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2年第5期·学科发展论坛 | 价值驱动，需求引导：“十四五”期间的档案学发展转向
刘越男1,2,3,4 周文泓1,3,4 李雪彤1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2.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2；
3.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4.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摘 要
以价值驱动、需求引导为基本思路，简要梳理政治/治理价值、法律价值、行政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档案价值观的内涵及演变，以此四大价值观为分析框架，对国家和31个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国家和25家省级档案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编码分析，考察“十四五”期间国家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结合数字时代技术赋能的特点，阐述“十四五”期间档案学从多学科综合到跨学科融合、从档案治理到基于档案的治理、从档案数字化转型到档案数字化融入、从档案开发利用到档案数据开发利用等发展转向。
关键词
数智赋能 档案事业 十四五 档案学 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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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52年吴宝康先生接受中央的委托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启了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建设之路。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达38家，师资队伍规模达360余人[1]，构建了包含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历史文书、现代公文、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技术、档案文献编纂、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10大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2]，建立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形成始终面向档案事业需求的学科传统。
档案学科建设进入第70个年头，恰逢“十四五”的开局，以及新文科建设的深入推进。在面临数智时代学科知识重构的内部压力的同时，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高考改革等因素推动学科外部竞争的激烈化，档案学这样一个有传统、有需求、非保护性学科（非基础学科非冷门绝学）、非重点扶持学科（非卓越非拔尖）的小众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剧增。面对处于关键历史节点的档案学科发展，我国学者或回顾，或展望，或问诊把脉，或批判反思，以明辨方向，守正创新。周林兴等[3]对学科认同迷思和身份焦虑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剖析，提出了主体复位、互动交流、关照现实等消解策略；罗夏钻[4]提出了加大档案学师资规模、增强信息实践、提升国际化程度等档案学师资队伍发展建议；赵跃等[5]对数智时代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冯惠玲等[6]在总结“十三五”期间档案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十四五”期间档案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展望。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档案事业战略需求的视角分析档案学科的发展。
将分析视角选定为档案事业战略需求的原因在于，作为应社会实践需求发展而来的学科，档案学有很强的服务实践的学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正是这门小规模学科虽面临挑战却依然对前景保持乐观[7]的重要原因，只要有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就有驱动力。而这种学术价值观和档案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在某种程度上，档案学以探究并维护档案价值为使命。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价值驱动、需求引导为基本思路，首先简要梳理政治/治理价值、法律价值、行政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档案价值观的内涵及演变，并以此四大价值观为分析框架，对国家和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档案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文本研究，考察“十四五”期间社会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最后结合数字时代技术赋能的特点，分析“十四五”期间档案学科的发展转向。
2 档案价值观
冯惠玲指出档案学的内容包括管理、人文、技术三个方面，丁华东等[8]将之进一步发展为档案学三大研究取向。本文所指档案价值观是对档案在社会实践中的角色定位的解释，它直接体现了对社会档案需求的框架性认知。档案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但档案学研究内容则是随社会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不同制度环境、不同历史阶段下实现档案价值的内外条件有所变化，从而决定了档案工作的侧重点，进而影响到学科建设教学研究内容的研判与选择。
2.1 政治/治理价值
档案从诞生开始就是治理的工具，其形成、留存和利用体现了权利的分配。《周易·系辞》即有生动说明：“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9]。因此，档案权利本身就是政治权利的有机组成。在早期人类社会，无论中外，形成、留存和利用档案的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随着政治体制从集权走向民主，档案权利主体从少数统治者逐渐转变为大众。随着政府和其他公私机构、公众共同治理社会的新的政治分析框架的形成[10]，治理价值也成为档案政治价值的合适表达。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档案政治/治理价值驱动的研究视角、研究热点也明显不同，如社群档案、档案行动主义、档案正义论等围绕弱势群体建档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西方档案学热点[11]，而服务于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档案治理则为我国学者所关注[6]。
