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欧洲免疫治疗会议CIMT-T细胞治疗与双特异性抗体

George Coukos-CHUV/UNIL-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瑞士洛桑

IL-2用于支持转移的TIL的体内扩增，30天后每两周进行一次抗PD-1治疗。13名黑色素瘤患者入选并接受了TIL治疗，他们都曾接受过抗PD-1轴治疗，要么是难治性的，要么是出现耐药性的，要么因毒性而停止治疗。6名患者为临床应答者，其余7名为无应答者，这与其他机构的经验如出一辙。所有患者都可以在治疗前获得一组用于肿瘤微环境（TME）详细分析的基线样本。经多重免疫荧光显微镜（mIF）证实的单细胞测序显示，应答者有更多发炎的、富含T细胞的肿瘤，浸润的T细胞表现出耗尽的、TCR信号传导的、抗原经历的（PD-1）和具有CD28信号标记的细胞毒性表型。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些相关细胞，开发了新TIL过程，包括鉴定患者特异性新抗原肽，并使用这些肽脉冲自体APC，在非特异性T细胞扩增之前特异性扩增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10天。

还使用了一些肿瘤相关抗原，如MAGEA10、WT-1和HER2。这一过程在多种肽和多种肿瘤组织中非常有效，导致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的频率增加10-100倍，有时占产品的75%。据传闻，三名患者在接受500-700亿个扩展的新TIL治疗后（肿瘤特异性为17-50%）。其中一名患者获得了完全缓解。第二个出现了快速部分反应（PR），随后是具有免疫编辑表型的进行性疾病（HLA表达缺失）。第三名患者的肿瘤先前在TIL治疗后消退，出现了以大量新T细胞浸润为标志的PR，但肿瘤最终以免疫编辑表型逃脱。对原始肿瘤TIL的分析显示，在有反应的肿瘤中，多种细胞类型之间存在广泛且“嘈杂”的串扰，而在无反应的肿瘤则显示出缺乏相互作用的模式。多重免疫荧光显微镜用于研究细胞“邻域”，并揭示了反应患者（肿瘤和周围基质组织中）中强烈存在密切相互作用的CD8PD1 T细胞和CD11c DC，这表明这些是产生有效TIL产物的联系。此外，对mIF检测到的免疫突触的存在进行随访，CYTOF分析显示，表达CD28的TIL具有更强的效应器和效应器前体信号，并且特别富含IL-2信号。这一观察结果导致产生了表达IL-2变体（对低亲和力IL-2受体βγ特异性）、IL-33和PD-1诱饵（最终被证明与活性无关）的基因工程OT-1 T细胞。在刚刚发表的研究中，这些T细胞分化为一种新的“合成效应器”状态，这种状态是抗原经历的（但不是耗尽的），具有高度的细胞毒性（特别是Gmzc的表达），并表现出优越的代谢适应性。在冷肿瘤中，工程化T细胞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可以在输注12天后从TME中回收。重要的是，这些细胞在没有淋巴耗竭或支持性IL-2的情况下是有效的。

Kristen Vogt - 美国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

寻找CAR T细胞治疗的高度特异性靶点是一项挑战，而在正常组织中高表达潜在的理想靶点可能导致显著的靶向和非肿瘤毒性。GD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各种脑组织中都有很高的表达。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已经为CAR T细胞开发了布尔与门逻辑通路，需要一个肿瘤特异性靶点的激活，以诱导靶向第二个靶点的CAR的表达，从而启动细胞毒性。释放转录因子的synNotch 通路就是这样。

Kristen-Vogt假设，可以通过在TME中的正常细胞上发现的肿瘤微环境（TME）特异性标记物来激活通路的激活，以激活肿瘤细胞特异性靶标的CAR表达，从而限制对肿瘤床的细胞毒性。P-选择素在实体瘤的血管系统上过表达，并对辐射作出反应，因此被作为致动靶点插入到指向CD19作为肿瘤特异性靶点的synNotch CAR T细胞中。重组P-选择素、在靶细胞上顺式表达的P-选择素或在非靶细胞上反式表达的P-选择素都能够激活回路并导致CD19靶向细胞杀伤。该方法随后被应用于GD2 CAR系统。值得注意的是，GD2是许多实体瘤的理想靶点，但已知高亲和力GD2-CAR由于在正常脑组织中的高表达而表现出致命的神经毒性。GD2 CAR T细胞的P-选择素门控显著减少了对大脑的浸润和相关的神经毒性。在P-选择素D2 K562皮下肿瘤模型中，静脉内递送的P-选择素门控的CAR T细胞能够控制肿瘤生长，并且没有表现出对大脑的浸润。

