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萍：我的母亲
梁艳萍教授。
一枚 ｜编
我的母亲孙玉珍（1938—2007），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四年多，再过一个多月就十五年了。
母亲1938年1月27日出生在山西浑源古城内石牌坊巷的孙家，是清光绪乙未科进士孙秉衡的曾孙女。那一天是五九的头一天，大寒。距离春打六九头的立春，还有8天。“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半年之前，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母亲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战争频仍的时代。
浑源这个地方多山，恒山主峰天峰岭离县城只有8公里。县城形制如老龟驼碑。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就有道家、佛教的供奉之地，悬空寺、恒山大殿、永安寺、圆觉寺每年多有祭祀与供养。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浑源重视教育，文人辈出。
据志书记载：从金朝在浑源建立州治以来，历代名流学士为研经习礼、校刊典籍、集贤讲学之便，先后在这里建造了翠屏、风山等七处书院。到清乾隆年间，浑源在知州龙云雯至知州桂敬顺任时，重教兴学，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正式创办州学府——恒麓学院。这是浑源第一所类似于现代的中等教育机构，一方面培养当地的士绅，一方面为朝廷输送人才。
母亲出生不到满月，1938年农历正月十二（2月11日），浑源就发生了史称“唐庄惨案”屠杀，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长命令山杉大尉带领日军三百余人，突袭距县城四公里的唐庄村，杀死了占村民总数六分之一的人口。即使是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也感觉到大屠杀的恐惧，恓惶不安，终日难得安宁。
战争的恐怖，杀戮的惊惧，使得人们不得不敛声息气，残存苟活。在抗日战争进入拉锯战之后，浑源就成为日军、国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反复进出的地方，国民生活在战争期间的境况可想而知。
母亲的伯父孙振武在这个时候，早已离开故乡，军校毕业后，成长为晋绥军名将商震将军的参谋长，随军征战在抗日前线。为了查找这位长辈的资料，我曾经专门高价购买了《河北文史资料》，阅读其中刊载的《商震将军》；也阅读了《世界知识》2011年 第15期刊登的关培凤的《商震：从陆军上将到高级外交官》，王兴纲《我所知道的商震》等论著、文献，在日本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位孙振武的踪迹。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慢慢长大。
1939年7月15日 （阴历五月廿九），恒山南峪口突然爆发特大洪水，洪水裹挟着山石、泥土直奔县城而来，匆忙中，姥姥、姥爷把一岁多的母亲放在一个大盆里面顶着洪水，蹚水离家。这次的洪水，使得浑源城关数千人瞬间家破人亡，庐舍一空，有些甚至灭门绝户，尸骨无存。
作家姚文锦在《1939年亲历水淹浑源城》中记载，“城内因有坚实高厚的砖包城墙阻挡，所以约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的城内居民幸免于难。”姥姥、姥爷全家人虽然在洪水中存活下来，但是损失也是很大。土地、房屋被淹后都要重新修缮、清理，慢慢清除淤泥，逐渐复苏。洪水之年粮食虽然欠收，但苦菜却在地里疯长，很多人家每日两餐总是离不开苦菜。苦菜加上山药蛋就是一餐，如果苦菜、土豆做馅料，用莜面包成饺子，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姥姥总是会包一点苦菜莜面饺子，说实话，清苦，涩口，很不好吃。母亲也不喜欢吃，她虽然天忌吃荤天生吃素，不吃一切肉类食物，也但好像并不喜欢吃莜面、苦菜、山药蛋之类的食物。
战争之前，母亲的曾祖父孙秉衡（光绪进士）先生已经辞去天津副议长的职务，应光绪举人、时任浑源中学校长的麻席珍之邀回到了浑源，成为旧浑源中学的教师。参与到故乡兴办教育，知识育人的活动中。这也是旧式文人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难以实现后，辞官返乡，回归故里的一种奉献和志业吧。孙老先生重视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他和同仁一道开启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孙女孙桂兰便成为浑源中学自己的学校培养的早期女学生之一。据浑源地方历史学者韩众城考据，当年的浑源中学堂就设在东门外的恒麓书院旧址。
