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作者讲学（2012年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王力坚｜文

202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纪念1977年10月21日宣布恢复高考。正是在1977年10月21日当天，我离开插队四年的农村赴工厂，虽然跟高考没有关系，却也是我漫漫求学路的一个关键转捩点。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在广西博白老家上小学四年级。我父母是文教工作者，加上出身较“麻烦”——父亲是归侨，母亲家是地主。于是，注定文革一开始便被抛出来成为“黑帮”。

不久，反“刘邓路线”，造反派崛起，“解放”了不少像我父母这样的“黑帮”，父母感恩戴德，义无反顾加入造反派组织，这势必影响到我们。

由于出身不好受排挤，我在学校不能参加红小兵，便自行与朋友拉扯起一个造反队，开始叫“金猴战斗队”，后改名“二小老多”——我们是县城城关第二小学，模仿桂林声名赫赫的造反组织“老多”。

后来广西的群众组织分化为两大派，一为“422”（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一为“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前者以反广西第一书记韦国清为号召，后者则是保韦派了。

我父母所在造反组织与我自己在学校拉起的造反组织都归属到“422”一派。“422”一度声势浩大，但最终失败，我父母再度成为“黑帮”。

广西南宁百货大楼武斗前后照片

我也名正言顺成为“二小老多”的坏头头，要在全校大会接受批判。为此，我翘学了，五年级整个学年都不去学校，在家陪伴父母。

父亲被关进监牢，我也跟姐姐去送饭，还跟看守监房的解放军叔叔拌嘴吵架，屡屡被警告坚持反动立场会没有好下场。

到了小学六年级，经过校方多次“通牒”“勒令”，我回到学校，风头过了，仍须在班上接受批判。到毕业时，据说原本打算不给我毕业的，但网开一面，给毕业了，但不能升初中。我们全班只有三位学生不能升学，给我的打击可想而知。

当时，造反烘烘之际，确实没读什么书，但却没少“读”——大字报、传单、造反小报。撇开内容不说，这“读”与“思考”的形式训练，却也承续并强化了我自小就形成的阅读习惯。

自1968年底我失学在家起，就开始了我空前甚至是绝后的“疯狂”的读书生涯。动因只是：恐惧、空虚。

试想，当几乎全班同学都升上初中而我这个连年“好学生”、“班干部”（少先队中队委员）却失去升学机会时，我的内心是如何的恐惧如何的空虚？

为了抑制与排解这种恐惧空虚，我自然而然地极尽发挥我的阅读习惯，疯狂地搜寻、阅读一切书籍及杂志，竭力使自己麻醉于书的世界以忘记令人难堪的现实。

我何其有幸，在那个读书有罪、几乎所有书籍都被视为“毒草”的年代，我却获得了至少四个读书的渠道：

第一个渠道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尤X明的家，尤是我们班不能升初中的三个学生之一。

正是这种同病相怜的处境，我们从原来的一般同学关系迅速升温至死党。尤的家境十分艰窘，其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上有“现行”行为而在武斗中被活埋身亡。

由于是“历史反革命”，尤父文革前便没有正式工作，全靠摆摊出租小人书为生。文革时期当然就不能再出租小人书（也算“毒草”）了，于是十几大箱小人书都“坚壁”在家。也就成了我饥不择食的第一批阅读“猎物”。

我之所以将这批小人书当作我的第一选择，原因除了跟尤X明的同病相怜关系，大概就是小人书能使小孩子更容易迅速沉迷其间。

这批小人书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到什么就看什么。但是其中也有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些小说的原著我基本上已读过，不过小人书的形象化确实也使我能在视觉感官上加深印象。

另外还有不少西方尤其是苏联题材的小人书，这类书籍的原著我读的不多，小人书无疑引起了我对这类书籍的兴趣，为我日后大量阅读这类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这样我定期到尤家“借”书，大约花了两三个月，将尤家中的小人书看了个遍。

第二个渠道是小学同班同学王X，准确说是王X的母亲——县中学初中部图书馆的管理员。

王X通过他母亲“秘密”地从已经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带出大量杂志——包括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中国各种杂志，不知什么原因几乎都是杂志而甚少书籍。

