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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期剧透 | 吴志强:未来社区,中国人的“家园”在哪里?

UCRC 城市中国杂志
2024-09-07

近年来,由浙江省率先提出的“未来社区”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管理、科技加持、地产开发等层面,对其中包含的城市更新构想、治理逻辑和困境、技术伦理等议题缺乏深刻的反思。在实用性的考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出发,更批判地解读这一社区形态及其所代表的愿景。在接受《城市中国》的访谈时,吴志强院士指出需要在中国的“家园”脉络和技术迭代的轨迹中考察适合中国人的未来居住形态。居民的真实诉求而非技术的先进程度才是评判社区好坏的标准。技术不能凌驾于人心之上。

吴志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acatech)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IVA)院士,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师(Hon. FAIA)

中国人自己的”家园“传统是什么?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流动性较弱,氏族和家族有着悠久的传统,由此形成的“家园”概念尤其根深蒂固。我本人也深受这一传统影响。吴家的家谱五百多年都没有断过。我虽然是家族的一员,但因为生长在上海,家乡话说得不标准。为此,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特地将我送回浙江兰溪接触家乡的语言环境,直到上小学时才又将我接回。回到上海后,看到我能说满口的家乡话,父亲才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尽管当时我并不理解,但今天看来,这是我的父辈对“家园”的怀念和认同。


具体来说,“家园”包含什么?首先,是一种超越了阶级和阶层的共生关系。在南宋时期的兰溪,我家乡的村庄刚立村即被一分为四。其中的三块分属于在此立村的三个吴姓亲兄弟;第四块则是公共的,由三兄弟轮流执掌。这部分土地上收获的粮食用作全村的公粮;村中70岁以上的老人的赡养、孩童的教育等开支,都由这部分公共收入来支撑。在这块土地上还有祠堂、学校,以及供养老人的设施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具有一种中国宗族血亲式的守望相助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些时候也表现为一种“共同精神”,这也正是“家园”的第二部分内涵。


共同精神,通常以“祖宗”、家族、家谱的形式存在;落实到空间中则表现为精神空间,比如祠堂。如今,在西方“社区”概念体系之下建立的中国社区,即便不是绝对,但也大都没有“精神空间”。已经被很多人遗忘的是,中国传统的聚落中,居民的成人礼、寿礼、祭祖、婚丧嫁娶等重要习俗,都需要在这样一个具有共同认同的空间中进行,而非在所谓的“大酒店”中。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与西方理论体系下的“场所精神”并不相同。“场所精神”更强调在一个既有的空间中建构自己的“精神”,而中国传统则更多是为“精神”专门设置一个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家园和西方社区的本质区别。精神,也需要一个专门空间,但现如今的中国社区里还没有专门的精神场所。

祠堂除却祭祀功能,平时还是村民重要活动的举办地。图为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黄营村的祠堂,村民们正在为当天一对新婚夫妇的喜宴做准备。(摄影/崔国)

“未来”是相对的

在中国以及国外早期的乡土社区中,人们围绕的核心是社区的水源地——一口井或者一条河——居民必须都要到水源地取水、洗衣。在这里,人们闲话家常,交流技能,这里成为居民最重要的交往空间。后来,水源技术出现革新,即“自来水”出现,家家户户通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劳神费力地跑到水井旁取水、洗衣,这就是早期的一种技术革新。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我们的‘未来社区’,就是要家家户户通自来水”。与此同时,当时的专家们需要研究的,恰恰是“自来水应该如何分配”这样的技术问题。反观当下,这与我们研究“5G社区应该如何实现技术分布”如出一辙。


近现代的城市社区也经历了相似的技术革新,例如电梯的出现。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们这代人,是在一种更“横向”的社区空间中长大的:一条弄堂,就是一个社交圈,其中有八到十户人家,全都相互熟悉,也时常串门小憩;孩子都在弄堂里玩,可以安全地走街串巷,家里也不用关门;一家包了馄饨或带回了特产,也要给左邻右舍都送一碗、包一份……这种“横向”生活的记忆是深刻的。改革开放之后,国人第一次看到高耸的配有电梯的住宅小区,对此充满了赞许和向往。后来,拥有电梯的“竖向”空间体系成为主流,社区的空间形态被彻底改变。那个时候,电梯楼房就是当时人们眼中的“未来社区”。直至今日,“电梯房”仍然在租房市场中与“老公房”相对,代表着一种更加“高级”的隐喻。


不过,“新技术”进入社区,改变的还不只是社区的空间,社群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自来水作为新技术进入社区,以往人们聚集在水井边的交往场景消失了,大家相互之间多了一层区隔。电梯作为新技术进入社区,人们有了“高低”之分,潜移默化中也不再认同彼此是同样“水平”的人,在电梯里碰到也不打招呼成为常态,往日弄堂中融洽的邻里关系消失了,个体之间的区隔日深。值得一提的是,我对这种竖(垂直电梯)和横(水平布局)的关系做过不少验证,发现其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共性:只要社区是“竖”起来的,人们的关系就变得更趋区隔;而一旦“横”过来,人们又立刻相熟起来。


从工业时代开始,技术就不断地“进入”社区,且深刻改变了社区的形态,进而对人的行为与交往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案例,每个时代都在发生。让我们回想一下自行车、汽车、电、电视等进入社区之后产生的变化,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综上不难发现,“未来”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标志以及驱动这种变迁的力量之一是技术的发展。在技术的车轮上,“未来”翻滚向前,并且不断成为“过去式”;新的“未来”又会适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一定是美好的,反而在某些方面,如人与人的交往,可能面临显著的倒退。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未来社区的标准:人心的渴望

