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大企业或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不断提升创新水平对提升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尽管中国政府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但企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系列挑战。在全球创新舞台上，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和成效尚有提升的空间。其中差距，尤其体现在基础研究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在本国基础研究支出中的贡献度多在

期刊发表2024年1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和合作作者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李焕宏、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长聘副教授徐建华在《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一期发表题为《用概念分析指导公共政策定量研究的变量测度——以环境规制强度测度为例》的文章，“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摘要转载如下，以飨读者。《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1期

Journal，二人合作发表的题为“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应用”的论文入选青年成果奖，该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清华大学CIDEG”特将，两篇论文摘要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1月15日至19日，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24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以“重建信任”为主题，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800多名政界、商界、学界、国际组织和媒体界的代表，其中包括60多位政府领导人将现身达沃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论坛活动，在论坛期间薛澜教授还出席了腾讯财经主题晚宴和财新CEO午餐会，并就科技创新与安全、AI监管及国际AI治理等议题发表演讲。2024腾讯财经冬季达沃斯论坛主题晚宴瑞士时间1月16日晚，薛澜教授出席腾讯财经主题晚宴，并发表了题为“高质量发展下的科技创新与安全”的演讲。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教授受邀出席2024腾讯财经冬季达沃斯论坛主题晚宴薛澜教授首先阐述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摩尔定律、基因测序的快速发展都是科技创新的结果。谈及科技安全，薛澜坦言，这些年美国利用安全问题在跟中国的科技竞争是非常厉害的。但回忆过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竞争也是很有历史的。比如美苏科技战是人才抢夺、技术封锁到军备竞赛的全面科技竞争；美日科技战是从中低端制造业的贸易摩擦发展到以半导体为代表科技战；美韩科技战是以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和个别公司的专利纠纷为主......他指出，中美科技竞争是综合了过去各方面的因素的，要做好思想准备，是长期性的。“我们看中美科技的合作竞争，对经济、安全都没有影响的是基础研究；只对经济有影响的是商用技术；两边都有可能有影响的是前沿技术。”薛澜进一步分析中美技术竞争对双方的影响。针对“怎么去管控双方的科技合作”，薛澜表示，要从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影响和是否对商业经济有影响两个维度，对不同的科技领域进行区别管控，比如在前沿技术领域找到合作的可能性，绿色科技就是一个好方向。另一方面，他认为要提前防止风险，考虑AI领域的技术管控。在他看来，基础研究还是要按照国际科技合作最根本的原则，恢复到正常的合作状态。来源：腾讯科技2024达沃斯·财新CEO午餐会瑞士时间1月17日中午，薛澜教授出席财新CEO午餐会，本次活动以“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为主题，薛澜教授就AI监管政策和参与国际AI治理的方向等问题发表演讲。来源：财新推荐阅读1.

Partnership）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签署该伙伴关系的78个国家政府承诺共同努力支持公平和包容的过渡，促进性别平等。此外，联合国妇女与COP28主席团、COP28高级别倡议者

近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高雨辰在《管理世界》发表文章《外部企业股东与学术衍生企业的技术市场化：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清华大学CIDEG”

近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联合举办的“促进人工智能的合作与学术交流”的座谈会。会上，薛澜教授和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微软杰出首席科学家、微软研究院全球研究合作负责人

“如果中方关于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宣布得到落实，对中美社会而言都非常积极”当地时间11月16日晚，2023年APEC财新圆桌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应邀参会，在谈及11月15日的中美元首峰会时称，中美两国除了达成具体合作成果外，还在努力建立双边关系的基础框架，包括学生交流、恢复各式机制对话等，以便后续关系维持稳定。他强调，这些措施非常关键，有助于确保在未来数年内，无论政治上的分歧如何，两国的社会和人文交流仍能持续。另外，薛澜也表示，应对中美关系保持“谨慎乐观”（cautiously

美国当地时间11月14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世界经济论坛(WEF)

CIDEG薛澜主席、陈玲主任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2.

2023的系列活动和会议。ABAC2023年第四次会议可持续增长工作组会议现场薛澜教授在“可持续增长工作组会议”做主题分享“推荐阅读1

近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并接受《联合国新闻》记者专访。“清华大学CIDEG”特将专访内容与视频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薛澜教授采访片段联合国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只有15%的目标是在推进，其余目标都处于脱轨状态。您认为挑战最大的领域是哪些呢？薛澜：首先，全球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各种形式的冲突、多种矛盾的激化，导致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但没有办法推进，而且实际上还在倒退。第二，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更加频繁，近几年来极端天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出现，许多发展进步都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化为乌有。第三，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涉及多目标的权衡、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统一步骤，但许多国家的国家治理落后，给这些目标的实现构成了巨大挑战。第四，统计数据不足也是一个突出的难题，我们说有15%目标在推进而其余目标已脱轨，其实是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来推测的。联合国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就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8个目标而言，193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不到一半有2015年或之后的国际可比数据，可见，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真正的情况。联合国新闻：如果我们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中国的进展，那么中国的进展是什么样的状况？薛澜：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进步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中的一个亮点。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难、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脱贫的问题，而中国恰恰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2020年）完成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如果我们从三大方面，即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发展来看，中国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最近这些年的蓝天白云，相比十年和二十年前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改善。双碳目标也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同时，社会进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方面有丰富的数据，例如，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50%。当然，中国也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中国各地方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7年）成立了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院前几年做了一项中国各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研究，我们发现，各个省份之间差异比较明显，而且近几年来改善并不大。第二，中国性别平等的发展情况不够乐观，社会发展中性别差距的缩小不太明显，这也是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改善的方面。第三，中国各地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虽然总体有所改善，但是各地方的进展差距较为明显，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去挖掘。中国内蒙古沙漠中的光伏发电站联合国新闻：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而言，中国有哪些发展政策发挥了作用呢？薛澜：中国有一个特点，政府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通过一个非常有效的规划体系来完成的。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年规划体系，这个五年规划可能跟原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计划完全不同，实际上在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各方通过集思广益讨论交流，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确定出重点发展目标，然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各种项目来积极推进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在落实五年规划的时候，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努力，朝着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重要目标去积极推进。可以说，中国的五年规划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第二，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把扶贫攻坚作为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经过各方面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终于消除了极端贫困。第三，中国在过去几年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用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不断创造了各种各样新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得经济发展始终保持非常强的活力，因而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很大的进步。总而言之，这三大类政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新闻：您刚才提到科技创新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可以如何利用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推动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呢？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为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机会。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帮助中国推动产业升级。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主要靠比较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资源的消耗实现产业发展，在国际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份额，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显然是很难常以为继的。科技创新则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一方面，科技创新的技术应用能够提高我们的产业效率，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使得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当中占据更加高端有力的位置；另一方面，很多新兴产业也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最近这些年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电动汽车等产业给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这些新兴技术的应用对改善环境、减少碳排放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也使得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成为了全球的领头羊。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带来了新的推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城镇化过程，人口大规模涌入到城市，城市的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面临很大挑战。中国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大大改善了新兴城镇化的过程，很多中国城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使得我们的城市交通、城市运行更加高效，所以中国在利用科技推进城镇化方面提供了很多好的范例。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技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帮助我们改善健康，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在线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可以让人们选择喜爱的课程、音乐、文化、娱乐等。所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深入的。北京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全球领先科技集群，仅次于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联合国新闻：刚才您谈到了中国的城镇化，那么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如果跟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相比，这些特色是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呢？薛澜：一方面，中国是市场发展占主导地位，政府发挥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和很多年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由政府占主导作用的。在1980年代，我们比较强调小城镇的发展战略，但最近这些年则更加强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最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政策导向。其次，中国注重城市群的发展。中国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群，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长株潭城市群等。通过这些城市群的发展，各个城市之间互相促进、产业互补，带动效应更加突出。最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新农村的建设，倡导城乡总体协调发展，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特色。联合国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上，中国现在在做哪些工作？薛澜：中国在过去几年来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中国是铁腕治污，对治理环境污染下了很大的力气，对很多高污染的行业企业关停并转，展现了一种壮士断腕的气魄。第二，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双碳行动。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一些重点行业，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提升了减碳活动的效率。中国也利用技术创新手段在光伏、电动汽车、风电等很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的清洁能源可以说在全世界体量是最大的，应用也是最广的。同时，我们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自我规制、社会总体行动来推动整个绿色转型，可以说发展得非常快。联合国新闻：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又如何去应对呢？薛澜：这些技术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巨大的便利，包括买东西、支付、旅行，

