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安娜到凯特,英国女性在动荡社会变革中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
从戴安娜到凯特
文/王梆
凯特和威廉的大婚的那一天,穿着白裙赤着双脚的戴安娜,一定会久久地漂浮在Kensington 宫殿的上空,喜滋滋地望着这对新人吧!她一定会为自己那无知的1980年代而叹息吧!回想她那轰动世界的世纪婚礼,那庸长的缀满古老花边的塔夫稠头巾,那些细小而琐碎的珍珠,那繁复如古罗马台阶般的礼节……都不过是外人眼里的璀璨烟花,内心底里的苦酿火药罢了。今天看来,终究与可触可碰的幸福无关吧!
戴安娜虽然被撰写成“英国宫廷史载过去300年内第一位以平民身份嫁入皇宫的王妃。”可她却不是真的平民。她的父亲是苏格兰和英国兰国王查里二世的后裔,她的祖母Ruth Fermoy是伊丽莎白皇后的母亲的闺中密友。戴安娜6岁以前的生活,有如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华丽,琐碎和缓慢的。他们一家住在拥有辽阔绿地和十间大屋的皇室贵宾馆Park House,皇家的乡间别墅就在附近。与宫廷里的孩子们甚至王子们一起游泳,野餐,舞会,游戏,或进宫和女王一起喝英式下午茶,是戴安娜幼年时代难以抹杀的美好记忆,然而戴安娜父母的不幸婚姻却使这一切早早划上了句号。
戴安娜的父亲比她的母亲大12岁,迷恋钓鱼,狩猎和沉静的乡间生活,而她的母亲却向往喧哗骚动的城市和1960年代的社会变革(这竟然与戴安娜的婚姻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1969年,她母亲与活泼而富有生气的情人去了伦敦。留下7岁的戴安娜和三兄妹,随后便被父亲带回阴郁的Spencer祖屋,并在那里度完孤独的童年。9岁,父亲送她进入为贵族子第专设的寄宿女校,这类贵族女校大多延续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学风,女孩们往往像简•奥斯汀或者美国作家Edith Wharton的故事里所讽刺的女主人公们一样,所学的一切才艺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嫁个乘龙快婿”。这段生活被她的20几本传记一致描述为:“羞涩,易受攻击的戴安娜,举步为艰地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在学校里,她成绩平平,却爱上了芭蕾舞,然而他的父亲却认为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在舞台上抛头露面,无益于家族声誉。为了让她彻底忘记巴蕾,父亲支付4000英镑一学期的学费,把她送进KENT的一家医学校。这令她苦闷异常,几次考试都过不了关之后,她结束了她的学业,时年只16岁。按英国旧时代的传统,16岁已经是可以提亲的年龄。而她又恰巧生在一个有头衔的家庭,长得又漂亮,剩下的便是“嫁好一事”了。她的其它需要都是“不应该”被考虑在内的。
为了离开父亲的控制和让人讨厌的继母,深感无家可归的戴安娜确实也很渴望嫁人。她曾经把查尔斯想像为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当她遇见他的时候,查尔斯正在约会戴安娜的姐姐Sarah,戴安娜感到有些失望,却并未剪断情愫。3年以后,戴安娜19岁,在伦敦一家幼儿园做老师,她的姐姐则嫁给了女皇的侍卫,戴安娜拜访姐姐,再次与查尔斯相遇并在仅仅约会了6个月以后,戴上了那枚“蓝宝石钻戒”。
假如简•奥斯汀在世,让她来撰写戴安娜的故事,那么她也许会写道:“戴安娜把王子的照片贴在墙上,像一个中了童话的毒的小女孩,梦想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却对照片里的这个大她12岁的男人一无所知。”
回放当年BBC采访这对新人的录象,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终身蔽护伞的戴安娜,幸福得忘乎所以,当她被问及自己是否爱查尔斯,她破口而出:“of course I do!”可是她不知道,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查尔斯喜欢骑马,古典艺术和水彩画,对于博物馆旁衍生出来的后现代建筑完全持批判意见;戴安娜却喜欢时尚,镜头,表演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俨然是当年的一个摩登派;此外,戴安娜还有一个著名的情敌,公爵夫人卡米拉。
卡米拉与查尔斯 图源网络
