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 | 论走神或走神论_/先锋哲学/

Valerio Adami - Jacques Derrida, "portrait allégorique", 2004

引子

为了逼真描述走神现象，不得不涉及三个关键词：习惯、记忆、时间。传统做学问的方式，首先要问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我不要这样，我把它们还原为思想的场景，有情节，似乎可以将它们搬到舞台上。

1

   靴子落地的故事

一个老笑话：某青年房客住楼上，每天很晚才回来，疲惫不堪，他总穿着长筒靴，脱下一只，又脱下一只，都重重地砸在地板上。长此以往，楼下房东不干了，告诉他上床睡觉前不要乱扔靴子，青年忙说对不起，满口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晚上回来，他把这茬儿忘了，一只靴已经扔下去了，当他刚想扔另一只靴时，突然想起房主昨天的抱怨，这青年顿感内疚，就把第二只靴子轻轻放地上了。过了大约半小时，房主又来咣咣敲门：“你赶紧扔另一只靴子啊！”

为什么呢！因为房主只有听到两双靴子都落地的声音之后，才能睡着觉。房主没有发现此刻他已经培养起对这件事情的心理反应的两重性。本能的反应就是抗拒，因为它一开始是影响睡眠的，他不好意思上楼告诉青年，就这么忍着。可是当他终于忍不住上楼抱怨时，他没想到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心理习惯，就是听到两声靴子落地，夜晚才归于寂静，他才能睡着觉。靴子落地已经相当于催眠曲甚至安眠药。这个房主没弄懂此刻自己的智力与本能之间发生了冲突。这里的智力，就相当于靴子落地给他养成的心理习惯，而本能是抗拒这个心理习惯的。

这个笑话并非笑话，因为它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以习惯的方式生活。如果破坏了习惯，会感到不舒服、陌生。于是，我们形成了一种心理惰性，总想回到习惯中去。

  重复形成习惯，它们是现存的、现成的，它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也是我们思维活动的主要方式。我们说，“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哲学”，都是指其中存在某种固定的套路。它们已经被事先定义好了，就像一本字典或者词典的情形——所有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只是表面上在生活，其实是在抄袭生活，因为一切思想感受都被一个无形的框子囚禁起来，而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却似乎没感到不自由，这是由于重复本身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不舒服，正如以上的情节，打破习惯会使我们惊慌失措。

结果怎么样呢？重复、模式、套路就像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即使我们在争论、在选择时，无非是选择了另一种套路。我们无非是想证明：我这个套路比你的套路好。在这些时刻，人们都在下意识地只看重自己的智力，无论是通常所谓“常识”还是科学的分析与证明，都是如此。它们都以逻辑上的清晰明白作为基础。在这些时候，人们是以对照的方式去生活、去思考的，对照什么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个最合理的标准答案，它的名字叫“正确”，即使是相对正确，思路也只朝向所谓“正确”。此刻人们只是由于自己选择的不正确而感到焦虑，例如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生不生小孩？生一个还是两个？从哲学上说，它们都要落实到知道。当我们不知道时，会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

那么好吧，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怎么样才是舒服与幸福的，那么从现在起就好好设计，于是马克思就想：消灭货币与国家、消灭私有制（连同它的附属物：家庭）、按需分配……上午搞批判、下午打鱼。总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活动空前自由。马克思当然是正确的，他要改变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有什么没想到的吗？有，而且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仍旧会感到无聊、感到孤单无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思想只属于智力，只来自智力的设计，他暗设了高超的智力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而智力预设了合理，它批评不合理：如果这样，结果会是那样，而这是不合理的；而如果那样，结果会是这样，而这是合理的。

2

毛姆对康德的批评

智力是有天然局限性的。英国小说家毛姆对康德的批评之所以深刻，就在于毛姆所说的情形根本就不需要思辨，我们每个人凭借自身本能的感受就会觉得毛姆切入了人的灵魂深处，而康德哲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康德仍旧试图只依靠智力解决非智力问题。康德的日常生活很符合他的哲学，他按照合理的时间表生活，包括饮食。他从不情绪失控，他需要大小计划的连续性，一切都要按部就班，他害怕被意外的情形打断，害怕不合规的小事和细节：“有一次一个学生外套上少了一颗纽扣，结果打断了他的思路。”康德的细心具有讽刺意味地体现在——细心观察某件事是否破坏了他的生活习惯套路，在这方面他甚至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

