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曾经是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直到最近才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他在1980年去世后不久就因对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视而不见”而受到攻击，甚至他的（人文主义的）存在主义也因其过分的乐观主义、一厢情愿和过于精力充沛而受到嘲笑。

萨特的整个职业生涯既令所谓的“新哲学家”反感，因为他们的平庸成就只能以狂热的反共主义吸引眼球；也令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反感，因为除少数例外，他们陷入了沉闷的技术化的自恋，与萨特的民粹主义和英雄主义公共政治格格不入。

萨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传记作家、哲学家、政治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作品浩如烟海，似乎吸引了更多的人。但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法国思想大师中被引用最多的人，变成了被阅读和被分析最少的人。

他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问题上的勇敢立场被人遗忘。他为被压迫者所做的工作、他在 1968 年巴黎学生示威游行中作为毛派激进分子的勇敢形象，以及他非凡的写作广度和文学成就（他曾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曾拒绝领奖）也都被遗忘了。在英美世界，他从来没有作为哲学家被认真对待过，人们总是居高临下地把他当作一个偶尔写写小说和回忆录的古板分子、不充分的反共分子，也不像加缪（才华远不如他）那么时髦和引人注目。

后来，就像许多法国事物一样，风气又开始变了，或者说远远地看起来是这样。出现了几本关于他的书，他再一次（也许只是一瞬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如果不完全是研究或思考的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一直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知识英雄之一，他的洞察力和知识天赋几乎服务于我们时代的所有进步事业。然而，他似乎既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先知先觉的。恰恰相反，人们钦佩萨特努力理解形势，并在必要时声援政治事业。他从不居高临下或避重就轻，即使他经常出错或言过其实。他所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因其大胆、自由（甚至是滔滔不绝的自由）和慷慨的精神而引人入胜。

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我想在这里描述一下。上个月《金字塔周刊》上刊登了两篇关于他 1967 年初访问埃及的精彩讨论，虽然令人沮丧，但仍旧十分精彩。一篇是对贝尔纳-亨利·莱维最近一本关于萨特的书的评论；另一篇是对已故 Lotfi al-Kholi 关于那次访问的评论（al-Kholi 是一位著名知识分子，是萨特在埃及的东道主之一）。我与萨特的惆怅相遇只是其辉煌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的讽刺意味和凄凉感却值得回味。

那是 1979 年 1 月初，我正在纽约家中准备我的一门课。当我打开电报时，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是一封来自巴黎的电报。“《现代》杂志邀请您参加今年 3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东和平研讨会。请回复。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起初我以为这封电报是个玩笑。这可能是科西玛和理查德·瓦格纳邀请我去拜罗伊特，或者是 T.S. 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邀请我去《对话》的办公室度过一个下午。我花了大约两天时间才从纽约和巴黎的朋友那里确定邀请函的真实性，并在更短的时间内寄出了我无条件接受的邀请函（在此之前，我了解到 “modalités”（旅费的法文委婉说法）将由萨特在战后创办的月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承担）。几周后，我去了巴黎。

《现代》在法国、后来的欧洲甚至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生活中发挥了非凡的作用。萨特身边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并非所有人都与他意见一致——其中包括波伏娃（当然）、他的伟大对手雷蒙·阿隆、著名哲学家和巴黎师范学院同学莫里斯·梅洛-庞蒂（几年后离开该杂志），以及人种学家、非洲学家和斗牛理论家米歇尔-莱里斯。萨特和他的圈子没有不关注的重大问题，包括 1967 年的阿以战争，这场战争造就了《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的巨大篇幅--I.F.斯通（I.F. Stone）的一篇精彩文章也以这场战争为主题。仅凭这一点，我的巴黎之行就有了值得一提的先例。

当我抵达时，我发现萨特和波伏娃的一封简短而神秘的信正在我预订的位于拉丁区的酒店里等着我。“出于安全考虑，”信中写道，“会议将在米歇尔-福柯的家中举行。”我得到了一个地址，第二天上午十点，我来到福柯的寓所，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闲逛，但没有萨特。