几乎同一时期，我也获得了第三个渠道——县中学图书馆负责人陈老师。

陈老师是我们邻居，她利用已失效的“职权”，私下让我到封闭的图书馆内尽情阅览。于是，几乎每天白天我就躲进县中学图书馆痴迷地阅览各种书籍，晚上则在家阅览从王X那里取回的各种杂志。

第四个渠道则是县图书馆，那是县文化馆——我老爸工作单位的关系单位。1973年7月至10月，那是我从开发红水河工程回来等待下乡插队期间。当时我老爸已经获“解放”，而图书馆也部分开放。利用老爸的关系，我获得进入图书馆内仍然封闭的书库，饱览仍然被“禁”的群书。

在这两个图书馆，我读的书可真叫杂，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散文、传记。

其中最喜欢的是苏联小说，苏联小说中最有印象的是《青年近卫军》，该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苏联年轻人那些火热的斗争生活，而是他们那些在我们那个时期看来不怎么正常不怎么健康的爱情生活。

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中外历史、地理等书籍，尤其是历史，不仅读了中国通史，还读了各时期的断代史，世界简史以及欧美和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历史。开始是瞎读，后来却读上了瘾。当时只是填补空虚、消磨时间，最高境界也就是满足阅读欲望罢了。

想起来，我真的是衷心感激尤X明、王X及其母亲、陈老师以及县图书馆的有关人员，尤其是王X及其母亲和陈老师，那时我父母正在受斗争、审查、改造，他们帮助我、而且还是“非法”利用被封闭的图书馆，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

文革后，每每看到一些回忆文章提及“人间有温情”，我确实是深有同感的。再次深深感谢你们——我的文革读书生涯的庇护者们！

可以说，在文革中我失学期间，这种杂乱无章的自我读书方式，延续了我的求学路。

这种方式，不仅对文革后我参加高考起到始料未及的关键性作用，在以后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也是靠这种自我读书方式养成的习惯，得以顺利完成多次转换研究方向（从古代到当代）乃至专业领域（从文学到历史）。

其实，我失学后的第二年，我母亲所在高中的革委会曾通知我可以去报读初中，但我一来已被伤了心，二来脸皮薄，认为自己的同学高自己一级，难堪，居然拒绝去报读初中。

而当时我父母都在受管制状态，无暇管我，也就由我自行作出了这么一个放任自己的决定。当时的初中只有两年，所以到我失学第三年，便是我的小学同学初中毕业要升高中之际，我更拒绝报读初中了。

但我也不愿继续待在家里，因我的家就是在县高中教师宿舍，就在校园内，日后我的小学同学成为高中学生，进进出出不就常打照面了吗？

2000年，我（左）与弟弟及侄子在县高中校园内旧建筑前留影

于是，为了离开县高中——我只能生活不能求学的地方，我开始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当知青。按照政策，我只有小学毕业似乎可以不必上山下乡，但我意志坚决，有关部门便做了顺水人情，让我参加了上山下乡学习班。

一个偶然机会，我们这个学习班以知青身份全员派往开发红水河航道工程。工程的工作虽然艰苦劳累危险，但每月有固定工钱，还说好回来后就参加分配工作，不用再下乡当知青，好事啊！

没想到，两年后从工程回来，正赶上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苦，毛寄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为感激领袖关怀，当年再次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我便无可奈何第二度成为“知青”，于1973年10月16日到本县龙潭公社白树大队大路塘生产队插队落户。

那时的高中也只读两年，也就是那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正是我小学毕业那一年级的学生，虽然跟我一起下乡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不是我的小学同学，却是我母亲所在高中的毕业生，而且都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我母亲后来再次获“解放”）。

1974年，与知青组长陈X生（左）摄于知青新居前

下乡后，我的读书生活起了变化，因为缺乏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我只好因地制宜地利用现有的条件。于是，我阅读的书就只能是公开的书籍了，如毛泽东选集、鲁迅杂文、革命回忆录、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工作手册等。