康德的合理生活，也就是他的道德律令中的“应该”，甚至破坏了他的亲情：“康德的两个已婚姊妹也住在哥尼斯堡，但康德在25年里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他对此的理由是，他没有什么要对她们说的。”换句话说，康德是按照理由或者根据生活的，那是一种命令，而命令本身就意味着合理。他上面的话，暗示在没有什么要说的情形下与两个姊妹说话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这里的道德命令是：一个人只有在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也就是传达思想），才应该与别人说话。没话找话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对自己的姊妹。那么道德被还原为思想的一种形式，它挤占了私人亲情的位置。

毛姆这样评价康德以上的自我辩解：“康德那样说听上去非常理性。尽管我们不由地哀叹他缺少心肝，但当我们回想起多少次我们的胆怯使我们绞尽脑汁地同那些与我们自己除了血缘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之处的人没话找话时，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意志力。”

当然这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还可以更往前，追溯到斯宾诺莎的“只要理解，不要哭，不要大笑”。

康德的自由意志并非自由，因为有“应当”或者根据律作为基础，他曾经两次认真考虑过婚姻问题，但他并没有把私人感情或者爱情放在首位，而是花费太多时间思考走出这一步的利与弊，结果这两个女子都在他做出决定之前嫁给了别人。我们不得不这样想，康德决定结婚不结婚的根据是基于某种计算，这是康德所谓“理性”隐藏极深的实际内容。

毛姆认为，以上表明康德的情感天赋非常贫瘠。但我们得承认，康德对涉及情感的问题发表过非常睿智的见解，这表现在他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但问题在于，他这些深刻见解仍旧只涉及可以传达的理解力，也就是智力。当康德说“自由想象力”或者个体事物时，其实就是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智力。

康德对美学的研究是纯理性的，他认为纯粹感官的快乐、与欲望有关的快乐是低层次的，甚至加以排斥，认为没什么价值。这就使他忽视感同身受的快乐细节、忽视作品的技巧和技法，甚至失去了这些方面的感受力。至少康德不可能描写出普鲁斯特从回忆小甜点的滋味而引发的排山倒海般的喜悦，因为康德强调美要脱离感官享受，也就是说他相信只有思维能力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而这又具体体现在过分依赖概念语言，但是，概念语言对于感官快乐的情感、色彩、幻觉及其由此导致的神秘性与魔力，是无能为力的。

康德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都是理性的，当他说到“主观”与“感官”时，其实仍旧是某种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力。康德的理性排斥例外与意外，最要命的，当他说“可能性”时，其实指的仍旧是某种必然性，也就是确定性、准确性。这样，飘忽不定的、不确定的感觉和感受，就从康德的理性哲学中驱赶出去了。他驱除一切无法归类的东西，纯粹私人感情、不可置换、不可重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不受智力的控制。

这里涉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说自己快乐幸福时，指的究竟是我们的理解力，还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说与人的内外感官无法分割的、说不清楚的快乐。简单说，人究竟是被道理说服的，还是被某种具体的场景或者有情节的心理活动所感动了。我认为人的快乐幸福并不在于被说服了，而在于被感动了。

康德的理性表现在他的提问方式：他问事物是什么，比如人是什么？什么是美？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在性质上就是理性的判断句，它概括了某种可交流的一般情况。

当然，康德明白没有哪两个人的思维能力是一样的，但他不想考虑这里的差异问题。具体差异要服从真理的判断，而真理的判断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唯一性。换句话说，多样性要服从“共识”，至于无法纳入共识的例外，被康德忽略了。康德反复强调“先验”，是为了统一感性杂多，而每一次这样的超越，都以强行统摄或者轻视差异作为代价。当康德这样做时，最薄弱之处，在于他先验地设定了思想是可以普遍传递的。他没有意识到无论是理解力还是感情（美），都不可能完全传递：人之间交流思想的过程相当于翻译，完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即使在思想交流实现时，也遗漏了不能实现的部分即差异性，但同一性原则无视这些剩余。