2.2 行政价值
文件档案是社会交往的正式信息工具，其自身的管理是行政管理活动的组成，档案管理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形成和利用档案的业务活动的效率，即本文所称行政效率。行政价值是全球档案界公认的档案价值观之一。我国现代档案学的起源之一就是行政效率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文书连锁法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即为实践场景[12]。采标自ISO15489-1：2016的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文件（档案）管理 概念与原则》明确指出，“文件的形成、接收和捕获是为实施业务活动而开展的”，文件（档案）管理有助于形成“明智的决策”“提高业务效率，降低成本”[13]。档案学属管理学门类，其学科归属以及档案管理作为档案学核心知识领域等集中体现了档案行政价值。档案行政价值驱动的研究和实践集中体现在文件形成机构的档案管理，国际上甚至出现了文件管理（records management，不同于archival science）的人才培养项目和应用学科。
2.3 法律价值
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经典文献中，档案作为业务活动的“证据”特性都是不可回避的，电子文件更有“电子证据”的别称。而法律对证据的认可则是对档案证据价值的正式认同。档案的法律价值主要是指被法律所认可的档案证据价值及其降低法律风险、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能力。欧洲档案学的来源学科古文书学即以档案文书的形成、形式和状态及其与所记录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中档案文书（archival document）即为被法律认可的书面证据，具有严格的形式特征[14]。西方档案学科方法论也是建立在档案作为证据的价值认知基础之上的[12]。笔者对国际厂商的调研也发现，西方国家机构文件档案管理的最强驱动力是合规性。我国现代档案学传统中虽然没有档案法律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但在包容并蓄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随着法律监管环境的完善和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的普及，档案法律价值导向的研究和实践日益增多，且和档案治理、行政价值导向呈现交融之势。
2.4 文化价值
档案文化价值和档案作为史料进入学术视野直接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掀起了历史档案内容研究的热潮，并带动了对历史档案整理的需求[12]。档案学曾经被历史学定位为其辅助学科，1997年以前，档案学一直归属在历史文献学的门下。档案学和历史学的连接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我国38个设立档案学专业的高校中，有10家（26.3%）仍然与历史学科同属一个学院。王宁等[15]对国外55所设置档案学科的高校调查显示，有12所（21.8%）归属在历史学院之下。档案文化价值导向下的档案学研究与实践，从面向历史学者文化研究需求的历史档案整理，延展至面向公众的文化服务、基于历史档案文献的数字记忆构建等，档案馆文化事业单位属性的法律认定更是有力的证明。
档案的政治/治理价值、行政价值、法律价值、文化价值并非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互相关联和融合，形成一张档案价值网络，其中政治/治理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牵引，行政价值是支撑，法律价值是基础，档案价值网络共同拉动档案实践和研究的发展。
3 “十四五”规划中的档案战略需求
本文采取由外及内和由内而外相结合的思路分析“十四五”期间的档案战略需求。一方面，从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着眼，由外而内地考察国家和地方整体战略布局对档案事业的安排和要求；另一方面，从国家和地方“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档案‘十四五’规划”）入手，由内而外地分析档案事业对国家战略布局的支撑。
3.1 国家和地方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档案定位
笔者收集了国家和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十四五”规划，采取“档案”“文件”“档”等关键词检索并结合人工排查定位其中相关条款，每个规划要点按照价值导向、主题、分主题三级编码，支持后续的研究。编码示例如表1所示。为了从纵向观察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档案定位，从而方向性地把握档案学服务的战略需求的变化，我们还收集了“十五”到“十三五”四个国家规划作为辅助分析文本。
表1 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档案相关文本编码
注：来源示例中的编码指代的是“地区号-段落号”，如D1-1指北京规划的第一处涉及档案的文本。
据调查，国家“十四五”规划有三处提到档案工作[16]，分别折射出档案治理价值、行政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导向，一是在第二十章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中指出，要“减少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不合理限制”，相比干部人事档案支撑干部任用机制的传统定位，此处规划要点则明确将人事档案作为市场体系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的范围和程度有了显著拓展；二是在第三十五章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中指出要“发展档案事业”，可见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档案事业的主要属性是公共文化事业；三是在专栏9数字化应用场景中的第10个场景“智慧政务”中明确“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广应用电子证照、电子合同、电子签章、电子发票、电子档案”，此处将包括电子证照、电子合同在内的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及其真实性保障手段电子签章的应用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内容，体现了档案行政价值导向。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布局的三类档案工作在地方“十四五”规划中得到了呼应、落实和延展。31份地方“十四五”规划中有28份涉及档案工作，相关要点共有88处，其中档案治理价值、文化价值、行政价值导向的规划要点分别累计21（23.9%）、56（63.6%）、11(12.5%)处。