别笑话，我还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特别是毛选、鲁迅杂文和赤脚医生手册。在农村四年，毛选四卷我至少通读、甚至算得上是精读不下四遍。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注释，读得甚为仔细，想起来，我似乎是当作历史故事来读的（当然是顾不上是否有误导的事了）。“副作用”嘛，就是政治上的“积极”表现啦。

鲁迅杂文呢，一来是别无选择，二来老鲁那犀利刻薄的文风确实很“爽”，读后不仅写批判文章得心应手，生活中跟人斗嘴斗智也似乎长进甚多。

至于赤脚医生手册，至今我也想不透为什么会看得那么上瘾，反正是来回看了好几遍，以致一般的野地草药、一般的病症，甚至一般的中药药方，我都能说得个子丑寅卯，但一直只敢应用于自身而不敢“外传”，尽管如此，也确实受益匪浅了。

说起下乡时的读书，有一件着实令我懊恼的事。那是1975年吧，老毛不是说过《红楼梦》什么什么的啦，于是上面就给我们送《红楼梦》来了。

但全大队知青只有一套，十几个组哪，谁都想要。于是就决定抽签。我们组以我是读书迷，派我代表小组出面抽签，果然灵验，一抽即中。于是《红楼梦》就归我们组所有了，其它组可以借看——当然得我们组的人看完后。

我们兴高采烈将《红楼梦》抱回来了，但这热情不到一周就烟消云散——大伙轮着翻一遍，谁都无法将《红楼梦》读下去，即使是我，也只能跳跃性地有选择性地草草浏览。

所以，一周后，该套《红楼梦》就外传出去，从此也就再没回来过，而我们也毫不挂念，包括我这个伪书虫在内。实在不好意思，时至今日我也没有认真读完过《红楼梦》。

这话，可真叫我的学界朋友大跌眼镜——哇噻！你还发表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耶……

1975年我（右）与知青组伙伴在油菜地喷药杀虫

我们一起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小组共六人，三男三女。其他五位知青对我的情况颇为清楚，或许因此，对我也非常友好非常关怀。但第三年，他们都先后离开农村去读书或进工厂了。

当时我也有进工厂的机会，但以“体检不过关”为由被刷下来，谁都知道致命伤就是我的“学历”。之后，也有多次去工厂或读书（中专）的机会，也都由于这个致命伤而功亏一篑。于是，我继续在农村多待了两年。

由于我在农村表现还算不错，干活老实，尤其是会写点东西，对农村的一些文宣工作（包括知青文艺宣传队的节目编写）做出些“贡献”，得到农民及各级干部的认同。也加上大家都希望能卸下我这个包袱，于是，一再推荐我去工厂或中专学校。

经多次推荐失败后，大家都不得不严肃面对我的致命伤——学历。要解决这个似乎无解的难题，农村的干部们却有妙招，但也简单——伪造学历。

当然，那时还没有伪造毕业证书的技术，否则就触犯伪造文书罪了。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复杂，只是在有关表格“学历”一栏，“昧着良心”填上“初中”即可。

那是1977年，广西合山电厂来招工。广西合山电厂是广西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属于“三线建设”产物， 据说是1967年1月建于来宾县合山煤矿矿区，故有个代称“六七一厂”。

照理说，这样一个背景的工厂，我更是没有机会去的。但公社主管知青的干部找我去交待说，这回填表别那么死板了，就填初中毕业云云。有了撑腰的，我便壮着胆哆嗦着填下了“初中”的学历，在“证明人”一栏则填下了小学一死党，也是文革中共患难的同一派战友的名字。

生产队，大队，公社，乃至县知青办，居然层层过关，获得批准。

前面说了，农村的干部，包括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对我既熟悉也有共识（网开一面），而县“知青办”对我也知根知底，但我对县知青办也有具体“贡献”：

1976年底，我们公社知青文艺宣传队代表县到地区参加汇演，表现不错获了奖，而那些节目大都是我参与编写的；1977年初则抽调到县“知青办”去参与调查编写知青先进典型，我所负责调查编写先进事迹的一位女知青成为县典型参加地区表彰大会。

