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从增量进入存量，“住房”所扮演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2023年12月9日，由《城市中国》杂志和成都麓湖生态城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未来空间系列沙龙第一场于成都线下顺利举行。此次沙龙以“城市化‘下半场’的中国住房”为主题，由《城市中国》执行主编崔国主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城市中国》第一期海外观察员严娟，URI

随着中国城市化从增量进入存量，“住房”所扮演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2023年12月9日，由《城市中国》杂志和成都麓湖生态城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未来空间系列沙龙第一场于成都线下顺利举行。此次沙龙以“城市化‘下半场’的中国住房”为主题，由《城市中国》执行主编崔国主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城市中国》第一期海外观察员严娟，URI

新城、新区或所谓的“精英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早已不是新鲜的说法，但当下，很少有新城真正实现了其最初的雄心壮志。它们不少因缺乏生活场景细节和社区凝聚力，成为一个单调的“卧城”，不少则将重点放在产业上，寄希望于通过产业聚集人气，却陷入漫长的沉积。对此，被称作新城模式“活教科书”的尔湾或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自1971年正式建市以来，尔湾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私营农场变为了诸多媒体笔下全美最成功、最宜居、最生态的总体规划新城，吸引了大量的高素质居民与优质企业入驻,

随着中国城市化从增量进入存量，“住房”所扮演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住宅建筑和居住社区走过30年来的飞速发展，正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寒冬，来到了关键的转型阶段。转型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不同，也是人群、家庭诉求的变化，拷问着住房市场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住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以何种政策、产品、机制应对新的市场环境和诉求。中国城市未来空间系列沙龙由《城市中国》杂志与成都麓湖生态城（点击查看成都学系列文章）共同主办。我们并不提出具象的未来中国城市空间可能性，但试图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呈现一种思考方式。“破”，即反思传统土地价值理论、反思中国式住房问题背后的房地产行业和人群演变、反思城传统城市建设理论。“立”，则是在同质化的城市空间中撕开一个小口，从不同于传统的“空间经济”、“城市弹幕”、“公共空间”等视角观察城市的不同可能。城市中国第86期《成都览胜》从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出发，从城市交通、社区规划、文化历史、自然禀赋等层面，剖析成都如何构建新一轮的城市轮廓。（点击

随着中国城市化从增量进入存量，“住房”所扮演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住宅建筑和居住社区走过30年来的飞速发展，正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寒冬，来到了关键的转型阶段。转型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不同，也是人群、家庭诉求的变化，拷问着住房市场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住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以何种政策、产品、机制应对新的市场环境和诉求。中国城市未来空间系列沙龙由《城市中国》杂志与成都麓湖生态城（点击查看成都学系列文章）共同主办。我们并不提出具象的未来中国城市空间可能性，但试图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呈现一种思考方式。“破”，即反思传统土地价值理论、反思中国式住房问题背后的房地产行业和人群演变、反思城传统城市建设理论。“立”，则是在同质化的城市空间中撕开一个小口，从不同于传统的“空间经济”、“城市弹幕”、“公共空间”等视角观察城市的不同可能。城市中国第86期《成都览胜》从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出发，从城市交通、社区规划、文化历史、自然禀赋等层面，剖析成都如何构建新一轮的城市轮廓。（点击

公共空间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开阔的城市广场，小区里的花园绿地，还是伴随着消费的商业场景营造？当我们走出家门和办公室，为何难以找到具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公共空间？在过去四十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大量原有的公共生活在变革中消失。而当人们试图重塑公共空间，将诸如空间设计、生态景观、场景运营等“武功”一一上演，却仍无法还原当年成都老茶馆里的熙熙攘攘的公共生活。这其中缺了怎样一环？在本文作者看来，城市化上半场时，我们并未将“公共空间”这一舶来的概念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共识。只有找到症结所在，才能使原本薄弱的公共空间成为撬动城市更新、凝聚社会力量的关键地带。讨论公共空间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对一种十分隐秘的认知误区进行商榷——顾“公共”而言“运营”。换言之，从城市发展的规律而言，具有良好公共性的区域，往往有着更好的社区氛围、发展势头、对外形象、商业收益……这一现象使得那些急于在短时间内实现社区良好收益的开发企业陷入了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公共性的好坏取决于相关商业运营团队的“人工培育”，并进而认为它与商业运营手法的优劣和资金投入的多少正相关。“好的社区氛围（容纳了多样的公共空间、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是机构运营的结果；而坏的社区氛围，恰恰是因为运营商不行”这样的观点屡见不鲜。于是导致了一种经典的认知误区——原本属于“公共性”“公共空间”的问题，被开发者偷换概念，变成“运营能力强弱”的问题。文章并非想要全盘否认良好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人为培育和提升，而是强调，不应将“公共性”简单的理解为商业行为的运作结果，应该在更广泛的视角下，关注公共空间本身的发展规律。事实上，正如本文立足的“城市化下半场”的时间节点和写作语境所揭示的，它与整体经济趋势及城市化进程和阶段都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融合本期主题，《城市中国》在原文章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段落的重新编排。公共空间作为关键问题城市不只是建筑、人、商品、讯息等众多单个元素的总和，还包含了把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其中，公共空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把城市独立的功能空间元素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是连接“孤岛”之间的“介质”。城市的发展水平、阶段，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这些公共空间、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和品质。譬如，中国城市中新开发的住宅，其物业产品的价格往往并不由它们自身决定，恰恰是物业之外的公共服务、公共环境、公共生活（公园、湖泊、医教、商业氛围……）成为物业自身获得高溢价的决定性因素。（延伸阅读：中国房地产结构性缺房的根源与规律）可以说，公共空间的好坏，通常可以转译为“公共性”的优劣，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开发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领域。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与讨论，不仅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反而是“未来”的核心部分。在进入对于“公共性”的优劣判断和建构因素的分析之前，还有必要对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一次再前置化的考察。这是一个根本的，但又没有足够引起建筑师注意的问题：中文学术界，特别是建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中，“公共空间”是否本质是一个舶自西方的概念？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触及过。一般认为，“公共-私密空间”的二元框架体系确实来自于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将公共的概念追溯到古希腊，并认为公共-私密的二元体系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式西方政治的基础。政治的事务划给公共的，家庭的事务划给私人的。也就说，公共空间在西方语境下绝不只是一个大地上空旷的地点，它有同样重要的法律的、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开敞场地，一个散步和健身的去处，它同样也是民众可以碰撞思想、交换资讯（康德所言“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的地方），甚至讨论、集会、发声、示威的地方。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并不强调这种“公共-私密”明确的二元划分，而是涟漪般层层推开的，儒家伦理推崇的“家天下”结构，费孝通先生所谈的“差序格局”。

