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们的诚信是如何失掉的

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

这个考题顿时激起了社会各界对“诚信”的议论，考试次日，不少传媒就在“我们还要不要诚信？”之类的标题下发表了纷纭的众说。

的确，这些年来人们痛感诚信缺乏的危机：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连“防伪产品”也有伪的，不守合同、恶意赖账、收货不付款、收款不发货成为司空见惯。金融诈骗、设局坑人，上市公司包装作伪，公然“圈钱解困”，传销、抬会的欺诈、坑亲杀熟，令人发指，甚至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据许多调查发现居然为亲友熟人欺骗的占了很大比重，以至于媒体呼吁不要“轻信”亲友……

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不诚不信到如此地步，实在已是匪夷所思了。

于是，人们借此次高考命题呼吁诚信。有人指出：“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有人说：“诚信是成功的秘诀。”还有人引经据典，指出孔子认为宁可去兵去食而不可失信，信与仁义礼智乃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伦理……

这些当然都没有错。

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诚信重要，而现实中诚信却如此缺乏？为什么先哲关于去兵去食不可去信的经典，敌不过权色才钱名利皆重于“信”的现实“选择”?

现在有种时尚，就是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归之于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然而别的东西还可以讨论，这不诚不信毫无疑问是与市场经济无关的。

众所周知，做买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信用。自然经济下封闭的亲友熟人小圈子的关系可以靠亲情，市场上陌生人之间打交道靠什么？当然唯有诚信。所以，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必然是信用至上的社会。道学家也许会说这种社会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但决无法说它不讲信誉。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发达的诚信社会，不管什么“文化”下，这都是必然的。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因而变得不诚不信，而在于，缺乏诚信，我们就进入不了市场经济。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不诚不信呢？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诚信诚信，先有诚，而后有信。诚者真也。为人行事，有对有错，谁也难说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但真诚却是为人行事的基础，没有起码的真诚，说出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指望别人的信任？做的事连自己都觉得像演戏，还能指望别人当真？

如果一个社会假话横行，人人口是心非，事事弄虚作假，那么即使有真诚人想办实心事，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从而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虚伪横行，真诚消隐。

我国传统文化虽然重视诚信，但那时的长期专制的确产生了直言贾祸、真事多磨的弊病。“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假作真时真亦假”等等感叹真诚之难的谚语数量既丰，流传亦久，这样的状况不能不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影响。

而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弊病又有了惊人的发展。说“违心”话，办“违心”事，成为司空见惯，出现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格言”，掀起过全民“放卫星”的说谎比赛。由于那时不搞市场经济，自然也谈不到在市场上作假，但在官场上作假之普遍，则决不下于今日之市场。可以说，那时的真诚就已经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了。

而“诚”既不存，夫复何“信”？从那种状况转入“市场型的”诚信危机，可以说只是不诚不信的形式换了，实质早已存在，由此到彼，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权欲熏心的人，到了“经济挂帅”的年代自然利欲熏心。官场上说惯了假话，到了市场上焉得不卖假货？而那种为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大利灭亲”、坑师害友以求荣显的时风，与后来为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坑亲杀熟以图致富的行为又有多大距离？甚至今天那种围观溺水者灭顶而不施援手、漠视歹徒行凶而袖手无为的可悲状况，在过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不是早就种下根子了吗？

总之，“真诚”作为一种资源，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其实已经被破坏得太厉害，稀缺得太久了。如今时兴自由交换了，自己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人们才发现，在习惯于说谎的人群中建立彼此的信任是多么困难，而缺乏信任的人们间进行“交易”的“成本”又有多么大！

诚信诚信，以诚才能求信，欲求一诚信的社会，宣传诚信的重要性固然应当，在制度安排上进行改革，让人们养成讲真话和以诚相待的习惯则是关键。

过去，我们的宣传中不乏追求尽善尽美的理想主义。我以为这并不错——我过去曾指出历史上的罪过不源于“理想”，而源于强制，今天我可以补充说，是源于强制对于真诚的摧残。只要不强制人们说假话，对尽善尽美的真诚追求即使有所“空想”，至少也可以得到较善较美，而不至于沦为尽恶尽丑。

回到前述那个寓言，即使我们对健康、美貌、才华、荣誉等等的追求都是“空想”，至少我们还有诚信。

有道是：

仁义礼智，皆以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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