至于感情的无法共鸣，更是人之常情。毛姆写道：“当我看着圣母像时，如果我有语言天赋的话，我能够向你描述我心中的感受，但我无法让你心中涌现同样的情感。”这在爱的情形中更加明显，如果你向对方表达爱，对方当然完全听懂了。但无论你多么花言巧语善于表达，都不可能立刻在对方身上唤起与你一样的感情，因为理解力不可能取代感情。感情是更为私人的东西，藏匿在理性无法进入的私密空间。

3

 是否可以把思想过程

移植到艺术创作过程的平台上

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哲学的严峻挑战，属于先锋哲学问题，它返回原样的思想过程，而对于这个过程，哲学家可以思考艺术家是如何创作的。

一个艺术家，包括作家、画家、作曲家、诗人等，不可能主题在先，不能先有一个立场、先考虑思想是如何可能的。或者创作是为什么人的？这些都是与作品自身质量无关的外部问题，我把它们叫做外部的热情、外部动机。这就像一个作家想写出一本杰作的动机，与他果真能写出一本杰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码事。

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不同：哲学家是想传达一个意思、一个想法，而这个意思或者想法，他已经先想好了。他的任务，是把这个已经事先想好了的观点，用清晰的语言，分层次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要时刻对照某种大家都认可的学术规范。当哲学家之间互相争论时，是评论对方说得有道理或者没道理，但大家都同意，哲学在传达一个想法、在讲道理。

 但是，一件艺术品从来就不是在传达一个想法，更不是在讲道理。哲学家的态度是理论的，哲学家在解释世界，而艺术家的态度是行为上的，艺术家在改变世界。

艺术家凭什么改变世界呢？靠灵感，而灵感是可遇不可求的，它不是事先就有的观点，而是像波德莱尔说的“偷袭”，或者本雅明说的，“拥抱某种瞬间的美好”。当艺术家被某种激情燃烧起来时，这激情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直觉状态，它就像某种强磁场或者说笼罩在某种思想感情的气氛之中，它只针对某种正在冉冉升起的场景，它们是一些看似毫无价值的、非常细腻的小玩意。艺术家的冲动朝向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近似疯狂的念头，它与个人嗜好有关，形成他自己独有的风格，其中的道理是在无头绪的不讲道理过程中实现的，它只是一些即刻的念头，当时有效，但转瞬即逝。一个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喝下午茶这件事，比世界是否毁灭还重要。就是说，艺术感觉并不在于它是合理的。

艺术创作的才华与困难，恰恰在于艺术家能被不合理的念头激动起来，它超越常识、无中生有，自己迷惑自己，然后顺着这些诱惑不管不顾，忘乎所以。或者说处于精神的病态。这首先就淘汰了大多数人，因为多数人对于例外不感兴趣，甚至会被吓着。也可以把艺术创作状态叫做超越，但完全不同于康德所谓“超越”。

作为哲学家，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就是在艺术创作状态下完成的。读到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题目时，卢梭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制。他说自己后来的全部著作都没能写出这些念头的一半。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就在于，我们读他的《论科学与艺术》，全文的道理都融化在某种感情的冲劲之中。当然，冲劲本身并不会自动解决文章的质量问题，卢梭的雄辩天赋，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说此刻卢梭处于艺术创作状态，是指众多的念头都在现场发生，转瞬即逝，他只要迅速将它们收集起来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绝不会顾及读者的反应，他决不去想这个问题。他甚至没有多想思想的合理性问题，因为在他急匆匆的热情写作过程中，切己的思想冲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合理。

4

   时间与记忆

让我们返回开头关于“靴子落地”的故事，也就是关于习惯问题的讨论，普鲁斯特有一段名言：“如果不存在习惯这种东西，生命对于所有每时每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必定显得芳芳宜人，妙不可言。”

