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国电影死了？
遍地是这样的哀嚎。」
时代变了吗？岂止是变了，时代裂了。
这一年精神高潮点超过过去十年总和，精神世界的肾已经报废。
过去那叫大事件，今年就算是个每周播报吧。
朋友圈里的人一半“疯了”，一半在晒美好而平和的生活，这两个世界怕是比在国内看世界杯和在卡塔尔看世界杯的割裂感还强。
你在这个平行世界里把嗓子喊进肺里，另一个平行世界也听不到。网络发达的时代，竟也想不到信息的传递速度跟古代也没啥差别嘛。
可哪个时代也不是仅仅靠哀嚎就能前进的，翻涌的河水不知会把船推到哪里。
苦难会滋生艺术吗。
废话，史书里不都写着呢。
可是，在这个影像远超于文字影响力的时代，电影的创作空间并没有因为科技和时代而增加，反而已经被牢牢钉死。
在这个创投多如牛毛的时代，一腔热血的年轻创作者们，进入行业的途径却关卡重重。路上有坑，坑里有水，水里也许还有钉子。而我终于在今年惊醒，唯有“勇”才应是冲破枷锁的斧子。“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希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这段话我今年几次看到便几次落泪，最初看到是艺考的时候，那时是我最生猛的时候，一头扎进理想里，奋不顾身地离家求学，在陌生的城市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我能想到最可怕的事就是考不上理想院校，我以为我的理想会在考上理想大学的那一刻开始闪闪发光。但很可惜，中国电影不是从今年才陷入绝境的，我只知道从我毕业的时候便已暮气沉沉了。毕业影展的那天，我和几位朋友约定，三年之内要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我们建了一个群，每一步进展，每一点经验，大家都要无私的分享。有的人拿遍了国内创投的奖项，也没等来属于自己的那句“action”。有的人自己筹钱拍片，最终扛不住随时到来的疫情和停机，无限的搁置了拍摄计划。我时常会想起那个群，忙碌的空隙里会涌进无数失落与无力。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电脑里，都有一个不敢点开的文件夹，那里面躺着6年前的剧本和计划书。直到寒潮夹着社会新闻汹涌袭来的这几天，我才突然惊醒，大环境不好，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的想创作，谁拦得住呢。非必要不出门，非必要不看电影，当太多的非必要接踵而至，我们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的必要。“制作成本太高了”“没有人给我投资”“我的故事在创投落选了”“我是野路子，没有上过科班”“电影行业已经死了”... ...我们听闻太多这样的抱怨，眼里只有困难与挫折，却从没有去寻找一把斧子，披荆斩棘，开出一条新路。名校科班，创投路演，找投资，等备案号下来，等疫情过去，等一个大佬来提携你。这条路太长了，也太难了，看似敞开的大门，多少人连第一步都迈不进去？“电影，不是谁都能拍的”我们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否定，可这些否定基于什么呢？基于资本的嗅觉，基于一个既定的行业标准，基于一群高高在上的权威，基于一个摇摇欲坠的行业秩序。电影在这个世界出现还不到两百年，看看别的艺术，经历了多少次的洗礼改革与反复，在史书里却永远有一批创作者带着“生猛”带着“勇”，创造新的秩序。我们可不可以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去打破精英主义的牢笼，剥离那些权威的话语，离资本远一点，轻装上阵，野蛮生长。制作成本太高？用手机、用便携设备、用自然光、用真实场景，看看电影节上的年轻导演吧，多少年轻创作者用几千甚至几百块钱的预算就突出了重围。设想一下，如果第一部短片，那个行业敲门砖，有一批新导演们不再去舍本逐末的追求制作。只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物质现实复原的底线，像是原教旨的dogma95运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邀请一批行业前辈，青年创作者，组织成体系的课程与实践，并且建立一套互助共创的制片协助体系。当我们形成一股势，赶上这行业洗牌的年月，指不定杀出一条血路。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共创互助、低成本完成行业敲门砖的创作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磨了系统的课程，建立了完善的制片指导体系。“非必要”短片实验室，效仿100年前的白话文运动，试图打破旧的规则与秩序，拒绝自我阉割！解放被精英主义话语捆住的手脚！你会用手机、dv、任何便携摄影机，你便能拍出登堂入室的电影！白话文取代不了文言文，是共存的语言体系，同样手机、dv电影也取代不了大荧幕电影。敢于去浪潮里寻找新的出路，去寻找一把斧子，劈开旧的规则，旧的秩序，才能迎接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