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关于商业、政府和个人道德观念的长期演变
工商业时代经常被描述为理性主义文明时代，并被认为与之前的“激情肆虐”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文明，”约瑟夫·熊彼特这样写道，“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用不着挥舞刀剑，也不需要强大的身体力量，人们也没有机会跨上披着盔甲的战马冲入敌阵奋勇拼杀。”形容词的这种并置，无疑暗示着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保罗·哈泽德 （Paul Hazard）也将17 世纪和18 世纪之间欧洲文化的转变描述为一种突然而彻底的变化。“从来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了，从来没有比这更突然的转变了！”这是他于 1952年出版的著作的起首句。“前一天，”他在几行之后又写道，“法国人（几乎就像一个人那么整齐划一），还是像博须埃（Bossuet）那样思考的。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像伏尔泰（Voltaire）那样思考了。这种变化根本不像普通的钟摆摆动那样。这就是一场革命。”
然而，在他的研究中，赫希曼采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他没有强调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之间的对立，而是重构了一个关于商业、政府和个人道德观念的长期演变的故事，其特点是，以前走出的一小步导致了接下来又走出了一小步。当然，等到整个过程结束时，整体“景观”的变化确实是非常彻底，但是转变的过程本身却一点也不“喧嚣”——相反，它是缓慢的、零敲碎打式的，而且几乎没有被同时代的人认识到。在通常的叙事中，18 世纪资产阶级商业时代在性质上是与以前的贵族时代完全相反的，与此相反，赫希曼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商业时代是如何从以前的时代中诞生的，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是如何在这个新的“勤勉”的阶级得到充分肯定之前就确立的。在从文艺复兴到 18 世纪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关于美德和权力的主要观念和态度慢慢地，而且显然是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与它们最初的起源相去甚远的东西。这个发现完全出乎赫希曼当初的意料。他称这是他的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副产品”。赫希曼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并不是一种取代了过时的、古老的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是从一些最初远远不在资产阶级的任何可能的视野内的思想的长期转变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事实上，《激情与利益》的大部分内容确实都是用于阐述这种“有趣的副产品”的。
赫希曼的出发点是完全属于政治领域的，但是最初严格的政治反思很快就扩展到了更广泛的人性领域。赫希曼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种基于“事物的有效真理”的“真实”政治过程（马基雅维利语）的新的思想立场。这种新立场与以往的政治哲学家只关注想象中的政府形式应该如何用道德戒律来形塑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从托马斯·霍布斯到詹巴蒂斯塔·维科和巴鲁克·斯宾诺莎，这种对事物真相的兴趣，从对国家的研究扩展到了对人性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如何抑制人的有害和破坏性的激情的问题。例如，维科写道，“哲学认为人应该是……的样子。而立法则只考虑人的本来面目。”但是，一旦真实的人成了探究的焦点，激情的破坏力立即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强制和镇压是无效的，主权者无论怎么做也不可能去除人的激情，因为它体现了人性的根本特征。事实上，君主拥有的权力允许他的激情不受约束，从而变得更加危险。
那个时代的相关文献深入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从个人层面的消极激情的展现中，可以涌现出社会层面上的非意图的积极结果。帕斯卡、维科和伯纳德·曼德维尔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截然不同，但是都认为社会组织、“天意”（Providence）或能干的政治家可以将私人恶习转化为公共利益。正如维科所说，“出于残暴、贪婪和野心……［社会］造就了国防、商业和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论述预示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尽管它们涉及的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而不仅仅限于商业（不过至少就曼德维尔而言，对“恶习”的排他性作用的关注范围更窄）。借用托马斯·谢林常用的术语，可以说所有这些作者都认为有害的“微观动机”会以某种方式导致有益的“宏观行为”。
但是，另一个试图解释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何从个人激情的世界中诞生的思路似乎更有希望成功。如果激情是人类的基本属性，那么只有激情才能平衡激情。如果人们无法解释激情何以展开、发展、多样化、交织和冲突的过程，那么仅仅依靠赞颂美德和贬斥恶行是没有用的（古代的道德哲学家们就是那样做的）。
在18 世纪，这种“以激情对抗激情”的观念变得深入人心了。它体现在了影响美国制宪过程中的辩论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原则中。正如赫希曼所总结的，到那个时候为止，观念发展的思路又返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它最初是从国家启动的，自那以后开始转而考虑个人行为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个阶段得到的洞见重新导入到了政治理论中。”但是，在18 世纪，还迈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利益”成了最适合驯服其他激情的那一种激情。为什么会这样？大体上说，这是因为“利益”能够化解侵略性并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出和平的关系。
给“利益”一词下一个初始定义非常困难。所有人类的愿望（aspirations）都可能是某个人——或主权者——的利益的一部分。而且，“利益”同时也表示计算和理性的一个特定元素，它不受——或者至少可以说，极少受——难以驾驶的激情和混乱无序的欲望所影响。正如赫希曼后来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计算是这里的“主要元素或基本元素”；事实上，“在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很可能就是这种对理性计算的强调导致利益（利益支配的行为）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同时在所谓“治国之道”中，这个概念也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它使得人们能够以世俗和超然的方式讨论主权者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必须采取的在道德上有问题的行动。或者换句话说，利益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治国方略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与此同时，利益的计算维度也暗示着对轻率的、狂野的和破坏性的激情的克制。如果允许君主以他自己的利益的名义（或以“为国家考虑”的名义）行事，那么他也就只能以某种“计算过”的方式行事——这也就是说，所有残忍、暴力和背叛行为，都必须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而不是受盲目的激情驱动的。
