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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燃冬》:不自洽的善意

金恒立 抛开书本AsideFromBooks 2024-05-19
口碑分化,毁多于誉,《燃冬》依然在上映十天后拿下了将近两千五百万的票房。

对拥有三位明星主演的商业电影来说,这不算好成绩,而如果你把影片认为艺术片或说作者电影,在当下的院线环境,这个数字又偏高得有些尴尬。“接受论”的美学预设决定了一部作品“出圈”未必是好事,而我们对它的观感也的确会随着各式已经产生的评论发生变化。

所以还是来写写。
文:金恒立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陈哲艺导演还是那个谦虚谨慎,忧郁悲观的青年作者。目前为止他的温文、认真和条理井然的学生气都确实很像李安。
我很喜欢读他为这部新作写的自述:
战战兢兢地自己和自己卷了十年,拍《燃冬》让我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这可能是人在新阶段的起点时常有的感受——我放下了一些刻意的自我要求,只想用电影的眼光去看世界,再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疫情让很多电影院都关闭了,我对不被看到的电影、不被看到的自己,都产生了存在焦虑。是真的,这种焦虑催促我去用实践证明,我还会拍,电影还需要在那里,还会有人进影院看电影。
《燃冬》是一场冒险。这次创作的目的不是寻求或达成一种完美,但在过程中发现,伴随和电影的新型关系,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种驳杂的生命力,来自于路上遇见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把放大镜,在北方的雪地里,找到了一个关于冰的隐喻。随着日光汇聚,从冰里融化出来、解放出来的,并不只是属于我,而是原本就冻在那里的东西。
这不是一部单纯、甜美的爱情电影。《燃冬》是一个三人故事,他们是三个独立的、年轻的、也渺小的个体,在心灵边境上寻找出路。他们不曾拥有足够的关注,也始终对打开自己心怀怯意。直到三角形搭建起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得以互相看到。正如他们的长白山之旅——从现实步入山水画留白的艺术虚构——对外界社会噪音的限时屏蔽,放大了心灵的细微悸动。
但它也确实是关于爱的。这个故事里,有人在爱,有人相爱,有人等待爱,有人拥抱爱。将创伤疗愈的,是由爱激发的动作。爱自自然然流转出现,成为一条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娜娜、浩丰、韩萧由此得以从雪地里走出来,向人生的未来而去。电影只描述了一个短暂的过程,没让大家看见他们后续的生活,但故事发生这几天的电信号,我想已经满载了。希望也能和大家人生中爱的体验,交流出火花。
陈哲艺豆瓣评论《电影是爱发生过的痕迹》

导演陈哲艺
很少有电影作者可以这么简洁、清晰和诚恳地评论自己,并写出自己对观众的期待。从这段话我们明白,《燃冬》的创作动机是“存在焦虑”,“和电影的新型关系”指的是更简单随意更即兴的创作方式,而导演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满足于影片“驳杂”同时抽象的样貌,现在的许多恶评他其实都已经回应过了。

