、经营海疆、治理海疆的完整历史过程，也不具备海洋主权形成的基本要件和有效性、合法性。

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是一项科学而系统的工作。为此，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是确保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建构立足于先进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从而客观、科学地还原我国海疆历史全貌，并给以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准确、完整地还原我国海洋文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有别于其他海洋文明的独特性。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创新，切实把遵循海疆史学术研究规律，作为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是建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源泉。只有用广阔的视野、时代的眼光、与时倶进的思维去关注海疆现实、把握海疆问题的实质，才能用新的理念、手段、方法去研究海疆问题，才能使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基于强大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永葆生命力。比如，在论证中国海洋主权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既要立足于我国海洋的自然与人文的特性，同时也要注重海洋与陆地的相互联系。研究中国海疆的历史，就是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科学认识和客观揭示中国海疆疆域历史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体系。

三是必须坚持“二为”方向，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核心，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密切关注海疆现实，使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切实肩负起维护海洋领土完整、国家海洋安全、海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价值目标。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研究海疆问题，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本前提。只有贴近海疆实际、贴近海疆社会、贴近沿海人民，才能使海疆理论研究发挥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尊重海疆各地人民群众的创造，集中海疆各地人民的智慧， 总结海疆各地人民的经验，把海疆各地人民的实践作为我们探索规律、发现真理、获取真知的不竭源泉，才能拿出更多更好的与海疆各地人民利益需求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相比较，关于中国海疆史研究内涵与外延的探索尚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和广阔的前景，唯有学术界同仁潜心努力，科学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终将构建起来。

文章来源：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04期

作者：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海上丝路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