没有人解释是什么神秘的“安全原因”迫使我们改变了地点。波伏娃已经戴着她那著名的头巾出现在那里，向所有愿意听的人介绍她即将与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前往德黑兰的行程，她们计划在那里举行反对黑袍方巾的示威游行；整个想法给我的印象是自以为是和愚蠢的，虽然我很想听听波伏娃要说什么，但我也意识到她很虚荣，此时此刻根本无法与她争辩。此外，一个多小时后（就在萨特到来之前）她就离开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福柯很快就向我表明，他对研讨会没有任何贡献，他将直接离开，去国家图书馆进行他的日常研究。我很高兴能在他的书架上看到我的《开端》一书，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大量资料，包括论文和期刊。虽然我们在一起聊得很愉快，但直到很久以后（实际上是在他于 1984 年去世近十年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愿与我谈论中东政治。

迪迪埃·埃里邦和詹姆斯·米勒在他们的传记中都透露，1967 年，他曾在突尼斯任教，并在六月战争后不久匆忙离开了突尼斯。福柯当时曾说，他离开的原因是对当时“反犹”的反以色列骚乱感到恐惧，这种骚乱在阿拉伯大战败后的每个阿拉伯城市都很常见。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突尼斯大学哲学系的一位突尼斯同事告诉了我一个不同的故事：她说，福柯被驱逐是因为他与年轻学生的同性恋活动。我至今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在巴黎研讨会期间，他告诉我，作为《晚邮报》的特使，他刚从伊朗逗留归来。我记得他在谈到伊斯兰革命初期时说：“非常激动人心，非常奇怪，非常疯狂。”我想，（也许是听错了）我听他说过，在德黑兰他戴着假发伪装自己，尽管在他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就迅速远离了伊朗的一切。最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吉尔·德勒兹告诉我，他和福柯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却因为巴勒斯坦问题闹翻了，福柯表示支持以色列，而德勒兹则支持巴勒斯坦人。

福柯的寓所虽然很大，显然也非常舒适，但却显得洁白而朴素，非常适合这位孤独的哲学家和严谨的思想家，他似乎独自居住在这里。那里有一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其中我只认出了易卜拉欣·达卡克（Ibrahim Dakkak），他后来成了我在耶路撒冷的好朋友；还有纳菲兹·纳扎尔（Nafez Nazzal），他是比尔宰特（Bir Zeit）的一名教师，我在美国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还有叶霍法特·哈卡比（Yehoshofat Harkabi），他是以色列研究 “阿拉伯思想”的顶尖专家，曾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因错误地让军队进入戒备状态而被总理梅厄夫人开除。三年前，我们都曾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我们之间一直很礼貌，但远远谈不上亲切。在巴黎，他正在改变自己的立场，成为以色列主要的建制派——鸽派，他很快就会公开谈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他认为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战略优势。其他与会者大多是以色列或法国犹太人，有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有非常世俗的教徒，但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其中一位名叫伊莱·本·加尔（Eli Ben Gal）的人似乎与萨特相识已久：我们后来得知，他是萨特最近一次以色列之行的向导。

当这位伟人（指萨特）终于出现时，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我对他显得如此苍老和虚弱感到震惊。我还记得，萨特一直被他完全依赖的一小群人包围着、支持着、鼓励着。反过来，他们也把萨特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主要事务。一个是他的养女，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他的文学执行人；我听说她是阿尔及利亚人。另一位是皮埃尔·维克多，他曾是毛主义者，与萨特共同出版了现已停刊的Gauche prolétarienne，后来成为了一名虔诚的教徒，我猜他是一名东正教犹太人；后来我从杂志的一位助手那里得知，他是一名埃及犹太人，名叫本尼·莱维，是所谓的马哈茂德·侯赛因夫妇（另一位是埃及穆斯林）之一阿德尔·雷夫阿（名莱维）的兄弟：这两人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并以“马哈茂德-侯赛因”的身份撰写了《埃及的阶级斗争》（La Lutte des classes en Egypte）一书，这是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研究著作）。维克多似乎没有一点埃及人的特质：他是左岸的知识分子，既是思想家，又是喧闹者。第三位是埃莱娜·冯·比洛（Hélène von Bülow），她精通三种语言，在杂志社工作并为萨特翻译一切。虽然萨特曾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不仅写过关于海德格尔的文章，还写过关于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的文章，但他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冯-比洛是一位和蔼可亲、气质高雅的女士，在研讨会的两天里，她一直陪伴在萨特身边，在他耳边轻声翻译同声传译。除了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巴勒斯坦人只会说阿拉伯语和德语外，我们的讨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萨特究竟听懂了多少，我永远不会知道，但（对我和其他人来说），他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始终一言不发，令人深感不安。萨特的文献学家米歇尔·孔塔特（Michel Contat）也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参加讨论。

