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22）齐祁：表格里的“家庭出身”——我曾经的噩梦
我是“混蛋”
齐祁｜文
我当时就读的中学，大门口以及教室的门楣两侧都贴了这副对联。一些班级里有些同学成为红卫兵，他们强迫班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同窗逐一承认自己是“混蛋”。
我至今感念我们班红卫兵的负责者杨同学、赵同学和吴同学，他们没在班上做这等骇人的事情。后来在学校的教学楼前，一些勇敢而正直的同学和那些坚守“血统论”信条的红卫兵展开辩论。
记得一位同学登上台，沉痛地承认自己是“混蛋”，博得台上台下阵阵掌声。我不能承认我是“混蛋”，但我又没有勇气宣称我不是“混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住嘴，一言不发。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早就接受了这种思想。
我14岁初二时递交入团申请书，见识了“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那时我就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怀疑。
我从小不算是淘气的孩子，但也绝不是人见人爱的孩子。虽然也荣任过小队长、中队长，但也绝非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老师的表扬，希望人前人后被人羡慕。
小学时，教语文的卢老师经常利用下课前的一点儿时间，让同学到前面给大家讲故事，我常常是撅起屁股，欠着身子，高高举着手，让老师叫到自己。
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我就利用所有时间，看《新少年报》和《儿童时代》，搜尽枯肠地寻找有意思的故事，我读书的癖好大概由此养成。
当年学校鼓励大家做好事，做无名英雄。
我绞尽脑汁，悄悄把一张黄纸糊在马粪纸上，然后挂上一个苍蝇拍，在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上“你为班里做了什么？”几个字，趁班里无人之机，偷偷地挂在教室里。
学校汇演，我自报奋勇，组织一个全班同学都参加的雕塑剧。我写朗诵词，给每个人分配角色，每天课后在教室里排练，忙前忙后，演出的那天，几乎全班的同学都上了台，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下，最后演出得了二等奖，而且代表学校在西城工人俱乐部演出。
那时，我心里的得意，绝不亚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那一刻。因为那时我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只要我努力，我可以比别人做得好。
可是从初二开始，我才知道，我和大家不一样。我要想获得和别人一样的东西，必须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甚至有些东西，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努力，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
初二时，在政治老师兼班主任韩老师的启发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但我真正从心里非常迫切地想入团，是进入高中以后。
现在回想起来，目的很明确：其一，虚荣心；其二，想说明自己和别的同学都一样；其三，能顺利地考入大学。
为了表现入团的迫切，我开始写思想汇报。初中时一个学期写一次，高中以后，一个月，半个月，甚至每周一次。但我永远是外围积极分子，一些高一、甚至高二刚刚递交申请书的同学，都很快开了发展会。
到高三下半学期，除了三两个不想入和几个想入而不能入的，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成了团员。每当团支部要在班里说事情，我们几个非团员都要回避离开教室，那种尴尬、孤独和无助，现在的中学生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理解不了。
那个年代，政治活动频繁，除了“五一”、“十一”的大庆游行，接待外宾的活动也是接三差五地举行，中学生是夹道欢迎的主力军。
从小学起，我几乎年年参加天安门广场小学生观礼，我们站在英雄纪念碑前，等待所有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然后摇动花束，高呼口号，蜂拥到金水桥前，欢呼着，跳跃着，毛主席和所有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这边走到那边，向我们挥手致意。
这是每年大庆活动最后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我数次的亲历其间，那种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让我骄傲的是这种经历并非所有同龄人都曾享有过。
初一和初二，我参加的是游行大军中少先队的和平鸽大队。先头的仪仗队过后就是我们。
我们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走过广场，经过主席台时，随着口令，我们同时把握在手里的鸽子抛向空中。顷刻间，成千只鸽子腾飞蓝天，我们跳着、跑着、欢呼着冲过广场，那种快乐和幸福，是我一生记忆中的亮色。
高一和高二，我参加的是游行大军中的仪仗队，一次是高举红旗，一次是肩扛标语牌。伴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我和上千个男生一起迈着正步雄壮地通过广场，那种昂扬和激奋，在我最困窘、最绝望的时候曾经温暖过我的心房。
近几年，电视台曾播放过当年国庆游行的场面，每当相关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我都难掩心头的激动，因为我知道，我就在那个方阵里！我和共和国永远定格在那激动人心的一瞬间！
②
高二以后，阶级斗争的教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阶级斗争的思想成了国人言行的圭臬。高二的一次迎宾活动，让我平生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同学中的另类。
以前任务下达后，全班同学楼下集合，一起到长安街指定地点列队等待，当外宾的汽车驶过时，我们站齐鼓掌欢呼，车队通过后，欢迎队伍自行解散各自回家。