只是,似乎的确没有太多爱意发生,这令人遗憾。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院线看到一部对年轻人如此充满善意的电影了。它没有消费年轻人的无知、自负、冲动或欲望,也没有试图去教化和引导,甚至没有宣称自己能理解。
镜头指向了青年人的亲密关系,指向了青年人亲密关系里的脆弱、残破,笨拙,以及,归根到底,怯懦,试图在其中寻找属于他们的热情,却只发现了白色冰雪里的一点闪烁的暖光。冰的意象贯穿了全片,导演在自述里希望把它用作一个隐喻,但冰最终没有融化。
相比导演的两部长片前作《爸妈不在家》里冷静全面的社会观察和《热带雨》中大胆又温柔的情感探索,《燃冬》的成片很“轻”,这个“轻”可以是“轻盈”、“轻巧”或“轻浮”,可以是某种我们曾经熟读的“不能承受之轻”,是对无意义本身的重复;但它同时也把轻的东西说得很重,以至于当然有些矫情任性,有些强说愁,有些在无意义中拼凑意义的天真和执拗。
我们大概可以断定,暧昧处理人物前史是作者的主动选择。熟悉法国新浪潮意味着导演很清楚在即兴创作节奏中,剧本人物小传要让位给演员既成的形象,作品产生于演员现场相对于既成形象有限度的偏移,产生于观众对这个偏移的认识。也就是说,导演需要我们在“娜娜”身上识别出“周冬雨”,在“浩丰”身上发现“刘昊然”,“前花滑选手”和“上海金融业者”的人物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太重要。
对陈哲艺导演来说,这当然是一次冒险。当编剧技法和表演技艺同时失去了大半的着力点,高度即兴化的创作方式挑战的是他自己往日长周期、细密精准的思维习惯,和作为一名成熟作者介入电影的角度。他在现场必须更快地给出反馈,必须更敏感,也必须有更强的控制力。
好消息是导演的大胆冒险解放了三位主演的自然状态。
我们看到周冬雨变得安静了,小口地抽着烟,过往的遗憾总是挥之不去;刘昊然不再需要扮那个粉丝眼里单薄的虎牙少年,只是尴尬躲闪着成人世界的种种追索,在夜店的光晕里崩溃;而屈楚萧在他们之间,又好像疏离在很远的地方,女孩的旧队友来访时他无法过问主动提出离开,而男孩的现在更让他觉得陌生,他没有过往的负担,没有当下的压力,但他找不到可以叛逆的东西。
于是他只能带着那两人一起“游荡”。
这当然不会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嬉皮旅行,他们的样子太迷茫了,没有那样(或许也盲目)的自信和莽撞,没有探索世界的兴趣,没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勇气。
他们只能在中朝边境开开玩笑,一声“사랑해요”吓到了自己,喝酒之后唱歌或呕吐,和“傻狍子”隔着围栏面面相觑,坐在一起沉默地看天光变亮,然后疲惫地回家。
影片的角色设定和某个段落的确致敬了特吕弗和戈达尔,然而这只不过更加突出了和新浪潮前辈之间的差异:“娜娜”、“浩丰”和“韩萧”的世界里没有诗歌、戏剧和革命,没有肆意幻想和变幻无常但汹涌的情感,没有浪漫。
死亡的阴影无害地笼罩着他们,可以谈论可以试探但我们都知道他们不会像凯特琳一样开着车笑着冲下断桥;逃犯的故事线不会和他们真的交会,那个法外之徒只是幽魂般不断闪过,最后无悬念地被捕获。
他们当下只有彼此凝视,只有传递冰块这样稚气的小游戏,最多不过小声问对方还想不想要回到床上,能预想的就只有很快到来的分离。
不得不承认,这个图景是绝望的。甚至可能是陈哲艺电影最绝望的一次。
无论是《爸妈不在家》中的“家乐”还是《热带雨》中的“伟伦”,我们都可以想象少年的成长,想象有朝一日他们带着温情和些许体面的自省去回忆青春岁月里离别的痛苦,但“娜娜”、“浩丰”和“韩萧”到那时大概各自还是在游荡着,也许甚至不会记得曾经在雪地里一起“躺平”的这天,不会记得到底当初看没看到天池。
导演形容延吉是梦幻的,我们大概能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以及他希望《燃冬》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慰藉。
但这座城市在他的镜头下与其说是一座“庇护所”,不如说,影像先行于理智,和角色的人物状态一起背叛了作者的善意;延边这个具体的空间渗透进了电影的抽象领域,让我们捕捉到了冰雪世界的冷寂和诡异。
我们看到朝鲜族婚礼上彩灯把雪山的图画染色,看到苍白的街景闪过,看到深夜路边的雕塑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下显得狰狞荒诞,围栏里的动物睁大眼睛,而大巴上的旅客无精打采。有一些尖锐的寒意侵入,我们预感到这座边城早晚也会逼迫青年们离开。
即兴创作形成的图景和导演的构想之间就这样产生了明确的不和谐,而骤然转变创作节律带来控制力的真空,让影片的不自洽雪上加霜。
在背景故事大量留白的情况下,导演没能用剪辑为三位主角建立足够有说服力的情感连接。当酒精、性和游戏都不足以填补空虚,摄影的花式也被放弃,剪辑技法(或许还有配乐)几乎是唯一让“爱自自然然流传出现”的可能,可惜无论是那首《苏珊的舞鞋》,还是“我不想一个人”,所有在人物状态之间串联情节的段落,渲染都太生硬太程式化了些。

长白山天池和熊女的故事是片中为数不多有视听风格化尝试的段落。这组神话意象让影片的后段有了奇幻或说形而上的色彩。
天池,当然,象征着青年人已经无法触及的理想,或其他更美好的东西,而熊女的故事和去留之间的抉择有关。
在寒冬将尽的时候,“娜娜”选择了留下,并向故乡回望,“韩萧”选择远行,讲述这个故事的“浩丰”则一直犹豫徘徊,最终只是在火车上睡去。
“神恩”属于归乡的人,我们大概也能在导演前作看到类似的情怀,只是《燃冬》的微妙差别在于,去留的抉择发生之前,浴室里,我们似乎第一次看到了陈哲艺电影中的“爱情”:一种热烈又小心翼翼的激情,发生在挫败和离别之间,塑料浴帘单薄地隔开两个人的身体,似乎其中一方随时可能消失。你依然并不觉得他们彼此理解。
或许熊女故事的重点并不在那个“化身为人”的神恩,而在曾在画中相望却最终分离的熊虎。去或留其实没什么不同,都只是离别前的最后一次试探,而熊和虎无论谁获得神恩,他们都一样寂寞。
长白山上那只CG特效的熊嗅着“娜娜”的伤口,“表情”是悲哀的。影片最终落点的虚无大概出乎了作者的预料,没有多少可共情的转圜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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