①档案治理价值导向的规划要点中，北京、黑龙江、江西、青海、西藏等5省、直辖市也明确要加强人事档案管理服务，黑龙江更是明确全面消除档案等制约人才流动的政策障碍[17]，江西则将打破档案制约与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直接相连[18]。此外，还分别有3省依次将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档案、健康档案、学生档案作为经济秩序优化、民生保障的治理工具。②档案文化价值导向的规划内容是三个价值导向中最为普及的一项，27个省“十四五”规划中包含推动档案文化服务建设内容，其中9个省一般性提及发展档案事业，25个省要求开展档案征集、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档案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建设内容。总体而言，文化价值导向的规划要点主要着眼于档案馆工作。③档案行政价值导向的规划要点集中体现在数字政府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北京、福建、河北、海南、广西等5个省、直辖市七处规划点涉及到数字政府中电子档案管理、档案资源共享等机关档案信息化管理内容，另有安徽、福建、浙江、天津等4个省、直辖市则在林业建设、脱贫攻坚、文旅融合等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求加强相关档案管理与服务。
从档案价值观入手分析国家和地方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档案定位，还可以发现：
（1）国家档案战略需求面显著扩展。在“十五”规划中，只有“加强…档案馆等文化设施”这一处档案文化价值导向的规划要点[19]；“十一五”规划中则未涉及档案内容；“十二五”规划引入了治理视角，要求“70%以上的城乡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20]；“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治理视角，除了要求继续加强电子健康档案工作之外，还要求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服务市场秩序治理工作[21]。国家“十四五”规划则实现了两个突破，第一，首次出现三个价值导向的档案定位，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治理视角规划要点之外，首次增加了档案行政价值导向的规划内容，明确了电子档案和数字政府的关系；第二，治理视角进一步延展，治理工具从电子健康档案、诚信档案延展至人事档案，这也是对“弃档”“死档”等阻碍人才流动、社会关切的问题的积极回应。
（2）档案文化价值导向在国家和地方规划文本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普遍。虽然具体的文本表述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最短，但涉及整个档案事业，因而意义重大。在地方“十四五”规划中，公共文化服务篇章中的档案规划要点最多，覆盖面最广。
（3）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不同档案价值导向的融合。比如各地“十四五”规划公共文化服务篇章中档案信息化相关规划要点有17处，占文化价值导向规划要点内容的1/3，体现了档案文化价值和行政价值导向的融合；再如档案治理价值导向条款相对分散，但也逐渐走向数字环境场景，比如山西省“十四五”规划中提及为劳动力建档时，要求形成劳动者终生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22]，湖南则要求推进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档案与征信系统的有效衔接[23]。此外，法律价值在国家和地方的“十四五”规划中并没有直接地体现，但行政价值和治理价值的发挥离不开法律价值的保驾护航，尤其是电子档案管理需要以电子档案法律效力的确立为前提。可以说数字技术成为多元档案价值融合的催化剂。
3.2 档案事业规划的战略性衔接
笔者收集了国家和除四川、山东、河北、河南、吉林、青海、香港、澳门、台湾之外25个省级档案“十四五”规划，以档案“十四五”规划与国家、地方的“十四五”整体规划对接程度为观察点进行分析。我们注意到各地档案“十四五”规划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家档案“十四五”规划的篇章结构，从档案治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安全体系、档案信息化、档案科技创新、档案人才培养、档案对外交流合作等八个方面设定重点任务，着力点主要在于档案事业的内部发展，本研究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档案治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和档案信息化四个方面，相关编码示例如表2所示。
表2 档案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与整体规划的对接
调查显示，档案“十四五”规划与 “十四五”整体规划形成了全面的战略性衔接，不仅在档案治理价值、行政价值、文化价值导向分别有回应性要点，还有意识地加强了档案法律价值导向的规划举措。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档案治理价值导向凸显。档案“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档案治理体系的概念，虽然主要着眼于引入治理的理念健全档案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规范，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通过档案工作监管、档案资源构建等方式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性领域的治理当中。如甘肃等17个省、直辖市要求完善农业农村档案管理体制，北京等4个省、直辖市计划推动科学数据与科研档案协同管理，黑龙江等4个省、直辖市指出要探索非国有档案资源登记制度。另外，多个地方根据本地战略重点，配套档案治理措施，如江苏指出围绕国家和省区域发展战略，着重加强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绿色生态等重点领域档案工作监管[24]。
（2）档案行政价值导向占核心地位。国家和地方的档案“十四五”规划均花了大量的篇幅加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档案收、管、存、用各项工作，大力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提升档案管理效率。对于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要求的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中的电子档案管理更是有明确的、直接的回应。国家和21省（84%）的档案“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推进党政机关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其余省份的档案“十四五”规划虽没有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的表述，但皆要求加强包括电子档案在内的数字档案资源管理。