近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楠在人民日报上共同发表《以数字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以数字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薛

10月15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第35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清华大学CIDEG”特将发言内容总结分享如下，以飨读者。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进行主旨发言，聚焦经济韧性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怎么通过城市科创中心能力的建设，拓展产业结构的多元性，提高城市支柱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可靠性，来保证城市在经历各种各样突发事件，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后，能够继续保持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薛澜说，过去有一些例子：匹兹堡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原来是钢铁城市。由于技术创新没有跟上，钢铁行业彻底垮台。后来经过各方面努力，匹兹堡迅速恢复，成为所谓凤凰涅槃的城市。分析匹兹堡的转型历程，其韧性背后有三大要素：首先是科创基础——匹兹堡有两所非常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卡耐基大学、匹兹堡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非常知名。另外在于产业多元性——匹兹堡的金融医疗、交通资源等等很丰富。第三，丰厚的社会资本——匹兹堡有很多基金会，其社会资本很丰厚。“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意义十分重大，可以增强城市活力，增强城市韧性，科创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对国家发展也意义重大。目前，上海是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创新高地，是引领全球科创中心推动产业变革、应对未来科技挑战的重大基地。同时，上海也是长三角地区的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领头羊，可以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薛澜指出。薛澜提到，从综合评价来看，过去这几年上海发展比较快，从去年进入到全球科创中心前十名，今年仍然保持在前十名之内，发展得非常好。薛澜也表示，在最顶尖的科技人员方面，上海上有比较明显的不足。在创新生态、公共服务、创新文化方面，上海也有不足之处。但在创业支持方面，上海创投资金进入全球前十，位居全球第四，是创业投资氛围最活跃的城市，目前情况下上海开放的优势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因此薛澜提出了几项建议，首先，逆势拓展，吸引并留住国际一流人才。怎么解决具体困难，尤其是构建吸引人才的制度土壤。另外，要建设比较客观的人才评价系统，建立淘汰晋升机制，让真正的人才体现价值。第二，要多措并举，深化开放，让上海国际化更上一层楼，真正让外资企业外国人能够觉得，在中国，科技创新活动、创新创业能力真正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时，要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在全球拓展，这样的趋势有助于让上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策源地。上海历来是外资研发中心的高地，薛澜透露，在疫情之前，有四五百家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布局上海。怎么进一步吸引聚集外资研发中心，推动建立数字研发中心，这也是需要下一步努力的。最后，薛澜建议优化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来源：科学网编辑：实习生陈卓尔推荐阅读