住宅，在当代中国都市景观中，实属最为僵化、千篇一律的组成部分。模式化的设计、生产之下，是我们被居住环境所局限的日常生活，以及难以被满足的个体发展诉求。经过城市化上半场“高周转”的开发建设，中国住宅建筑和居住社区何至于来到今天的状况？究竟哪些方面的合力造成了如今的困局？本文作者将中国住宅的现状总结为土地政策、地产开发等因素之下的一场“近亲繁殖”，其困境无法简单归罪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而在城市化“下半场”，面对已然发生的问题，“城市填充”的策略或许将为中国住宅的未来增加多元的可能性，以面向更真实的个体需求。住宅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刚需、户口、稳定性、发展机会、子女教育、投资理财……当人们讨论起都市生活，“漂泊他乡”的孤独感往往同“还在租房住”划上等号；“站稳脚跟”的标志也常常是“在城里买了房”。然而当我们真正观察和对比中国各地的住宅区，不难发现城市之间、小区之间、户型之间、甚至是内部装修风格都是那么相似。这种“近亲繁殖”般的相似性似乎既是中国住宅背后复杂问题的表征，也是其结果。每个人过着千差万别的人生，却都住在差不多的房子里。购房者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地段、户型、得房率、绿化率这些标准参数，却从未有兴趣和精力思考“家是什么”这种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市场提供什么，消费者就接受什么，并以高度一致的评价体系作为对住宅优劣的判断标准。历史的抉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一系列困境。本文将从中国住宅的前世今生入手，探讨中国住宅未来的可能性。中国住宅的历史沿革：从“土洋结合”到“98房改”反观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赫然发现一条从杂糅走向单一的崎岖路径。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住宅建筑呈现一种传统民居与西洋样式的混合状态——传统民居发展自各地人民历史悠久的居住智慧：应对气候、本土材料；而西洋样式则缘起于西方侵略者带来的各国建筑文化，因此在租界地区洋楼繁盛、恍若异国。这种外来的“政治强加”，导致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住宅混育出一种“文化叠加”。正如冯骥才所说：“从历史角度看，洋楼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却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上海石库门、天津五大道、开平碉楼……无不是中西相融。虽然我们一致批判侵略行为，但从历史遗留物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看，当时民居建筑的丰富形式实属蔚为大观。1973年，上海石库门里弄俯瞰。（图片来源：网络）开平碉楼。（图片来源：网络）这种奇观被历史进程出其不意地愈演愈烈。1924年以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相继回国，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了从巴黎美术学院体系（Beaux-Arts，也称布扎体系）到现代主义过渡的建筑学内容，精通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法则，也以开放的心态开始研习现代主义国际范式。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动荡时局里，这些建筑师在中国艰苦卓绝地实践当时西方的建筑学理论，并探索与传统相合之法，也造就了一些如今依然充满理论价值和历史况味的住宅建筑。由杨廷宝设计，位于沈阳、建于1931的张氏帅府西院公寓楼，用红砖白筑的都铎风格（Tudor

如今的房地产问题，不能只在房地产市场中寻找答案，而是需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上，从城市的规律中方能获知未来趋势的真正迹象。过去二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每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韧性”息息相关：既有家庭的存在使“六个钱包”买房成为可能，而新家庭的组建又创造了买房的“刚需”。然而，城市化下半场，房地产市场全面失灵，房价高企、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传统家庭结构的韧性也到达了极限。面对演变，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将与中国家庭的韧性状态息息相关。因此，那些能够滋养社区韧性，从而弥补家庭韧性不足弊端的机构和企业，将在未来更加占据发展先机。是什么支撑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二十年的“狂飙”？除土地财政、信贷体系、炒房投机等因素外，普通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就是“刚需”。在“房住不炒”的指示发出后，许多人仍然相信，每个家庭的居住需求会构成市场最坚实的基础。诚然，在当代中国的婚姻文化中，最绕不开的就是房子：一线城市几套房、老家几套房、是否已经过户、男女买房各出多少钱、房子挂谁的名……作为私有财产的商品房已成为婚姻和育儿的必需品，与家庭的再生产紧紧捆绑在一起。可是，“刚需”真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天经地义吗？仅仅三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居民还生活在单位分配的集体住房里，“结婚必须买房”的概念更是天方夜谭。在眼下的地产业寒冬中，“刚需”们似乎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坚挺，而逐渐开始观望等待。因此，要理解地产业的兴衰，就不能不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刚需”，理解其何以历史地形成，又将历史地走向何方。而这一切，都要先从中国社会七十年代末的“家庭化”转向说起。家庭的回归，房产的起点从“单位人”到“家庭人”在《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一书中，社会学家陈映芳提出，当单位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逐渐解体时，中国并未如西方学界所预想的那样发展成扁平化的公民社会。随着恢复探亲假、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度被压抑的家庭及其伦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核心，成为个人与国家间的纽带。当“群众回家”，人们的身份认同也逐渐从单位人回归到家庭的一分子。在书中，陈映芳把七十年代末的云南知青返城运动视作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化”的开端。当边疆偏乡的知青们向组织提出“上调”、“返城”的迫切诉求，他们最初收到的回复是断然拒绝，因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与“建设边疆”的社会主义集体伦理相抵触，其短时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亦会陡然造成城市的资源紧张和秩序混乱。而最终解决这一僵局的，正是家庭的名义：一方面，知青们开始在请愿中诉诸亲情人伦，以“回家”的合法性超越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回家”意味着拥有资源的保障和身份的归属，进而打消了影响社会安定的顾虑。最终，知青返城事件以一句标志性的口号落幕：“让孩子们回家吧。”与陈映芳笔下云南知青的回家叙事相对照的，是南京下放户回城后的无家可归。与知青们离开家庭只身投入“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不同，下放户是被迫举家迁至乡村，在政治上更受歧视，原有的住所往往被他人占据，如果回城后无单位保障，便只能在城墙脚下自搭简易窝棚为生。张熙慧在论文《南湖新村三十年史》中提及，随着大规模的下放户回城，南京的城市人口激增，大面积的棚户区污水乱流，臭气熏天，更有歌谣云“进出家门先低头，室外下雨室内流，尿盆马桶靠着锅，男女老少头碰头。”为了让下放户们有家可归，前土地财政时代的南京动员全市的设计与施工力量，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巨型住区南湖新村也就应运而生。1985年底，南湖新村竣工。来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回城下放户搬入新居。尽管当时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概念，但居住空间/住房似乎成为一个家庭的韧性之底线。拥有住房，家庭可以由此在城市中拥有更多发展的能力，遭受冲击之后再恢复的能力和韧性更强；而缺少住房，韧性更小，家庭以及家庭成员显得更加脆弱。（图片来源：南京市档案馆）不论是知青在社会意义上的“回家”，还是下放户在物质空间上的“回家”，家庭的回归都与中国城市化的开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同的是，前者展现了家庭的韧性（Resilience）——只要政策的制定者放开一道口子“让孩子们回家”，恢复家庭的完整构成，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助伦理就能自然填补公共服务的缺位、弭平社会转型的创伤，乃至释放空前的市场需求；而后者则提醒我们，这种韧性不是无限度的——当遭受的冲击和压力超出了限度，它也会崩溃和失能，需要国家的关注、支持和资源投入，一如南京政府牵头的南湖新村建设。在过去四十年，决策者往往更愿意把家庭当作一种“红利”加以利用，期望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而忽视其韧性的限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人口政策“合订本”——从1985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1995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再到2005年的“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到2012年的“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旧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利逐步退场，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养老的责任就被逐渐转嫁到家庭内部，家庭成了转型期最后的社会安全网。家庭代际的互助伦理是双向的：子女帮父母养老，父母则要帮子女成家。在房价收入比畸高的今天，正是这种伦理的存在，使大城市的年轻夫妻能够动员双方家庭的“六个钱包”承受远超其支付能力的房价。如果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场“高杠杆”的游戏，那么父母就是年轻购房者“加杠杆”最可靠的资金来源。其中的债务风险极低，很多时候甚至不被视作债务，而是父母基于亲情给子女的馈赠。可是，家庭又为何要买房呢？除去房价不断上涨造成的资产增值预期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为了婚姻和育儿。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教育等公共资源与房产落户挂钩，买房逐渐成为新组建家庭的“刚需”。短短二十年间，“结婚必须买房”的观念蔚然成风，中国的城市家庭把外部的政策性不平等转变为内部的伦理规范，从而内化了再生产的代价。买房是为了家庭的延续，而家庭的存在则使买房成为可能。正是这一循环，助推了中国数十年的的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乃至于整个城市化进程。而整套系统平稳运转所消耗的能量，也正源自家庭韧性所释放出的余量。90年代后，“买房结婚”的观念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同时腾飞的房地产构成正向循环，驱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这一模式也必将随着中国“家庭”的演变和城市增量开发的终结，而逐渐瓦解。（图片来源：网络）韧性的限度：房地产市场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家庭的韧性源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那么对韧性的利用（Exploitation），背后则有着新自由主义的身影。如美国规划学者Tom