或许还有那么点儿“私人关系”——当时县“知青办”的负责人的儿子是跟我同一大队插队的知青好友。尽管如此，没有伪造的学历，还是无法通关的。

我是1977年10月，下乡整整4年后离开了农村。10月21日，乘坐班车到玉林转乘火车赴来宾县（电厂所在地）。

当天的日记记录了这么一段：“睡前，听到中央广播，中央教育部开高等院校招生会议，新规定：在工农兵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20岁左右、不得超过25岁，未婚、高中或相当高中文化水平。”

当年激动了无数青年、尤其是知青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我的笔下，却像记成流水帐一般，平淡得很。

我并非故作矜持，更不是什么稳重成熟，而是根本上就不把这事当一回事，确切地说，不当跟自己有关的事。原因很简单：

我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做梦也不会往大学方面梦，能有个工厂收留就烧高香了！所以我对恢复高考消息处之淡然是非常正常的。

“六七一厂”—— 广西合山电厂旧貌

③

到工厂后的第一次新工人大会上，工厂领导宣布新工人必须经过四个月集训，重点是业务培训，须通过多次考核方能分配工种。而业务培训所需要的基础，就是我一无所知的数理化！

在四个月的集训期间，不少新工人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了高考复习。我也积极参加了这股高考复习潮，并且是“复习”理科。

其实我对高考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暗度陈仓”——借“复习”高考，啃下初、高中的数理化，以通过工厂的业务集训考核。

说老实的，能来到这个工厂当工人，我是十分满意了。于是，在准备高考的幌子下，我将初、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像看小说一样“通读”了几个来回，有疑难问题就请教一起复习的同伴，或请教给我们上培训课的老师。

四个月下来，不仅跟其它初、高中毕业的同伴有了“共同语言”，几次业务考核还都拿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至于数理化的基础呢，化学没有任何实验机会啊，就靠想象，整个就稀里糊涂；物理因在工厂多少有些实践，似懂非懂啦；倒是数学，似乎学上瘾了，到后来还可以去“辅导”别人了。

集训后，1978年3月1日分配工种，我分配到锅炉分场检修班，虽然脏累，但好歹算是技术工，也就无悔无怨了。

至此，我的“暗度陈仓”计谋算完成了，照理说可以停止“复习”了，但我却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原因就是，我试着作了几份不同省份的理科高考试卷(1977年是各省自行出题)，居然都能及格以上，于是自信心无原则地膨胀起来，头脑一发热就斗志昂扬投入了“真正的”高考复习。

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但也接近了体检线，在落榜的同厂考生中，也还算较“体面”的，使得我还不至于信心崩溃。

而真正将我的信心刺激起来的是，那年我姐居然是以小学毕业的背景考上了省外大学！我姐历来是我的榜样，她行了我也不能不行啊！于是，我重新抖擞起来，再次投入高考复习。

我还是继续复习理科，我实在是应该弃理从文的，好歹读过不少文史政哲类的书啊，数理化就靠那几下子就能糊弄？

我之所以继续准备理科，一是不甘心放弃已经糊弄了几个月的理科复习资料；二是三心二意，认为考不上也通过高考复习多学点数理化知识，对日后工作有益；三是当时大多数考生重文轻理的通病，尤其是搞文的在文革最倒霉的前车之鉴——我父母就是实例。

然而，舞文弄墨毕竟是我的拿手好戏，就在复习期间，每次作文模拟习作，我都写得挺漂亮，其中两篇还弄成小说在地区文艺刊物上发表，都是当时时兴的“伤痕小说”类型，一篇还是写知青的。

于是，我的亲朋好友(他们都十分清楚我根本不是考理科的料)便极力动员我改考文科。

一个偶然机会，促使我转变了想法。1979年初从工厂回博白老家途中看到孔捷生的小说《在小河那边》，大为震撼！深感文学的力量如此之大，于是终于决定改考文科了。

其实也是由于有了如下认识：

一，认识到高考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性机会；二，次年我二十五岁，即是高考年龄大限，这年再不考上，次年压力更大。

有了以上认识，我的高考复习采取了甚为惨烈的做法：首先是把自己逼进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绝境——四处扬言：今年一定考上！令自己没退路，考不上不仅没面子，以后在厂里也不好待了，力图使自己“置于死地而后活”。