张永伟：新能源汽车多元技术路线发展新趋势同步关注CIDEG自媒体平台CIDEG视频号CIDEG微博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CIDEG兼职研究人员江飞涛在《经济日报》中发表《为何传统产业不能当“低端产业”简单退出》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为何传统产业不能当“低端产业”简单退出江飞涛/文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传统产业领先地位”“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促进其转型升级，对于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据主体地位，有些事关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刚需，有些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传统产业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将继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一，传统产业对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助力稳岗扩岗。传统产业不仅在吸纳非熟练劳动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且在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也会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一方面，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对城镇化进程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能够创造大量城镇就业岗位，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加速渗透及平台经济的广泛兴起，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空间组织方式发生改变，也会催生技能密集型等高质量就业岗位和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为中高技术人才和技能复合型人才提供重要的就业渠道。即使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传统产业仍然具有稳岗扩岗的巨大潜能，能够通过技术改造为高质量就业提供新思路。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较大空间，能够助力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从需求端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升级，不同收入群体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对传统产品质量、功能及服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供给端来看，传统产业在高品质产品设计、工艺水平和品牌运营环节上与国际领先企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无法满足国内中高端市场个性化、细分化、差异化、定制化的要求。传统产业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厂商可以依靠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改进，引入柔性制造系统来提升生产运行效率，应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与环境保护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此外，我国传统产业还能够通过设计能力、产品质量控制与劳动者技能提升及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等逐渐实现产业链迈向中高端。第三，传统产业可以为新兴产业与技术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之间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的。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提供多维应用场景，进而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传统产业在制造加工设备、关键零部件、制造工艺等方面提供重要保障，这对传统产业的精密制造能力和精益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需求创造角度看，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创新提供了应用场景，有助于提升关键原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从供给保障角度看，我国传统产业在零部件加工精度、制造装配工艺水平、关键材料的质量等方面的瓶颈突破和稳定保障，能够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制造和加工能力的支撑。第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尽管我国传统产业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但产业体量大和产业链完整的优势依然存在。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防止出现“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而且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迈进的过程中，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是维护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民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总之，伴随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传统产业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着眼于产业自身的改造升级，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基底。来源：《经济日报》2023年9月6日（10版）编辑：实习生陈卓尔★·END·推荐阅读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黄少卿受邀出席《经济观察报》举办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第一期“民营经济创新角色与使命沙龙”。黄少卿表示，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源于千万企业家的试错。“清华大学CIDEG”特将发言内容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在黄少卿看来，这一点在目前中国创新从“吸收引进”走向“原始创新”时格外关键，而民营企业数量众多，且在试错中动力更强、成本更低，会在创新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黄少卿认为，应对“原始创新”需求，政策需要进行系统性地调整，比如政府必须把促进科学繁荣的责任担当起来，在金融政策方面需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的调整，需要将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变为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有普惠的特征，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每一个个体创业创新的权利。黄少卿说：“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强调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的一个核心就是相关制度和政策地调整，从一个制度均衡点迁跃到另外一个制度均衡点上。”以下内容根据黄少卿沙龙中讲话整理：我博士毕业后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企研究中心，给吴敬琏老师做助手。那些年，我跑了很多民企，去过台州、温州、苏州、无锡等地，和不少民企交流过。当时总的感觉是，虽然我们讲很多国企改革，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更令人鼓舞，应该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时至今日，在长期调研基础上，我对民企的认知和理解是，和国企相比，民企创新能力更强，民营企业家有着更强的创新愿望和执行力量。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一群执行创新功能的特殊人群，这种创新能力只有部分人具备。这里说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经济学角度说是技术的变革。有些人说，只有少数特殊群体掌握创新能力，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弱，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除了熊彼特对企业家有这样的认知，其他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教授、鲍莫尔教授都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才能，但是这种普遍拥有的才能被用在什么方面很关键。人们不一定把才能应用在创新或生产性活动上。国有企业并非没有企业家，其企业家才能不亚于民营企业，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才能没有用在创新上和做大蛋糕上。民企和国企企业家才能发挥的方向性差异由环境造成，就像鲍莫尔所说，企业家才能用到哪个方面由社会通行的博弈规则，和博弈规则所决定的回报结构所决定。国企和民企在中国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以政策环境为例，国企有资源优势，享受政府部门很多资源倾斜，在很多领域有更好进入市场的机会。别的主体难以获得这种待遇，国企不需要拼命把才能用在生产性提升上，就能有很好的回报，所以国企从业人员的企业家才能，在创新方面很难体现。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国企一些人员的才能也会转到创新上来。比如有些国企改制为民企后，国企负责人成为公司所有者，立马会被激发出很强烈的创新意愿，创新水平和绩效也得到提升。总之，之所以看到民营企业表现更好，不是因为只有民营企业聚集了企业家，而是民营企业的人才通过创新才能够生存下来，得到发展。反映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5678”，不是别人赐予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而这样的地位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只有如此，你才能存活。民企要继续保持创新活力，得继续给它一个别无选择的环境。这个别无选择，不是故意歧视，而是继续通过市场化改革，保证中国各行各业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市场竞争，这种强度使得民企不创新就别无选择。市场竞争会让你的利润率下降，继续做原来的产品肯定不行，只有创新才能摆脱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激发你寻找更好的技术和产品。当然，这种市场竞争带来的“别无选择”，对于强化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也同样重要。还有，民营企业将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扮演什么角色，自主技术创新路线又是什么样？过去的发展是改进型创新，创新不多，引入技术，略作改进，然后导入市场。但原始创新的环节要从基础研究做起，比引进吸收更长，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竞争前开发，再到产品和工艺开发，最终导入市场。过去，技术和产品的引进都有很好的参照性。但今天，我们要做原始创新，到了产品和技术开发环节，企业就进入到技术前沿的“无人区”，难以预测方向正确的技术或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试错，才能找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并找到新的可靠的利润增长点，避免继续在传统的产品和技术上“卷”。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相比拿的是自己的钱，或者是从信任自己的那些人里筹集资金去试错，因此，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成功愿望，因为失败的代价很大，轻则财产减损，重则破产等。从全社会来讲，这种“竭尽全力”地试错，最可能找出符合未来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的最优技术。从结果看，很多努力的民营企业在试错中依然会死掉，但是这些企业家的失败对于社会取得成功却是必要的。社会要包容他们的试错失败，给其新的机会，让他们还有可能再度起来试错。比如现在的光伏电池技术，目前存在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竞争，很难判断哪个技术路线更优，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创新没有天生的赢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其实是千千万万企业家试错铸造出来的，好的环境就是鼓励并且逼迫企业家敢于试错，帮助失败的一方重新站起来。这也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新的要求。除了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有一系列的政府制度和政策环境的支持。比如，想要鼓励原始创新，政府就必须把促进科学繁荣的责任担当起来，为民企提供更好的技术选择空间。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纯公共品，不能靠市场提供，它需要政府掏钱，政府也不能干预科学家研究的自主性。想要更准确地认知世界，同样需要试错。形成有利于科学繁荣的体制机制，这一点很重要。还有技术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恰当，也需要进一步考量。不是保护越强越好，也不是不保护。既要鼓励创新，又不会过度保护阻挠新技术创新。总之，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要仔细考虑，又要保护，又不能垄断。在反垄断力度微妙的把握上，需要更加成熟的制度保障和更加灵活的配套机制。在数字技术革新非常活跃的今天，因为数字技术存在“赢家通吃”的倾向性，平衡好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难度也大，更需要完善相关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也是一方面。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是工业金融体系，有利于大规模生产。银行会贷给你一大笔钱，供你扩大规模。但是现在鼓励原始创新，多方向试错，就要形成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格局，这些企业的投融资规模不大。现在适宜于原始创新的金融体系还没完全建立。假如将来开发出更多的小额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对于创新更有利，但是我们现在做得不够。最后想谈的是产业政策，很多学者呼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过去的创新是模仿创新、改进创新，对于制度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算政府部门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企业部门也能有所作为。功能性产业政策更加具有普惠性，有利于公平竞争，发挥个体创业创新的潜力，这是更加适应原始创新所需要的产业政策。现在谈原始创新，规模经济不重要了，中小企业的小规模试错更重要。如果还沿用既有的制度和政策关系，失败危险会越来越大。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强调原始创新，而原始创新的一个核心就是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从一个制度均衡点迁跃到另外一个制度均衡点上。对比韩国和日本的转型，日本和韩国政府通过行政权力逐步退出对市场的干预，来适应这一结构性转型，当前，我国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结构调整的阶段性变化。如果中国现在也转向原始创新，那么，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很多领域也要主动退出，把技术开发的试错机会交回民营企业。如果现有的制度和政策不适应该要求，民营经济就很难激发出原始创新的活力。总之，进行上述一系列政策环境调整、制度环境调整，有希望为民企未来的发展和转向原始创新打下基础。这些方面的完善，民企自己当然要努力，但是政府部门等，也要有更多的深入思考和切实的改革推进才行。从鼓励性政策和限制性政策对市场影响的区别来看，限制性政策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效应。当法律本身或者制度本身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投资的风险溢价就更高，以此来弥补不确定性提高所产生的损失风险，收益率不提高，企业就不投资。当前投资环境不确定性提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多变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显著下滑。未来如何通过法治和可问责机制，形成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减少其不确定性，这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来源：经济观察报·END·推荐阅读