202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的三十多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这强有力地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切切实实走入“下半场”。与城市化“上半场”相比，城市中产人群的细分与成熟，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城市空间的发展、重构。居住的分异人群的弥合我国城市的空间发展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有着自身的典型特征。城市空间结构总体上遵循地租理论，表现出经典的同心圆圈层结构，同时也出现了组团拼贴式的混合结构。其次，由于中国独特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和速度，我国城市规划对地理方位更加敏感，其中饱含未来发展预判、政策倾向多寡、资金收益估值、基础设施配比等多重预期。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起步及新兴中产阶层的出现。到了在本世纪初，在房地产开发的烘托下，我国城市出现了与西方如出一辙的居住分异趋势——不同收入群体分类聚居，不同收入群体在空间上严重隔离。2008

“千城一面”在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城市化时期，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魔咒。每座城市都不想成为它的傀儡，但没有人能够抵挡“发展”带来的诱惑。除却建筑形态上的同质化，城市空间结构上的同质化似乎更隐蔽，却在本质上主导着我国城市的空间发展规律。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地租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区位理论。但，历经40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因规模不同，亦出现分化。中小城市依然遵循西方传统上的地租理论和空间发展规律，但大型、超大型城市不但没有受制于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自己的空间规律。这使得我国大城市内部，具有了自己的空间扩展方式和区位重塑特征。过去的四十年“一环又一环”2021年，受艺术家Itchy

《“中国式”书店嬗变简史》中提到，当前中国实体书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商业性不足以反哺公共性。2014年以来主打“文化空间”的实体书店复兴潮，旨在解决仅靠卖书不足以支撑其商业性的问题。作为其中佼佼者的言几又，其诞生之初就主打文化综合体的概念，成功吸引四轮融资，但2020年开始大规模关店，甚至传出欠薪等内部问题，则显示出“文化空间”、“最美书店”概念其实治标不治本。上海衡山•和集书店在2022年曾宣布将闭店，后来因政府出面与场地业方交涉而得以存留，而一年后再度传出闭店消息，原因依然是租约到期而房租太高，也反映出政府一次性的斡旋也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始终困扰实体书店的根本问题。实体书店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其“公共性”应如何体现？上篇文章从中国实体书店的困境及一种常见的解决思路（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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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前区空间或许是当下城市中最常见、人流量最高的一类基础设施空间。其空间组织往往遵循一套相同的功能逻辑，具有一种强大的、被不断复制的空间原型。本文中，作者通过在重庆的调研发现，当前地铁前区空间存在同质化发展的问题，每个站点呈现千篇一律的空间布局与空间元素，缺乏地域特征与城市文脉元素。在倡导基础设施复合化、空间精细化的当下，对这类空间的重新关注或许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突破口之一。本文从类型演绎角度，对重庆地铁前区空间进行分析，希望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为未来城市地铁前区空间的发展提供思路。城市地铁前区二维平面空间原型城市地铁起源于1863年的伦敦，此后世界各国逐渐开始发展城市地铁交通。从英国、美国等最早使用地铁的国家搜集案例，可以总结出一种城市地铁前区二维平面空间的原型，其是由站前空间以及通道空间组成。城市地铁前区空间原型：其中黑色部分为站前空间，包括站台等候区、辅助用房、垂直交通、检票售票区；灰色部分为通道空间，通道空间包括出站口以及连接站前空间的交通空间。城市地铁前区空间形态在常态下往往存在一个基于功能主义、交通效率以及经济性三种考量而形成的基本形态，基本形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站前空间和通道空间，两部分相互通过立体交通连接，构成城市地铁前区空间。由于列车呈一字形，其站台等候区必然顺应列车方向布置成一字形；考虑到站前空间上下层对位关系，如果站前空间做得太过复杂，其经济性必然降低，也会使得整个功能流线太过冗杂和狭长，便捷性是交通空间的一大特点，契合了市民出行的心理特征，即快速方便。因此，城市地铁站前空间原型可以简单地用一字形来表示。连接站前空间的通道空间则受到多种影响因子的制约，会产生不同的形态。将站前空间原型和通道空间原型进行叠加就可以得出城市地铁交通前区平面空间原型。●

当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时，供需关系的失衡必将浮现。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群体间需求的结构性差异，从而使有些商品和服务供不应求，有些却供过于求。如奢侈品、三甲医院的专家门诊和名牌中小学的教学等商品和服务有钱都难以买到，而相对大众的商品和服务则大量过剩。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城市现象：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核心城市的房价持续高企，但仍存在短缺，而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场库存高企，房价下行却无人问津。这就是所谓的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缺房现象。具体表现在，“房住不炒”政策之下，国内房地产市场整体发展步伐放缓，人们似乎不再急于购房，但某些特定类型的住房产品市场依旧火热。2023年6月28日，《学习时报》发表了住建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的重要文章《谱写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文中提到：“住房发展已经从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进入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的发展时期”。（图片来源：网络）据《2022意才·胡润财富报告》(Yi