我认为这是法国人的风格，午餐——在一般情况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是在很远的一家餐厅吃的，非常讲究；由于雨一直下个不停，用出租车把大家送过去，吃完四道菜，然后再把大家送回来，大约花了三个半小时。因此，第一天我们关于“和平”的讨论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据我所知，主题是维克多在没有与其他人协商的情况下确定的。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他独断专行，这无疑要归功于他与萨特的特殊关系（他偶尔会与萨特低声交流），以及似乎是一种崇高的自信。我们要讨论 (1)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价值（当时是戴维营时期），(2)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3)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世界之间未来共存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似乎没有一个阿拉伯人对此感到满意。我觉得它越过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达卡克对整个会议安排感到不安，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就离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发现，为了举办这次研讨会，事先进行了大量的谈判，阿拉伯世界的参与受到了影响，因此也被事先的各种迂回曲折所削弱。我对自己没能参与其中感到有些懊恼。也许是我太天真了——太急于来巴黎见萨特了，我反思道。有人说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也会参与其中，但就像我们被许诺的埃及知识分子一样，他从未露面。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被记录了下来，随后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的特刊上（1979 年 9 月）。我觉得这很不令人满意。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讨论熟悉的话题，并没有真正的思想碰撞。

波伏娃让我大失所望，她在房间里滔滔不绝地谈论伊斯兰教和妇女戴面纱的问题。当时我并不为她的缺席感到遗憾，但后来我相信，她的缺席会让会场变得更加热闹。萨特的存在很薄弱，即便存在着，也是一种奇怪的、被动的、平淡无奇的、毫无感情的存在。他一连几个小时一言不发。

午餐时，他坐在我对面，神情沮丧，完全不与人交流，鸡蛋和蛋黄酱顺着他的脸无精打采地流下来。我试图和他交谈，但毫无结果。他可能是聋子，但我不确定。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魂不守舍的早年的自己，他那众所周知的丑陋、他的烟斗和他那不伦不类的衣服就像荒废的舞台上的许多道具一样，挂在他的身上。当时，我在巴勒斯坦政坛非常活跃：1977 年，我成为全国委员会成员，经常去贝鲁特（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看望母亲，经常见到阿拉法特和当时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我认为，在我们与以色列的致命竞争如此“激烈”的时刻，能够哄骗萨特发表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明，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在整个午餐会和下午的会议期间，我都意识到皮埃尔·维克多就像是研讨会的站长，他的火车中就有萨特本人。除了在餐桌上神秘地窃窃私语之外，他和维克多还不时地起身；维克多会把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领走，对他急促地说话，得到他断断续续的一两次点头，然后他们又会回来。与此同时，研讨会的每个成员都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无法展开争论，不过很快就会明白，以色列的强化（即今天所谓的“正常化”）才是会议的真正主题，而不是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在我之前，有几位阿拉伯人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说服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希望他能成为另一个阿诺德·汤因比或肖恩·麦克布赖德。但这些伟人中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萨特让我觉得值得付出努力，只是因为我忘不了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作为一个法国人，他的立场肯定比批评以色列的立场更难坚持。当然，我错了。

