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
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新共和国》杂志高级编辑，《国家》杂志资深专栏作家
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相继出手。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紧随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势不可当。这一波美国总统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其背景是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风起云涌。在欧洲，法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民粹主义政党，要么竞相参与对权力的争夺，要么已经是政府的一部分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缩写为FN）在2015年12月的地区选举中位居第一，赢得27.73%的选票，却因在决定性选举中遭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对抗，失去地区总统候选席位。在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DF）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在奥地利，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Östelreichs，FPÖ）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2016年4月首轮总统大选中遥遥领先。在瑞士，瑞士人民党（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SVP）以29.4%的得票率在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票数几乎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票数总和的两倍。在挪威，进步党（Framstegspartiet，FrP）早在2013年就进入政府执政联盟了。在荷兰，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第三大党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缩写为PVV）在2017年议会选举民调中排名领先。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经历2015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逆势反弹，在地区选举中取代威尔士工党，该党还着力推动了英国的脱欧运动。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呈现出崛起的态势。在意大利，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Beppe Grillo）发起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在2013年众议院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在2016年6月的市政选举当中，五星运动候选人弗吉尼亚·拉吉（Virginia Raggi）以赢得67%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罗马市市长。在西班牙，成立于2014年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Party）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度位列第三。在希腊，成立了十年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 Party）在2015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均居首位，成为政府执政党。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经济大衰退[1]的余波下，他们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民众并博得支持。什么是民粹主义
当政治学者就民粹主义著书立说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去定义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似乎将民粹主义当作“熵”或“光合作用”这样的科学术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世上并不存在这么一套专门用以定义运动、党派，以及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描述——从俄国民粹派（Russian Narodniks）到休伊·朗（Huey Long），从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到已故前国会议员杰克·康普（Jack Kemp），情况都是如此。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具有家族联系一般的相似性，人们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用普通的政治语言形容他们，但的确不存在一套仅体现在这个群体上的特征。不过，一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于20世纪和21世纪再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时还登上了西欧的政治舞台。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时不时会尝试颠覆民主争夺权力的方式，而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却选择拥抱这一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彼此之间交换其需求和忧虑，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重出江湖。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想向读者们介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为何特朗普、桑德斯、法国国民阵线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都被囊括其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种民粹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历史，后被移植入欧洲土壤的，我们不能以右、左或中间对其概括定义。不过，右翼、左翼和中间派民粹主义政党是存在的。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在以美国民粹主义为主题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其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道，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这一观点给这本书开了个好头。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人有时被称作“民粹主义者”，但这本书并未描述他们这样的人。不过，本书的确指明了民粹主义党派和运动的逻辑，也涵盖了从1892年美国人民党候选人到2016年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的各色人物。不过，我想要比卡钦的刻画更进一步，我想在桑德斯和我们可以党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与特朗普和国民阵线的勒庞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动员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们垂直地区分政治人群——团结中下层去对抗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动员人民反抗那些“宠溺”第三群体的精英，第三群体包括诸如移民、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进分子等。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两派人，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眼观上方权贵，还紧盯下方的外部群体。在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运动是两回事，左翼民粹主义没有阶级冲突这样的政治逻辑，它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同时，左翼民粹主义也与试图调和对立阶层及群体之间利益矛盾的那些或激进或民主的政治派别不同。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中，人民及精英之间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对立。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与保守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者认同其商业阶层，反对其下面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同时，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与意欲颠覆民主的威权保守主义不同，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存在并活动于一种民主的语境下。正如不存在用以定义民粹主义的共通意识形态，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被称为“人民”的选民群体。人民可以是蓝领工人、小企业主，或者身背贷款的学生；人民也可以是穷人或中产阶层。同样地，也不存在对于“建制派”的共同定义。建制派可以是老民粹主义者们所谴责的“金钱权力”（money power），是乔治·华莱士所说的“削尖脑袋的知识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s），也可以指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所讨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这些囊括于“人民”和“精英”当中的具体人群都无法定义民粹主义；能够定义民粹主义的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眼中是三方之间的冲突关系）。冲突本身代表着民粹主义者对精英阶层发出的一系列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对精英阶层的要求并不是通过快速谈判就能够获得满足的普通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要求具有价值和合理性，但他们并不认为建制派会心甘情愿满足他们。桑德斯想要“全民医保”和15美元的最低时薪。如果桑德斯想要的只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或者提升最低时薪至7.75美元，那这就不是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了。如果特朗普的要求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增加警卫数量，如果丹麦人民党要求减少庇护难民数量，那么人民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不是那么深了。然而，保证建起一座由墨西哥政府买单的墙，承诺禁止移民进入美国，这样的做法确实堪称民粹主义发展的新高度。民粹主义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这些需求是像1896年民主派听从人民党对“自由银币”[2]的要求那样，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还是被一概抛弃？后一种情况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要求就希腊债务重新谈判，后来该民粹主义运动的初衷不再，沦为普通政党及候选身份。从这个层面讲，美国与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时，往往将自身置于建制派的对立面，而当它们最终走入政府后，有时则需要承受自我身份认知的考验。民粹主义为什么重要？
