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前，我对成为母亲毫无想象、更无渴望｜三明治

作者｜越小川

编辑｜旁立

“躺到床上”，没有问候和寒暄，门一开就传来这句居高临下的指令。通过眼罩的缝隙，我看到声音的主人还一下就把房间的白炽灯调到了正常的亮度。

我听到先生赶紧起身去拧暗灯光，他的声音里充满着迟疑。

“我是值班的产科医生，我来看下您太太开了几指”，干脆的声音毫不迟疑。

因为高度近视，我只能根据声音的来源找到门口一个小点。我继续保持着俯趴在窗台上的姿势，对着那小点以尽可能友好的语气说：“我不需要检查”。

咽了咽口水，我继续说：“我的身体知道怎么做，您的检查会让它过于紧张反而延缓进度”。看不清那小点的表情，但我猜测她应该没有想到我会拒绝这项例行检查。在沉默中，我身边的助产士啪啪敲打了一番她面前的仪器，似乎想缓和下空气里的尴尬，说：“孩子的心跳正常”。

门又关上了，房间里又回到了两支烛光的亮度。四月伦敦凌晨四五点的寒气从我面前这扇巨大的窗户逼进来，我不禁打了寒战。我听到助产士换成西班牙语对我先生说：“她居然会拒绝医生检查！”

我的心跳很快，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产房里。

大概两个月前一个同样漆黑的夜晚，孕妇经常经历的小腿抽筋一把把我从睡梦中拉出来。一股恐惧在寂静的黑暗里质问我：那两腿间，真的要通过一个人？后来，我从图书馆里抱回的一叠书里说，女人的身体虽说是为分娩设计的，但现代医学却慢慢让女人忘了如何开启分娩模式。

练习呼吸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养的一条小土狗。在临盆的夜晚，它破例没有来我床上，而是躲在家里隐秘而黑暗的角落。我所做的，就是顺着哺乳动物的本性，用黑暗、熟悉的气息和声音、以及呼吸在医院里复刻一种原始的安全感。

我对医生说不的勇气，也是书上教我的。英国曾经有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女人，呼吁让女人做回自己身体的主人，拒绝不必要的器械和检查。但即便在伦敦，女人们的抗争似乎很难穿透医院高高的围墙。

最后，我最脆弱的器官还是挨了一大刀，好让被脐带多重缠绕的儿子能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我成了一位母亲。

“哟，是簇新的呢" 一位面相和蔼的陌生女人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挂在先生胸口的熟睡的儿子。

“才三天大”，先生骄傲地说。我们从家刚走出了三四百米远。我满头是汗。

这是我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 第一次出门。就在二十分钟前，先生从前面五米左右折回来，他怂了下肩膀，双手弯曲在空中做了个意思为怎么回事的姿势，显然，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每次只能迈开小半步。

我拖着腿说：“下面的伤口很疼。” 先生皱着的眉毛像一把刺，戳在我心里。

侧切带来的疼痛，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曾想过。episiotomy （侧切）, ventouse （胎儿吸出器）以及 forceps （胎儿产钳） ，分娩课的老师在白板上写下这三个词，然后画了一个大括弧，在一旁写下总结：三种帮助婴儿能最终离开母体的方法。

接下来十来分钟，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全是围绕吸出器或者产钳的使用是不是太残忍、会不会对婴儿的头型造成影响展开。我后来经历的一百二十余天刺骨的疼痛，就这样在课堂上一笔带过。

十对肤色、口音各异的待产父母围坐一圈，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忐忑和期待。不少人包括我和先生都在埋头做笔记，但没有一个人再问过侧切，老师也没有再提起。

这位面相和蔼的中年女性长着很多英国白人的红扑扑的脸蛋。眼看她就要伸出胖胖的手指去逗弄儿子，我轻轻推开了我先生。也许是受身体里的荷尔蒙驱使，我本能地想要挡开一个陌生人可能给新生儿带来的危险，即便她看上去如此友好。

她笑起来圆滚滚的脸蛋托着一副金属眼镜，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一位快一米九的英国同事。两个月前我和他被挤在嘈杂喧闹的酒吧一角，周围都是参加欢送会的同事们。我仰视时看到，他那副黑色金属框眼镜也是这样被他怂起的笑肌托举着。

你去申请了那个晋升职位吗？他刚刚漫不经心地问我。

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就接过了话：“你就要休产假了，回来再说吧”。我勉强拧出来的笑容僵在脸上。

不知从何时开始，在咖啡间闲聊时，同事总是以孩子几个月了、什么时候是预产期开头。我想尽办法岔开话题，努力想要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越来越大的肚子上移开。

欢送会的第二天，我的越级上司、一位温柔的两个孩子的妈妈满脸真诚：领导层都看到了你的努力，别气馁。在听到自己在二选一中落选了晋升，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没有怀这个孩子，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在儿子出生之前，我对成为母亲毫无想象、更无渴望。