（3）档案文化价值导向表现平稳。相比而言，档案“十四五”规划中，档案文化价值导向并不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那么突出和强烈，比如在表述档案馆对外服务的时候，更多使用“公共服务”或“档案文化”，而非“公共文化服务”。但是，国家和27个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及的档案征集、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档案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56个规划要点，在档案“十四五”规划中都有衔接和深化。
（4）档案法律价值导向初步显现，并与治理价值导向深度融合。2020年修订的新《档案法》明确规定了电子档案的法定要件：“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终结了各类业务法规制度中都需要规定电子文件法律效力的零散状态，体现了强烈的法律价值导向。档案法律价值和治理价值在档案“十四五”规划中得到深入融合，其中国家档案“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做好新修订档案法配套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并将之作为专栏1的第1项工程，立法和执法、监管相结合，整体加强档案合规性要求[25]。
4 “十四五”期间档案学发展转向
本文根据学科发展历史中折射出来的档案价值观，“十四五”规划所体现的档案事业战略需求以及我国档案学科建设基础，结合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发展趋势，分析“十四五”期间档案学发展的四大转向。
4.1 从多学科综合到跨学科融合
档案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图书馆学、行政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档案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构成充分体现了文理交叉、多学科综合（multidisciplinary synthesis）的特性，曾三、吴宝康曾经分别发表过档案学科属性呈现综合性特点的观点[26]。用新文科的术语来看，档案学自带很强的学科交叉属性。
如果说档案学具有综合性特点的论断更多地采取“以我为主”的视角阐述档案学的内部性，强调档案学对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吸收、借鉴的话，那么本文所指跨学科融合（tran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则更多地强调档案学的外部性，即打通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渠道，推动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学科发展、对国家战略需求有所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档案学科发展更加面向复杂现实问题。问题本身是不分学科的，学科则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视角和知识框架。百年历史交界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日益复杂化，几乎任何一个社会现实问题都无法靠单一学科的智慧解决，这为档案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跨学科融合场景和平台。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消除人事档案对人才流动的制约为例，人事档案作为使用多年的人事治理工具，一直为公共管理和档案学所关注，每到毕业季，就有媒体就人事档案管理问题予以报道，而人事档案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又需要经济学的新视角。
（2）多元档案价值观的深化发展推动档案学科的跨学科融合。档案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技术赋能背景下治理、行政、法律、文化之间日益交融，其发展对档案要求越来越复杂，客观上对档案学的对外产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以逐渐兴起的数字记忆研究为例，数字记忆不仅是数字形式的文化记忆[27]，也是一种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28]，构建、留存和传播哪些社会记忆进入治理视野，哲学[29]、新闻传播[30]等学科的学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当我们自觉运用档案价值观指导档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时候，更需要打开学科视野，推动档案学和相关学科的连接和相互渗透。
（3）大规模数据和计算思维正在成为档案学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桥梁。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大规模档案数据的出现和数据驱动研究范式的兴起，作为整合计算与档案的理论、方法和资源的跨学科领域的计算档案学得以发展。大规模数据超越了传统的档案数据的范围，不同类型的多模态数据得以汇聚；计算思维则有助于加强档案学与计算机科学、历史、社会、艺术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助推档案知识辐射到其他学科，比如档案领域中机构、职能等多样来源对于维护数据真实性、建立数据关联的专业贡献正在为其他学科所了解和吸纳[31]。
4.2 从档案治理到基于档案的治理
档案治理毫无疑问正在成为“十四五”期间档案学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围绕着档案部门、文件形成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档案事务的规范化管理展开[32]。档案“十四五”规划则侧重从共权机制以及法规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入手发展档案治理体系。上述研究和实践着眼于对档案的治理，将治理视角引入档案管理，重在社会参与档案；我们认为随着跨学科融合发展，研究重点将逐渐扩展为基于档案的治理，回归档案治理价值观的本义，即将档案作为治理的工具，档案部门参与更大范围内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并在其中贡献档案的力量，重在档案参与社会,也将反哺于更具格局的社会参与档案。
