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
工业革命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人类生活转型。在某个短暂时期内，工业革命仅与一个国家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因此，整个世界经济都以英国为基础或者围着英国转。这个国家由此上升到了足以影响并支配全球的位置，这是任何规模相当的国家此前或此后从未达到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世界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不拘字眼的话，不妨将当年英国描述为：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国家。这种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得自开路先锋的独行无双，既然不存在其他拓荒者，英国便是开天辟地的主人。当其他国家也推进工业化后，这一切便自动终结，但由英国打造并反映英国旨意的世界经济流通体系，在以后一段时间对其他地区仍必不可少。不过，对世界大多数地区来说，工业化的“英国”时代仅仅是一个阶段，是当代历史的初始或早期阶段。对英国而言，工业化时代的含义显然远大于此。我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率先开拓的经验深刻地塑造了我们自身，时至今日依然对我们影响深远。英国这一独特的历史处境便是本书论述的主题。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已详细讨论过，一个工业先驱会具有何种特征，会具备何种优势与劣势，其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结论的差异主要源于他们是否力图解释，为何当今不发达经济体未能赶上发达经济体，或者为何工业化的领跑者（首先是英国）会被人后来居上。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开展工业革命蕴含了巨大优势，我们将在讨论该时段的有关章节中研讨这些优势。劣势则可能出现在英国的以后阶段，即1860年代至19世纪末。有关劣势如：颇为陈旧的技术结构和企业结构已经根深蒂固，乃至无法轻易放弃甚或加以修改，这些劣势在涉及该时段的章节中也会得到简要阐述。本书所持的观点是，大而言之，英国的相对衰落盖缘于它成长为工业强国时的那种率先性和长期性。不过，也不应当孤立地分析这一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特定甚至独有的地位，这种地位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的早期成功，而成功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的地位。英国本已是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交往的中介，沟通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工业化区域与原材料产地、国际大都市与殖民或半殖民地。或许由于基本上依托英国而构建，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成一个自由流通的单元体系，国际资本和商品的流转几乎都要经过英国的人手和机构，借由英国的洲际航船而运输，并以英镑来计价。英国在起步时便拥有巨大的优势，即欠发达地区无法离开它（或因为的确需要我们，或因为被迫依附我们），发达世界的贸易和支付体系也无法离开它。因此，当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变得无可抵抗时，英国总还有自己的退路。我们能够进一步退回到“帝国领地”和“自由贸易”中，也即退回到我们对尚不发达地区的垄断中（当然这本身就使得落后地区无法工业化），并退回到我们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及金融交易的枢纽这一中介功能中。我们并不是非竞争不可，我们终究还可以退避三舍。这样的回旋余地，反而让拓荒时代留下的陈旧不堪、日益落伍的工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得以延续下去。那个单元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从理论上讲可自动调节，实际上却需要英国半自动的控制板，该经济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土崩瓦解。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也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开始解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加速崩溃。在原来的这一体系中，数量有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对不发达世界的工业垄断、军事霸权和政治控制。旧体系崩溃后，其他工业国觉得比较容易适应变局，因为19世纪的自由经济原不过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况且，它们的崛起本身就是体系走向崩溃的一个原因。可英国却感到深受打击，世界不再是离不开英国，按19世纪情况言，也不再存在那个离不了谁的单元世界了。那么，英国经济还能找到一个怎样的新基础呢？这个国家确实进行了调整，只不过是以不成系统经常是误打误撞的方式在转型。它较快地从异常小型、不加控制的一种经济转变为异常垄断、国家控制的一种经济，其基本产业从依赖对外出口转变为依靠国内市场，此外，陈旧的技术与产业组织形式也在缓慢地推陈出新。可是，这样说仍然没有回答那个大问题：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如何才能对接21世纪的世界经济呢？世界经济不仅大大降低了英国的地位，使之从世界第三大国民经济（1960年尚且如此），滑落到1995年的第六位，而且削弱了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角色，只有最庞大的经济体方属例外。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经济单元中，英国拥有怎样的前途呢？在1970年代以来日益崛起的跨国或跨境的全球经济中，它又有何种未来呢？对于英国因率先崛起而带来的独特性，社会史学家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经常进行讨论。可是，这些独特性一望而知，因为英国把初看起来不可兼容的两个现象结合到一起，这一点可谓人所共知。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英国的体制和做法与前工业化的过去保持了一种显著的（哪怕是表面的）连续性，这方面的象征物比比皆是，如女王和贵族、过时的制度礼仪，等等。英国保存了这些在现代社会已属凤毛麟角的东西，它们倒是吸引着外国观光客，有幸还能赚取越来越多的旅游外汇。