在意味着与激情相对立的同时，利益这个概念也意味着越来越关注物质或经济。这有多种原因：从在放贷活动中使用利息（interest，与利益是同一个单词）这种说法，到既属于利息概念又属于商业惯例的理性计算的本质，再到18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加，……。总之，不管具体出于何种原因，利益这个词都已经将以下两种观念融汇到一起了（尤其是在个人的层面上）：第一种观念认为追求财富这种激情（例如，作为有更多道德内涵的“贪婪”或对财富的“爱好”的委婉说法），能够抵消其他更邪恶的激情，第二种观念认为理性计算本身就是一种与激情相对立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利益意味着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恒常性（constancy）——当然，这些都不是“英雄”的美德，而是个人之间商业扩张的决定性因素。正如赫希曼所指出的，正是这种“平庸性”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尽管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因此，商业和经济活动……之所以受到了更友善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们受到更大的尊重；恰恰相反，对他们的任何偏爱，都表达了一种对于避免（灾难性的）伟大的渴望。”换句话说，商业本身是“doux”的。“doux”是一个很难翻译成英文的单词，它能够表达了“和蔼的、温柔的、平静的、柔和的等含义，是暴力的反义词”。对于这种观念，最具影响的阐述可能是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给出的：“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赫希曼一路追踪的这段思想史，最初是由所谓“治国之道”问题激发的，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上面说的这种“douceur”，即“温和性”当中。马基雅维利试图通过探析“事物的有效真理”，来为君主们提供指导，而不再关注“从来没有人见过，也从来没有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想象中的共和国和君主制”，这样也就推动了对激情的分析。两个世纪之后，“温和的商业”的概念——马基雅维利当初的灵感的隔代继承人——将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原理，用来解释君主（或国家）如何能够走向繁荣、如何让自己的臣民（或本国公民）一起走向繁荣。首先，商业的发展能够保证君主行使专断权力变得不切实际，甚至完全归于无效。在国家层面上，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网络使得君主无法在不严重损害国家经济的情况下残酷地、反复无常地行使权力；此外，任何降低铸币的成色（货币贬值）或没收财富的企图，都可能导致资源和财富流向国外。同时在国际层面上，战争也已经变成了毁灭商业的“完美手段”。
一如往常，赫希曼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欣赏他所钟爱的那些作家对商业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的强调。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指出的，最初促使国际贸易发展和民族工业出现的，往往是君主们对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渴望。但是随后贸易和工业的扩展却导致了最喜爱和平的商业阶层的壮大。日益复杂的经济，使得君主的任何专断和专制的干预行为都必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此斯图亚特总结道：
现代君主的权力……一旦建立了所谓“经济计划”［即贸易和工业］，就会立即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在下面将尽力解释这个现象。如果即便他以往的权威像楔子一样坚固和强大……它最终也将变得像钟表一样精致……因此，现代经济是有史以来发明的对抗专制者的愚蠢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
思想史上的这条脉络，在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中逐渐消失了。重农主义者放弃了将利益视为对君主专制和不可预测的激情的约束的观念。重农主义者的想法更宏大（也更“天真”），他们认为主权者会出于自身利益而促进公共利益。在他们所设想的名为“法律专制主义”（legal despotism）的制度下，君主是其统治时期所有生产性资源的共同拥有者，因而对这些资源的有序增长非常敏感，同时法律秩序则将确保君主颁布的法律不会与国家的总体利益相冲突。
亚当·斯密的分析则朝着与重农主义相反的方向发展。赫希曼强调指出，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构想一个包含政治和经济的更广泛的系统，而只是集中讨论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原理。我在这里这样说不可避免地简化了赫希曼对斯密的《国富论》的讨论，但是反过来，赫希曼也将斯密过于简单化了。赫希曼的探究是从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开始的，而且在这个维度上，他发现自己对斯密的思想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中央政府的专断决策和有害政策，”赫希曼认为，“斯密对经济发展本身能够带来的改善并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参考他的朋友大卫·休谟一个重要论述之后，斯密又认为，商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它们“逐渐引进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从而使……个人自由和安全得到了保障……从君主到王公，再到最小的贵族莫不如此。”
不过，斯密的著作有一个地方对赫希曼更为重要，因为它为孟德斯鸠－斯图亚特的命题完成了“最后一步”，即资本主义精神是通过控制以前恣肆放纵的激情来推动政治进步的。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斯密认为只有经济利益才是真正存在的（那只是对他的思想的漫画式阐释所强调的）。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详细地讨论了追求经济进步背后的非经济原因。正如他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追求财富，避免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的情感的考虑。”但是，根据赫希曼的说法，这种反思产生了重大的后果。通过将经济利益化约为其他更加基本的激情的单纯“载体”，斯密实际上削弱了相互制衡的不同激情之间（或利益与激情之间）的对抗构成了任何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观点。按照斯密的说法，普通人要么没有激情，要么他的激情可以归入到利益的概念之下。赫希曼因此得出结论称，《国富论》“标志着关于利益的动机对于激情支配下的行为的影响的思考的终点。这种思考曾经锤炼过斯密之前的一些更杰出的前辈的头脑。”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的结尾已经看到的，赫希曼对于这段思想史——17和 18世纪道德哲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的思想－－的兴趣，源于他面对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触发的政策带来的灾难性政治后果时的幻灭感。赫希曼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正如他自己坦承的，他这项思想史研究是一种从当时面对的困境中“暂时后撤”的行为，目的是通过审视以往的辩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发展话语提供一个解释性的视角。