摆脱土地财政依赖是城市化转型阶段的重点，而由此引发的房地产下行对中国经济的拖累也显而易见。今年以来，无论是大批年轻人提前还房贷，还是降低贷款利率的楼市刺激政策，都从各个角度描摹着转型阶段的危机和挑战。这一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刺激楼市，亦或是城市更新，足以解决当下的城市转型危机吗？城市发展并非一种无意识的随机游戏，我们隐约嗅到的每一丝气息，背后都是一场博弈，席卷各式理念与实践。我们看着鹤岗膨大后快速收缩，也见证着深圳的持续繁荣。“增长”一度成为城市的唯一所求，但实际上，创造收益，持续运转才是关键所在。来自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总规划师，也是厦门市规划局原局长。在上一集，他指出，城市化走入下半场后，应当从资本型增长过渡到运营型增长（点击查看上集：“增长”不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多数城市意识到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以期通过转型焕发生机，而转型将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继而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危险。对此，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两个阶段的转换？中国又有哪些城市已抢占先机？在这一期《追逐未来》系列节目中，我们在厦门大学旁一家咖啡店的天台与赵燕菁进行了对谈。他从信用货币的创造机制出发，指出中国城市化转型可能引发“货币不足”的次生灾害，并借以案例深入探讨应对风险及城市运营的可能路径。本期嘉宾赵燕菁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本期主持崔国《城市中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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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征收中矛盾和问题不仅被无视，而且被失声。它碰到的普遍困境是，延宕了几十年的居住改善借疫情为驱力，让那些早已在时间、疫情以及年龄磨耗下失去心力的老城厢人被迫接受这种流程的滚动，甚至带着“以健康第一”的自我劝慰从这个世居之地退场。而那些试图直面征收流程瑕疵的人很快会发现，谋求公正、公平、公开就会陷入一种制度性的“打发”怪圈。这一切似乎是静悄悄的。外界仍然乐以刻板印象视之：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西仓桥街“好房子”蓬莱路北侧地块，老城厢最后一块土地被征收。地块内西仓桥街的姚爱娣在抖音上看到了造势汹汹的方浜中路“猫街”，她感慨，步程不到800米，同属征收地块，自己居住的这幢民国老建筑内有13户人家对征收评估提起复议——这样的事却无人关心，而网红猫街真的像是“没事找点事”。这栋建筑位于西仓桥街与河南南路路口。2000年，河南南路拓宽、沿街街坊部分拆除，令这栋建筑完整地出露在街面。凡走入西仓桥街的人，定然不会无视这两栋一南一北的联体房产——如果你抬头，二楼阳台上弯制虬劲的盆景可能会让你举起镜头；如果你低头，有心者则可能会注意到门口的“亦樂堂”界碑与原上海工务局的“上海市路界”界桩。连南房集团里的工作人员都会私下透露：在这个片区有两处“好房子”，一个是西仓桥街93、99号，另一个是梦花街151号“希孟庐”。根据1933年《地籍图册》显示，南（99号）北（93号）为同属于一块较大地权内的连号分地，属于两位潘姓人士。出生于93号、1945年生人吴志鸿印证了这个说法。“老辈说，迭个房产是兄弟俩一道建造的，分前后两幢。房产造好后，开始抗战打仗了，房东生怕南市有轰炸就住到租界去了，造好后基本没有住过，派了看门人守宅”。93号的不少住户还称，房主与“宝大祥”商号有关，而潘家已于解放前离沪。93、99号地块原有多处大门目前已经成为了墙。因河南南路拓宽，该地产东侧拆除过其他建筑，亦樂堂暂未确认是否为该地块产权界碑。93号三楼晒台眺望出去的街道景观别开生面，令人印象深刻。现在居住于99号、产权属私的沈家后代则给出了房产建造的精确时间与产权易手的过程：房产建造于1933年，完工于1936年。其外公沈联芳，原籍宁波，曾在“三大祥”之一工作，从潘氏手中购得了南边的99号。考虑到宝大祥、协大祥、信大祥曾为上海绸布店三大老牌企业，沈家与业主或为行业同人。而原93与99号分断处（第二道铁门、两幢房产的墙基处）立有界碑，上书“潘界”和“沈界”。“现在那边堆着东西，但石头还在的”，“在世博会前夕，潘家有台湾的小辈来上海，拿着摄像机来拍房子，说要带回去给亲人看看”，沈家后人回忆。1950年代中期的公私合营开始后，西仓桥街的93号、99号与诸多房产命运相同，其中93号全幢收归公有，99号则存在私有与公有两种产权。在93号，吴志鸿家的身份则多少有些不同。他们属于解放前与业主直接发生租赁关系的二房东。吴家的外公用金条顶入了二楼东厢房和辅楼二楼。外公姓叶，北京满族人，为叶赫那拉氏后代。在1954年，吴志鸿还记得童年时，自己去过西城区新街口的前公用胡同，那是一栋“属于外公的四合院”。叶公这位满族后裔之所以来到上海，肇始之因与这两栋房产后来的命运极为相似——1937年的抗战不仅让潘家离开了西仓桥街的新建房产，也让当时在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他携家眷逃难，一路从张家口辗转至武汉，于1940年代落脚上海。战争还成就了一段姻缘。一位浙江湖州青年、家中独子吴诚之为了避免被拉壮丁，在母亲的极力劝说下投靠上海亲戚，凭借着一定的文化教育进入外滩报关行工作。“我外公当时有钱，看中了这房子把金条顶下来。当时93号这栋房子里没住几户人家。我父亲住在三楼，外公住二楼，他们此认识，关系不错，我外公看中伊，让伊当女婿”。99号的沈家则在1950年代末期经历了“专政”，原本一栋居住一户人家的格局被打破了。那些亭子间里放着菩萨，三楼摆放红木家什，使用佣人的日子一去不返。冲击是严重的。客堂间被收走，成了曹家街菜场“文攻武卫”指挥部，房产也被部分收走，甚至弄堂内99号两扇带玻璃木门都被红卫兵以“里面藏着国民党的金圆券”为由，一气砸烂，“砰——的一声巨响”令沈家人记忆犹新。截至征收为止，99号内部共有7户公租房，而沈家属私有5户。存疑征收评估“我们对建筑有感情，也对这个建筑的评估有疑问”，93号的多位居民说。在征收中，建于同一时期的93、99号竟出现了混乱的判定标准：南侧99号的一栋房产内，公租房均被评为新里，私房为旧里；而北侧93号全栋公租房为旧里。2023年3月，评估公司入户评估时，工作人员在建筑室内拍了几张照片，绘制平面草图（标注门窗位置）。由于担心平面图草图不能真实、有效地反映建筑的实际情况，93号姚爱娣和邻居都在评估工作展开时特意将自己搜集的材料提交给对方。“我们写明这栋建筑有壁炉、化粪池、三个大晒台、抽水马桶等等细节。这应该是工作流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部分。但我们住了几十年了，最这个房子相当熟悉，也希望积极协助工作。但最终结果93号还是被定为旧里。”根据一般的动迁评估流程，户主与房屋的相关信息内容会被录入征收系统：产权/用权人/租赁人姓名、被征收房屋地址（坐落）、房屋性质、房屋类型、房屋部位（租赁凭证）。但在征收系统的电脑平台端公布的“西仓桥街93号”缺少房屋类型一栏（即建筑类型），仅标明权属性质属公。而同一征收地块内部，诸如梦花街151号的均有房屋类型显示为“新里”（注：梦花街住户对此栋有独立围墙、小花园、独立卫生设备以及原辅楼设有汽车间的建筑被判定为“新里”存在疑义，认为是洋房，并提出复议申请）。征收电脑系统平台中，西仓桥街99号缺失了房屋类型一栏。该信息来自93号13户动迁房屋评估符合申请书中的照片附件。为何93号的“建筑类型”一栏缺失？为什么两栋同期建造的建筑的判定标准有如此差别？由于对此评估存在重大疑问，2023年3月30日西仓桥接93号的13位申请人（住户）联名提起“动迁房屋评估复核申请书”。姚爱娣们在四月上旬前往中华路1366号南房集团资料室，希望能查询到相关房屋设计图内容。但对方回复“不可以，看不到的”。此后征收的相关工作人员一次次给出了不同答复口径。第一次，南房集团曾口头答复称：99号有过改建行为，即为了改善居住，将屋顶进行升高等等的翻建动作。但93号的内部也有相关改建行为。第二次，相关工作人员来93号入户看房。对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你们93号所收的房钱是新里还是旧里。