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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好政府必备的三个条件(振聋发聩)




好政府必备的三个条件

文:胡适  编:先知书店


从前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迭相助长,如环无端。使无投机者,则时势无从变更起。使无相当的时势,虽有英雄,亦且无从新造起。惟少数人的主张,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大多数人得着这种主张,可以得着结果,而使时势发生变迁。所以到了时机成熟,应时势的需要,而发生有意志的有目的的有公共利益的主张,必易得大众的承认,而见诸实行。


我以为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主张,最要的是要有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认的目标;这种目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这好政府三字,是否救时的大家公认的目标,待我仔细说来。



▌什么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假定的是有政府主义。政府之为物,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坏。有两种说法,各走极端的:


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西方古代有些学说,都是神权的政府观。这种政府观底变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变其名曰“自然”。如德国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不承认个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说得神秘莫测似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学说。


其二,以政府为有害无利,退一步言之,也说为利少而害多。谓政府是用不着的,须得自由组合,自由协商,以自由动作,代替强制。从前政府的强制力,常被军阀官吏滥用之以鱼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派所说的。中国的老子,主张此说,西洋希腊到现代也有许多人倡此说的。


这两种学说,好似南北二极;于这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主张。我以为今年今日的民国,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便不能适用前两种极端的主张。


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吾无以谥之,只谥之曰奢侈品;为其未完全根据于大多数人底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两面说:(1)心理的需求;(2)实际的需求。根据这两点,就可确定目标。所假定的这种目标,要是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底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了。


今日的中国,不但无目标,并且无希望,即由缺少一种公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平常的简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谈,就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


▲五四运动时期,工人打出标语:求生存争自由



▌政府何由而来?


什么是工具?这里似乎用不着详细的解释。譬如纸与笔是写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写字,则不用毛笔铅笔钢笔而另用粉笔,粉笔亦是工具底一种;用这种工具,可以达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谁欤?


从前有人说:“人是善笑的动物。”这话殊不尽然。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话,证之世上为恶的人,亦颇足使我们怀疑。惟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话是顶对的。其他动物,类皆不能创造工具。就是蜂蚁之勤于工作,也不能制造工具。惟人具有制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适合于人们之运用。造房屋,用以蔽风雨;造桥梁,造铁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剑、枪炮,用以驱猛兽而御外敌:这种种的制造,都不是其他动物所能做的。


但所说的工具,初不限于物质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也无一不是工具;什么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也无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政府亦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


政府既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又是应需要而生的,那么政府之由来,我们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这冲突委实不是个人所能了的。


譬如两人相斗,纠结不解,世世复仇,冤冤相报;若单由他两造自行去了结,一定是办不好的;势必须有第三者作个公共机关去裁判他两面的是非曲直,才能够调解冲突。


所以欲消弭个人与个人,小团体与小团体,或小团体与个人交互间底冲突,非有超于小团体及个人的公共机关不可。——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民国初年国会现场


▌好政府可促进社会进步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


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底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


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只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底进步。


▲民国时期的上海


▌工具主义的政府观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底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


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申义。


▲胡适先生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底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胡适先生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至今振聋发聩。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地位,已无需赘言。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


相较于鲁迅对中国旧文化的“破”,胡适更多着眼于“未来新中国”的“立”。从1917~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他不愧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了解胡适,就是了解个近代思想界的一个缩影


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因此,要真正读懂胡适先生,最好是首先对他的生平有详实的了解,更进一步就是读他的作品全集。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读懂胡适专题”:包含罗志田著《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近代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著《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精装版(赠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


◎读懂胡适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可以说是胡适人生的关键词。他把自己的新诗集也命名为《尝试集》。可以说,“尝试”二字,包含了胡适的“再造文明之梦”,读懂了胡适人生中的“尝试”,也就读懂了胡适对于今天的意义。这是一部关于胡适研究的代表作,一部具有独到见识和洞察力经典之作。可以说任何想认识胡适、认识胡适的时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胡适先生无保留自述:《胡适口述自传》是胡适先生与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两代大家的合璧之作,是后学与先贤的思辨录,呈现出一代学人胡适的多面肖像,还原了胡适先生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缺点的真实形象,是了解胡适其人其学的绝佳入门书。《胡适杂忆》是唐德刚以自己的回忆和胡适日记的记录为材料,对胡适一生中的众多问题写出的回忆性文字,对胡适在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成就提出了独特见解。


◎为古老文明,点亮现代化之路: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等等普遍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也还完全适用。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这套《胡适文集》内容特别全面,相关章节未作删改,保留胡适思想的原汁原貌;而且装帧典雅精良,美观大气,校订专业,大大提升了编校质量,是迄今胡适著作最为精审的版本,装帧典雅,极具收藏价值和馆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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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为1921年10月22日胡适在中国大学的演讲,原载1921年11月17日至18日《晨报副镌》。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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