习惯、理性、记忆——这三个概念其实相互交叉，当然这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传统哲学往往并不直接讨论“习惯”，似乎习惯与理性的混淆，会丧失理性的独立自主，或者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休谟说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他说作为理性核心内容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者所谓充足理由，不过是某种习惯性的联想，太阳晒石头热，重复的次数多了，我们就给这种自然现象贴上一个标签，叫因果必然性。休谟的怀疑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其实质是指出并没有无界限的绝对必然性，一切被称为“必然性”的现象都不过是对于偶然现象的归纳，而这种被归纳的因果关系，或者叫“一般情况”，是靠不住的，无论重复多少次都靠不住，因为只要有一次例外就足够了。“例外”揭示了“习惯性联想”的界限。换句话说，一切都可以被还原为现象，也就是具体经验。

休谟的上述怀疑对康德刺激很大，于是康德试图找到调和概念形式与经验内容的途径。休谟试图返回事实，但彻底返回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必须借助于概念，才可能实现抽象意义的交流，否则就不可能有知识。就是说，思想需要一个“一般情况”的领域，“因果必然性”就待在这个领域之中，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智力，它等同于理解力。但是康德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并没有最终驳倒休谟，这个问题，我以下还会联系普鲁斯特所谓“不由自主的回忆”进一步讨论。

康德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也就是反对独断论，考察认识如何可能。他提出一种关于可能性的哲学，也就是界限，这是他的伟大贡献。但是，如上所述，康德这种以划界为标志的可能性哲学，归根到底还是只相信理解力，也就是智力，那么他就始终围绕着思维形式在讨论问题，也就是以上我所谓“一般情况”。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康德的认识论是一种广义上的知识论。我这么说，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对康德更感兴趣，对于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当代法国哲学，则兴趣锐减。为什么呢？因为分析哲学能化解康德哲学，但无法化解海德格尔和当代法国哲学。为什么呢？因为康德哲学止步于“共识”或者“一般情况”以及理解的可传达性，而海德格尔式的法国哲学抵制知识论，强调纯粹的差异，认为“共识”是不可能的。

我以上说到思想必须借助于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必须借助于抽象的虚构。休谟忽视了知识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彻底的经验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本身就已经在虚构，而人类离不开语言。康德在强调理性的必然性基础时，虽然提出了自由想象力问题，但他并没有过多强调“虚构”这两个字，这就容易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理性的知识就是真理的科学知识，似乎和虚构没有关系。

那么，习惯、理性，与记忆有什么关系呢？康德不太关注记忆，就像他不太讨论“重复”这个概念，他用“表象”或者“再现”代替，他看重的是重复或者再现过程中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这并不违背柏拉图建立的“理念论”传统。柏拉图说“知识就是回忆”，意思是说，“回忆”是一个“已经”的问题，知识早就潜伏在头脑里了，重新唤醒它就是了。那么记忆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知识论话题，不属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意识流背景下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因此，传统哲学往往直接用知识取代记忆，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记忆只是一个附属问题。

 但是，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记忆问题。记忆或者说关于“重复”的话题，在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在当代法国哲学中，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重要性，往往是和时间问题、差异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关于这种讨论，有各种各样的切入途径，我现在讨论一种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途径，它并不来自哲学家，而来自文学家，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说简明，就是区分两种记忆：自主的回忆与不由自主的回忆。“自主的”（volontaire），就是说，自愿的、有意识的、故意的。反之，“不由自主的” （involontaire），就是无意的。什么是自主的记忆或者回忆呢？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在复习考试过程中的记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出自智力的记忆，记住知识，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背诵。这种记忆是很累人的、甚至是痛苦的，而且一次就拉倒，过河拆桥，学生考完试，恨不得把书烧了，它是一种遭人恨的折磨。当我们说“理解基础上的记忆”，仍旧属于有意记忆，比如让学生回答“什么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并不能自发地使学生产生智慧，因为此刻学生们的头脑，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他们只是记住了别人的思想，不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道理，当我们以这种所谓“自主记忆”的方式写文章时，并不具有由衷的快乐。