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又跟人类历史上过往一切阶段都彻底决裂：小农阶级已被完全铲除，纯靠工资劳动谋生的男女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城市化也比其他地方启动更早并很可能力度更大。故而在这个国家，阶级分化至少直到最近，比其他地方要更加简约，实际上，地区间的分化也是如此。虽然这里往往存在相当多的收入层次、地位层级以及势利习气，但大多数人事实上通常认定，严格说来只存在两个阶级，即“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而且，英国的两党制度直到1990年代末都还反映出这种双重性。1990年代末以来，体力劳工阶级人数减少，永不就业的穷人虽渐成气候但终属少数，所有大党于是都把注意力投向中产阶级。这两个现象显然都与英国经济的率先崛起连在一起，尽管其根源至少可部分追溯至本书所涉时期之前。在一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该国原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会如何剧烈转型，取决于三个因素：旧制度的灵活性、适应性还有抗拒性；转型的迫切性和实际的需要性；一般孕育新制度的大革命所包含的风险性。在英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抵制到17世纪末已不再起作用，贵族阶级按欧洲大陆标准，几已成为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两场革命已把君主调教得更有适应力了。有人断言，假如英国的旧制度不那么心甘情愿地适应新局面（比如，假如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最终延续下去），英国的资本主义可能会更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特征。应当说，因为英国实际上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帝国的楷模，所以这种说法已没有什么意义。奇怪的是，一部分极左翼，还有自由市场极右翼，出于各自对立的政治理由，居然都会提出这一看法。我们将看到，工业化要突破的技术问题当时异常的简单，当利用陈旧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利用老掉牙的法律制度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时，其所包含的额外成本和效率损失均可轻松承担。另一方面，当和平调节的机制最不能起作用时，当激进变革的需要似乎最为迫切时（如在19世纪上半叶），革命的风险在英国同样奇高无比，如果局面失控，当时就可能酿成一场新兴劳工阶级的革命。没有哪个英国政府可以像19世纪的法国、德国或美国政府那样，动员乡村政治势力去反对城市政治势力，或动员声势浩大的农民、小店主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去反对通常四处分散的无产阶级少数派。作为世上第一个工业国，英国的体力劳工阶级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于是，缓和社会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各派之间的分歧走向失控，这些不但是可取的，看来也是必需的，其实除某些例外时段外，也是相当可行的。故此，英国形成了那种已成其独特标记的兼容性，即一方面拥有全新的社会基础，并且至少在某个时候（指激进经济自由主义时期）还有过相关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另一方面又拥有明显拘守传统、变化迟缓的制度架构。19世纪建立的权力的和财富的隔离墙保护了这个国家，使之避免了那些本会促成激进变革的政治与经济灾难。我们从未被战败过，更没有被摧毁过。即使是20世纪最大的非政治性灾变，即1929—1933年大崩盘，其对我国所产生的冲击也没有像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那样突然、剧烈、普遍。现状有时候会遭遇震荡，但决不会被彻底打断，我们至今受到过削弱，但没有出现过颠覆。一旦存在危机无法收拾的危险，听任局面失控的严重后果总会浮现于治国者脑海。在撒切尔夫人年代之前，统治层中的政治决策者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忘记现代英国的基本政治事实，即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就不能公然藐视占大多数的劳工阶级，还有，国家总能够承担不算高昂的代价，理应安抚这一多数派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当然，撒切尔夫人则发现，体力劳工阶级已在失去多数派地位，而且可在政治上将其中一部分人吸引到保守主义这一边。）在一个多世纪中，按照其他领先工业国的标准，在英国（不算殖民地和附属国）几乎没有为捍卫其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流过血。即使如此刻意规避激烈对抗，如此偏爱给新酒瓶贴旧标签，我们也不该就此而与缺乏变革混为一谈。就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而言，1750年以来的变化还是巨大的，某些时候变化甚至是迅速和惊人的。这些变化之所以不够彰显，既是因为平庸的改革者偏偏喜欢把细微调整吹捧为“和平”革命或“无声”革命(2)，也是因为所有正派的舆论反而喜欢将重大变革说成是“修补惯例”，此外，众多英国制度本身给人一种强烈的因循守旧印象。说因循守旧一点不假，可是这个词掩盖了两个相当清晰的现象。其一就是英国人喜欢维持旧体制的形式，哪怕其中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居然还要为相当新颖的体制去创造一种“伪传统”或“伪习惯”的正统性。今日君主制的功能与1750年的功能早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所知的“公学”在19世纪中叶以前几乎不存在，其所积淀的传统基本上完全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二，却存在另一个显著趋势，即曾经的革命性创新也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获得传统色彩。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其变迁很长时间内都比较拖沓，这就为工业化后新传统的形成提供了充分机会。通常被视为“英式保守主义”的东西，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实际上是1820—1850年间方才胜出的放任自流型自由主义，当然从实质上看，它也因袭了由来已久的“习惯法”的内容，在财产和契约领域尤其是这样。就其作出判决的内容而言，大多数英国法官不应该再套上垂过双肩的假发，更应当戴上高顶黑色大礼帽、留起羊排络腮胡子。就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言，其最典型的特征，即在郊区有房屋有花园，也不过形成于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当时，他们的祖辈开始从污染严重、烟雾腾腾的城市中心搬迁到远处的山丘和公地。