黄河流域工业园区低碳高质量发展系列考察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指示，同时响应《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和《关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政策导向，8月份由CEMF联合绿盟共同组织了“黄河流域工业园区低碳高质量发展系列考察”调研活动。本次考察和调研活动致力于实地考察和分析黄河流域工业园区在能源转型方面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主要聚焦于济南市章丘区、滨州市邹平市和东营市，涵盖了化肥、高端化学品、纺织、铝业等多个制造业领域，以及锻造企业、风电装备产业园和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国能源模型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李善同带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模型论坛资深顾问胡秀莲，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顾佰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海林，以及清华大学部分研究人员、绿盟代表、CEMF项目成员共同参与。"清华大学CIDEG"特将调研考察报告分享如下，供研究人员参考。一、明泉集团1、简介明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1958年济南市明水化肥厂成立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化肥生产、高端化学品研发及生产、高分子材料开发及医药中间体生产等于一体的多元化高科技企业。该公司是中国第一批、山东省首套小氮肥示范厂，2013年9月，公司启动退城进园计划，实现了转型升级发展。公司主导产品涵盖尿素、液氨、甲醇、双氧水、吡啶、3-甲基吡啶、聚苯硫醚和均四甲苯等，总化工产品产能达到310万吨。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预计达到100亿元，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自2013年搬迁以来，公司采用先进的加压气化技术，先后建成3套加压气化装置，合成氨、尿素总产能进入省内行业前列、全国行业第一梯队。加压气化技术具有碳转化率高、煤种适应性广、安全环保性能优越、经济效益好等特点，是当前国家大力推广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2016年，公司确立并实施“采用高技术、研发生产高分子材料和高端化学品、实现高附加值”的“新三高”发展战略，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设立了研发中心。公司正着力推进光敏聚酰亚胺（PSPI）、特种新材料（PPS）系列高分子材料开发。PSPI实验室制备技术已突破，产业化一期已建成投产，2023年产业化基地开建，并实现吨级销售。PPS项目已成功通过实验平台配方验证并产出树脂，可满足不同客户需求；项目一期2023年5月开车调试，二期2023年底开建。公司15万吨医药中间体项目之一期5万吨装置计划于2023年建成投产。

9月11日，以“水与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水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水安全问题，共商应对水安全风险与挑战之良策。黄河流域高质量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及粮食安全十分关键，同时也是生态系统脆弱及水资源供求矛盾集中的地区。为探索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体路径，实现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生态”可持续协同发展，以“黄河流域水资源-能源-粮食-生态系统纽带协同管理”为主题的专场会议于9月13日上午举办。该会议由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主办，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协办。本次会议由美国环保协会项目主管Brian

观点｜贺克斌：集中式储能是平衡风光等新能源波动性的保底方案，更多要通过需求侧调动同步关注CIDEG自媒体平台CIDEG视频号CIDEG微博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贾开发表《“数字福特”与“数字后福特”——共同富裕视野下数字生产组织结构的再选择》一文，刊登于《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5期。“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内容提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各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关注焦点，但导致社会分化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数字技术变革本身，生产组织结构的异质性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继承“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劳动过程管理、治理范式、社会化三个层面的分析，提出了“数字福特主义”和“数字后福特主义”的新概念。数字福特主义具体体现为福特制2.0、技术答案主义与“经济人”假设的计算化三者的结合，而数字后福特主义则以开源软件的产权与组织、可计算性争论与实验主义治理、“社会人”和“政治人”假设作为新基础。当前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了数字福特主义的特点，并因而出现了数字所有者、管理者与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分化问题，为实质性推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未来改革，应更加重视数字后福特主义作为“另一条道路”的改革价值与潜力。关键词：数字化

https://mp.weixin.qq.com/s/t2pybEMWVW0800ioLMO0GA5、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9月5日，为系统全面探讨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建设开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未来，2023年山东省开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济南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本次交流会以“绿色新动能·园区新活力“为主题，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能源模型论坛等机构及山东省多家开发区共130余名专家和嘉宾，共话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CIDEG作为本次交流会的主要支持单位。CEMF新旧动能转换战略下山东省开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本次交流会首先邀请了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波，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秘书处主任宋雨燕，山东省商务厅开发区管理处副处长姜杰发表致辞，对山东一批代表性园区的发展情况作出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国能源模型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李善同发表题为《双循环背景下山东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演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循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嵌套格局。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新冠疫情肆虐，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了深度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她在各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特征及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山东省在我国双循环中地位和作用。山东省地区的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庞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山东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打造形成以东带西、承南启北的新增长极和动力源，为国内大循环作出更大贡献。在“双碳”背景下，山东省在注重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型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这些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提出了新的观察与思考，为山东省和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秘书处主任宋雨燕给出了路径和建议。宋雨燕以“开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为题，提出了“3生规划、3绿路径、3E目标”发展建议。左起：田金平（主持人）、胡秀莲、季永宝现场发言在园区对话环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模型论坛资深顾问胡秀莲，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科技副主任季永宝共同就“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助推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进行探讨，分享观点。对话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田金平主持。胡秀莲研究员表示：工业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力园区的产业融合、转型升级、开拓创新；加速技术迭代，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园区外的相关工业企业践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她强调，工业园区要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遵循最低投入量和最高减碳量、节能优先、累积碳排放量最低、可再生资源最大化等原则，结合生产过程中的单位产品能耗、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趋势、减排潜力等系统指标编制园区长远、综合性的绿色低碳发展规划。着力做好能耗和碳排放的统计核算；明晰未来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趋势，节能和减碳潜力；明确减排路径以及减排技术措施实施的优先顺序和时序；设立相应的保障措施。其次，要做好规划执行期间的管理工作，包括年度目标考核和绩效评价等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季永宝副主任分享了经开区较为成功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提出三点可能影响项目建设落地和园区发展的现状：缺乏可参考复制的经验、园区政策面临调整、污染物总量指标缺口大。左起：侯晓坤（主持人）、王海林、顾佰和、岳德仲现场发言随后，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顾佰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海林，邹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岳德仲共同就“产业升级促进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展开对话，对话由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秘书处高级研究员侯晓坤主持。对话嘉宾们表示各利益相关方及专家学者应该进一步加强协同工作，多维度、多层次为开发区发展谋划新路。顾佰和副研究员分享了他参与工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工作经验，提出工业园区低碳转型的路径需要从产业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着手，并需要重视园区碳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体系的建立、一体化减排方案的设计等。同时园区要正确认识碳排放“双控”制度带来的机遇，转变发展观念，顺应制度变革，主动提前布局。王海林副研究员指出，园区产业升级要考虑近中期发展和长期规划相结合，园区管理者应因地制宜——根据园区的特点、资源禀赋优势以及所处发展阶段特征来设计园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将国家政策落实在园区发展之中，使园区更具综合竞争力。同时也应从园区发展最优的视角，强化园区内企业间的配合与衔接，使园区发展更可持续。岳德仲副主任认为，目前以邹城经开区为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和能源利用间的矛盾构成了部分园区的产业底色，因此探索如何从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产业升级对推进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来讲至关重要。本次交流会深入探讨了国家级开发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现状及总体绿色发展成效，相关讨论为实现园区新旧动能转换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研究依据和决策参考。编辑：实习生陈卓尔中国能源模型论坛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与EDF共同发起成立，旨在为国内外的专业建模团队和决策者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推动能源、经济、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对话，推动中国能源与环境模型的能力建设，提升中国能源与环境决策的科学水平。推荐阅读