而此次，老师当众宣读了几个同学的名字，不参加迎宾活动，留在教室上自习，打扫卫生。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几个被留下的是怎么度过那个难堪的下午。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以后，学校组织的所有外事活动，所有大型集会，我和那几位同学全都被排除在外。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愤怒，我只有羞愧和无地自容。我本能地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家庭和父亲，本能地去比较我和工农家庭的同学有何不同，我甚至搜尽枯肠地去寻找父母的剥削阶级本质、以及他们给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
回忆往事，我很自私。我曾经为了表现“进步”无数次地诬陷和伤害我的父亲，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都痛彻心肺，不能原谅自己。
不过，我真的很虔诚。
我曾经极认真地阅读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曾经真诚地要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高二时学校组织到清洁队劳动，我坚决跟着师傅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掏大粪；我们负责厕所卫生，我都是主动到厕所，下手擦拭便坑和便池，从没犹豫过。
我当时在思想汇报里曾说过“资产阶级思想比大粪臭百倍”这样的话。其实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接受了“混蛋”的思想，尽管我从来没有直接表述过，但是在我无数次的思想汇报里，早已经承认了这种说法。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悲伤，当年我写的那些文字早就踪影皆无了，如果今天还能让我看到当年的只言片语，我不知道我会怎样的痛心疾首，追悔难当。
③
记得高二时，团支部安排了陶同学做我的入团联系人。他也喜欢文学，我们还算有点共同语言，偶尔上下学还同路。
那一年，我22岁的哥哥因高原反应，死于西藏。哥哥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自愿要求进藏，坚决要求到基层，最后分配到山南。他的工作艰苦繁劳，又曾先后三次为他人献血，哥哥去世后，西藏召开了自治区邮电系统的追悼大会，西藏工委书记等人参加，给哥哥极高的评价。
但哥哥到死也没能入团，我非常的不解和愤怒。我把一腔的怨怒写在日记里，最后我义愤地说：连哥哥这样的人都不能入团，这样的团我不会再入！我的日记本就放在书包里。
一天课间后，陶同学在他的座位上指指我的书桌，又指指他的书桌，诡秘地笑着。我翻开书包发现日记本不在了，我的头一下子大了，他拿走了我的日记本！
几天之后，他把日记本还给了我，声称团支部要求我对自己说的话作出解释和说明。我既愤怒又绝望，但我还是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详细地说明了我这句话的缘由。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第一次知道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闯进我的心底，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满足他们最无聊的癖好。
从陶同学“拿”走我日记本的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天的日记。我焚毁了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所有日记。自此，我在中学入团的愿望彻底破灭。
这件事让我绝望的不是一个是人，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氛围。他们可以认同偷拿别人的东西，可以允许堂而皇之地窥测别人的隐私，可以毫无廉耻地承认和公开这种廉耻。
这个群体是强大的，公开的，而我是弱小的，无助的，我唯一的选择只有退却。读书吧，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至于成与不成，那是天意。
几年后这位陶同学也没能逃脱插队的命运，但他还是比我幸运，在村里没呆两年就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了东北一所师范学院学了英语，后来在某所中学做了教员。
我和他再也没有联系，真不知道也算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他，是否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卑劣和无耻，他是否为此而汗颜？
④
“文革”是整整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大概因为是高三，年纪大一些更理性一些，所以最灾难的年月，我反倒过得很平静。对联最猖獗的“红八月”（1966年8月），班里的红卫兵们热衷于学校大的运动和校外“联动”的组织活动，所以班里的生活就很宽松了。
只是十月份开始大规模的串联，低年级整班到通县农村劳动，高年级自由组合纷纷到大江南北去点革命火种。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同学没有“点火种”的资格，我们五人被单独分配到通县的一个村子。
到了那里，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们了。我们跟着老乡一起下地，一起夜战，我至今还记得和老乡坐在拖拉机里过夜的情景。我们五个人都惴惴不安，唯恐村里人问起我们的来历，庆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这些琐事。
记得有一次下雨不能出工，我们五人都留在屋里干自己的事儿，两个同学不知为什么争执起来，一位王姓同学压低声音愤怒地说：“我们是什么人？还有什么可吵的？”两位争吵的同学顿时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发呆的我，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其他低年级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到了学校，但却没有人通知我们，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怎么离开的村子，只记得村里在社房给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
那天，屋里挤满了人，炕席上摊满了花生，枣儿等吃食。我们五人和社员们吃着，嬉笑着，瘦小的书记很随意地说着道别词，但当他说道：你们和其他村学生们一样都是好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给你们每个人写份证明。
在座的社员都鼓起掌来，我们五人不禁都掩面而泣。我们五人中，刘姓、王姓、孟姓三同学和我，1977年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