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迎来了战争的胜利，母亲和她那一代人似乎可以安稳读书了。可是，刚入学没多久，事变又来了。三年内战，国共之争中，浑源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开始很早，大约1947年就开始了。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几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当时的浑源，归属于晋察冀边区，自然也在被批评之列。
刘认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农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
平分土地之后，斗争进一步深入，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所有家产，包括一切生产资料——农具、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地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银元、金银财宝、烟土等）全部挖出来。这样，浑源县内，老一辈留有的土地、产业的家族，便无一例外地成为土改运动打击、分割、改造的对象。不仅仅财产被彻底瓜分，而且被打、被杀也成为家常便饭。
母亲一家为了活命，迅速地放弃了在县城及乡下的所有家产，一无所有地逃离了故乡、土地。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全家人一道离开，只能分头行动。姥爷孙有成先是去了怀仁的朋友那里，姥姥带着母亲和舅舅去了恒山山里的亲戚家躲避，后来又与姥爷回合，再徒步60多公里来到了大同市。走投无路的一家人借住在我祖父四合院的南屋里。这种借住，也是后来我父母结合的起源吧？
母亲那时候，有几年在辗转迁徙奔波中，无法继续读书，自然也就失学了。这种失学的状态持续到1950年代，才逐步安定下来。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个人都只能随波逐流。只有活着，才可能有未来。
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孙家一直比较重视女子教育。一是因为女儿比较少，每一代只有一个女孩；二是因为女孩子读书都读得比较好的缘故。孙家的女儿从姑奶奶那一代人就开始读书，成为有知识的女性。所以在面临灾难与挫折的时候，知识理性可以使得她们当机立断，决定何去何从，何舍何顾；可以面临大事有底气，不折腰，努力做到俯仰无愧。
刚刚到大同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身无长物，柴碳都要去捡来才能烧火做饭，饥饿也是常有的吧？姥姥有一手好的女红缝纫手艺，帮助别人缝补、洗涮贴补家用，维持生活。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姥姥鼓励母亲继续去读书。姥姥认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要办学校、办医院，都需要教书的先生，治病的医生。女孩子做教书先生，是一个可以不依靠她任何人、张口就有饭吃的职业。”“人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偷被抢，唯有文化知识，即使被杀掉也是无法抢夺去的。”就是这样的理念，姥姥支持母亲读书。所以，母亲在读完小学之后，进入大同师范继续读书。
大同师范学校是晋北的一所百年老校，校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1905年，其前身为山西省立第三中学，为晋北培养了很多教育人才，也为省内与外省的大学输送了优秀的学子。
进入师范之后，成为免费师范生，就不再需要家里供养。学校有发给生活费，吃住都在学校了。1950年代，一切都是新的，青春年华的母亲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文化课之外，唱歌跳舞校园活动也不落人后。在师范，她还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先进青年的一员。可见她是要求进步的，希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
在我懂事以后，有时候母亲回来比较晚，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父亲问她，今天怎么晚了，母亲回答：“今天过组织生活”，父亲就不说话了。
听姥姥说，父母结婚是父亲从朝鲜回国之后，我祖父向我姥姥家提亲的。那时候，母亲在煤峪口矿小学教书，父亲转业后在城市勘测队工作。因为父亲在部队的时候是负责地图测绘的作战参谋，所以分配到城市勘测队也是理所当然吧？
母亲从师范毕业后就做了教师，开始是在煤峪口矿的小学教书，姐姐出生之后，才调回到市内下寺坡街华严寺旁边的第四小学（现华严中学）。母亲是一个“负书人”——背负书本的人，从入职开始就是语文教师，一教40年，直到退休。母亲是教师，一直很忙，每到寒暑假，总会生病，总要躺下一周左右。那时候我很不理解，上班上课的时候没有病，怎么一放假就生病了呢？后来才慢慢了解，那是教师的职业病，平时不敢懈怠，不愿意耽误学生的课业，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就硬挺下来，坚持到学期结束。