（1）档案开放研究逐渐走向深化。档案权利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档案利用的权利，是公众知情权的直接体现。档案开放利用相关的工作和研究因而也是档案政治/治理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档案宣言》明确指出：“档案对于提高办事效率、可靠性和透明度，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个人与集体记忆……非常重要”，呼吁“在遵守相关法律并尊重个人、形成者、所有者和利用者权利的前提下，向所有人提供利用档案”，发出了档案开放利用的最强音[33]。继新《档案法》将档案封闭期从30年缩短为25年之后，2022年7月，《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国家档案局第19号令）发布[34]，释放了档案开放利用的利好消息。与此同时，浙江、四川、山东、河南、安徽、珠海等地陆续开展档案智能开放审核研究。可以预计，档案开放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将不断深化。
（2）建档研究范畴将不断扩展。在档案利用之外，生成、留存档案的权利也日益引起重视，而档案收集、鉴定工作最能体现此类档案价值观。随着西方学者后现代学术思潮的推进，普通、边缘、弱势群体在身份认同、文化表达中的权利维护日益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档案学者指出美国的档案文件偏向社会中富有、有权的元素，而贫穷的和没有权势的却一直被忽视[35]。本世纪以来，社群档案[36]、档案行动主义[37]等实践和研究热潮并举，致力于通过档案工作者的主动建构和社会广泛参与，对社会各类成员形成更为完整的档案记录。而我国有着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除了推进人事档案管理改革支持人才流动的政策动向之外，各地档案“十四五”规划还通过各类档案的建构、馆藏的优化支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近年来各地建档的主题包括农民工、残疾人、家庭、生态环境、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传统村落等。从归档到建档，体现了档案方法对外主动服务的特点[38]。无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还是档案专项“十四五”规划，都体现了基于档案的治理范围的扩展，通过建档，档案部门将更为广泛和主动参与各类活动的治理当中。
（3）基于档案的治理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档案和数据的协同管理上。随着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地方政府、企业纷纷设立数据管理部门，对数据予以集中管理和统一开发利用。作为传统数据管理部门的档案部门和新型数据管理部门如何既分事行权，又协同共权，成为数字时代摆在档案部门参与数据管理实践、提升国家信息资源管控和服务能力的治理课题。而数据档案化治理是无可回避的道路，即通过档案方法的输出，确保数据资源满足档案真实、完整、可用、安全等质量要求的相关管控活动，使其具备作为证据使用和作为档案保存的能力。
4.3 从档案数字化转型到档案数字化融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设置“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专门篇章，发表了数字化转型宣言：“……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此篇章中的“智慧政务”专栏，要求推广应用电子档案[19]。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发布，明确指出以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再次要求深化电子文件资源开发利用，建设数字档案资源体系，提升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和应用水平[39]。档案“十四五”规划并未止步于对政府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的要求，而是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除了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归档之外，还对电子发票、三维模型、数据文件等电子文件（档案）管理进行了任务部署[25]。我国自2019年开始明确以文件档案数字化转型为题开展研究[40]。可见，在数字技术丰富档案价值内涵并助推档案价值融合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档案数字化转型研究将逐渐转向档案数字化融入，即档案融入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档案数字化融入是档案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
（1）电子文件单轨制、单套制管理研究仍是基础。电子文件单轨制、单套制管理是数字时代档案管理的升级，因而也将是数字时代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这样的研究不仅涉及档案管理方法论的再造，也包括了对档案概念和本质的再认识，以解决数据的动态性和系统依赖性与档案长期稳定性之间的冲突，因而同时肩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使命。随着企业、机关、建设项目电子文件归档管理试点和其他探索性实践的展开，电子档案管理日益精细化，为理论抽象和方法归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素材。而以一网通办为代表的平台性信息系统应用，为探索集约性电子文件管理和应用提供了新的系统场景和数据条件。
（2）电子档案融入数字业务将成为研究重点。数字环境下，一方面文件可以实时归档，极大地缩短了档案与业务的时间差；另一方面可信文档信息的实时共享有利于打破业务流程之间的信息壁垒，业务流和信息流并行交融，相互助力，从而实现档案与业务的协同管理。实践中已有大型建设项目以电子档案为凭证,驱动参建单位协同开展工程进度管理、计量支付、质量检验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档案与工程建设的协同管理[41]，电子档案管理切实提升了现行业务的效率，档案的行政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关于电子档案融入数字业务的深度案例研究将成为档案学领域的关注点。
（3）数字化融入政策将成为政策研究的新关注点。档案数字化转型政策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跟随式，即首先出台业务数字化转型政策，档案管理政策紧随其后，比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电子公文传输管理暂行办法》（国办函〔2003〕65号），此后国家档案局发布《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档案局第6号令）；2019年中办、国办合发《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处理工作办法》（厅字〔2019〕7号），2020年国家标准《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规范》（GB/T39362-2020）出台。二是集成式，即在业务数字化转型政策中集成档案管理要求，这样的政策可被视为数字化融入政策，此类政策更容易引起外部对档案管理要求的关注。比如2019年《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国令第716号）就电子文件电子化归档和电子档案法律效力予以规定[42]；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以此作为税收共治的重要举措[43]。档案学领域素有政策研究的传统，数字化融入政策也将成为新的关注点。