我自己的母亲，承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以及一家三口的衣食起居。记忆中，她总是忙碌的、焦虑的、或是烦躁的。她对我的所有的期望，似乎就考出好成绩。她从来不让我迈进厨房半步：在滚滚地油烟声中，她总是皱着眉在门口挡住我，大声说：别到这儿来！她以自己的方式，想要减少我过上她那样被家庭捆锁着的人生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我对母亲身份的理解，就是自己母亲口中的“辛苦”。每次催我快点生孩子之后，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加上一句：其实没有孩子也挺好的，你不用那么辛苦。就是嘛，我长舒一口气，我们又像一对刚闹了矛盾的好朋友又和好了一样。

在父亲的要求下，我的母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停止了工作，全职照顾我们的生活。摆脱了重复而繁重的工厂活，她的眼角却经常挂着一种无奈。在那个还没听说过个体户的年代，有一次，母亲把从不知从哪弄来的造型各异的气球，偷偷在儿童公园门口卖，在一天就赚了工厂一个月的工资。第二天，她却又默默把气球放到了床底，在工厂办公室任职的父亲抱怨说，摆摊有失他的面子。

孩子出生十天前，我还在出差。在黑色西装下，我刻意穿上了一件宽松下垂的衬衣，上面又披了一条围巾，试图掩盖我已经快八个月的大肚子。为了缓解即将要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发言的紧张，我躲到厕所里来缓一口气。

镜子中，我的肚子其实没有特别显眼，这可能要归功于我每天的“运动量“：没有在出差奔波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花上三个小时在上下班路上——一半步行，一半换乘地铁。直到怀孕第七个月，朋友惊诧的表情才提醒了我，也许不该再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地铁站了。

打开厕所门时候，我不由想起有一次我的肚子在办公室厕所里被门挤住的场景：在忙着赶去下一场会议的匆忙间，我只推开了符合我原来体型的宽度。怀孕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还不想承认，我的身体和我的生活都将因成为母亲而彻底改变。

你开始给胎儿唱歌了吗？一位两周前升级做了母亲的女友这么问我。

还要给他唱歌？我心里想。

“胎儿喜欢妈妈的声音，他们甚至认得出你给他唱的歌的旋律”， 女友一边说，一边头也没回地把手指戳到哭得满脸通红的婴儿的嘴里，婴儿立刻贪婪地吮吸起来。我看着她疲倦的神情，不由感到一阵说不清是为她还是为自己的怜惜。

对于给胎儿说话或者唱歌这回事，我感到非常荒唐。直到孩子活生生地躺在我面前，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跟一个还不”存在“的人交流。更何况，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工作、晋升和即将不复存在的二人世界。

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我和先生都三十六岁， 在一起第九年。我们的生活里不缺一个孩子，但似乎也没有一个不要孩子的理由。我们的生活平淡得甚至有点像在完成一个个清单：找工作、买房子、然后轮到给生孩子这件事也画个勾。

我的母亲念不了先生的冗长的西班牙名字，索性叫他“慢吞吞”。她属猴，一天至少走上两三万步，除了睡觉她似乎从不坐下来休息。先生却恰恰相反，他可以在沙发上按母亲的话说“就那么挠着头皮”一坐一整天。在电话里，母亲总是念叨，”动作这么慢，有了孩子该怎么办！“

儿子早产了一个月，电话里传来母亲难以掩饰的悔恨。很快，父母差不多花了二十小时辗转从中国来，行李里带着一张巨大的蒸锅、一个电饭煲。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来完成他们”历史使命“的。

“怎么这么小”，妈妈第一次抱起她的外孙时，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孩子早产的确瘦小，但母亲的话在我听来就是：你看，你照顾不好自己也养不好孩子。

要换成婆婆，我忍不住想，她一定会用西班牙式夸张到令人害羞地方式高声道：这真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婴儿了；转而夸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而我自己的父母，却似乎只会用夸奖的反面来表达他们的爱意。

父母来了之后，我第一次从寂静中醒来。白天，儿子尖利的哭声就像定了时的闹钟，会准时在入睡四十五分钟后响彻整个街区。夜晚的间隔会长一些，但我会更慌张地惊醒，生怕又吵醒了饱受失眠困扰的先生。

孩子呢！？像被触电了一般，我”腾“地从床上弹起来，一边用手到处摸索找我的眼镜。

房子很小，我不用看也知道父母把孩子带出去了。我感到头皮发麻，脑子已经不受控制地编造起了各种离奇事故——例如怀抱着婴儿的中国外祖父母在过马路时仅习惯性看了左边，被右边急驶过来的汽车撞倒；仅一个月大的婴儿因其外祖父母没有给他寄上安全带从婴儿车里摔了出来等等——微信呼叫未接通时的铃声让我心烦意乱，头脑中还在不断编织新的事故。

