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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改嫁漫谈

徐敏 青衣仙子 2021-12-25

古代女子改嫁

© 徐敏|文




今人揣想古人,总以为十分封建。譬如改嫁,似乎现代女性可以自由,古代女子则大受约束。其实从所见古代史籍来看,中国古代妇女改嫁并无明令禁止,尤其在宋代以前,妇女改嫁那可以说是比较的自由。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汉初三朝元老陈平的妻子是嫁过六个男子的女人。这女子“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拿算命先生的话说,这女人命硬克夫,嫁一个克死一个,天底下就没有男人再敢娶她。独陈平不怕,反倒“欲得之”。
又如五代后汉时候,杨廷璋的姐姐寡居京师,郭威觉得人挺不错,意欲聘其为妻,遂请媒人前往说合,遭到拒绝。郭威仍不放弃,执意要娶。杨廷璋知道后,亲自出面去和郭威交涉,后来后告诉其姐说:“此人姿貌异常,不可拒。”姐“乃从之”。看来,这位寡姐并非不愿改嫁,只是想挑选个如意郎君而已。
一个女子可以改嫁甚至反复改嫁,至少说明当时男子对死了丈夫的寡妇并不排斥,社会对此也表现出异常开通的宽容和理解。虽然我国古代早有所谓“烈女不嫁二夫”的说教(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直到宋代,倡导寡妇们不要改嫁的宣传仍然收效甚微,基本不被理睬,特别是皇帝家的公主们更是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可以从正史中看到这样一些记录:
东汉时候,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刚死丈夫不久,刘秀便问她喜欢哪位朝臣。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于是刘秀欣然出面,亲自代寡姐向宋弘求婚。
南朝时候,宋武帝的小女儿豫章康公主“美容色,聪敏有智数”。初嫁徐乔为妻,后改嫁何霸。第五女新安公主嫁太原人王景深,离婚后,欲改嫁王彧。王彧不敢接纳,“固辞以疾,故不成婚”。王彧并非嫌弃结过婚的女人,而是清楚公主身份太高,驸马这件貌似荣耀的紧身衣还是不穿的好。
唐朝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嫁赵慈景,生赵节。赵慈景死,公主改嫁中书令杨师道。
武则天的儿女太平公主嫁薛绍为妻,待薛绍坐谋反罪饿死狱中,公主便改嫁右卫中郎将武攸暨。
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嫁武宗训,武宗训后被大将军李多诈所杀,公主即改嫁中郎将武延秀。
宋朝时候,太祖赵匡胤同母妹燕国长公主,初嫁米德福为妻,米德福死后,又嫁与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
上面所举事例说明,帝王家并不看重“贞节”,公主们也绝不想“从一而终”。仅据《新唐书》诸公主传记载,唐朝改嫁的公主就多达26人。比起民间那些“中毒”甚深的女人们来,公主们的贞操观念实在淡薄,他们绝不至于愚蠢到为了所谓脸皮而白白葬送青春。她们中的有些老爹老妈甚至欢迎女儿改嫁,认为改嫁也是一桩非常风光的体面事。前文提及的那位安乐公主与武延秀成婚那天,居然借用皇后仪仗,“风光异于常度”。两天后,唐中宗又在两仪殿大宴群臣,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比第一次结婚还要浪漫。谁能说这样的改嫁不荣耀呢?
事实上,许多皇帝对公主改嫁不但予以支持,就连他们自己也十分乐意接纳改嫁的女子。
汉景帝皇后王娡原是金王孙的妻子,已经生有一个女儿,听说宫中要选取良家女侍奉太子,她便在其母臧儿的(也是一个改嫁过的女人)的怂恿下,趁回娘家归宁之机弃夫应召。金王孙虽然十分恼怒,声言绝不离婚,却也无法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老婆成了皇家的妃子。王娡入宫以后,大受宠幸,振奋之下,替景帝产下一男三女,那男孩就是后来大辟疆土的汉武帝刘彻。一个女人,居然因弃夫重婚而母仪天下,真令誓不二嫁的烈女悔断肝肠。谁说皇帝信奉“好女不嫁二夫”的信条!