就劳工阶级而言，我们将看到，其所谓“传统”生活方式，更是最近才形成的东西，1880年代之前在哪里都难以完整见到。至于专业知识分子的“传统”生活式样，包括郊区花园、乡间房舍、每周精英聚会等等，更是最近才有的事，因为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团体，这一阶层在爱德华时代之前几乎还不存在。就此而言，“传统”并不是阻挡变革的重大障碍，它不过是英国人给那些相对持久的东西贴上去的一个标签，特别是恰在这些东西开始变化之时，而就在变化了一代人以后，这些东西反过来便会被称为“传统”。我并不否认，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制度和习惯具有阻止变革的自发力量，一定程度上，它们确实具有这种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也至少有可能被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所抵消，那种并存的传统就是，英国永远不会抵制无可抗拒的变革，相反，会尽量静悄悄地快速吸收这些变革。通常被当作“因循守旧”的力量往往是某种迥然有异的东西，即存在既得利益同时缺乏足够压力。英国本身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加墨守成规，比如在社会习俗方面就没有法国那样拘守传统，在正式坚持过时制度（如18世纪的宪法）方面就没有美国那样不折不扣。英国之所以至今更加保守，是由于以往的既得利益势力特别强大，它们因得到更多保护而更加自高自大；可能也是由于它们更不愿意尝试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毕竟没有什么新路看来能达到老路那样一半的诱人前景。老路或许已经此路不通，可是其他道路看上去也非常的走不通。这本书事关英国历史，然而，哪怕前面几页已足以表明，孤立地论述英国历史恐无法说明问题，而太多的英国史都是就事论事。首先，英国是作为全球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发展壮大的，更主要是，它构成了那个庞大的有形或无形“帝国”的核心，其自身的身家性命曾与这一帝国密切相关。假如论述这个国家而不提及西印度群岛、印度，不提及阿根廷、澳大利亚，那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因为我这里不是在写世界经济史，也不是在写英国的帝国史，所以，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必须放到次要位置。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看到英国与外部世界维持着何种关系，英国如何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还有简单地说，某些时候对英国的依附如何影响到那些隶属英国卫星或殖民体系的地区，比如，兰开夏的工业化如何延长并助长了美国的奴隶制，英国经济危机的某些负担如何传递给了那些初级产品生产国，毕竟我们（或其他工业化国家）是它们的唯一出口对象。这样论述的目的不过是要不断提醒读者，在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舍此无法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问题。英国工业社会史是一个特殊案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总现象中（或广言之工业化总现象中），第一个且一度最重要的案例。我们必然要问，英国这一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典型地反映了工业化的一般现象？或者，既然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力图快速推进工业化，它们能从英国历程中学到什么经验呢？答案是，它们在原则上可以学到很多，在实践中却只能学到很少。英国工业化的时机使得这个国家的情况在诸多方面都无与伦比、空前绝后。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简直单枪匹马地搞工业革命，无法从世界经济既有工业部门那里获得助益，并且难以利用那里的经验、技术或资本等资源。英国的社会发展之所以被推向极端（比如，其小农阶层及小手艺生产者几乎被全盘清除），英国与不发达世界的经济关系之所以呈现十分特异的方式，很可能主要源于这一局面。另一方面，英国率先在18世纪进行工业革命，并且为此已作了相当好的准备，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后发工业化国家或力图后来居上国家所遭遇的某些尖锐问题。当今发展中国家必须操控的技术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技术，要更加复杂和昂贵，经济组织的形式已经不同，有关政治环境也有差异。有鉴于此，英国历史并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范例。假如要找出若干研究并分析英国史的理由，除了因为过去特别是过去的辉煌令众人的历史兴趣油然而生外，我们只能找到两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依然极大地影响着现实，若要务实地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问题，我们自应对历史有所了解。从面上说，启动最早、为时最久的工业与资本主义强国所留下的记录，不可能不对世界历史上工业化进程这一现象有所启迪。对于计划者、社会工程师，以及对于并不集中关注英国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而言，英国不过是某一“案例研究”而已，而且从20世纪的需要说，它也不是最有趣或最相关的案例研究。当然，对于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学家而言，既然他关注人类从山洞栖息者演变为核能操控者和太空旅行者的历程，英国历史便具有独特的趣味。自从新石器时代发明了农业、冶炼、城市以来，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种变迁像工业化的降临那样影响深远。工业化借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形式而降临，这应该是势所必然但终究暂时如此；工业化借单元“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一度依赖某个领先国家这样的形式而降临，这很可能也是势所必然。那个领先国家就是英国，就此而言，英国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本文选编自《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此书的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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