近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查道炯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全球南方”不应成为地缘政治角力场》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查道炯教授“全球南方”不应成为地缘政治角力场作为议论世界事务变化的用语，“全球南方”又一次热络。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国家取得了越来越显眼的外交事务和发展的自主性成就。仅在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历史性协议；7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出于自主战略考量在其与欧盟的峰会上没有同意就俄乌局势发表共同立场文件；8月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将是“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聚会，共同讨论当前的全球挑战。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南方”是相对于“北方”的概念，可回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定义。被冠以“全球”前缀，则是冷战结束后一度流行的现象，其核心关注是如何维系“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北方”学者在观察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转移”动态和趋势时，重拾“南方”，潜台词还是世界局势的变革将由谁主导。“南方”这个用语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例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便位于北半球。作为一个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较容易凝聚共识的“全球南方”概念是指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归类为“中低收入”的国家。他们多半位于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二战结束后数十年来，一直谋求有利于其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这些国家的共性。进一步的分析则涉及在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内涵。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智库、媒体采纳不同的地区国别范畴划分，以经济现象（GDP、贸易额、技术创新等各种指数）或政治行为（重大外交活动基于谁的动议或偏好）等作为参照点，试图预测中长期、全局性世界事务的变化趋势。这样一来，“什么是全球南方”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议题，让读者知晓世界事务正变得更有活力、更为复杂，而具体怎么解读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带着上述思辨回到当下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是不是存在共性？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一方面，不论如何归类，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追求自身财富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应对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对外依存、劳动力跨国流动等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变化是世界事务的常态。过程中，以国家或社会为统计单元的相对地位也会随之改变。若是由此而产生恐慌性甚至报复性思维，则会招致反弹。尽管经济全球化思维近年受到了严重挑战，但时下一些“北方”国家所追求的“韧性”（降低对包括“南方”社会在内的经贸依存）并没有改变两者间的共性。处于不同归类范围的国家都在竞相把握世界变化过程中的机遇以巩固自身的发展成果。二是“全球南方”的又一次勃兴，对“北方”是不是一种损失？也是在今年，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5月份的广岛G7峰会都在彰显“全球北方”的团结。两次会议都尽可能寻求“南方”大国支持主办者在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上的立场，但收效并不明显。类似现象导致一些欧美国际问题观察家惊叹“全球北方”主导世界事务变化的能力在下降。但事实上，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更现实、迫切的需求，而不是跟着“全球北方”追求战争中某一方的胜利。因此，“全球南方”没有选择应允“全球北方”的要求，不应被视为是一种否定或威胁性行为。综合起来看，国际地缘政治态势又一次出现了“南北横沟”现象。而且，似乎并不存在某个国家或多边机制能缩小两者间的差距。“全球南方”明显在竭力避免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力场，今后也有理由避免世界再现集团式对抗的局面。来源：《环球日报》2023年8月12日推荐阅读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张宇燕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发表《经济制裁的八种途径》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经济制裁的八种途径制裁特别是直接或间接与经济有关的制裁，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从价制裁、从量制裁、从员制裁、从资制裁、从网制裁、从盟制裁、从名制裁与从规制裁等八类手段或途径。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国际制裁指的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特定行为体遭受损失和损害来迫使后者按照自身意志行事而主动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非合作的惩罚性或警示性行动。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制裁的范围、力度、频率均史无前例，制裁形式令人目不暇接。可以说，制裁尤其是经济制裁业已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基本手段之一。为了深化对制裁目标形成和实施过程以及效果的理解，有必要对形式多样的制裁手段进行分类。概言之，制裁特别是直接或间接与经济有关的制裁，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八类手段或途径。一是从价制裁。凡是直接对国际贸易投资在价格或成本收益上产生影响的制裁手段，均可归属于从价制裁，如提高关税税率、控制或限定贸易品价格、操纵或影响汇率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俄罗斯出口石油进行限价，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二是从量制裁。凡是对贸易投资在数量上产生直接影响的制裁手段，即为从量制裁，例如，对进出口商品与服务实施配额甚至禁运或进口抵制，通过限制高端设备出口进行技术封锁等。相关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后日本被迫采取自动出口限制；近期欧盟宣布在2027年前结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三是从员制裁。制裁对象凡是涉及具体人或特定机构的制裁，均可归入此类，如驱逐外交官、限制甚至全面封杀科技文化人员往来、实施歧视性移民与难民政策等。美国公布俄罗斯官员或工商界人士制裁名单、炮制中国企业“黑名单”、拒斥中国籍学生就读美国大学尖端理工学科，均可被视为从员制裁。四是从资制裁。凡与资金往来有关的制裁都可列入从资制裁，如停止、撤回或限制投资或出资，阻断融资渠道，降低金融机构评级，罚款，冻结境外资产甚至外汇储备，减少或取消贷款与援助等。相关事例一是世界银行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建项目拨款和开展新项目，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美国证交会申请登记发行美元全球债最终未获批准。五是从网制裁。将某国、某实体、某个人部分或全部逐出特定数字网络或系统，即为从网制裁，比如切断互联网接入或取消入网资格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相关事例首推美欧联手将俄罗斯众多金融机构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以及美欧多家互联网供应商切断与俄罗斯供应商联系或停止向俄罗斯人办理运营证书。六是从盟制裁。运用联合、说服、拉拢、威胁等手段形成多国集体行动的做法，当属从盟制裁，比如制裁国发起创立针对竞争对手的区域性集团组织，或集体拒斥由对手操办的重大国际活动。美欧设立贸易技术委员会（TTC）和以美为首创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矛头均指向中国。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相互抵制莫斯科和洛杉矶奥运会，其景历历在目。七是从名制裁。占据“道义”制高点、利用国际话语权以求“名正言顺”地贬损和羞辱对象国，乃从名制裁的基本特征，比如将某些国家列入黑名单或贴上侮辱性标签。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曾将苏联定义为“邪恶帝国”，21世纪之初又将伊朗和朝鲜等国定义为“流氓国家”。通过各种指标体系对各国进行排名，也是一种将对手污名化的常用手段。八是从规制裁。“规”在此指包括标准在内的规则或制度。凡是与规则设立和执行相关的制裁就是从规制裁，如推动设立非中性的多边或区域规则，创立或修改本国法律，制定加大对手成本的歧视性标准。世人已经见识了美欧推行所谓“友岸外包”标准以替代基于效率原则的国际分工，以及美国将国内法外推，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打压竞争对手。以上八类制裁手段或途径虽说是依次列出，但并非处于同一个维度。在一定意义上讲，从规制裁、从名制裁和从盟制裁比前五类制裁要高一维度。因为非中性规则的确立与执行通常体现在其他各类制裁实践之中，将对手钉在道义耻辱柱上无疑有助于提升其他各种制裁的“合法性”，与盟国和伙伴结成统一战线显然能够加大其他制裁的有效性。在具体制裁实践中，发起国通常会根据特定目标单独或混合使用上述各种制裁手段。总体而言，制裁是发起国通盘考虑其绝对或相对损益得失的行为，而目标国是否屈服于发起国要求，主要取决于其经济或安全对外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历史地看，制裁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都有不少。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确使后者经济遇到了困难，但困难程度又远低于制裁初期人们的普遍估计。制裁的长期持续会在俄罗斯造成何种后果，又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哪些事与愿违的局面，目前看还都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20日推荐阅读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CIDEG文库系列丛书”主编江小涓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高水平开放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高水平开放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江小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过去四十多年，对外开放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两轮”之一，有力推动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经济复苏和中长期质与量相统一的发展，迫切要求以高水平开放增添发展新动能，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确保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一，高质量发展需要外循环提供更多资源和市场，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当前，我国已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今后发展依然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我国一些重要能源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长期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但在经济总量较小时国内供需压力尚不明显。