这个问题的提出带着明显的上世纪1960年代的计划经济特征。在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云撰写于2010年的《上海市居住建筑类型的分类研究》一文中提到，“1958年的（居住建筑类型）分类法主要是为公有房屋确定租金标准而制订的”，他认为这种方法带有计划经济痕迹，在当时“已经存在明显不合乎当前实际的地方”。在现实中，普通居民则普遍不了解租金标准的制定原则。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住者既不会向房管所了解房租是怎么定的，也无法对房租的多寡表达意见，几乎是“你（房管所）说缴纳多少，我就支付多少”，包括房租上调时都是如此。姚爱娣则认为，“如果当时房管所定了新里的价格，而住户不缴，那应该归责于住户。”当这套沿袭了近70年的计划经济房租机制，在以市场经济和土地级差为游戏规则的征收中显形，那么被征收人的未来居住利益受到极大影响应该归责于何？工作人员的另一个问题是：93号是否有大卫生（指抽水马桶和淋浴）。经办人员曾说93号的各户房本上均未出现“卫生间”登记，导致该建筑被认定为旧里。但这种说法，显然是名实不相符的双重错误。93号住户整理的房屋“基建”素材。相关图片和标注说明均来自93号13户住户动迁房屋评估复核申请书中的照片附件这栋1930年代的自宅原有多套卫生设施。宅地内至今仍有独立化粪池和铸铁排污管道，迄今仍在使用。弄内可清晰看到93号和99号分别有单独四个化粪井盖。这个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1930年代老城厢内的新建房产是有可能实现卫生基建的居住现代化的。一位名叫陈家福的环卫工人在2016左右的老城厢地下污水管道改建前，会单独为这个宅院工作：他开一辆体量较小的抽粪车，因车辆进出弄堂不便，会另带一根管子，方便工作。姚爱娣的公公吴诚之在世前时定期与陈家福联系，其过世后，这个“监督”93号化粪池清理的事务由姚爱娣接手。姚爱娣认为，当年的大卫生由于住房困难，通过增配为改为居住用途，“但这与房产本身的建筑性质是两回事，不应该抹杀建筑的历史情况”，“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比现在有的房子天井都搭出房间来住，那也不意味着这个房子不存在天井”。更重要的是，今天的93号建筑内部，每一层楼面都有一个公用卫生间。而怪讶的是，13户房本上均未反映出这栋建筑内部有“卫生间”这一特性。住户的房本上均登记着不少与实际功能不相符合的空间功能。这些“创造性的名目”包括，一楼楼梯下方的卫生间被登记成“楼梯间”（该楼梯间在1930年代建成之初即为马桶间，功能未变，与99号格局相同），二层位于辅楼连廊处的卫生间被登记成“亭子间”，但内部至今仍然保留着原瓷砖、马赛克地面和管道，曾用于辅楼卫生设施。至于大卫生可以判定“新里”“旧里”的争议标准，在南侧99号也混淆不清。99号私房产权部分至今仍保留原大卫生系统（洗浴与抽水马桶），但评估却仍将属私部分判为“旧里”——历史遗留的问题，让征收中的诸多执行标准无法实现逻辑自洽和前后统一。93号内部不同人家的室内与盥洗间面对这一严重问题，93号内的13户住户无法坐视这个明摆的错误而不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4月中下旬，居民们再次以用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向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黄浦区信访办、第三征收事务所发出多封信访函。5月10号，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回复称，“关于房屋类型问题，根据《关于做好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公有住房建筑类型鉴定工作的通知》（沪房管征[2015]121号）第三条的规定，被征收公有住房的建筑类型以公房管理资料记载为准。经查公房管理资料，你们反映的房屋类型记载为旧里，不属于需要委托鉴定的情形。”这个回复令93号的所有住户震惊：在当年罕有动迁和征收政策时，这类混淆登记和改写并不会引发严重问题，一般人也不会想要去查究和核实；但时过境迁，当下的征收时刻，这些问题全冒出来了：建筑评估标准的认定对每一户将造成70-100万的补偿落差，整栋房屋总体差额将达到1000万。这些历史管理登记过程中的问题，是否最终应该由居民来承担这个结果？如果管理资料发生明显事实错误，却又不能通过评估、实地勘验而及时纠错的征收，如何称得上公平、公正？老城厢情寄何处臧家是在1953年从斜对面的华兴里搬到这个独门独户的院内，新家位于院内辅楼二楼，房子正是从二房东叶公手里租下来的（注：直至1956年后，所有房租统一缴纳至房管所）。在臧家兄妹六人的聊天群里，大家热烈回忆着西仓桥街一带的人和事。“华兴里地板有缝隙，能看到下面（房间）。拖地板时滴水下去是免不了的。吃饭时，上面勿好有人走路，灰要落下来。”“爸爸经常带我出去坐公共汽车兜风，回来已经是夜深人静……（西侧隔壁振华坊）弄堂口有一盏昏暗的路灯，那盏路灯留下的爸爸和我的影子是唯一的记忆。影子会动，由长变短，再由短变长。弄口有一小房间，住着一个老太太。那盏路灯就在她家门口，每天要经过。”“西仓桥街转弯角上，有一爿酱油店、大昌烟纸片、中式裁缝店、电灯店、老虎灶、金根皮鞋店、典当店、剃头店……还有一家老酒店，我同学就是这家店的小孩，家里只卖酒，家里都是瓮。”“1958年大炼钢铁前，93、99号的院子有两道铁门，93号一道铁门，沿街还有一扇铁门，门上有一道戗篱笆。小时候我们站在93号第二个铁门上去开关铁门玩，记得吴家小姑娘的小手指还被铁门夹了。楼下老刘家养了一只大黄狗，外人进来会叫，所以弄堂外周围人家都怕到我们弄堂里来。弄堂蛮宽敞，南北向，所以夏天早上基本没太阳很风凉，弄堂里和我们相同年纪的小孩起码七、八个。”“暑假生活很愉快。虽然大人都上班，但小人好像也从不打架，新刘老刘家姆妈都在家，有时会管管我们。上半天很快过去了，下半天就转战到楼上大晒台上，风凉，我家有个竹床搬上晒台。太阳下山后，小人汰好浴，就围坐在竹床上讲故事。记得那时郭家的最会讲鬼故事，讲得人吓佬佬，但就是爱听。”时隔70年，院内的童年记忆依旧新鲜而热烈。蓝线为南北房地的产权分界；红线为两块地产的四至边界；绿点为据称现存潘沈界碑位置老城厢内金家坊曾有方姚两幅地块之间的公墙地界臧德醇是1964届同济大学机电系，直到1970年因工作而离开老宅。但回忆起93号也充满了一种信任和温厚感。“93号里的老老少少都比较有礼貌，每天一见面会互相问候，开口都是黄家姆妈、吴家先生、王家伯伯，小孩见大人都要尊敬地问候。整个楼有书香氛围，家长都以小孩读书好为荣。”对于臧德醇们来说，原来居住的华兴里是旧里，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或异议的——这几乎是常识一样的存在，按照归谬法的原则，93号如果再被定义为“旧里”，那它一定是错误而反常的。而围绕上海居住建筑的分类标准原则，不仅不是毫无瑕疵，而且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其滞后性不断显现。前述房科院研究员周云曾对上海居住建筑提出了在原有分类基础上更新调整分类原则与类型的建议。重新分类的迫切性，不仅来源于老旧建筑的认定，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市场经济下，房地产市场上各种新式房产无法被分类，比如“新建的内销商品住宅无法归纳进现行的以单元独用的联列式房屋”，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有些新建的联体别墅，在产证上被定为‘新式里弄’，显然与里弄的历史特定含义不吻合。更重要的是，在征收中因其与系数挂钩的问题，建筑分类很容易成为了征收问题的矛盾焦点。“居住建筑分类工作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公正和谐，影响房屋土地的调查机构的房屋类型调查、房屋测绘、房地产权交易、房屋动迁补偿、房产评估等等，涉及到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和各区局、上海房屋测绘单位和房屋交易中心、上海房屋价格评估单位、上海各动迁单位和物业管理公司等诸多部门和单位。这种广泛的影响作用和涉及多方的复杂性就要求这种分类系统必须是简单而明确的”，周云写道。编号29号即为蓬莱路北侧征收地块。该地图制作时该地块尚未启动。地图反映了1990年代至2021年末的老城厢拆迁、征收情况。整体性的拆建导致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严重破损。（制图/沈玮