3、Tebentafusp-a gp100导向的TCR-CD3双特异性治疗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

Koustubh Ranade-Immunocore-罗克维尔市-美国马里兰州

根据Koustubh Ranade的说法，高达50%的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会发展为转移性疾病，而肝脏是转移的主要部位。在一项针对先前未经治疗的HLA*A02:01阳性mUM患者的随机3期临床试验中，与研究者选择的治疗方案（82%使用单剂pembrolizumab治疗，13%使用ipilimumab治疗或6%使用达卡巴嗪治疗）相比，特本他福普治疗的中位总生存期为21.7个月。生存曲线早在治疗开始后1个月就分离了，Ranade表示，在即将公布的数据中，接受替本他福普治疗的患者的生存曲线以长尾结束。不良反应（AR）是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并且与作用模式一致（例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皮疹）。大多数AR出现在最初的3周内。在三剂替本他福普后第16天进行的肿瘤活检中，肿瘤微环境被T细胞严重浸润，1型和2型干扰素途径被高度诱导。

Ranade还提出了另一种双特异性TCR-TCE，目前正在研发中，靶向癌症睾丸抗原PRAME，该抗原在各种实体肿瘤中与HLA*A02:01复合表达。在一项1期剂量递增研究中，这种双特异性TCR-TCE在多种肿瘤类型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临床活性。

Johanna Olweus-奥斯陆大学医院，挪威奥斯陆

Johanna Olweus取代Marcela Maus，专注于基于TCR的T细胞疗法的优势和类别，通过识别来自所有细胞区室的MHC呈递肽，该疗法具有比CAR T细胞更广泛的潜在靶点。迄今为止，大多数使用TCR工程T细胞的试验都以TAAs（包括癌症睾丸和癌胚抗原）为靶点，这些TAAs在多个患者中共享，但通常表现出异质性和低表达。靶向TAA的临床成功有限，尽管最近靶向MAGE-A4或WT1的试验显示了临床影响的迹象。由单核苷酸变体产生的个体个人新抗原也已成为靶点。尽管新抗原具有高度肿瘤特异性并具有高度免疫原性的潜力，但通常只有非常低比例的新抗原具有免疫原性。

在一项临床试验中，每位患者从自体T细胞中分离出多达3个新抗原特异性TCR，观察到最小的临床效果，16名患者中有5名患者的病情稳定，反应最佳。这种影响可能受到这些TCR的低亲和力的影响。在病毒驱动的癌症中，病毒癌抗原是一种高度均匀表达的靶点，用对HPV-E7表位具有高亲和力的TCR改造的T细胞在12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有一半显示出部分反应。一个新的靶类是细胞类型特异性靶，利用了独特的生物学。例如，Olweus描述了她针对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的工作，这种酶对T和B细胞的早期分化至关重要，但在成熟循环细胞中不表达。这种在正常细胞中的短暂表达，但在各种造血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组成型过表达为工程化TCR-T细胞治疗打开了机会之窗。使用靶向TdT的高亲和力TCRs，Olweus组在体外和人源化小鼠中显示出高肿瘤特异性，保留了正常的T细胞和B细胞，以及胸腺生成和造血。共享的肿瘤蛋白新抗原，而不是个人新抗原，是另一个潜在的靶点，尽管很少（约1%）在患者中产生自发反应。健康供体可能是这种“被忽视”的抗原类TCR的来源，Olweus描述了针对细胞因子受体Flt3突变的高亲和力TCR的分离，这在AML中很普遍。最后，由于肿瘤突变负荷和自发T细胞浸润并不总是相关的，因此非基因编码的肿瘤抗原可能发挥作用。Olweus描述了两类源于表观遗传失调剪接和翻译错误的抗原，这可能为TCR工程T细胞治疗提供更有前景的机会。最后，Olweus强调了高同源抗原表达和高亲和力TCRs鉴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