至于复习，更是拼了老命，工余时间，除了每天坚持打球以保证体质，其它一切娱乐消闲活动皆停止了，复习占据了我的全部工余时空。

合山电厂位于合山煤矿边上的老虎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红水河），交通不便，有时间也难以外出游玩，倒使我更能心无旁骛专心于复习。

合山电厂厂区一角

复习的关键时间在临近高考的四、五、六月，而那段时期正是我们火力发电厂停机大检修的时期(因是涨水期水力发电厂可提供充足电力)，也正是我们检修工最忙最累的时期。

那时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检修，能利用来复习的时间只有深夜一二个小时以及凌晨一二个小时，每天睡眠就只有两到四个小时。

为了不妨碍同宿舍的工友休息，还往往得到路边路灯下或灯光球场读书，那些可以背诵的东西就留待上班期间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进行了。

于是，在车间看到谁一边干活一边嘟嘟囔囔的，就是我们这些“高考迷”了。

我们的师傅还挺通情达理，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因此忽视安全，并不多干涉我们。厂团委书记在多次遇上我们路灯苦读的场面后，特别开恩允许我们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可以利用来复习。

那种艰苦、那种压力，现在想起也不寒而栗。我还多了一层压力，本来我自己一直不肯正视的，却被一位朋友挑明了，他说：“你这样的背景(指小学毕业)，即使比别人高一截分数，也不一定能录取。”

我真的为此彷徨了几天，但很快就稳定了情绪，主要也就是有我姐的先例鼓舞，此外就是当时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录取不录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比别人多倍的努力！

高考了！考毕，我足足昏睡了三天，吃不下东西，一吃就想吐，只能喝少量的水。工厂医务所医生给我浑身上下查个遍，也说不出毛病在哪，只能含含糊糊地说：“虚脱了。”

之后，便是体检；之后，便是等待。漫长的等待，焦心焦肺的等待。这期间，我绝口不提有关高考、录取、大学的一切字眼。我的朋友们也默契配合绝口不谈类似的话题。

④

那天，在五十多公尺高的锅炉顶上抢修排汽管，高温、危险且是没膝的煤灰，休息时，大家都走出车间透透气，我下意识来到收发室，收发员淡淡说：“有你一封信。”一看，一阵晕眩——广州暨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年我们工厂一百多考生，只三人考上，都是我们锅炉分场的同年进厂的工人(都曾是知青)，另外还有几位考上电大和代培生，其中一人是跟我同公社插队同年进厂的知青朋友，后来成为该厂厂长。

那时，我的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快的，我的身上却发生了难以想象、且不可理解的现象：

愈近入学我就愈感觉到莫明的彷徨、焦虑、恐惧，以致我父母送我到玉林转车去广州时，我居然哭丧着脸对老爸说：“不想去……”

真个把我老爸气糊涂了：“你到底怎么啦？！人家都喜气洋洋去，你却像上刑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路彷徨、焦虑、恐惧地往广州去了。

过了很久后，我才对当时我那种失态有所理解：一是我离开学校太久了，而且是跳过初中高中来到大学，根本就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后来我确实是有一个颇艰难的适应期)；二是想着自己如此“大龄”，跟同学如何相处？

其实，我多少有些给自己吓着了：文革十年，有谁能在学校好好读了什么书？还不是靠自己拼上来的？

至于年龄，入学后才知道，虽然我们班最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六岁，但年龄最大的却已是三十岁(从北京到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像我这段年龄层的比例最大，而且几乎都是当年的知青。

1979年，刚进大学，还穿着工厂的工作服，神情似乎有几分茫然

然而，入学后我很快又陷入莫名的恐惧：

当年我通过伪造学历悬悬乎乎地混进了广西合山电厂，报考大学时填表格，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以全力以赴考试，我仍填写初中学历；当要进大学时再填表，我一度想老实填上小学学历，朋友极力劝阻，认为万一因此受阻，便前功尽弃，于是，仍然填上初中学历。

