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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特伍德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囊括了第69届艾美奖5项大奖，当时很多媒体都给与了热情报道，主要是该剧聚焦的“女性生育权”问题。女性的“生育”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用以讽刺美国保守的“基要主义”，他们在进步主义眼中，就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
这些人为何“面目可憎”，因为他们重视“生命”，反对女性大月份“堕胎”，而美国进步主义者认为堕胎是女性的“选择权”，他人不能干涉。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女的故事》上演。阿特伍德自然成为“女权主义”作家的旗帜性人物。
《使女的故事》创作于1984年，这是一个关于未来预言的故事，故事设定在200年后的美国，因为环境恶化生育率下降，美国突然变成了“神权国家”，一切回到了《旧约》时代，使女为了人类的繁衍被迫生育，她们成为权力等级下的“生育工具”。今天来看，很多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还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贫穷女性在沦为“代孕”妈妈，前者是制度性安排，后者是“金钱交易的自由选择”。
阿特伍德创作《使女的故事》是受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影响，《一九八四》是反极权与乌托邦的著名小说，而当年阿特伍德正在西柏林，她看到了东西柏林的对峙，因此脑子里闪现的都是《一九八四》的画面。她曾写道，每逢周日，东德空军都会发出巨响，以提醒这边的人他们近在咫尺。她在那段时间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这种铁幕下国与国的不信任、窥伺、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最让人震动的部分。不过，电视剧却与此有很大的出入，电视剧的“极权国家”变成了美国“基列共和国”，一个由基要派建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国家，大主教等神职人员构成了权力中心，女人成了次等公民，使女、同性恋等不能生育的边缘人群成为生育机器或者沦为奴隶。电视剧的再创作，不过是为了渲染美国保守派的“危险”，用以妖魔化美国保守主义。
这些性少数人群、同性恋群体正成为美国的“文化特权阶层”，民主党政府利用性别意识形态和反种族主义对正常群体进行“言论审查”，打压主流群体，然后通过影视作品“丑化”这群“生育狂”。他们进而取消“性别”，发展出“无性别主义”，用替代生殖或“使女故事”里的底层“使女”来承担繁衍的任务，这不过是用科技和生殖技术来完成了对传统生育文化的颠覆。在很多觉醒主义者眼中的进步、自由不过成了另一种奴役，那些说出“常识”的人就会被打入“保守的地牢”。
阿特伍德创作“使女的故事”是反“暴力、专制”和政治上的“乌托邦”，只是她没有想到“进步主义”在以“进步的力量”实现新的意识形态，以造成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但因为全球达沃斯主义、媒体掌握了话语权，他们会利用现代传媒把保守派、坚持传统信仰的人描绘成“反智的人”。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当选，与美国保守的民情秩序有很大关系，这些人相信古老的真理和生活常识，他们反对“花哨的主义”和人的私欲做王。他们愿意让祂做王，这是他们自由的源头，因此他们既不是“保守传统”也不是反对“进步”，而是相信“道德价值”，他们看重自由、生命的传承，但家庭一定是建立在“盟约婚姻”上而不是通过暴力和权力的制度性安排。相反，那些认同“大政府、行政主义”、反市场经济，想拆毁传统价值、家庭的人才会制造出新的乌托邦，因为他们太相信人的计划和制度性安排会使人类走向大同，结果往往是地狱。在《使女的故事》里，这些承担“生育使命”的女人，被剥夺了一切，就像今天阿富汗的女性，塔利班政府颁布了新法律，不允许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声，不准许她们从事传媒、音乐等职业，不允许她们接受现代教育。
这些极端主义，都是有危害的。不论是欧洲历史上的“猎巫运动”，还是印度历史上的“寡妇殉葬”、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缠足”、非洲部落对女性阴蒂的切除，这都是在从身体上摧残女性，剥夺女性的自由，或把女性限定在“生育后代”这一单一的繁衍功能上，女性的“非人化”，相对应的大量男性也会“非人化”，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才可以把人群分成不同等级，让人与人为仇，让男人对男人，男人对女性进行统治、专政，瓦解这种社会“原子化”、不平等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彼此相爱”，通过“男女相爱的家庭”孕育后代，而不是泛自由主义的“代孕和科技繁殖”这一“进步”出路。
美国当前的性别意识形态就是取消性别，把人非性别化，这种文化概念上的“性别再造”看似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感受，却也在破坏社会的伦理秩序，让人成为“自己的神”，但人却要终生依赖药物，被医药复合体控制，人反而不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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