城市商业是什么？从最直观的经济角度来看，商业是对人们各种日常需求的一个回应和满足：人们需要吃饭，所以有了菜市场和餐馆；爱美，所以有了理发店（延伸阅读：被低估的城市公共空间：街区理发店）、美容院；求知，所以有了书店……可以说，商业首先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地方，给我们带来的是方便。然而，在最直接的方便背后，城市商业为人与城市带来的好处，似乎远不止这些。如果说某些商业业态涉及了公共利益，那么书店是最典型的体现之一。在我国，人们总是哀叹书店经营不下去，责备经营者的无能，但是否有想过书店作为公共利益，本就不应该将其放在一个纯粹的，如海啸般的商业资本大潮中浮沉？（延伸阅读：“中国式”书店嬗变简史）（图片来源：SEMAEST）如果说城市商业涉及了公众利益，那么公权力是否应该更多介入，从社区和城市公共福祉设施的角度出发，确保城市中的商业更加兴旺和多样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应该通过哪种方式，依靠哪些工具？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法国的案例。1.公权力介入商业更新的背景城市小型商业的危机和共识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开始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辉煌三十年”（Trente

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迈过60%大关，城市化建设已正式走入下半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从逻辑，到模式，到速度的全方位变化。在过往由“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建设中，高速而颇具中国特色的“增长”是一代人生活的主旋律。这种变化速度之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亦充满了对“增长”的习以为常。放眼世界，这或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日新月异的城市开发、新城的拔地而起、公共服务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常态，且我们至今仍身处在这一旧的“增长”逻辑的惯性之中。而今，我们都切身体会到了城市化建设下半场所发生的变化，也不得不面对增量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止。对此，城市发展要如何主动应对这种“新常态”？原先奇迹般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来自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总规划师和厦门市规划局局长。今年年初，他出版了《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一书，从他多年的专业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土地财政等关键概念进行了解读。在这一期《追逐未来》系列节目中，我们在厦门大学旁一家咖啡店的天台与他进行了对谈，从“增长”的原因出发，聊了聊城市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城市的未来。只有当我们不再视“增长”为理所当然，去理解“增长”含义发生的变化，才能为存量时代的城市找到新的“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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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毋庸置疑是人居空间里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但在想象未来社区时，建筑场景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具有“未来感”的空间形象，如清一色的垂直绿化、屋顶绿色空间、空中连廊……其营销成分往往大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让我们对建筑学能否真正回应各类危机、风险、社会问题产生怀疑。诚然，“未来”不仅仅关于解决问题，更包含着人类的共同愿景。对社区而言，空间并非全部，我们更亟需一种“场所化”的力量，使人与场所能产生链接并形成共同体。在鲁安东看来，建筑学要回应社区的未来，就要将关注对象从“空间”转向“场所”，而这种转型也正是建筑学自身的出路。鲁安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UC=《城市中国》鲁=鲁安东场所，作为未来社区的重要空间机制UC在探讨“面向未来的社区”时，本质上在讨论一种怎样的人居环境变化？建筑学在其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鲁当我们讨论所谓的“未来”时，其实是在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方向进行思考。当下，我们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把“未来”作为一个话题拿出来进行专业讨论的时刻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随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建筑学、城市规划，还是更宏大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都需要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社区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力量正同时引导着我们改变的方向。第一种是“去场所化”的力量。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围绕个体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技术化和个人化，从而将其与所在的场所疏离开来。但同时，还存在着一种与前者相制衡的“场所化”的力量，它的存在可以让个体不至于过于分散，还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用人类学家项飚的话说就是对“附近”的感知。从空间层面看，“场所”正是一种支撑这种力的空间机制。但对建筑师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遗憾的一点是，空间在这其中无法单独起作用，必须要有人在其中作为agent（能动者、行动者）来激活这个场所，也就是说，单单设计一个好看的咖啡馆很可能是没用的。这也是当前各类社区营造工作里的核心议题——归根到底，只有人才能搞定其他人，房子搞不定。因此对建筑学而言，我们的视角需要从过去以“空间”为目标，转向以“场所”为目标。场所的本质不是“美”或者“不美”，而是其中的社会属性。所以，场所的美学化一定是一种误区，其本质是把场所空间化。但场所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它的物质载体，而是一个社区对于特定空间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或共同价值判断。就算一个空地上只有一棵树，如果整个社区都觉得那是一棵神树，它就是一个场所。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点击购买今天，建筑学要转向社会属性，就一定要去容纳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例如，我对社会设计就很感兴趣，它本质上是要去鼓励和支持场所中的agent，而不是盖房子。对建筑师来说，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场所”与“人”之间关系。我们现在与“人”的关系特别简单，一种人叫甲方，一种人叫用户。其实，场所中的人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而我认为建筑师是最适合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担任操盘手去协调和塑造场所的人。除了观念的变化之外，工作机制的变化也特别重要。从“人设”上看，建筑师要认识到自己是众多agent中的一个。应该非常有意识地去与其他agent一同推动变化。此外，我们要把设计视为一种行动方案，而不是一个结果。场所的社会属性是无法被直接预设的，设计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场所运行起来，去推动改变或重新定义。设计中的价值判断和决策只作用于行动本身，而不能直接决定结果。构建场所是人群的一种本能UC今天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进入到了新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网络平台的发展也使“社群”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场所”的构建而言意味着什么？鲁今天的数字时代确实使“场所”的形成出现了一些变化。场所是服务于社群构建的——不是有了场所才有群体，而是群体需要场所来塑造他们的群体认同。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社会亚文化群体的自我意识变强了。过去的“社群”往往是和地域高度相关的，比如大家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就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村落，会基于村口的某一棵大树来形成一个“场所”。对社会上的亚文化群体来说，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声量非常有限，不太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今天，在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的驱动下，表达和表达的反向映射都得到了加强，人群注定会变得复杂化、细分化。今天我们理解场所，必须将它放到社群的产生机制、变化机制中去理解，把场所视作社群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这实际上是网络技术、社会学、空间设计三者融合塑造形成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对社会有更多观察，才能知道怎样的场所是合适的，什么是一个好的场所设计。“漂绿”：一种关于“未来”形象的饥渴UC建筑本身耗能巨大，在打造具有“未来感”的社区时，不少项目中都会出现大量垂直绿化、屋顶绿化……但不少情况下，这多是建筑师一种噱头、话术。您如何看待这种Greenwashing（漂绿）现象？鲁我们当下面临的与“双碳”相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转换成人与其他地球要素平等共生的观念。而今天我们在各种效果图上看到的，在建筑上置入大量植物的做法，确实提供了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的视觉形象，但它依旧是没有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出发点，更多只是一种产品营销的方式。当然，除了讨论“漂绿”有没有用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其中所隐含着的对“未来”形象的某种饥渴。这个事儿并不可笑，往前推30年，我们所有城市对“现代”的理解差不多——一条笔直的大马路，有四车道、六车道甚至是八车道，两侧全是大树。还有的地方是要搞个中轴线、有的地方是做市民广场、城市客厅……这些本质上都是对一种可感知的“现代”形象的饥渴。无论设计水平的好坏，它们都能起到某些作用，比如增强社会信心、招商引资等等。对设计者而言，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心态，尝试提供更恰当的、可感知的设计。大体量的公共建筑与中轴线设计，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现代”形象。图为深圳市民中心。（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在建筑物上植入大量绿化确实一种可感知的视觉形象，而且可能相对便宜。但这应当是关于“未来”的其中一种形象而不是全部，如果只剩下这个了，那确实是设计师们的想象力过于贫乏了。同时，把未来直接转化成某个单一的视觉形象，也是一种非常简便也较为可疑的做法。更靠谱的方式是去思考：面向未来，建筑有哪些相对应的做法、关注点、性质……有时它们往往是一种内在品质而非外在形象，我们需要尝试使之“可感知”，从而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并将它们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例如，同样从“双碳”的目标出发，我们能不能将可再生材料或者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材料作为一种关于“未来”的共识呢？我之前研究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南京长沙大桥当时在浇混凝土的时候，用的那些沙子和水是从江里捞上来的，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就是长江自身的黄色，这种材料中所体现的本地性就很棒。“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2015-2019）是一次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实践。鲁安东团队与历史学家、本地艺术家一起，通过搜集和研究大量的相关物件、记忆和视听资料，将大桥记忆活化为当代场所营造的触媒和催化剂，从而赋予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历史纪念碑新的场所体验与情感共鸣。除了能耗问题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建筑适应变化的能力去可视化出来，或者作为一个评价标准？由于人们对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我们慢慢认识到，对风险的容忍能力应当成为人居环境的一种关键能力，包括在规划领域都在强调韧性的重要性。但这件事光靠颜值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的是一些内在的品质。如果这种内在品质因不被看见而无法代表“未来”，是非常可惜的。建筑学是关于未来的学科UC面对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面向未来的宏观危机和议题，建筑学如何对此进行回应？鲁今天我们其实面临着一种泛政治化的外部环境，任何议题之中都包含着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纠缠。比如在“双碳”问题的背后就有着关于政治博弈、产业发展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议题。从建筑学发展的历史上看，每当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建筑学就越可能走向本体的回归。但我认为建筑学不能够以回归本体的名义来逃避问题，例如回到单纯的建造、空间、功能等等。在当前的条件下，这并不会给建筑学出路。我们要去抵抗这样一种泛政治化的环境，但不能通过回归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建筑学来抵抗。20世纪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有一个引发大量争议的说法：“自行车棚只是个房子，而林肯大教堂一座建筑（A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品房小区，连同其兜售的文化意象、阶层身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真实世界里的未来生活乌托邦。彼时，商品房小区的涌现恰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同步发生，在缺少广泛的中产文化历史的情况下，新兴中产阶级既不知道如何对外展示自我，又不清楚如何对内重塑自我生活。于是，房地产开发商以商品房为手段，担负起了构建中产阶层身份、文化的物质载体。中产阶级除了购买了物质空间，还全盘接受了开发商赋予空间的文化符号——无论是尊贵、生态，还是体育、科技。然而，当商品房小区成为中国社区的主流，商品房不再是稀奇的居住天堂，而代表着淡漠的社会关系。在一轮轮对商品房小区的反思中，人们也开始试图通过其他方式重建社区共同体，例如青年共居、生态村等等。在中国，这种对共同体的追求是对单位住房和中式大家庭的怀旧之情吗？我们应如何畅想未来的中国社区？在人类学家张鹂看来，消费行为背后的阶层诉求更需深入洞察。张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教授UC=《城市中国》张=张鹂商品房小区与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UC根据您在《In

