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 | 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CIDEG副主任赵静 研究成果入选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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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教育部公示了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根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规定，经组织专家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共评选产生拟奖励成果1491项。清华大学53项成果入选。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CIDEG副主任赵静合作发表的题为“Truncated Decision Making and Deliberative Implementation: A Time-Based Policy Process Model for Transitional China”的论文入选二等奖，该论文发表于Policy Studies Journal，二人合作发表的题为“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应用”的论文入选青年成果奖，该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清华大学CIDEG”特将，两篇论文摘要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薛 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赵 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CIDEG副主任
文章摘要
时间维度在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速度正是中国近期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本文基于对中国政策实践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来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快速转型时期的政策挑战。中国政府采取删简式的决策模式，然后以更加渐进的协商过程来推行该决策，这种“决策删简-执行协商”的政策过程模式使得决策者能够快速应对层出不穷的严重问题。本文将中国煤矿业改革作为实证案例，来说明这种政策过程的治理方法是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规制生产安全以及促进产业发展的前提下用于实现快速的重大政策改革，即煤矿产权改革。文章最后讨论了这种模式对提高中国境内外公共政策有效性的更广泛意义。
The time dimension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policy process research in China, yet speed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a’s recent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China’s policy practices, propos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address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rapid transition. The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allows decision makers to respond quickly to serious problems with a truncat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n implement the decisions through a more gradual deliberative process. The article examines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reform as an empirical case to illustrate how this governance approach has been used to achieve major policy reform, namely property rights reform for coal mines, while simultaneously maintaining stability, regulating production safety, and stimula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broad implications of this pattern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olicy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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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公共管理的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改革决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此，如何将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能力的效能优势是当前亟须思考的系统性问题。然而，解决系统性问题仅仅关注科学决策是不够的，需要将政策机制的合理运用与有效解决政策问题作为整体来考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实施改革的政策过程逻辑和国家政策机制运用上进行宏观层面的再思考：国家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项目的系统推进主要使用什么样的政策机制？新时代，国家在公共政策实施的工具选择、机制形成和运用策略上是否需要适应时代变化而进行调整？如何从政策过程机制上优化改革的操作方式和实施方法，让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的决策更优、质量更好？
在这里，有效的中观层面政策机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政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政策机制与政策属性的匹配问题缺乏深入研究。
研究首先揭示重大政策改革具有的特点，识别了过去主导重大政策改革的政策机制特征，回顾了实施重大政策改革过程中行政主导机制的发展演化。其次，研究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政策环境变化，并针对政策环境变化构建了基于对象的政策机制分析框架，从应然层面来探索不同政策领域适用的政策机制及其特征。所谓政策机制，是一国政府在日常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发展出的特定操作方式，包括政策策略、目标确定、手段选择等。其中，行政主导机制、多元博弈机制、影响网络机制是三类经典的政策机制。最后，研究指出当前行政主导机制在多种政策领域运用中存在的一些匹配问题，由此提出引领政策机制类型匹配的治理策略和推进合理运用政策机制的改革路径。
论文在结论中指出：
多元政策机制在政府的政策改革与实施工作中逐步浮现，意味着重大改革背后并不一定是单一政策机制的主导，多元政策机制并存或搭配使用将是常态。归根结底，新时期政策机制运用与转型的倡导方向应是通过合理与灵巧地匹配政策机制与政策问题领域，让政策机制真正发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能力。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平衡重大改革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异质性的群体拥有差异化的政策偏好和反馈行动，产生的执行效果也各异。重大领域政策改革的成败将最终落脚到政府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把多种政策机制有机组合起来，并考虑灵活搭配与适用性，最终实现最优的政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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