当前，我国经济体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左右，而油气资源、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等分别仅占全球的3%—7%。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还将在今后持续扩张，这些短板将更为凸显。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开发替代资源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战略部署，提升国内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力争从海外引进必要能源资源。不同类型能源的经济性、便利性和普适性有所差别，不同产业对能源类型的需求不同，对价格的敏感度也不同，不适宜的匹配将带来额外成本。实现多样化能源资源供给，会对国内产业发展带来更为有利的条件。经济学原理表明，当各种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率相等时，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如果要素结构不匹配，资源配置就无法达到最佳状况，产业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虽然使用外部能源资源会存在国际环境或双边关系变化的供给风险，但若由于能源供给结构缺乏竞争力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大批撤离，同样也会带来营商条件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风险。因此，依时而动，比较权衡把握好“度”是战略选项。当国际环境允许时，一些重要能源资源的适量进口可以保障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效率提升。国际市场对于转型升级中的国内产业同样重要。进入新赛道就意味着开辟一个新市场，只依靠容量有限的国内市场，不能充分发挥投入带来的增长潜力。技术类产品开发往往需要较多投入，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规模愈大，带来的收益也愈多。例如，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我国产业开辟的一个重要新赛道。经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占全球产能及产量的比重均超过60%。又如，光伏也是我国产业开辟的一个新赛道，特别是在电池、单晶硅、风机和光伏组件四大类产品上都有很强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接近80%。可见，“两个市场”能使新赛道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要尽可能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让“两个市场”同步发力，从而为经济增长作出更显著的贡献。第二，高质量发展需要参与高水平全球分工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求“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同时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这是对有些偏颇认识的及时纠正和坚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明确导向。中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地位的提升，必然引致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位置的调整变化。由于比较优势的改变，一些中低端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分工链和价值链中向中高端延伸，这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然路径。国内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在那里生产和出口，也有利于回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和打压。一些国内高耗能企业去能源富裕而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投资生产，则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提高投资收益率。随着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必将从垂直分工模式的中低端向水平分工模式的中高端转变。一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我国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出口商品中，中间品出口增长最快，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从1990年的不到30%升至目前的超过45%。而中间品比重上升是一国参与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典型表现，表明我国有日益增多的出口产品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二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水平型贸易快速发展，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产业占比从21世纪初的15%左右升至2021年的45%左右，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较低水平的垂直分工模式向高水平的水平分工模式转变，这既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也必将带动制造业水平的继续提升。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动能。多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力推动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这些产业在较高技术水平上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目前，我国产业技术总体水平已进入各类技术并存、较为先进和先进技术不断增多的状态。例如，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持续提高，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正在持续增加。一个产业引进技术的规模，与其自身研发投入的规模呈正相关。我国的整体数据表明，较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国内相对较高的研发水平可以并行不悖。2022年，中国研发（R&D）经费规模达到30870亿元，占GDP比重升至2.55%，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大体持平。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两条腿”协同迈进，有利于持续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为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一国拥有的先进技术愈多，也愈有利于引进国外更为先进的技术。外资企业目前引进的技术大多是全球最先进的。例如，巴斯夫在广东湛江建设的新型一体化基地，是其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采用了全世界第一台用绿电驱动的电加热蒸汽裂解炉，可使碳排放量降低90%。我国当前的国际科技合作已由单向引进向引进和输出双向流动转变。2014年以来，我国技术出口增长强劲，进口增速平稳，技术进口与出口规模差距明显缩小，技术贸易逆差大幅收窄。2023年2月，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和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宣布在美国合作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所有设备、技术、管理都来自宁德时代，这是中国高水平技术带来“外向”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已从工业机器人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相信今后我国的“外向型国际技术合作”还将持续增加。当然，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也至关重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由于国外寡头甚至独家垄断，从维系自身利益角度不愿转让和合作，这种商业利益驱动的“无法引进”将持续存在。同时，我国还面临许多严峻的非经济障碍和不合理打压，“限制输出”也将持续存在。因此，我国要在一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攻关，确保极端情况下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稳定。第四，高质量发展需要参考对标高标准经贸协议，为深化国内改革提供新动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这表明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开放推动改革和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或者正在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CPTPP、DEPA等，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绿色生产、劳工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许多与我国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基本一致，是要明确推进的重要改革事项。因此，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助于推动国内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行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方向推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型营商环境。例如，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从环保、产品质量、公平竞争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准入管理，大幅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并提高必要补贴的透明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都是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又面临许多挑战。中国的崛起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在各方调整适应这种变化的同时，各种力量的博弈在所难免。但是，开放会给中国和世界各国带来诸多发展新机遇，推动开放的理由和力量同样强大而泛在，突破障碍积极进取者必会因之受益。我们要深刻理解这种大局和大势，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高阶目标，不因干扰和困难而退缩，努力寻求公平合作的新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新动能。来源：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推荐阅读1.观点