4.4 从档案开发利用到档案数据开发利用
开发利用是档案和社会档案需求的连接点。2009-2017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档案开发利用”为主题词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仅次于“数字档案”，居第二位[44]。国家整体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数据赋能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特征。党和国家先后出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16〕51号）、《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17号）、《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信发〔2020〕67号)、《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文改办发〔2020〕3号）等文件，推动政府数据、科学数据、工业数据、文化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在此背景下档案数据活化开发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
（1）数字环境下档案整理理论和方法论亟待重塑。档案整理是开发利用的基础，也是档案学最为经典的管理问题，档案整理催生了全宗理论、来源原则、档案联等档案学独有理论和方法论。数字环境下，一方面，文档数据化的方法框架逐步确立，经由转录识别、描述增强、关联构建和矢量转化，非结构化文档可以被处理为计算机可以理解、分析和计算的结构化的细颗粒数据[45]，档案的整理因而可以突破“件”的边界，走入档案内容层面，特征的揭示和关联走向多维；另一方面，信息系统中的电子档案总体上呈现分散存储的状态，社交媒体文件存储在第三方服务平台上，核心业务数据存储在政务服务网等大型业务平台上，财务档案则可能存储在财务共享中心，同一全宗的档案实体已经分散，不同全宗的档案实体则可能混放，全宗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此外，逻辑不一致的档案门类概念的推广应用，既造成分类混乱、内容割裂[46]，也削弱了机构、职能、业务等核心档案关联的力量。而档案关联能否借助数字技术再现魅力，需要档案人对档案整理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塑。
（2） 数字人文引领历史档案文献整理和开发研究。历史档案文献整理和开发是“十三五”以来档案学研究重点之一，突出地表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置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开始，每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在历史档案文献整理和开发方面的立项数都在10项左右，而2016—2021年间，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档案文献整理和开发类课题累计22项，数量颇为惊人，主题分布广，仅2021年的主题就包括近代邮政史料、近代铁路投资中外档案、涉台传统村落资源、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区民主改革档案资料等。但其中涉及数据库建设的仅3项，不足1/7。中华文化若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档案文献纸本的整理仅是第一步，还需要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和技术，将文本激活，建设档案文献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在档案描述、规范标注、历史脉络分析等方面谱写新的篇章，实现数字人文数据化处理、知识化发现和可视化呈现，着力弥补档案界在《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47]中的缺位。
（3）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红色资源开发等主题的档案数据开发利用研究持续深入。国家和地方的“十四五”规划中，公共文化服务主题下的档案规划要点独领风骚，由此可见，国家战略布局中对档案文化服务能力的期待。档案文化服务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阵地,其焦点主题也有强烈的时代性。在档案文化价值导向之下，档案学研究视角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领域，成为“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研究热点之一[48]，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之一[6]。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之后，红色档案文献实践迅速升温，《上海档案条例》增设“红色档案保护与利用”的专门章节[49]，《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则将档案工作纳入其中[50]，由此将带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热潮。
5 小结
档案学科发展和档案事业发展是命运共同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对档案事业进行了全新布局，档案“十四五”规划予以了全面回应。数字技术促进档案治理、行政、法律和文化价值的交融，也将档案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档案学由此获得史无前例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突破的机会。本文的梳理和展望仅为管中窥豹，愿以拙文求教于大家，在档案与社会更为紧密的连接之中共同探索档案学的未来。
参 考 文 献
作者简介
刘越男（通讯作者），教授，博士，Email:liuyuenan@ruc.edu.cn，研究方向为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
周文泓，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网络空间档案化管理；
李雪彤，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年第5期，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 引用格式
刘越男，周文泓，李雪彤.价值驱动，需求引导：“十四五”期间的档案学发展转向[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12(5):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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