刘姓同学现定居北欧，专职于化学工程的研究；王姓同学现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教；孟姓同学在北京一所名声显赫的重点中学任校长；杨姓同学到山西插队，在当地任职从副县长职位退休。本人在五人中最不才，就无需露丑了。
返回学校浑浑噩噩一年多，“四三派”、“四四派”纷争，本人虽也忝为一派，但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到学校就听同学聊大天儿、坐观棋阵。
那时，一位章姓同学的姐夫是北师大中文系的讲师，还有一位殷姓同学的姐姐是北大历史系的66届毕业生，他们俩经常带到学校一两本书，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罗亭》、《贵族之家》、《当代英雄》、《欧也妮·葛朗台》等外国文学名著。
另一位朱姓同学和谢铁骊（北影导演，曾导演《早春二月》《暴风骤雨》《知音》等）不知什么关系，经常能从谢家借到一些书，我从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那本让我莫名悲伤和颤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再有一位李姓同学，他家离学校很近，是一个幽静漂亮的小四合院，我没事也常到他家。在他家我看过一本苏联人写的《古希腊》和一本北京俄语学院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可惜只写到18世纪），荷马史诗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当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却给我近于枯竭的生命添加了生活的乐趣，并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我至今仍深深地感念这几位同学。其中的章姓同学和殷姓同学均已经过世，我希望他们在天堂快乐。
⑤
无聊难耐中，终于盼到了1967年的分配。工人师傅宣读分配方案前，先公布了几种人不在分配之列，其中包括我。
这意味着我只能回到我母亲遣返的原籍。全班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独享此等恩惠。会后工人师傅每人发一张表格，填写各自要求的去处，她也给了我一张，告诉我在备注栏填上我母亲所居住的村镇。
此时我已欲哭无泪。离开学校，我独自来到什刹海，越过栅栏，坐在石岸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但我真的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我想到了死，我没有什么可留恋，但我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妹妹，她们怎么办？
我在水边一直坐到天黑，当我站起身的时候，我下了决心，就是死也不回去。周恩来曾经说过，他出身于资产阶级，他死也不回家。当天晚上，我毫不犹豫地在表格备注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上几个字：
“向敬爱的周总理学习，誓死不回家！”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学校，趁别的同学还没有来，就到工宣队的办公事，恭恭敬敬地把表格交给了那位胖胖的女师傅。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扫过表格后脸上露出的那副不屑，她鼻子里只哼出一句话：“那你就等着吧！”
68年夏天，流传吉林，山西，陕西，云南都要人，我从小就向往南方的山青水秀，听到消息后，我曾向很多同学表示过：要能到云南就好了。
十月正式传达山西分配方案，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插队，很多同学还在观望，那位女师傅立刻找到我，恩惠般地告诉我：不想回原籍，就去山西，别无选择。
我表示我有荨麻疹，希望到南方。她断然拒绝，说越是冷风越能治荨麻疹。如果山西我不去，接着就是陕西黄土大高原，风更大，更冷。
她还补充说那里可是革命圣地，言外之意，陕北还可能不接收我。于是，我只有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她的恩泽。所以我是我们班，甚至我们学校第一个报名去山西插队的人。
1968年12月27日清晨，六姐和妹妹送我到北京站。我将开始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生活——自此，我长达八年之久的知青生涯开始了。
记得大学入党前，学校组织部部长李老师和我例行谈话，结束前她对我说：我们通过调查了解，你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应该是职员。以后就填职员吧。
我连想都没想地说：地主出身对我的影响已经到极致了，现在填什么其实也都无所谓了。
走出党委办公室，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真是个天大的玩笑，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也不过如此。但此后我填的任何表格，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家庭出身”一栏——这个噩梦一般让我胆战心惊的四个字，好像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几年前儿子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入职了国内一家公司。一天他回家拿着一张表格问我，家庭出身一栏怎么填？我愕然。片刻之后，我平静地说：知识分子。
以上讲述的大部分经历，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包括我的至亲好友。很多人都愿意表述自己人生的痛苦，但我一直相信，真正让人肝胆俱裂的痛苦，他是绝对不愿意回首的，更是不可能轻易向人转述的。
所以，我曾经无数次地向很多人说过：反复自述痛苦的人，他绝无痛苦可言。今天，我第一次将深藏内心半个世纪的经历付诸文字，公诸网上，不过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苦也罢，乐也罢，都已烟消云散。我只希望它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中国岁月风尘里的一块无足轻重的碎片，我只是想让熟识我的，不熟识我的人，再看看中国人曾经历过的生活。
我的儿子不屑于了解我的人生，就像当年我那么不屑我父亲的人生一样。历史竟是如此可悲地轮回！最后，我抄录下辛弃疾的《丑奴儿》，它是我几十年心路历程的艺术概括：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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