社区中最重要的是人,而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内心的渴望。这也是诊断未来发展状况好坏的标准。如果不认识清楚并时刻聚焦于这个根本标准,再先进的技术和硬件也只是空中楼阁。比如,在今天讨论“5G”技术显得十分先进,但我相信这与前面提到的自来水技术、电梯技术一样,在当年受到无限追捧,却始终没有触及本质,甚至还瓦解了社区,背离了人心的渴望。可以说,变,是技术的本质特点,技术的未来会不可抑制地向前;而永恒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心的沟通。只关心技术,而忽视人,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只有首先关注人心需求,同时再关注技术的可能,才有可能是我们想要的未来。


不认清这一标准的一种典型表现,就是将别人的社区生活,作为自我表现的工具,建筑师实现个人趣味的工具,以及智慧设备公司炫耀技术的工具。这是有问题的!人的生活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不能为了新奇而新奇,为了炫酷而炫酷。比如,在浙江省未来社区项目评审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某些项目的设计,把居民楼做成连续的螺旋攀升的坡道,甚至在高楼层也是如此,大肆强调所谓的交往、运动,但却极为臆想化,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中老年群体的需求,严重忽视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诉求。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误区——为了实现建筑构图的好看,却忽视人们真正的生活。

三大周期

为何人心的渴望而不是技术的先进才是未来社区评价的根本标准?这其中有两层原因。


首先,智慧化只是未来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部。其次,技术迭代的周期、房屋空间的建造周期、老百姓居住生命的周期,是三大迥然相异的周期。技术迭代周期基本上只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快;而两年时间,房子通常刚刚造完,居民甚至还没来得及入住,房屋设计之时(也就是两三年前)的技术有可能已经过时了。与之相对的是,房子的居住周期起码要三五十年,乃至更久。更长远地来看,社区文化的形成,家园精神的沉淀,建基于居民的居住生命周期之上,需要的时间更久。例如欧洲的社区、城区,动辄有上百年的历史,几代居民在这里生活,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社区文化的形成,绝不是建两个社区活动室,搞几场居民活动就可以实现的。

老城区在经年累月的积累下产生了丰富的生活场景。图为上海老城一角。(摄影/张晶轩)

这三个周期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很多的智慧社区、智慧城市都交予企业负责,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埋了很多管线。这种情况在新建区特别常见,建成后的效果却非常不好。原因正在于这种周期的错位。目前的难点并非技术上的架线埋点,而在于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太快。当新区内的小区建好,老百姓买房入住时,先前建设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已经被淘汰了。其中的技术很多是多余的,而真正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却没有。


从三大周期的调和视角出发,我认为,相较于新城区,“灰底板”城市更容易推行未来城市和社区的建设。我说的“灰底板”城市是指居民入住时间长、产业发展趋向成熟的老城,与“白底板”城市相对。“白底板”代表新开发的新城。因为在“灰底板”城市中,居民长期生活于此,房屋的周期、人的居住周期已经趋于稳定,唯一需要调整的就是问题、需求与技术的匹配。一种合理的方法是,居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从市场上寻找相应的技术,对应解决问题即可。在寻找的过程中便可发现,那些最高级、最新的技术并非就是最好的,不同年龄的人(上到老人,下到儿童)都能够独立使用的、覆盖面最广的技术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最领先的技术并不一定就是受益面最广、覆盖面最大的未来技术。所以,要破除一种误区——追求最先进但覆盖面很小的技术。

有层次的私密

有人问智慧城市到来了,人还需要私密么?当然!答案毫无疑问。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未来社区,都需要私密,但是这个私密有着“度”的划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孩子、朋友、同事、领导、邻居、陌生人……所展现出来的私密程度完全不一样。因此,“私密度”的划分才是核心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在社区中的私密度,与对家人或者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的私密度是不一样的,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

此外,当隐私权的问题在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条底线时,是可以摆动的。比如,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关系到整个社区的生命安全,个体可以让渡一定程度的私密,但这个让渡也有限度,不是彻底地放弃私密,而是一种“安全渡让”。原则上,不能为了建设智慧城市而让人无谓地让渡自己的私密。

设计师的远见

未来的城市规划师必须首先是一个学习者。城市和社区是设计工作的服务对象,而这两者,又会在未来发生很大变化。除了技术上的变化,还体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需求的变化上。后者也是最根本的变化。相信我们的设计师都已经切身感受到00后、90后、80后等不同世代的人在思维、行动方面的巨大差异。未来,这种差异只会更大。城市规划师要清楚未来的主人翁是谁,并且学习他们的思想、行动、诉求。总体上,就是要向我们的服务对象学习。此外,规划师还必须要学习城市和社区中出现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大数据、智能化等,要向我们工作的过程和手段学习。


其次,设计师还应该对中国城市的未来趋势保持清醒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趋势是,中国推动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应该停止了,或者说停止的时间近在眼前。可以断言,中国的房产在总量上是富余的,只是不同个体在房产上的拥有量不一样。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房”,变为“是否人人都有房”,以及“有没有好房”;从数量问题,转变为质量问题和分配问题。基于此,规划师对于未来的趋势需要做出非常明确的判断。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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