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的新闻传播——全民、全球、全媒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增添了发展的不确定性。加之国际舆论斗争日益复杂激烈，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舆论引导力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
2022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8年。当前，媒体融合成为主流，各种不同的媒介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实现全面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兴起，催生大量新产业和新模式，媒介在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下推动新媒体向智媒体升级。
同时，在5G浪潮推进下，全球迎来万物皆终端、万物皆媒介的时代。5G技术的革新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
与此同时，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舆论斗争日益复杂激烈，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舆论引导力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
为及时回应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的大力提升以及国家形象与品牌构建的时代需求，我们要牢牢把握“全球、全民、全媒”这一新闻传播变局的核心取向。
全球
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以比较视角为主来展开的。
不过，随着以泛在受众为指向的全球媒体（例如CNN和Facebook）代替了仅以目标受众为指向的国际媒体（例如“美国之音”VOA和BBC）。
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即从采集、编写、流通到接受等诸环节逐渐“去疆界化”。
随着中国选择主动融入这一全球新闻传播的“话语场”，尤其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的531讲话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应当紧紧围绕媒体与文化全球化的主题进行调整和变革。
从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所代替。
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奉“内外有别”原则的“（对）外宣（传）”也应升级为更具想象力、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生态的“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国家品牌行销”（nation branding）等。
全民
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际媒体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通讯社等）和专业媒体人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普通读者和阅听人是以“沉默的大多数”被划归到接受研究或效果研究的视域中。
而5G技术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随身媒体把被动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产消者”（prosumer）或“产用者”（produser）。
它们凭借着以微博、微信、抖音（海外版Tik Tok）、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进而登堂入室，在传统上由政商精英主宰的公共政治领域内产生“众声喧哗”的效应，甚至改写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规则和版图。
在最早尝试将文化研究引入新闻学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看来，新闻不再是职业记者和意见领袖的“专业实践”，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
社交媒体不再是青少年小打小闹的虚拟空间，在政治诉求达到一致的情况下，“叽叽喳喳”（这正是twitter一词的本义）的社交平台用户会迅速聚合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智能化暴民”。
近年来又借助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技术力量形成具有强大动员力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并将一场百年未见的大流行病演变为破坏力更强的“信息疫情”。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发布声明
在当下“微议政”乃至于“微参政”的大潮当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微执政”，就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正是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背景下，新闻舆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化传播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领域，催生出“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媒体执政”（media governance）、“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等新的研究课题。
从实践的层面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职务的常态化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一个亮点和热点。
图源人民网
全媒
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形式来分别展开，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也是按照不同媒介形态相对应划分的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等方向来展开。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了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关键词的“四全媒体”理念，为我国媒体机构从外在形式上的“相加”到深层机制的“相融”，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擘画了路径。
就国际新闻传播方向而言，无论是在对媒体实践和个案的研究中，还是在校内的专业人才培养和校外的从业者实务培训中，都注入了“全媒体”（Omnimedia）和“全传播”（暗合院馆宏盟楼的英文名称中的Omnicom一词）的前沿理念。
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全媒”理念的日渐普及也将有助于解决新闻从业者、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这三个群体之间长期以来各行其是、缺乏互动的“痼疾”。
“全科”发展
“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变局对从业者、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无论是一些本土精英长期以来秉持的“不争论”策略，还是欧美中心的专业主义所导致的犬儒化趋向都在全球社会和传播的急剧变动中走到了它们的尽头。
2016年以来全球民粹政治的兴起和2020年处于“抗疫与抗议”双重夹击中的欧美社会正是标志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终结。
另一方面，“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必然对学术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国际传播研究将向“全科”发展——即融入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升研究的批判意识、学术规范性和国际影响力。
把握“全球、全民、全媒”的发展态势，采取“全科”视角，我们除了继续做到“向西看”（向国内学界和业界引介西方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向前看”（为中国政治、社会和新闻传媒的变革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向上看”（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
还要积极拓宽思路和视野，做到“向东看”（关注“西方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即“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向后看”（在中西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和“向下看”（关注全球基层和草根社会、民间组织的联动）。
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药
END
文章综合史安斌《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学科方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科院《大变局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