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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9集:内阁制度

西北孤莲 传诵经典 2021-07-03

唐太宗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不仅关乎历史观、知识面、谈吐气质,更关乎人生观、眼界和格局。学习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悠悠三千年历史长卷中,读故事、鉴人物、品智慧,自然能得丰收。《中国通史》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


  

 第七十九集:内阁制度(上)




  

 第七十九集:内阁制度(下)

《中国通史》第01集:中华道路

《中国通史》第02集:中华先祖

《中国通史》第03集:农业起源

《中国通史》第04集:文明起源

《中国通史》第05集:邦国时代

《中国通史》第06集:夏王朝觅踪

《中国通史》第07集:殷商兴亡

《中国通史》第08集:商代文明

《中国通史》第09集:武王克商

《中国通史》第10集:周公摄政

《中国通史》第11集:周王室衰落

《中国通史》第12集:春秋争霸

《中国通史》第13集:孔子

《中国通史》第14集:列国变法

《中国通史》第15集:战国七雄

《中国通史》第16集:诸子百家

《中国通史》第17集:秦国崛起

《中国通史》第18集:秦国崛起

《中国通史》第19集:楚汉战争

《中国通史》第20集:郡国并行

《中国通史》第21集:文景之治

《中国通史》第22集:汉武帝

《中国通史》第23集:两汉经学

《中国通史》第24集:昭宣政治

《中国通史》第25集:王莽改制

《中国通史》第26集:光武中兴

《中国通史》第27集:丝绸之路

《中国通史》第28集:清议与党锢

《中国通史》第29集:黄巾起义

《中国通史》第30集:三足鼎立

《中国通史》第31集:诸葛亮治蜀

《中国通史》第32集:西晋统一

《中国通史》第33集:魏晋风度

《中国通史》第34集:门阀政治

《中国通史》第35集:梁武帝治国

《中国通史》第36集:北魏孝文帝改革

《中国通史》第37集:北周武帝

《中国通史》第38集:陈朝兴亡

《中国通史》第39集:魏晋佛教

《中国通史》第40集:再造统一

《中国通史》第41集:炀帝功过

《中国通史》第42集:贞观之治

《中国通史》第43集:武则天

《中国通史》第44集:开天盛世

《中国通史》第45集:安史之乱

《中国通史》第46集:中晚唐的困局

《中国通史》第47集:世界都会长安

《中国通史》第48集:吐蕃兴衰

《中国通史》第49集:敦煌

《中国通史》第50集:唐朝的对外关系

《中国通史》第51集:唐代宗教

《中国通史》第52集:五代十国

《中国通史》第53集:宋太祖

《中国通史》第54集:澶渊之盟

《中国通史》第55集:士大夫共治天下

《中国通史》第56集:王安石变法

《中国通史》第57集:靖康之难

《中国通史》第58集:宋金和战

《中国通史》第59集:偏安东南

《中国通史》第60集:东京梦华

《中国通史》第61集:宋代新儒学

《中国通史》第62集:宋代文化

《中国通史》第63集:契丹兴起

《中国通史》第64集:西辽建国

《中国通史》第65集:完颜阿骨打

《中国通史》第66集:金朝兴亡

《中国通史》第67集:辽金文化

《中国通史》第68集:西夏兴亡

《中国通史》第69集:蒙古兴起

《中国通史》第70集:忽必烈大帝

《中国通史》第71集:两都巡幸

《中国通史》第72集:大元帝师八思巴

第七十九集: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南京孝陵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內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是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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