另一个改嫁而贵为皇后的女子是五代时后周的符氏。当初她老爹符彦卿把她嫁与李崇训,便有相面者说她将来“贵当为天下母”。害得她公公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想入非非:认为儿媳尚且能够母仪天下,何况我这当公公的?没想到造反不成,李守贞自己倒落了个兵败自焚;李崇训不愿被俘受诛,遂先杀其弟妹,再来手刃符氏。符氏不愿轻生,走藏于帷幕之中。李崇训仓猝间求之不获,只好含恨自刎。此时乱兵一涌而入,情形异常紧急。符氏却毫无惧色,从幕后从容步出,安坐堂上,厉声呵斥说:“吾父与郭公乃结拜兄弟,尔等不得无礼!”这位郭公就是后来的后周皇帝郭威。符氏的处变不惊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数年之后,郭威替儿子娶亲,选中的就是这位寡妇符氏。
较之于普通妇女,皇后改嫁的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南北朝时候,东魏大丞相高欢的两个女儿都是皇后,大女儿配孝武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高欢就拿女儿嫁与彭城王元韶为妻。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大丞相还曾经上书朝廷,要求释放被俘的敌方士兵,“配以民间寡妇”。由政府出面,号召寡妇改嫁,这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妇女改嫁,在理学盛行的宋明两代,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考诸历史,似乎同样不像传说的那般大受限制。
我们姑且撇开王安石儿媳,范仲淹母亲,女诗人李清照,陆游妻子等人的改嫁不谈,单看《宋史·孝义传》上列名记录的两个孝子。州官朱寿昌还在娘肚子里时,母亲刘氏便被其夫朱巽离异。朱寿昌后来由朱巽领回朱家,母子间由是五十年不通音讯,宋神宗熙宁年间,朱寿昌弃官“入秦寻母”,在同州寻访到母亲的下落。母子相见时,刘氏已“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朱寿昌“悉迎以归”。这位孝子为朝夕侍奉母亲,将同母异父的弟弟也一并接回了老家。这件事经京兆尹钱明逸上报朝廷,朱寿昌被“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轼以下,士大夫争相美之。”他们当然只是赞誉朱的孝行,但推测起来,对朱寿昌生母刘氏的改嫁,大约也是持理解态度的吧
受赵家朝廷旌表的又一位孝子是彭瑜,其母亦嫁过两次。离开彭家后,又嫁与泰和人倪氏为妻。
《明史·孝义传》上的记载,当更能说明妇女改嫁的情形。前后涉及三个女子。
明代成化年间,浙江人丁氏嫁道州杨泰为妻,生有一子。杨泰亡故后,丁氏由其父领回,改嫁东阳人郭氏。
还有改嫁两次的。一个叫谢永贞的男子,娶马氏为妻,已有孕在身。正妻汪氏趁丈夫外出的机会,“妒而嫁之,遂生用”。待谢永贞返家,木已成舟,只好将儿子抱回。谢用长大后,“始知所生,密访之,则又改适,不知其所矣”。后历尽艰辛,才在一户农家借宿时,与马氏意外相逢。分离二十多年的母子终于得以团圆,谢用也因此被朝廷旌表为孝子。
更有改嫁三次以上的。鄞县秀才丘绪的生母黄氏“为嫡妻佘氏所逐,适江东包氏,未几转适他所”。这还没完。这位苦命的女子其后迭遭不幸,先是再嫁台州李副使子;副使子死,又改嫁仙居巨族吴义官;等到千里寻母的丘秀才找到她时,黄氏正和一位姓陈的老翁同处一屋相依为命。仔细算来,黄氏终其一生共嫁过六个男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位改嫁的母亲,并不影响她们的儿子成为朝廷旌表的孝子,而官修正史在叙及这些改嫁的妇女时也未置一句贬辞。可见古代官府对妇女改嫁并未明令禁止。《孝义传》上还提到过这样一类烈女节妇,因丈夫死后守贞不嫁,族人贪其家产,逼其改嫁而至死不从的。这种逼人改嫁的动机固然不免过于低劣,但于另一层面,却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并不杜绝再婚。
这种情形,我们在清代文人的笔记中也可获得相应的佐证。据俞樾《耳邮》上记载:杭州山墩地方某姓一女,因遭兵乱,嫁与上海某甲为妻。乱平,女还其家。其父母因女婿执操贱业,打算谎称女儿尚待字闺中,替她另择一婿,遭到女儿拒绝,只好同意将女婿招赘上门一同居住。但这位上海女婿别无所长,只能仰食于妇家,自然不受尊重。到后来,就连曾经感恩的妻子也渐渐变得冷淡无礼。致使这位外来女婿郁郁寡欢,甚感无聊,竟吞食生鸦片了结了自己。年轻的女人当然不愿就此孤身一人生活,便又改嫁做了别人的妻子。
作者记录妇女改嫁的情况并非仅此一则,从其叙事的语气来看,全然不见任何反对的态度。可悲的倒是一些不谙世情的女子,痴愚到拿了程朱理学的胡话来甘心麻木自己,去苦苦追求扼杀天性的贞节牌坊。
而今牌坊坍塌,人不再生,“烈女”有灵,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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