随着冗长而无趣的讨论不断深入，我发现自己经常提醒自己，我来法国是为了聆听萨特的观点，而不是聆听那些我已经知道但并不觉得特别吸引人的人的观点。因此，我在傍晚早些时候厚着脸皮打断了讨论，坚持要求立即听取萨特的发言。这引起了随从们的惊愕。研讨会被迫休会，他们之间进行了紧急磋商。我觉得整件事既滑稽又可悲，尤其是萨特本人显然没有参与这些讨论。最后，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明显被激怒了，他以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气势宣布：“萨特会议结束。”就这样，我们带着对第二天上午会议的期待退席了。

果然，萨特为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一篇约两页纸的文稿——我完全是根据二十年前的记忆写成的——用最平庸的陈词滥调赞扬了安瓦尔·萨达特的勇气。我不记得有多少字是谈到巴勒斯坦人、领土或悲惨的过去的。当然也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做法。这篇报道的信息量与路透社的快讯差不多，显然是由恶劣的维克多撰写的，目的是让他似乎完全指挥若定的萨特脱罪。

我非常震惊地发现，这位知识界的英雄晚年竟然屈服于这样一位反动的导师，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这位曾经代表被压迫者的战士除了对一位已经广受赞誉的埃及领导人进行最传统的新闻赞美之外，什么也没有提供。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萨特继续保持沉默，会议继续进行。我想起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20 年前，萨特曾前往罗马会见法农（当时因白血病奄奄一息），并就阿尔及利亚的戏剧性事件对他进行了长达 16 个小时不间断的谩骂（据说），直到西蒙娜让他停止谩骂为止。那个萨特从此消失了。

几个月后，当研讨会的记录稿出版时，萨特的发言被删减了，变得更加无伤大雅。我无法想象原因何在，也没有去探究。尽管我还保留着那期刊登了我们的文章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但我一直没能重读几页，因为在我看来，那几页内容平淡无奇。

于是，我去巴黎听萨特讲课，就像萨特应邀去埃及，让阿拉伯知识分子看他并与他交谈一样——结果完全一样，尽管我自己的邂逅因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中间人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出现而增添了色彩，更不用说玷污了。我当时想，我就像法布里斯在寻找滑铁卢战役——不成功，也很失望。

还有一点。几周前，我偶然收看了贝尔纳·皮沃特（Bernard Pivot）的每周讨论节目“文化之布”（Bouillon de culture）的一部分，该节目在法国电视台播出，不久后在美国播出。该节目讲述的是萨特在死后面对对其政治罪恶的持续批评而缓慢恢复名誉的故事。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y Lévy）在节目中对这位老哲学家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承认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也不打算马上读。）莱维自以为是地说，他其实并不坏；毕竟，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始终是令人钦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莱维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他认为对萨特（被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编成令人作呕的口头禅）有理有据的批评，因为萨特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一直是错误的。“例如”，莱维说道，"萨特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记录是完美的：他从未偏离过方向，他仍然是犹太国的完全支持者。”

由于我们至今无法确定的原因，萨特确实始终如一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究竟是因为他害怕被视为反犹主义者，还是因为他对大屠杀感到内疚，还是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对作为以色列不公正的受害者和斗争者的巴勒斯坦人深表同情，抑或出于其他原因，我永远不会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似乎和年轻时差不多：让每一个崇拜他的（非阿尔及利亚人）阿拉伯人感到失望。

当然，伯特兰·罗素比萨特好，而且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虽然是在我以前的普林斯顿同学和曾经的朋友拉尔夫·舍恩曼的引导下，有人会说，完全是在他的操纵下），实际上采取了批评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的立场。我想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伟大的老人容易屈服于年轻人的诡计，或者屈服于无法改变的政治信仰。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想法，但萨特就是这样。除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事业的正义性根本无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是完全因为以色列，还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同情——文化上的，或许是宗教上的——我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朋友和偶像让·热内（Jean Genet）完全不同，热内通过与巴勒斯坦人的长期旅居，以及创作非凡的《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四日》（Quatre Heures à Sabra et Chatila）和《情圣》（Le Captif amoureux），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奇特热情。

在我们短暂而令人失望的巴黎相遇一年后，萨特去世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多么哀悼他的去世。

本文出处：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2/n11/edward-said/diary

文章采编：王抗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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