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彩为何比民调还准？吴博士讲“有趣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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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当然是经济学研究重点，政治学也研究。比如托马斯·谢林，他是参与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处理的小组成员，他在后来以这个事件为模本，写了《冲突的战略》。在随后几十年，我们看到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发展。

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个跟博弈论有一点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一直在观察的，就是政治博彩市场，political gambling。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博彩业也不是全联邦各州都是合法的，只有在部分地区，最知名的是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这两个地方是合法的。网上的牌照可能稍微多一点，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博彩业合法的地方，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公开的、可能还有私下的围绕着选举和重大事件，甚至某个政治人物什么时候死亡，各种各样的情形，有很多政治博彩。

尤其在选举预测方面，这些政治博彩往往比民调还要准确。比如我们要预测川普上台或者下台，我们预测拜登连任能不能成功，其实都能够通过政治博彩市场来看到预测。

至于政治博彩的理论，它是一个分散信息如何汇聚成集体智慧的问题，就像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比如采购经理信心指数(PMI)，制造业、商业、各行业的这种经理信心指数一样，它有点类似这个东西，但比这种民调式的信心指数其结果更趋向理性。这种政治博彩的理性不在于个人的判断，而在于汇聚个人的判断，其结果作为一种集体的判断。

比如说三个人来赌拜登会赢，七个人来赌拜登会输，然后根据这些筹码的分布，根据赌博业通常的一些规矩在里面平衡，来判断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在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学观察当中都比民调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barometer（晴雨表）。

比如说2年前拜登的竞选，甚至6年前希拉里的竞选，包括希拉里的失败也是过于相信民调。现在很多人会批评民调的问题，批评民调的技术。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民调的可靠性还是很强的，我们政治学的选举分析跟民调紧密相关。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民调的技术很难反映被调查者的真实的选择，这方面存在一个所谓受访者隐瞒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中西部的选民，突然接到电话，问支持谁或者要投谁的票，他会犹豫一下回答说，我要投谁的票，但实际上真到投票的时候，反而投给另外一个人。那这种民调的隐瞒是经常存在的，会造成偏差和失真问题。

民调在2020美国竞选前被广泛质疑｜网图

而且民调的手段也是有限的。比如说美国民调还大多数主要依赖电话，那么电话访问这种从黄页随机挑选受访对象的传统方式，是跟传统的选民联系在一起；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生活在手机和互联网上，摆脱了固定电话，那么如何通过手机互联网来捕捉民意，其实是现在民调技术手段上需要发展的。所以如果说民调有些不准，只是说它落后于现在的选民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当然还有美国选举制度的问题。我们说选举人团的这种制度，最后的竞选结果跟民调会有一些出入，这是制度上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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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博彩市场上来做这样一种民意的判断，它确实把调查中的这些欺诈问题给排除掉了，那么它所形成的一种集体大脑，这时集体的理性变成可能。我们很多自由主义观众会怀疑这种集体理性，但是这种最个人主义化的、最资本主义的、最自由主义的一种博彩行为，它恰恰会汇聚成一种集体理性，这种集体理性在经验和理论上都是可能的。

我研究社会运动，我既用个人主义方法，也用集体主义方法。我不完全用个人主义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其中我也是用弱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偏向强调人之间的关系。人做判断，不是独立做判断；人的理性，不是独立的来做出一个判断，他依赖他的关系，依赖他的亲朋、家庭、他的意见伙伴——不仅仅是意见领袖他会去追随，意见伙伴指周围的人、社团的人怎么样说，他会跟随，会受影响。

那么，如果在一个社团很发达的民主制度里——比如像美国的社团制度很发达，欧洲的社团制度很发达，这种社团，大到工会、政党，来福枪协会，退伍军人协会、乡村俱乐部等等，这些都很大，还有更多更小型分散的社团，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判断、决定，会超出他的比如说阶级的、地域的背景——当然这些社团也跟阶级地域是有关的，看怎么考量，有时候是相关，有时候又会超越它。

义和团被视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网图

这就是说，我们在考虑一种集体理性，不仅可能在个人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集体行动体现出来，也可能通过选举、博彩等各种汇聚机制成为可能，需要我们运用结构性分析方法推出集体理性的可能性。

当然现实当中更经常看到一种集体的非理性。我过去几年一直在写文章批判这种集体的非理性，从美国到中国都存在一种集体的非理性。这个倒是比较传统，一般认为只要集体在一起，那么不可能有集体理性的情况下，它能够产生出来的一定是集体的非理性。比如说川粉，义和拳，都是一种集体的聚集，通常跟非理性相关。

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一个个人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反而会形成普遍的集体行动和集体理性，即所谓俱乐部式的小规模集体行动可能在无限大的范围里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集体理性存在，那么我们说，只要这种信任存在，这种纽带存在，大家相信集体理性的话，那么货币、或者说一种价值就可能存在。这跟我们生产商品、产品的价值得到承认、交换，用信任来交换所产生的价值，理论上是一样的，也是通过交换获得——基于信任，有信任才有交换。

那么，当我们在谈一种集体理性、一种政治博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确信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就是货币，可以导向某一个集体选择的结果。大家在一种共同的环境之下，掌握不同的信息，通过各自的思考和判断做出一个决定，各自也会看赌盘，看筹码分布，也就是其他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理性，它的价值，它的信任是可能的。这可能也是目前中国所有社交媒体的朋友群里因应时局开展的如火如荼的私下赌局其总和最有趣的地方。

▇文/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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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节选自2022/9/1吴博士谈话节目；

2. 相关推荐书目：

1）《冲突的战略》（重译版），[美]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著，华夏出版社，2019；

2）《决策的本质》，[美]格雷厄·阿利(Graham Allison),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著，商务印书馆，2008；

3）《群体的智慧》，[美]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著，中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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