由衷的快乐来自不由自主的回忆。这里的“回忆”是广义上的，它涵盖了一切自发的感受形式，包括想象、瞬间涌上心头的念头或者印象，它们来无影去无踪，没有规律可循，往往是以溜号走神的形式出现，也包括俗称的“不着调”、“不正经”，它是入神的、痴迷的，甚至是沉醉的。这里有某种片段而流畅的印象串联，它并不累人，因为它们是自发地冒出来的，拦不住，但并没有主观故意，通常人们叫它灵感。必须指出，在康德哲学中，极少讨论这样的自发性，或者叫纯粹偶然性，普鲁斯特叫它“不由自主的回忆”，其中所经历的事件往往并非真的发生过，因为他已经不自觉地修改了过往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他发明出来的，它们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是活生生属于当事人自己的思想，但不是以智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排山倒海般涌现的印象。比如现在如果有听众对我的演讲不感兴趣，就会自发地浮现各种别的印象，这些印象是感性的，尽管其中也参杂着思想，却是以印象呈现的，属于波德莱尔所谓“偷袭”，或者叫切入，我可以叫它“思想事件”。

为什么叫“思想事件”呢？因为这里破坏了习惯，思想的道岔搬错了，它中断了正常时间的正常反应，也就是你本应该思考我演讲的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你不在乎这个，搁置这个“应该”，看着我，觉得我像你认识的另外一个人，然后你转而想这个人，这就叫做走神溜号，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现象，可惜的是，康德从来不谈这个。

 康德想用概念指导感性杂多，这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必要的，因为是智力的需要，不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实现抽象的交流；危险的，在于概念忽视了时间变化，由概念组成的判断句的基本表达形式，就是思考或者问答“是什么”，而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理解力或者智力的主要内容，它是可重复的、机械化的、规范的、它是一套解释系统。为什么说它们不随时间变化呢？对此我只说一句：也就是说，一秒钟永远只是一秒钟，这么说是对的，否则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传统上智力的态度。

 “一秒钟永远只是一秒钟”，这就像今天永远是今天，每天我们都说今天。显而易见，今天与今天不同，但“今天”这个表达式本身，并没有能力把这些不同或者差异显露出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智力就局限在“今天”这个表达式本身，这就叫静止的思维。在这个前提下，当智力说“运动”、“变化”、“时间”的时候，仍旧是静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构建一个哲学体系，每个哲学概念都相当于一块静止的砖头，那么在这个哲学大厦的结构中，已经排除了真正的时间。

为了使哲学思考真正有时间，首先就得解构形式逻辑。就是说，消解同一律，一秒钟不再是一秒钟，今天不再是今天。这就是普鲁斯特的态度，他使“今天”走神溜号了，比如你现在听我说话，肯定是以走神的方式听，即使你没想另外一个人，即使你在思考我所表达的意思，你也是以走神的方式去理解的，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说肯定得这样。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总是不自觉地处于与这个人对话的状态，你的潜意识在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即使坏蛋希特勒也是这样的。德里达就以这样的态度批评传统哲学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解释，从而建立起“解构”意义上的解释，李河教授说它是“原样的解释”，而不是所谓“激进的解释”。我赞成李河的说法，但可以补充一句，它也是原样的思想。

原样的思想就是走神的思想，它真正把时间因素带入思考过程了，因此今天不再是今天，同样的东西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永远回来，这是真的，这就是差异，其中活跃着我以上谈过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事件。

现在，马上就发生了一个重要思想事件：以上我批评康德只局限于智力，但我所针对的，是时间没有真正起作用的智力。此刻一个突袭而来的灵感就是：一向就存在着考虑时间作用的智力，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这种被康德隐约猜到但又被他忽视了的智力，叫做“无意识”，或者叫“意识流”，就是以上原样的思想、走神的思想，这就是普鲁斯特的写作手法。

无意识的智力首先呈现为艺术状态，而艺术状态就是原样的思想——我此刻这个念头也是一次思想事件，它承接以上思想事件。如果用发明思想事件的方式思考和写作哲学著作，就相当于艺术创作，就可以把思想过程移植到艺术创作过程的平台上。

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哲学味儿极强。他也是当代文学艺术的先驱者，他发现和发明了印象事件、感受事件，并且将这些事件无意识地串联起来，在效果上就是重新发现了时间。

“事件”首先意味着连续过程的中断，习惯的东西变得陌生，出现某种新鲜刺激，它既是无价值的，又是有价值的，它往往是一些细微琐碎的东西，或者念头，它是无法控制的，甚至永远是一个谜，例如有传说，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的心理缘由，来自毛泽东听到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着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无论它是否属实，每个有阅历的人都知道类似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这叫做“混沌学”，俗称“蝴蝶效应”。