有的人可能想知道，这种“退入”思想史的做法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否认？《激情与利益》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介绍了它的源起：“当代社会科学无法阐明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或者甚至可以说，无法阐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频繁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这句话之外，整本书中几乎完全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些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的描述。事实上，赫希曼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温和的商业”的积极后果上。他只是在一个例子中提到了它的消极方面。他是这样写的：“当时，奴隶贸易正处于鼎盛阶段、同时一般的贸易总体上仍然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冒险活动，而且常常伴随着暴力，在那样一个时代如此频繁地使用“温和的商业”一词，不由得让我们深感惊讶。”事实上，换作马克思，他肯定会轻蔑地挖苦道：“这就是你们说的‘温和的商业’么！”
因此很显然，赫希曼仍然在致力于寻找经济发展的积极后果。在《激情与利益》出版几年后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赫希曼再一次对这本书作了这样的总结：它分析了以往的政治哲学家对商业和工业的扩展如何抑制君主的激情、进而导致了“在不那么专制、更加人性化的政府”的出现的思考。赫希曼说，经济增长似乎构成了对独断和专制的一个天然的约束。从它的积极的方面来看，“繁荣的市场经济将构成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在这种秩序中，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将得到保障。”《激情与利益》这本书的评论者也忽略了最初引发它的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们都被支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论证“征服”了（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争论”）。几乎没有任何一篇书评提到过经济增长与政治局势恶化（或者更加糟糕的政治后果）之间的令人不快的相关性。
但是，这可能更多地与赫希曼喜欢强调经济和政治进程中可能的（尽管，也许其实是“不太可能的”）积极序列的偏好有关，而不是因为他本人真的想否认经济发展会带来糟糕的政治后果。毕竟，既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灾难已经摆在每个人的眼前了，那么为什么不充分利用一下过去关于经济增长如何产生积极政治后果的辩论呢？事实上，在《激情与利益》一书的第三部分中——那几乎就是一个结语，因为它很简洁，而且与整本书的核心内容有所疏离－－赫希曼确实回到了他在这本书开头提出的问题上，尽管他使用的词语仍然表明了他“偏向于积极方面”的倾向：“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关于经济扩张的有益的政治后果的思想，无疑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创见。尽管历史也许会证明他们这种猜测的基本内容是错误的，但是仍然不影响它们的伟大。”
然而，经济增长的“政治损害”问题终究是无法回避的。例如，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亚当·弗格森就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过分关注个人财富是如何导致政治专制，包括过度奢侈和消费会导致价值观腐化、对向下等阶层流动的恐惧，以及日益增长的关于只有不干扰的政府才能保证持续繁荣等信念。正如赫希曼所指出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提出的经济是一种就像手表一样的精密机制的比喻，恰恰可以引发这种专制化反应，这实际上正与斯图亚特最初的想法相反：“要维持这只‘手表’的运转——确保经济的安全、有序和高效——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遏制王侯们的任性行为。弗格森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些要求可以演变成为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关键论据。”赫希曼还发现，托克维尔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担忧：“一个只知道乞求它的政府维持秩序的民族，在其心灵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赫希曼在这些地方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评论者都完全忽略了这些洞见。
尽管赫希曼对这本书得到的反响非常满意，但是他一定会对读者的这种盲目性觉得遗憾。事实上，参与性和公民精神的健康问题对他来说一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毫不奇怪，他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的很多地方，都对公民精神萎缩的危险，特别是因公民精神衰败而向暴政敞开大门的危险进行了反思。赫希曼一直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觉，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欧洲、战后的拉丁美洲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目睹过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如赫希曼在 1979 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引述的，托克维尔将他那个时代盛行的学说总结如下：“在自由和工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赫希曼补充道：“昨天充满希望的学说与今天令人沮丧的现实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而托克维尔的话似乎更适用于当前的拉丁美洲经验，不过要将它修改一下，即：‘在暴政和工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
本文选编自《阿尔伯特·赫希曼：一部思想传记》，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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