卡米拉并不漂亮,年纪也比查尔斯大。但是她生性开朗,大胆无畏。在她当年就读的巴黎名校中,她还“风流成性”,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女生。她对古典音乐和骑术都有着相当的鉴赏力。查尔斯和卡米拉在马会上一见如故,卡米拉对马匹的精通,使查尔斯为之倾倒。而卡米拉沉着耐压,处变不惊的个性,更使她很快成为查尔斯的倾诉对象和恋人。遗憾的是,1980年代保守的社会风气和皇家关于“纯洁”的古板规范,规定王子必须要娶处女。所以查尔斯服完兵役回来,卡米拉已嫁作他人妇。查尔斯悲伤不已。卡米拉却现实地选择放弃,并以好友的身份鼓励查尔斯追求戴安娜。
戴安娜毕竟是只有20岁的处女新娘,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经验,更无法控制一颗充满不安全感又妒嫉的心。1982年威廉王子降生,她开始患上产后忧郁症,接着又患上了厌食症。她的好朋友曾目睹她带有强迫症倾向地,不厌其烦地清洁浴缸。从1982年到1986年,她被迫扮演幸福傀儡的角色,与查尔斯夫唱妇随地出没于各种公众场合之间。然而,到了1992,她再也无法忍受,向传记作家Andrew Morton 透露了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恋情,并宣称自己会自杀。1996年,已经与查尔斯分居的戴安娜在不经女皇同意的情况下,向电视宣布她的婚姻已经瓦解。这使她在既被全世界同情的同时,也成了皇室的叛徒。
戴安娜的婚姻悲剧,是保守文化的悲剧。她最后虽借用媒体的强大势力为自己出了一口深闺怨气,但是却使自己的私生活过度暴露于媒体之下,最后死于非命。The Guardian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她:“一个16岁就辍学,19岁就订婚的女孩,焦点般地活在被镁光灯照耀的金鱼缸中,被无形的保守力量桎梏着,要求必须对一切保持缄默,她的任性(wilfulness,只针对女性用的形容词)在那个年代看来,是不被许可的任性。”
但正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任性,令她一直不甘接受命运的摆布,努力地寻找着出路。她的外公曾这样教导她的母亲:“对任何人都应该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来自城堡,乡村或者大篷车。”这英国贵族中稀见的平等意识也一度影响着戴安娜的世界观,让她做着自己“爱做的事”。1987年,当艾滋病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知,被认为像“黑死病”一样可怕的时候,戴安娜和阳性病患握手的镜头,立刻登上了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她还“令慈善事业变得性感迷人,她为那些明星们,Angelina Jolie, George Clooney,Brad Pitt……竖立了慈善的榜样(Tina Brown 《The Diana Chronicles》)。”在访问Angola的途中, 她徒步穿越未被完全清理的地雷带,最终导致122国家的政府代表在Ottawa展开议会,禁止使用地雷。
在某种程度上,戴安娜亦挽救了几近钙化龟裂的君主制,那些坚持“君主制”是一种“传统习俗”的保皇派应该感谢她,是她趁员工下班的时候,偷偷打开Kensington宫殿的门,让Martin Bashir的摄制组进来拍摄宫廷的全景——没有哪一个皇室的人敢这样做。她令皇室生活不单只是一张用来增进国际友好表情的明信片,而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下变得真实化,透明化和人性化。更值得赞美的是,她坚持让孩子们接受平民教育,加剧了民主社会,皇室家族由特权阶级到公民化的进程,也给了凯特一个“和普通男孩并没有多太不同的”的爱人。
从戴安娜到凯特,30年间,英国女性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自主,占据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要席位。女性主义作家Germaine Greer在她著名的后女性主义专著《The Whole Woman》中写道:“女性不单可以承担首相或者工党主席的要职,也可以想涂指甲油的时候,就涂指甲油,也不应该为清洁厕所而感到自怜。”寥寥数语描绘了一个21世纪的新潮女性形象:智性,时尚,性感,同时不失女性特质。而凯特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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