进了大学，经过一年级整学年的学习，我各科成绩不错，获“三好学生”奖。此时，才终于壮起胆找辅导员坦白以求从宽处理。辅导员淡淡说道：历史问题，都能理解。老天开恩！从此，我才彻底卸下纠结已久的心病。

大学毕业那年，我已经28岁，原本计划尽快参加工作。但了解到当年大学分配有一个特殊要求：边疆省份的大学生分配回原籍。

经历过文革“历练”的父母十分反对我回返广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考研究生，于是临毕业时考取了本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当时研究生数量很少，我考上研究生那年，全校才80多位研究生（现在是近14,000人了），中文系研究生还不到10位。于是，专业课一般就三两位同学听一门课，有时候还将不同系的同学合起来听课。

比如我们专业两位同学就跟文艺学的同学一起听饶芃子教授的马列文论课。饶老师善于联系西方文论来讲授马列文论，并且鼓励、组织研究生同学进行更广泛的学术研究工作。

那时候饶老师规划一套丛书，鼓励我进行一个有关“唐诗在世界文学中”的研究项目，虽然我未能完成任务，但饶老师的鼓励对我日后研究生涯起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我们还跟历史系两位同学合起来听历史系陈乐素教授的中国目录学课程。

陈老师是大史学家陈垣的长子，就在他家的客厅给我们讲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整整讲了一个学期，学期末要求我们交一份论文式的作业，我的作业好像是跟《世说新语》有关，陈老师给了70多分。

我有点不甘心，询问陈老师“写得如何”？陈老师沉吟一会儿说：“中文系的学生视角是不一样。”我不得要领，但也不敢再吭声了。

当时研究生学习之外的文体活动，基本上都是全校研究生齐心协力来办，比如周末舞会，各种球类运动，还不时跟外校研究生联欢或比赛。

我凭兴趣参加了校研究生篮球队，亦随队四处出征比赛，当然大多是板凳队员。

但某年广州市高校研究生篮球赛，对阵广州体院研究生篮球队时，我说服了教练让我以正选队员上场，虽然那场球我们球队理所当然输了，但我个人在场上表现不错，还颇为从容投进了几个球。

原因很简单，对方的主力球员是我同乡还是幼儿园同学，所以我在场上享受几乎无人防守的待遇。该同乡后来很有成就，在学界是博士教授博导，在政界则官至广州市体育局长，退休后转至恒大集团任副总裁。

我们研究生篮球队的10多位球员也不赖，在球场打球生猛，在舞场也大多是高手，很有风头。

近来在美国加拿大多位老球员联系之下，建了个微信群，得知篮球队的同学有好几个到了海外发展，成就斐然。不过，有两位球队同学已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我（后排左二）与研究生篮球队的伙伴们

女生也不乏藏龙卧虎者。

听说跟我们一起上陈乐素教授目录学课的广西老乡梁X虹同学参加了校研究生乒乓球队，我仗着会划拉几下乒乓球，便谋划邀约梁同学较量一场，待了解清楚梁同学的底细，彻底大气不敢出了——梁同学于1975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与齐宝香并列女子单打第五名。

齐宝香后入选国家队，曾获全运会女子单打冠军与亚乒赛女子单打冠军。梁同学毕业后便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

⑤

1986年，硕士论文通过后，与同窗好友陈X伦、刘X波聚餐，几杯黄汤下肚，感慨读书真辛苦，遂发誓，从此后不再求学读书。从大学生到硕士研究生，连续读了7年书，确实是身心俱疲，不再有继续求学读书的冲劲了。

毕业后，陈X伦回到汕头，在经济开发区发展，算是远离了学术圈。

刘X波则到连南县挂职当副县长，应是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虽然辛苦但很有干劲；没承想最后还是回到暨大，自然而然就成了博士继而教授继而博导。

我则去了深圳教育学院，本想借此机会到经济特区下海发展，也确实找到一个开发公司聘我为公关部经理，教育学院却死活不放人。

两年后，因偶然的机会，我于1990年去国离乡，留学新加坡，硬生生走上继续求学、读书不已之路，就这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1990年，留学新加坡

【作者简介】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