小时候，带领我们读书识字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父亲在文革之前，给我们讲完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也给我们讲了《林海雪原》这样的当代作品，记忆深刻的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卢俊义、蝴蝶迷、小炉匠、一撮毛等人物，就是在父亲的讲解中活灵活现的。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在学校里，忙着忙着。
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跟着已经上小学读书的姐姐认识了不少字，也会背很多诗词、儿歌了。有一天，我蹬着板凳，爬上了高高的红色皮箱顶，把父亲放在上面的书拿下来。有一本《中国通史》，作者是范文澜。晚上，母亲下班回到家，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这一天怎么过来的？我很得意地告诉她，我一天都在看书啊。母亲问我，“看了什么书？”我说，“范文门的《中国通史》。”父母面面相觑，范文门？我把书拿给他们看，母亲笑起来，“那个作者不是范文门，而是范文澜。你仔细看看，除了门，还有什么？”我拿过书，再看看，确实，门字的旁边有三滴水，门字的里面还有东西，我不认识。父亲说，“那个字不念门，应该念澜，波澜的澜。”母亲接着说，“认字不能自己想当然，读半边，读外框，不仔细就会出错。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
第二天，母亲拿回来一本她经常用的《新华字典》，开始教我查字典了。我当时不会拼音，查字典，又开始学拼音。在后面，父亲教会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岔五方块六，七七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背会了口诀，很快就可以查到需要的字。有时，还和姐姐比赛，看谁查得又快有准。现在四角号码字典已经再没有人在使用了，电脑和互联网给人带来了的查找字词和资料的便捷，使很多书籍、辞典成为历史，也让人们本有的很多技能丧失了。
母亲虽然是在动荡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但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备加呵护。母亲天忌，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肉。姥姥姥爷也随她的性子和习惯，为她做些素食。每次做有肉的饭菜时，总是先给母亲把素的做出来，再烩入做好的肉，给我们大家吃。包饺子，也是专门包素馅饺子给母亲。我总是跟着母亲吃素，姥姥就说，“要吃点肉，什么都吃，不然，你就无法走到远处去。”
那个年代，衣食短缺，吃肉的机会不太多，一个月有一次、两次就很不错了，别人抢着吃，我家总是母亲不吃，我基本不吃。但是，在姥姥和母亲的劝说下，我开始慢慢学着吃肉，多吃肉，也逐渐地离开家乡，走到了远方。
母亲除了读书、教书，基本不大会做饭、做家务，但是，母亲的毛衣织得很好看，肩膀的连接处会缝合起来，没有任何痕迹，像买的一样。这个技术可能也是和同学、同事学来的。我学了几次没有学会，就放弃了。我织毛衣，总是肩膀锁线闭合，留下一条细细的线缝。
母亲有一件米灰色的毛衣，毛线织成的，一直不怎么舍得穿，后来给我穿。我穿着到学校里去，同事说我穿的毛衣，像个奶奶。于是，我回到家里，在毛衣的周围——领口、袖口、门襟和下摆勾了一圈紫色的边，又在下摆绣了一些不同颜色的小三角毛衣，这样穿出去，就不会有人说我像奶奶了吧？
母亲的这件毛衣，我后来带到了武汉，秋冬时节多年穿着，一直保存到现在。
1966年6月间，文革刚刚开始，周围已经开始有抄家的行动，同学的奶奶被涂上如戏剧中媒婆三仙姑一般的红脸蛋，小脚站在小圆凳子上面挨批斗。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姥姥家，要把姥姥、姥爷赶出大同，赶回老家去。
以不连累子女，回浑源住回自己家的院子为条件，姥姥和姥爷回老家去了。哪里知道，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考虑或者顾及到个人的命运，而是又一场扫除和清理，苟全性命于乱世尚且不易，哪里有个人讲条件的可能性。姥姥姥爷根本没有可能在县城立足回家，而是直接被下放到了离城40多里的西坊城公社西坊城大队。从此，我的记忆里就有了“西坊城”这个地名。
姥姥走的时候，母亲正在怀孕，弟弟尚在母腹中。姥姥走后三个多月，弟弟在医院出生了。这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唯一的儿子。母亲一个人坐月子，带弟弟，还要给我们姐妹做饭。大同的十月，天气冷了，记得母亲头上罩着头巾，穿着一件厚夹袄，在耳房的窗台下把煤块砸碎，把柴火折断，把麻黄点燃，家里烟喷雾罩的，好不容易做好了晚饭，天已经黑了。