交易进行规制的措施以及涉及反洗钱、知识产权、随机性贩卖的法律实务；防止区块链诈欺的技术和政策，特别是针对数据绑架、加密资产流失、违法投机行为、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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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实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CIDEG文库系列丛书”主编江小涓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分享学习体会。江小涓教授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事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民营经济与财富的关系是先创造后持有，正当性无可置疑；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特将相关文章分享如下，以飨读者。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发展民营经济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近日，《中共中央

近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张洪汇在《行政论坛》中共同发表《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一文，已刊登于2023年第3期。“清华大学CIDEG”特将文章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薛澜

7月19日，首届“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论坛：低碳·效率·包容·增长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卫星会议‘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及应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区举行。本次论坛分为7个主旨讲演和圆桌论坛环节，邀请了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知名学者领衔进行演讲，以低碳、效率、包容和增长为愿景，积极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探讨低碳转型如何推动经济向高效且包容性增长，以数字经济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及应用等科学问题为突破口，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进一步促进低碳转型、包容性增长、人工智能与经济管理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相关领域原始创新的效率。全天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共计15万人次通过论坛的各直播平台进行观看。

“中国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最终消费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政策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一文。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张宇燕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评论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四大赤字，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中，以气候变化、生态环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全球问题恶化与倒退为代表的全球治理赤字，业已成为事关全人类生存与繁荣的重要变量，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关注。针对日益严峻的极端气候现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郑重指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这既反映出全球对治理赤字应对方案的强烈期待，也表明减少或消除治理赤字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全球问题日益严峻且高度联动、治理赤字日趋固化甚至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有必要就全球治理理念在各国间求得普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则，以此指导全球问题的解决。全球治理的公正性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自愿服从原则，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权责平衡原则和互利补偿原则，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成效优先原则和评估反馈原则。一是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之间规范彼此关系的重要原则，并已成为联合国及其机构或组织共同遵循的原则。主权平等的关键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治理规则对各国一视同仁，约束别国的规则必须同时约束自己。这一原则对于保证国际关系正常发展、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特别是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在全球治理领域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得以确保或推动实现。二是自愿服从原则。自愿服从原则指的是全球治理规则在确立和实施之前必须征得将要受到其约束的国家同意。这一原则已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得到国际公认，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巴黎协定》确立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责任分担新模式，既确保各方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又通过自主承诺减排量体现出各自能力区别，进而保证了主观能动性。三是权责平衡原则。当前，在一些全球治理领域内各国权责不平衡的现象和矛盾很突出，并成为使全球治理赤字无法消除的根源。在现行各类全球治理体制中，绝大多数治理规则和机制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的。通过设立对自己更有利的治理规则，甚至以打压竞争对手为目的设立治理规则，这就势必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色彩，其中，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无法享受公平待遇。权利与责任平衡对等作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必须在全球治理领域得到坚持和弘扬。四是互利补偿原则。主权原则在保证国家间平等的同时也会引发外部性问题，换句话说，属于一国内政的国内政策制定与实施可能会对他国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作为“世界之肺”的亚马孙森林，其80%位于巴西境内，如何开发利用属于巴西内政，但最近几十年亚马孙森林面积减少了31%，已经到了必须严格保护的地步。如果仅让巴西牺牲发展以承担森林保护责任，既不合理也难以奏效。此时，建立某种补偿机制，对那些自己做出牺牲同时让全球受益的国家进行一定的补偿，应是有益选择。五是成效优先原则。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甚至开“空头支票”是全球治理长期以来落后于时代需求的突出表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成效优先原则，一方面指的是针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各国携手提供操作性强、切实管用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指各国间形成协同高效的集体行动，其中特别包括执行全球治理规则的奖惩制度。成效优先原则是全球治理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六是评估反馈原则。许多全球问题具有不确定和难预期等特点，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对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绩效进行动态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各当事国，以求适时扫除全球治理的障碍和制定新的应对方案，便显示出重要价值。评估反馈既可以由国际多边机构做出，也可以由独立的智库甚至商业组织和专家学者个人来承担。全球治理六项原则充分体现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其目标在于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推荐阅读

7月8日，首届中国能源模型青年论坛在杭州举行。为促进我国能源模型领域青年学者间、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本届青年论坛采用“青年学者报告、资深学者点评”的形式开展，邀请了三十余位能源模型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能源模型的构建和创新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六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高校学生现场参会。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能源模型论坛主办，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并由Energy

“当市场信号失灵，企业很难准确预测市场需求，会致使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远超市场需求，产能过剩引发的风险日渐积聚，造成经济博弈“困局”。”近日，中国能源模型论坛（CEMF）高级项目助理周若曦就“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走出‘价格战’？”问题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文章。“清华大学CIDEG”特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文章全文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进入“没有赢家”的严峻局面。最近的例子是5月25日，长城汽车发布声明，称已向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递交举报材料，就比亚迪“秦PLUSDM-i”“宋PLUS

年实现运营碳中和”的承诺，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运营碳中和的绿色科技企业之一。相关链接：https://news.bjx.com.cn/html/20230612/1312255.shtml五模