我们就在家旁边的诊所那散步，妈妈终于回了一个信息。

那是一个伦敦寻常的阴郁天，干涩的风不断掀起妈妈蓬乱的头发。她紧缩着的眉头却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我们就在这里散散步，她说。爸爸像以往一样，躲在后头，缩着头像做了坏事。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能忍着下体的疼痛跑到父母面前的。看到熟睡中的孩子被紧紧帮着安全带，还裹上了两层毯子，我感觉踏实了些。但愤怒还是被我挂在脸上，我一把扯过其中一条毯子，对爸妈吼道：”这是家里用的，不能带出来！“显然，我也没有学会表达爱意和感激。

“你是不是有点紧绷？”第二天，妈妈尽量用试探性的语调问我，眼睛没有离开正在折叠衣服的手。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又把头深深埋在手机屏幕的表格里，继续寻找一个半月的婴儿正常的头围。我沉浸在做一个”完美“妈妈的执念里，孩子的体重、睡眠长短、手指精细活动的能力，翻身的早晚都成了我考核自己的指标。

日夜照顾孩子的任务，事无巨细我都坚持亲力亲为，似乎让别人帮忙，即便是哄睡一个午觉，就是失败。我等待的母亲的夸奖始终没有来，但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成了我自己的母亲。

孩子出生啼哭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想，在一个黑漆漆的包裹里漂浮了八个月之后，外面清晰的世界、尖锐的声音，明亮的光线和各种奇怪的触觉一定非常让人害怕。

跟儿子出来的，还有一种让我感到陌生的母性。她热烈而奋不顾身地从我身体最深处冲夺而出，不仅让我自然地第一时间从婴儿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还指使着我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对他说话。

母亲在场的时候，这种语言的甜腻声调尤其让我感到羞耻。我跟父母之间，以沿海地区一种总是以第四声结尾的方言交流，音量高上几度，寥寥几句就带回了几十年前家里的紧绷感。方言里有数不尽描述新鲜蔬菜瓜果的词汇，却鲜少有表达情绪和关怀的用语。

当年少的自己一遍遍检查床底，仍不肯关灯睡觉时；再或者站在楼梯口嘶喊“妈妈你在哪”却听不到回答时；再或者在暑假的早上，父母关门去上班时，我只能找到一个词汇去描述自己恐惧、孤独以及无助——“我怕”。可是没有用，回答总是很干脆一句“有什么好怕的”。

直到有一天我在洗碗时听到动画片小猪佩奇里的对话时，突然意识到，我跟孩子说的几乎是一种用英语直译过来的普通话。这种满是“请问”“可以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或者“妈妈为你感到骄傲”的语言，在听惯了我们方言的耳朵里，显得滑稽而矫情。

在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土地上，爱是难以启齿的。

我还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我外祖母的时候，一个齐耳短发、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看着我，笑呵呵地说，“这个小畜生”。我皱起了眉头，心里一直在想，这不是骂人的话吗？

生活也没有给过我的母亲“矫情”的空闲。我才两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回到了日夜轰隆的机器声中。我难以想象，一刻不停站立着劳作八小时之后，回到家看到从摇篮里掉到地上的我、或者洗着永远也洗不完的尿布和湿床单、或者在婴儿饥饿哭声中生煤炉做饭时，她是怎样的心情。我只是庆幸，二十七岁的她最终有勇气捻灭了轻生的念头，从桥头下来走回了姐姐家，把还不满周岁的我又接了回去。

我反复想起昨天看到的一幕：先生托着我们一周大趴他胸口上安睡的婴儿，熟练地俯下头，在他小小的额头轻轻按下一个吻。我那时才想起，我还没有亲过自己的孩子。

怀里的婴儿醒了，他费力地抬头，使劲地把脸从我胸口的皮肤上拉开，微微抬起了一公分样子。他的双眼还紧紧闭着，眉头也还没有完全展开，嘴巴却夸张地一张一合，他饿了。柔弱的脖子只能支撑他大概十来秒钟，他不得常常停下来休息，再抬头。

我下意识地环顾了下四周，再轻轻用嘴唇碰了碰他毛茸茸的头。整个世界带着我们的疲惫、我们的疼痛、以及我们的抗争，在这一刻像潮水般退去。低头闻着婴儿头皮上一股令人心安的混合着乳水和皮脂的气味，我把怀里柔软的身体抱得紧紧的。我知道，那是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幼时的自己、母亲、和祖祖辈辈的女人们。

写作手记

写作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写作，更像是自我探索。成为母亲的经历一直涌动在心里，但真动笔了又很迷惑究竟想说什么。幸亏有老师的鼓励，慢慢像剥洋葱一样，从身体的疼痛，精神的紧张，层层剥下去，最后看到自己。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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