前述民粹主义党派及其运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们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具有其独特的时机。在欧洲，因多党制度允许弱小对手的存在，所以民粹主义政党时而得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徘徊；然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只有在特定的时机下，才能获得成功。所谓的特定时机是，当民粹主义者发现美国的主要机构所执行、保护和捍卫的主流政治原则与其自身的希望产生冲突，引发恐惧和担忧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表达被忽视的诉求，将其置于某种政治语境下，挑起人民对拒不妥协的精英们的敌视。通过这种做法，民粹主义者成了政治风向变化的催化剂。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党派都希望进一步增加移民数量，但美国选民对非法移民、欧洲选民对成为犯罪及近期恐怖主义活动温床的移民群体都非常不满。民粹主义候选人及政党给了这些选民发声的机会。欧洲大陆的主要政党拥抱共同货币，然而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共同货币开始招致诟病。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领导人都支持“自由贸易”，然而许多民众对此类贸易协定并不买账。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其实他们往往最后无法提供全民医保，或保护工人免受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及欧盟的冲击。他们的诉求，要么进入主流政党的视野，在主流政党的裹挟拉拢下得到部分满足，要么被全盘否定。不过，民粹主义者的确能够把水搅浑，并发出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之于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于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将介绍民粹主义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北大西洋两岸近期掀起了相似的民粹主义抗议浪潮。--------------------------
【扩展阅读】
我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中表明，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分支，它有别于传统上的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有别于欧洲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我对民粹主义影响力的分析受到了已故作家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作品《论民粹主义的逻辑》（On Populist Reason）的影响。拉克劳将民粹主义解释为一种能够为左翼和右翼两方所用的逻辑，同时也阐述了民粹主义者与其他政党及候选人政治需求的不同。《民粹主义与民主的镜子》（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也是本有用的书，这部选集由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编辑，集结了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的文章。在《民粹主义的含义》（Populism: What’s in a Name?）这篇文章中，拉克劳对他的论点做了清晰的总结，墨菲在《“政治的终结”及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对欧洲知识分子及政客对民粹主义一贯的否定态度予以驳斥。通过对人民党和乔治·华莱士的研究发现，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民粹主义能左能右。迈克尔·卡钦的《民粹主义的劝导》（The Populist Persuasion）反映了这一理解。卡钦将民粹主义看作一门“语言”，近似于拉克劳将其看作一种“逻辑”。大多数欧洲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右翼民粹主义；部分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党最初发轫于右翼一边，同时，这一认知也源于人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忆。许多研究都将西欧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威胁。我认为卡茨·穆德的《欧洲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是部很有用的作品；同时我也很喜欢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的《对欧洲革命的思考；移民、伊斯兰教及西方世界》（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Immigration, Islam and the West），以及他发表在《旗帜周刊》上有关欧洲民粹主义的文章。要了解从乔治·华莱士到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唐纳德·沃伦的《激进中间派：美国中产及疏离的政治》（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是一本关键的著作。沃伦在密歇根奥克兰大学任教，这位社会学家的才华尚未被世人认识。沃伦曾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支持华莱士的选民进行过广泛调查，他发现了一股集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力量，并为其取名“美国中产阶层激进主义”，这一人群后来也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有关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方面，凯文·菲利普斯也贡献诸多，如《共和党多数派的诞生》（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以及《傲慢的资本：华盛顿、华尔街及美国政治的沮丧》（Arrogant Capital: 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就休伊·朗的研究，我得益于艾伦·布林克利的《抗议者的声音：休伊·朗、神父考夫林及大萧条》（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有关茶党部分的写作得益于，茜达·斯科克波尔和凡妮莎·威廉姆森的《茶党及重塑共和党保守主义》（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以及艾米莉·伊丽莎白·爱金斯（Emily Elisabeth Ekins）的博士论文《茶党的公平：“相称公正”观念如何解释奥巴马时期的右翼民粹主义》（Tea Party Fairness: How the Idea of Proportional Justice Explains the Right-Wing Populism of the Obama Era，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3663x343）。罗伯特·布伦纳的《全球动荡时代的经济》（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影响了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根源及意识形态的表述。彼得·霍尔在《操纵经济：英法两国的国家干预型政治》（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中讲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霍尔近期的作品，特别是2014年8月发表在《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上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及欧元危机》（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Eurocrisis）这篇文章也影响了我对欧元危机及欧洲经济大衰退的观察和分析。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欧元的采用正将欧洲引入死胡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再平衡：贸易、冲突及世界经济面前的危险之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让我确信，德国的贸易顺差扮演了特殊角色。佩蒂斯发表在博客上的文章《激进左翼联盟党和1871——1873的法国赔偿》（Syriza and the French Indemnity of 1871–1873，http://blog. mpettis.com/2015/02/syriza-and-the-french-indem- nity- of-1871-73/）是关于希腊、西班牙和欧元区危机的，也非常有趣。在我研究欧盟政治的过程中，以下两个网站不可或缺：社会福利欧洲（socialeurope.eu）和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net）。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在博客（artgoldhammer.blogspot.com）上发表了有关法国政治的文章，迈克尔·唐格曼（Michael Tangeman）在网站progressivespain.com中发表了与西班牙相关的内容。研究希腊和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的最佳资料是《新左翼评论》。该杂志的2015年5——6月刊刊登了对我们可以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访谈。我们可以党首席策略家伊尼戈·伊热昂的著作《我们可以党：以人民的名义》（Podemo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中包括了伊热昂与尚塔尔·墨菲就民粹主义政治进行的对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在其近期著作《金杯毒酒：希腊的摧毁和欧洲的未来》（Welcome to the Poisoned Chalice: The Destruction of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中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分析也使我受益。本文编选自《民粹主义大爆炸》，题目为编者所拟，注释略去。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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