近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受邀出席“数字政府40人论坛”首次会议并发表致辞演讲。他表示: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贺克斌受邀出席2023年第二期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并以“技术变革支撑零碳未来”为题进行发言。贺克斌教授表示，世界经济将从能源资源依赖型走向能源技术依赖型。未来的技术研发和新技术逐渐进入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最关键的因素。“清华大学CIDEG”特将演讲实录与视频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技术变革支撑零碳未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表示，世界经济将从能源资源依赖型走向能源技术依赖型。未来的技术研发和新技术逐渐进入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最关键的因素。在当天举办的2023年第二期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上，贺克斌以“技术变革支撑零碳未来”为题进行发言。贺克斌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气象灾害发生，使全球经济损失大幅增加。碳中和已经成为对未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性行动计划。“碳中和行动将会使世界经济从能源的资源依赖型逐步走向能源技术依赖型。”贺克斌表示，以资源量来看，以风、光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足以支撑或远远超过了实现碳中和全球所需新能源的量。虽然每个国家都拥有一定程度的风、光资源，但谁能更早、更好利用风、光，完全取决于谁能够抢先建成支撑大规模稳定使用这种新能源的技术体系。对于中国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贺克斌提出以下多方面措施：一是资源增效减碳，即节能与能效提升，当前中国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提升空间，应进一步推动能耗下降，同时，循环经济、无废城市等重大行动会带来非常显著的减碳效果。二是能源结构降碳，即中国未来的能源结构从以现在的以化石能源为主逐步走向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为主，根据对中国资源量的分析，未来支撑中国实现碳中和，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的资源量也是足够的。三是地质空间存碳，即使到了接近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时候，仍然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化石能源，它们产生碳的排放将会通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来解决。中国六大盆地和其在合理的工程半径中所拥有的相关产业，通过制定详细的技术方案，可以承担一定量的储存碳任务。四是生态系统固碳，这与现在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建设任务是一致的。“前述四个减碳都是技术性的减碳。”贺克斌表示，任何技术要有序地进入市场都需要两个牵引力：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市场的机制。从政策层面看，全球各类政策的制定都会对未来的投资和技术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去年7月16日，中国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标志着中国开启了从碳有价走向碳涨价的进程，这将成为各类技术减碳、低碳、负碳、零碳技术进入市场非常关键的驱动力。从市场机制看，贺克斌表示，根据科技部分析，以减碳、减排的贡献看，已经商业化的技术占三分之一，中试示范阶段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在概念和研发阶段。“可以说，未来的技术研发和新技术逐渐进入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最关键的因素。”贺克斌表示，近年来，全球气候投融资快速增长，以2021年、2020年为例，全球能源转型总投资、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全球碳市场总额两年相比增幅都在50%至100%的水平，快速推动新技术进入市场。根据清华大学对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能源投资进行的分析，为实现2℃和1.5℃的温控目标，中国在2020年至2050年之间总投入需求分别达到12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和174万亿元。来源：中国新闻网推荐阅读

近日，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副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张俊杰受邀出席第五届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者论坛，并表示当前我国企业拿到的碳配额过多，交易动机不强，提高市场活跃度首先须收紧配额。“清华大学CIDEG”特将观点发言分享如下，以飨读者。张俊杰教授碳交易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政策，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时至今日，碳市场交易活跃度偏低、流动不足等问题仍未解决。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数据显示，2023年1-5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为570.38万吨，累计成交额3.11亿元，同比均下滑接近60%，意味着碳市场活跃度今年正进一步降低。“活跃度不足的核心原因，在于市场尚未进入减排‘深水区’。”6月24日上午，在成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者论坛上，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表示，当前我国企业拿到的碳配额过多，交易动机不强，提高市场活跃度首先须收紧配额。此外，市场中出现的“碳泄漏”现象也值得关注。提高市场活跃度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对于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2005年，一群国内顶尖的学者和改革推动者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数字经济领域并不自动产生“涓流效应”》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评论全文转载分享如下，以飨读者。数字经济领域并不自动产生“涓流效应”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确立这样的功能定位，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相应地，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自动产生成果共享的“涓流效应”，只有在充分融合、连接的前提下，才能带动各类产业的生产率进步。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初次分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和分享的基础领域。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理激励，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产生的。分享生产率成果需要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生产率本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则是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配置。数字经济恰可以利用其最突出特征，即具有良好的连接功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拓展，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但这一功能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的涓流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也非天然存在着对立消长关系的“大取舍”。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而是首先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因此，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实现生产率分享，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数字经济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最主要来自“熊彼特机制”，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在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步伐不是齐头并进的，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更是云泥之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在采用数字技术或者说数字化转型方面，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进而在生产率表现上形成巨大的差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人们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唯独在统计中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这句话揭示了人们苦思不得其解的现实问题，这个矛盾现象被称为“索洛生产率悖论”，并引起广泛讨论。显而易见，这个悖论也适用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即何以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受到制约。在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时，有研究发现，寻租和寻求政策保护都产生阻碍新创市场主体进入、无效企业退出的竞争障碍，对于创造性破坏机制不能发挥作用难辞其咎。例如，美国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整体处于持续降低的态势，使美国经济的营商活力显著降低。生产率提高的停滞意味着做大蛋糕的幅度减弱，分好蛋糕也就成为无米之炊，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广泛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社会层面对劳动者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无需以此作为借口，妨碍在数字化转型中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还是在第三次分配领域，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导向，都可以显著影响生产率的分享程度。提高生产率是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动机，必要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分享。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系统和正式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可以通过“助推”方式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中生产率分享的水平。这种助推力量作为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运行环境，具有非强制性、行为后果副作用小、更加倚重当事人“向善”动机等特征。在助推这种行为中，善意和恶意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换言之，两者之间的界限常常就是不清晰的。如果在企业的经营函数中缺乏向善动机，就不可避免形成恶意助推。有助于共享生产率成果的助推，在三个分配领域皆可以体现。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内涵的第三次分配，尤其适合于借助这种助推方式，开辟更多扶贫济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贡献渠道。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诚信体系来营造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各种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社会责任具体体现为科技向善、管理向善和创新向善的行动。来源：北京日报推荐阅读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加剧，高温、暴雨等频发的极端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愈发显著的影响，其中，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对世界上最大的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络的投资，使许多人尽管在有能力负担私家车的费用下，也会选择继续使用公共交通系统。[7]参考文献[1]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举措，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需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达到峰值，并在达峰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碳中和。顺利实现“双碳”

近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查道炯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全球南方”究竟在哪里？》一文。“清华大学CIDEG”特将评论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评论全文用“全球南方”（Global

6月12日，澎湃新闻刊登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陈玲“对话学人”专访，陈玲主任就如何看待产业政策争议及数字经济的未来与澎湃记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清华大学CIDEG”特将访谈内容及视频转载如下，以飨读者。CIDEG主任陈玲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访谈实录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前脆弱，“脱钩”之势愈演愈烈。有此背景，产业政策又成为了近年来热议的话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产业政策的概念内涵、种类和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长期以来，针对平台经济发展与规范的问题，也有很多争论，就广义而言，发展与规范也属于产业政策。也有必要厘清平台经济需要何种产业政策。当前有哪几类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我们该如何衡量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未来经济发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若需要，如何实施？就上述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

近日，美国杜克大学博士、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张俊杰受邀出席新经济学家智库企业ESG研讨会，并发表题为“企业ESG漂绿界定及其应对方法”的观点。“清华大学CIDEG”特将发言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张俊杰

近日，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贺克斌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于2017年批准设立的又一国家级重大科技奖项，主要表彰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及社会服务等相关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该奖项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不超过10个科研团队获得奖牌，不超过30名科技工作者获得奖章，不超过300名科技工作者获得奖状。★★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CIDEG学术委员季卫东受邀出席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