 真正将时间引入思想，意味着智力或者理解能力的质量，取决于思想细节的分辨能力，这种能力将貌似一样的事物看成不一样的，例如海德格尔区别了“存在者”与“此在”。

去思想，就是去发明思想，而不是去重复别人的思想，这不是排斥引用，比如我现在引用一句，海德格尔说，“思想还没开始”。他又说，“思想在路上”。发明思想相当于走神，把他的话放在括号里，接着说，也就是换句话说。所谓发明思想，就是换句话说的能力，这已经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改变语言的世界，比如鲁迅说旧文化所谓“仁义道德”是“吃人”，这叫思想的原样，原样解释，它属于思想家的猜测，它破坏了词典里的传统解释。

我曾经说，受他人思想指导或者影响是不道德的，当我们不得不受别人影响时，我们得具有换句话说的能力，也就是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换句话”，是自己亲自想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反复引用了一句话“时间脱钩了”，它原本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的一句疯话，但现在不思考剧情，将这句话孤零零地拿出来，去寻找四面八方的相似性，把这些相似性连接起来思考，在效果上就是解构。解构能力，是对文本字句的会意能力：脱钩的时间（out of joint）是此刻的时间（ce temps-ci），是此刻的世界，除了眼下再无时间，而这就是存在的意义、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它结束于我们完成它的时刻。因此，时间要被还原为脱钩的时刻，时间不再是一维的，而至少是二维的。比如，人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体会：早上一觉醒来，刚才睡梦中的恐龙似乎还在那里盯着我，我被吓醒了。

自主回忆或知识性的记忆与真相相距甚远，因为排斥了时间，就收获了一幅歪曲真相的图画，尽管它符合常识与习惯。有一天，毕加索在火车上被一个陌生人认了出来，他对毕加索抱怨说“您画得一点儿也不像”。毕加索微笑着答道：“您身上带着家人的照片吗？”陌生人拿出妻子的照片，毕加索看了一眼说道：“您爱人真的像这张照片这样是扁平的吗？”换句话说，毕加索打破了习惯目光，把时间因素引入画面，画出了更真实的人体。从常识看，毕加索在歪曲，但是究竟谁在歪曲呢？

由于引入了时间，可以说，去思想，就是思考思想场景、一种生活世界中的情节。换成返回内心，就是情结，例如俄狄浦斯情结、那喀索斯情结或自恋情结。

概念思维或者自主回忆，只是僵硬地存在于思维的表层，如果舍弃了思想场景，概念思维就是空洞的、乏味的。就像说“今天就是今天”，而过生日是一种思想场景，它的意味，就是纪念不是今天的今天。如果“今天”相当于人脸，那么每过一次生日，都相当于脸上添加了一道皱纹。换句话说，“今天”这个词是有厚度的，用德勒兹的话说，这叫“褶子”。

在什么情况下存在于思维表层的概念被敲碎了呢？回答是发生思想事件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一个念头，或者叫灵感从天而降，领悟了过生日就是纪念不是今天的今天，这就把时间带入了思想。沿着这样的思想线索，去发现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根本不管东西方的区别，它符合人的心理天性，也就是将眼前看见的东西或者场景变形的能力，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非常枯燥乏味，究竟是什么支配了考生的热情？不是四书五经本身，而是这样的渴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话能流传下来，说明举子们是在书的变形形态中，灵魂出窍的。

同样，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在于指出货币本身在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资本）之后，已经异变为一种拜物教。也就是说，金钱本身是有灵魂的，金钱一点儿也不臭。货币已经异化为一个与上帝不同的新的神灵：它使人狂热、发疯、制造精神创伤、人间悲喜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把它们归结为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精神走神运动，应该算原样的解释——这个过程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它自发地支配这些变形，形成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这是宏观世界里的普鲁斯特效应，而普鲁斯特本人只涉及他自己不由自主发生的相似心理事件。

5

  走神原理

最后，我总结一下走神原理，它取自普鲁斯特笔下人物阿尔贝蒂娜不经意间的一句自言自语：

“一个人只爱他不曾拥有的东西，一个人只爱他求而不得的东西。”

作者：尚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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