当谈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也许少有人会想到理发店。但事实上，包括理发店、小餐馆等在内的街区小商业，对于在地社区的交流与融合常常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本文聚焦于街区理发店，以挖掘其之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它是一个承载每个人发型记忆的地方，也是社区的话语空间。在这里，我们延续发型的历史，闲谈自己当下的故事，并建立一个未来的城市交流的场所。对于诸如理发店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的不仅是具体的人物，而是由这些人串联而成的关系，和彼此之间上演的“城市戏剧”、以此编织的城市故事。延伸阅读：系列报道

2000年，《新周刊》推出一期成都专题——《第四城》。“第四城”的提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人们意识到成都这座城市的崛起。二十年之后，《城市中国》推出《成都览胜》专题。同样是2020年，成都市常住人口第一次突破2000万，迈入超大规模城市行列。近年来成都的影响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是一个节点，标志成都的声音、影响力已经更上一层楼。由此，城市中国研究中心（UCRC）创造性地提出“成都力”“成都学”的概念。力，是力量、能力，是影响，也是趋势。就像巴黎代表了时尚和浪漫，纽约代表了国际经济、金融、艺术。相比于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好坏参半的大众评价认知，成都似乎业已给国人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正向积极认知标签体系。而这种标签体系，即是一种文化力，也是城市力。在成都，就是“成都力”，就像男友有“男友力”，年轻有“年轻力”，自不必赘言。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任何一个事物，若打上了“成都”的标签，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多了一份会玩会生活的气质，多了一种优雅惬意自得的状态……这就是“成都力”的表现。最终，力量汇聚，成为一门城市学科——成都学。一如纽约学、上海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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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夫里的《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之发展》出版五十周年，本文再次以苏联—欧洲—美国为线索，带我们回顾了先锋派建筑师对未来人类共同居住和生产的激进想象。如果说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步入尾声的年代，塔夫里通过揭示这些先锋派的作品与意图、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早已预见了后半个世纪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和实践者的深层无力感，那么，当今天建筑已经普遍以后政治的退缩姿态实现了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漠视之时，年轻的设计者们重新将目光投回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和社区，并立足当下对“个人—社群”的关系给出一份新的形式答卷，不失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回应。李雅伦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财政作为一种融资模式，造就了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与经济增长。而今，增量开发难以为继，寻找土地财政之外的经济驱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变化。建设热潮褪去后，“城市更新”是眼下毋庸置疑的关键词和热点。当我们谈论城市更新，脑海中总能浮现不少优秀的空间微更新、微改造案例。它们以较小的介入达到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效果，也从视觉层面让老旧街区焕然新生。但我们必须承认，存量更新的规模相比增量开发十分有限，难以接续土地财政的融资能力。面对疫情冲击和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若要更大程度发挥城市更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从市场机制层面寻找到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城市转型思路。其中，我们或许能从围绕“消费”的一系列国家方针里寻找到城市更新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当前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一种现实选择。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则在空间结构层面为这一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支持。在联通性上，都市圈和城市群将更好地打通区域内的经济和人口等要素；在聚集性上，区域核心城市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通过高质量的城市转型拉动内需，放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影响力。城市更新如何与更深层城市转型相结合，而非仅停留在规模有限的“空间美化”层面？我们可以先将目光放在和“消费”最密切相关的城市核心商圈更新议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核心商圈的“向心”2019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若干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1年7月，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成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中，重庆作为唯一的内陆中西部城市，寄托了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愿景。而面对核心商圈的提质升级，重庆则承载了有别于其他几座城市的压力。为什么是重庆？《指导意见》中，重庆的目标为“打造富有巴渝特色、辐射西部地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际上，重庆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文化和区位，更在于城市自身的结构形态——山水环绕的重庆与平原城市的圈层结构有根本的不同，且复杂的治理层级也使之呈现出“多组团”的形态。如果说，大多数城市都有两到三个公认的核心商圈，在重庆，不同城区的人或许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解放碑作为城市老牌商圈自然有毋庸置疑的地位，但作为这座城市“对外”的面孔，城市传播的符号价值在“游客凝视”中被强化，而丧失了一部分本地性（延伸阅读：消费空间之于全球城市的两幅面孔）。在更“重庆”的日常里，居民的休闲与消费长期被分散在“多组团、多中心”的商圈结构中，主城各区都围绕其核心商圈自成一派。重庆独特的山城风貌使之拥有了“魔幻8D城市”的称呼，也带来了相对分散的城市形态（图片来源：香港置地）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是否需要更加集聚的中心？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消费”并非单纯的“买货”。随着中国人均GDP迈过一万美元的门槛，传统商品消费的比重将会逐渐降低，而服务消费的比重将随着人均GDP的升高而增加。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看来，服务消费具有两种特点，其一是追求消费的体验感，高度依赖“在地消费”；其二是会催生出对多样性的偏好——如更丰富的体验、更多的画展、小众品牌、业态等等。（延伸阅读：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西部“向心”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体现了“权力和权威的具体形式”。针对技术的局限与风险、技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公正地使用技术等问题，《城市中国》访谈了此书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丽梅。她的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同时她也是“城读”公众号的主理人。李丽梅认为当我们在接受一种新的技术时，也是在签订一种社会契约，承认了我们要怎样使用城市，确定了城市生活将由怎样的规则来主导。这一契约不仅影响当下，也关乎未来，因此必须慎重考虑。在使用技术时需要建立居民、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向监督机制，居民需要知道和自己相关的数据是如何被采集和使用的。技术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服务于利润和权力。李丽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UC=城市中国李=李丽梅从汽车到人工智能，不同时代的未来城市图景UC《足够智慧的城市》一书对于中国当下城市和社区的研究、实践有何借鉴价值？李作者Ben

