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这所学校的教室，都是铁皮屋顶的房子。后来经费紧缺，连铁皮也卖了换成茅草的学校，窗户没有玻璃，下雨房顶漏雨，雨水会打湿肩膀，有时只能“停课赏雨”。然而就是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校，在昆明办学8年，竟然走出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何兆武晚年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觉得最值得怀念的时光，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7年。1939年秋天，他到云南昆明报到，感觉环境非常美好。学校更是自由，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在这所学校，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听自己喜欢听的课，不喜欢的可以不看、不听。何兆武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第一学期读的建筑系，第二学期发现兴趣全不在此，于是改学历史。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就可以随便转。所以何兆武可以从工科转到文科。西南联大当时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合并的。合并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在重庆，北大的蒋梦麟负责外部事务，校内的事情都归梅贻琦全权处理。三位校长关系之好，相处之融洽，古今罕见。西南联大包括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省教育厅提出合办的，目的是为云南培养师资。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为三块：工学院在拓东路，地处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位于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现在的学校，用的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教材，连答案都是标准的。联大的教学，各个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相同，各有各的一套。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刺客列传》，后天讲庄子里的《逍遥游》，没有统一教材。学校招生，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是各家考各家的。当年，联大老师讲课非常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这样倒是有个好处，避免了把学生教成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也避免了把教师变成照本宣读的播音员。老师的真正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讨论交流。何兆武读二年级时，教政治学概论的年轻教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周世逑，他的第一堂课上来就问：什么叫政治学？按通常说法，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这样一定义，所谓“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说到这儿，周世逑话锋一转，批驳说：但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一问，振聋发聩，与众不同，却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盲从于人。当然，西南联大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像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一所学校，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学校兼容并包，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着一个标准好处多多。学生思路开阔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倘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公开辩论。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老师判卷时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小字报，把自己的新解法公布出来，认为自己没有错。那时候，联大的学术风气是很开明的，对于学生的不同看法，老师也能虚怀若谷，不以为忤。有个湖北的学生，课堂上总是跟讲逻辑的金岳霖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这个……”然后两人便开始辩论，众人就旁听。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论，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学生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这后来成了南区教室的一道风景，每次路过理学院都能看见两人站在院子里辩个没完。联大时期的学生非常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的了。因为要自由地读书，图书馆就显得非常重要，联大每个系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年代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一概全架开放，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非常感兴趣的就借出来。那种感觉，就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真是太享受了！这种环境后来没有了。何兆武解放后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他跟管书库的人商量，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希望能让他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管理员看他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特别网开一面让他进去查书。但管理员很负责，拿了个手电筒，紧盯在他屁股后面，他查到哪管理员跟到哪，这种监视让何兆武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这种管理方式效率极低。何兆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何兆武1980年第一次去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图书馆。他是外国人，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也没有，可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自由进出。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看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馆内的书应有尽有，想看什么查什么，没有禁忌，随你便。何兆武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图书馆，想查阅林语堂写的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想借出来看看。图书馆的负责人答复他：“借台湾的出版物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一看如此麻烦，何兆武只好放弃了。这让何兆武非常怀念西南联大时期的图书馆，没有当年那样的开放，他这辈子读不了那么多书。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有段时间生活条件极差。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了40个学生，但没人感觉艰苦，大家都在勤奋学习。战争时期生活不安定，有人中途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学生就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也有学生跑到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不过好在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可以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昆明轰炸，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大家总是很乐观，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当时对幸福的理解，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感觉活着有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好。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也有人拿了书在那儿用功的。那时候在昆明看电影，票价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何兆武在昆明七年，前后看了大约两百多场。电影分为几种，有时事性的记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另一种是故事片，像《魂断蓝桥》、《东京上空三十秒》。还有一种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音乐片也很不错，像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何兆武看了三遍，有的同学甚至看了五六遍。从1939年到1944年，是何兆武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还很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何兆武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而且都是细粮。可是到了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已经不能敞开肚皮随便吃了，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已经没有了。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何兆武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的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联大学生精力充沛，水平也高，工资还可以定得低一些，所以地方学校都乐意聘用。有个联大学生在中学教地理，这种课大家一般不太重视，可是他教得特别好，还编了许多顺口溜。他班上的初中孩子，被问到：“巴拉圭的首都在哪？”那些小孩都能哇啦哇啦地背出来。哪怕再小的国家，也能随口就答。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的，只有工学院的研究生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大多数学生都在兼课，包括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妻子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当时不但学生教课，就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兼职。何兆武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何兆武在五华中学教国文的时候，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知道闻一多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地给了一间房子让他住。这个待遇是一般学生没有的。资料来源：《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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