弟弟56天的时候，母亲要开学上班了。那时候，附近没有什么幼儿园，弟弟只好先放在家里，我们不上学的姐姐轮流照看，都去上学的时候，请大伯母抽时间看一下。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放在家里，没有人照看，总是很危险的。于是母亲开始托人想办法，雇人看弟弟。找来找去，在棋盘街洋堂医院对面找到了一位腿有残障的大娘——香芝妈妈愿意帮忙照看弟弟。每天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来。
那时候，总有最高指示在深夜传来，高音喇叭在天空中呼喊，父母就必须立即到单位集合，因此，总是要半夜三更去开会。我就在家里抱着弟弟，打着盹，等待父母的归来。
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哭过，即使小声地和父亲商量什么，也是轻声细语，从未声色俱厉，她好像总是那样平静、稳重，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没有惊慌失措的神情。母亲内心的波涛，我们无从知晓。
经过不断的申诉和争取，两年后，姥姥终于回到了大同，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又全力以赴地去学校工作了。那是时候，上课不多，总是在学工、学农、学军，究竟学到些什么，也不得而知，母亲在家里从未说过。那时候，城市的学校条件也很差，没有暖气取暖。冬天只能生炉子。秋天的时候，老师总要带着学生长途步行，去远郊的农田收集农民留下的玉米茬子，以便学校冬季引火取暖使用。母亲每次结束了这种长途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很累了，不说话，也只吃很少的东西，就和衣躺下了……
一个夏天，我没有衣服穿了，接替的衣服都变小了，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衣服、布料可以买——一切都需要票证（券）。没办法，母亲就只好从一个躺柜包袱下面，找出自己年轻时候穿的玉白色镂空绣花的短袖上衣给我穿。同时，还托一个同学的亲戚，花了3元钱，从天津买了一条绵绸的黑色抽绳松紧半截裙，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我穿着新衣新鞋去学校上学，从此，在同学的眼里，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小姐，思想品德不好，需要时时被监督，处处受批评。连我悄悄读《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连环画，也是黄色小说，被班长抢走没收，交给了上面。
母亲回到家，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我只是说“我没有在课堂上看小说”，母亲告诉我，以后不要把家里看到书带到学校去了。我答应了。那以后，我们总是在家里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借到的和抄下来的文学作品……
时间终于到了1970年代末，社会逐步开始调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母亲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教学了。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她总是很耐心地教给他们一些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傍晚的时候，家里总是会有几个毛头孩子在做作业——他们或者没有写完，或者不会写，家长就委托老师带着，写完作业，甚至吃了饭再回家。有几个孩子是经常来的，我下班回来问：“怎么又来了？”那个大眼睛的男孩子就用铅笔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低头做作业。
1977年高考恢复，我也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因为是初中生，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补习，居然报名考理科，名落孙山也是自然。第二年，再次高考的时候，我考了中等专业学校，从下放的十里店回到了城市。
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是不开心的。因为当时学校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几个同学，也考上了大专。我和母亲抱怨，就是因为她和父亲的短视和安排，早早把我送到了乡下，我无法考入自己想去的大学。母亲却说：“自学也可以成才啊！你看华罗庚，不是自学成才的吗？”
1970年代，华罗庚的优选法在全国很有名气，各个层次都在推广应用他的“优选法”、“统筹法”，中央新影制片厂新闻简报还拍摄了《教授在工人中间》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母亲比较善于用当下熟悉的成功例证来劝育和鼓励自己的子女与学生。她又说，“我们学校开始办夜校了，我给你交学费，你去学吧，学外语，学数学都可以。”
于是，在母亲的建议之下，我选了2个科目去上夜校，准备再次参加高考。外语学日语（教师是刚刚平反回来的、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的国军将领赵一民老师），理科选了数学，跟着老师学解析几何。每天下班后，就直接骑车到学校去上课，晚上9点半结束后再回家。
正是母亲的建议和安排，改变了我以后的道路，让我再次走上了读书、求学之路。从夜校、到大学、研究生，一路走来，都有母亲的支持和鼓励。
2004年，我彻底离开了大同，来武汉读书、工作，从此与母亲离多聚少。虽然寒暑假都要回家，但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只有晚上，有一点交流的时间。究竟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2006年春天，我要去东京大学访学，利用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回家呆了八九个小时，告诉父母我的行程和任务。母亲依然没有太多的言说，父亲却笑话我，说：“国家领导人去了耶路撒冷还要呆3天，你回家却只有几个小时，你好忙啊。”
那天，本来我约了朋友，要出去吃饭，母亲硬是不允许，这是她少有的强力阻止我的一次。没办法，我只好邀请朋友到我家里来吃饭。母亲和姐姐他们做了油炸糕、各种菜肴，算是为我送行。
那天告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2007年元月8日，我最后一次去了东京秋叶原的“ヨトバシカメラ”，想为母亲买一件礼物，尽管我已经在9月的时候为母亲邮寄了一些衣服和围巾，给晚辈赠送了刻有东大银杏校徽、用北海道的橡树雕刻的笔筒，可我还是想再为母亲买一点，好让母亲在北京治病时更愉快，更开心。
母亲一直克己，平淡生活。做了一生教师的母亲，非常注重时间，那是因为在她工作的每一天，都要按时上课，那里有她的学生在等待。退休后，两个孙辈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下午也要按时去学校读书的。时间对于母亲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她总是每天踏着时间的脚步，分割、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床，早餐，午餐，午休，散步……因此，我为母亲选择的礼物是——手表，一块金色的天梭。
元月9日上午，我从东京大学电话回北京，母亲当时正在阜外医院住院观察，准备手术。那天的电话是妹婿接的，说母亲正在做术前检查，他陪着。从手机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告诉姐姐，不要胡乱买东西，不要乱花钱！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把重的东西托运出去，一定要轻装回来。”
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后的话语。病重的母亲仍然在想着她孤身远游异国的柔弱女儿，不要过多地负重，不要考虑家人过多。我竟然害怕母亲责怪，不敢告诉她我又为她买了礼物。
当天晚上，与庆应大学的大石昌史教授在三田的研究室见面，谈谈我的论文和翻译，以及我回国的研究设想。听大石阐释关于游戏美学的理解与思考，听他提示我如何解读西村先生和他的论文，九鬼与西田在日本美学价值方面的差异与差距……很奇怪，在其他同学眼里“厳しい”的大石，在我看来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日语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我，大石的话，我却都可以听懂。
离开三田的宫川，大石送我去地铁车站。地铁口，告别大石。望着他略微前倾的背影渐行渐远，又一次轻轻地说了声，“さようなら！”突然，一阵语言无法形容的难受向我袭来，眩晕、疼痛、瘫软……我这是怎么了？我生病了吗？大石已经走远了，三田站附近冷冷地、几乎空无一人。我像似被抽空了一般，没有一点力量。只好软软地靠在车站的花坛边，等着，等着那难受慢慢过去。
现在知道了，就是那一刻，母亲开始进入最后的时刻，医院开始进行最后的抢救。
元月10日晚，会馆的守门人告诉我，有紧急电话找我，要我务必回话。是谁呢？电话过去，那边传来家里的留言：“不要在北京停留，下飞机后，立即返回大同。”即刻，我给在国内做律师的弟弟电话，家里无人接听。手机接通，弟弟告诉我：“母亲回家去了！术前检查后再次发病。12日举行葬礼，不能等你了！……”
等我终于赶回到家乡时，一切已经飞灰湮灭。
母亲离去的一百多个日夜里，我这个和母亲一样的“负书人”，常常枯坐、流泪。不读书，不写东西，更不思想。生前母亲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希望我早点完成论文，安排好生活，不再负重，不再远游，不再累。其实，我也想尽快做完，做好一点，让母亲高兴。现在，母亲不在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转眼，母亲离世已经快15年了。疫情以来，我无法归乡为母亲扫墓。很多母亲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得平淡，也变得入骨，虽然不会常常提及，但只要夤夜想起，就会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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