这是一个以老城厢为地域范围、不同类型的小商业为对象的系列报道，它试图将小商业放置在城市开发与邻里社区的背景中，观察人们如何在这个“历史之地”生活、工作、成长，籍此试图去接近一个或许很难达成的诉求：松动、修订对老城厢的认知。“侬要做生意伐，要做我肯定帮你。像我老太婆都会得做，一点都不难的。”2020年，夏日午后的肯德基里，71岁的阿珍坐下来不久就开宗明义，绽开一副具有感染力的笑容。她喊上自己的老闺蜜——后者曾在浦东东沟经营一爿主营小电器的店铺，对我这个外行进行联手启蒙。1个月前（注：多次延期后万商于2020年8月1日关停），她在万商关停前夕“大杀四方”，几乎把所有的库存倾销完毕。这一天，我们所在的购物中心门口，有小姐姐集市摆摊出售香水。这些商品也属于阿珍曾经经营的范围。“你晓得伐”，阿珍的小商业细胞又被激活了，“这些（有一定还原度的）进口香水都属大兴货（仿冒品），一瓶Chanel香水标价398元，进价大概不到30元。包装嘎大，嘎漂亮，自然也有人欢喜的！”在她的讲述里，小生意好像是一场小步舞，买卖双方常围绕着小额面值进行来回推拉，擒纵术里有人情和心理战。“做生意总归比你做生活（工作）赚钞票呀”，精力充沛的阿珍哈哈大笑。“嗯，侬下趟认得了进货的人就好”，她的闺蜜助攻，“没啥难的，只要服务好一些就好了”。但小商业没有他们说得那样容易。它需要开启渠道的敲门砖，也需要基于信任的合作链条，以及经营者的天赋和持续付出。阿珍当年的领路人是厂里同事兼好友阿汪。小生意忙碌的时候，被阿珍邀请来帮忙打理摊位的是闺蜜和亲姊妹——因为这类小商业没有逐一落实商品标价的系统，价格浮动区间信息来自经营者本身。闺蜜说，自己去万商帮忙，并非想要赚钱，主要是看阿珍辛苦。“调调伊班，她也要吃饭、上厕所的呀。”在刚来白相相（帮忙看摊）的初期，买卖也出过一些小纰漏。“瞎卖八卖的时候，她也骂我，但有时候又能冲（赚）到一记。”但两个月后，那些“鞋油、衣架、鞋刷、染发剂、雨披、袜子、阳伞、鞋套、香水、钢丝球”以及“进货比较贵的电池”的价格基本就能记住。摊子上林林总总的小商品，阿珍认为大概有几百种，闺蜜认为可能有一千种。但宗旨只有一条：只要能记住进货价，“剩下的，多赚少赚都可以”。对于小商业来说，灵活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阿珍打比方说，比如你是崇明三岛人，那么老白酒和蒸糕就成为了你开店的独特资源；要是继续学艺，掌握其他技能，那么经营范围还可进一步扩大——从商的过程就是努力加载资源和技能模块，无论大小。有意思的是，小商业者大多也习惯于相对自由的工作方式，不喜欢被一个实体的“老板”所宰制。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可能会在宽泛的个体经营范畴中滑行。如果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你他曾经做过回收业、卖过水果，你千万不要太惊讶。在老城厢里，你甚至还可以遇到一位修鞋匠在行业没落后转向经销绍兴酒。小商业也有超越经济的一面。在万商的几百家店铺中，一个老年癌症康复患者在此经营的一个音像类小铺面也令人印象深刻。重回社会交往，对他而言显然不可或缺。在这个意义上，小商业的宽容、低门槛，以及充满社会黏性的禀赋，是无法被估价的。无论是曾经万商、虬江路，以及义乌都需要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人流。当买家喜欢逛杂七杂八的小摊子，卖家也喜欢这种氛围。有时不仅是出于一种经济的原因。“在（万商）那里做生意蛮有劲的，做生意也好，打架也好，骂山门也好，什么事情都蛮闹猛的”，闺蜜说。买卖双方对于这种轧闹猛的日常世界的热衷，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双向奔赴，是人性里的一部分。小商业绝不只有那种温情的民生性。它有野生自发的一面。这恰恰也是万商出现的大背景——某种程度上或可被视作寻租“先锋”：以寿昌里为主的空间史（毗邻银河里和永华里局部楼栋拆除），随着1996年的动迁悄无声息消失，动迁后该地块并未有实质性建造活动，直到1998年一个充满临时性的简易摊棚出现。这是万商的雏形，最初隶属南市区招商办，属于“4050”实事工程（以解决上海下岗工人就业问题的政府实事项目），2年后，区属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万商经营权转由私人承包管理，直到2020年再度征收。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去评价万商，纷呈的小商业世界始终忠实客观地纪录着社会万象，以及观念风气的变化。这一点常常被轻忽。1990年代中后期，在万商的某些摊头上，售价10元的小型遥控器一度热销。它被用于性服务行业在整顿后的快速响应装置。风吹草动鸟兽散，就在这一揿一响之间。性爱商品也出现了。一位名声甚噪的“黑皮”曾在万商门口的街路上摆摊，卖口服药品和玩具等等。有一位中年女性与其搭档。当无数不知轻重的购买或询价者想在交易中吃这位女性的豆腐（口头揩油）时，很快就会尝到苦头：对方根本无惧性别，嘴巴结棍（厉害），讲到男性都脸上绷不住，吓到买药的人最后都无话可说。这是性别话语的实践切磋。大概在2016年之后，这种售卖被整治。此后，黑皮的老婆就坐在门口，不携一物，不落言荃，而那些认识她的人还是会读取这层信息，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地持续开展交易。“好几次，那些老头子就朝我打听：‘阿姨，那个卖性药的到哪里去了？’‘老伯伯，侬今年几岁啊？’‘80多’”。‘老伯伯，侬80多了吃这个药小心吃死掉哦’”，阿珍笑起来，“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轻松的，会开开玩笑的。‘侬怎么不怕死的啦’，他说‘哦阿姨，这个药老好的，吃几粒就……”阿珍笑得说不下去了，“十三得不得了”。这时闺蜜也突然想起一个人，搡搡她。“侬记得伐，你有个宁波人以前说你的面孔是菩萨面孔，还问大家侬像（菩萨）伐？”“嗯，记得。有一次我还说这个宁波老头哪能不来了，大概是坏特了。这个老头子三根蜡毛吹得锃亮、行头穿得老清势（干净）。”“他说下作闲话，你还是跟他谈得拢”，闺蜜笑了。“因为我要做他生意嘛”，阿珍开怀大笑。阿珍口述：我以前是上海铝材一厂上班，这个厂在杨浦区，解放前是瑞士人开的。你晓得伐，香烟壳子、巧克力的那层包装材料是铝，不是锡。我在厂里做染色工种，跟配色工种搭班干活，做生活里会使到香蕉水（含苯），所以以前单位还会安排疗养。老早的工作车间里总归有很多女人，女工一多叽叽喳喳，我性格大大咧咧的，从小喜欢跟男人家轧道伴。当年厂里工资总是“36元万岁”，我老公是39元，结婚后要贴爷娘，要养孩子，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1990年代中期开始，阿拉厂不太景气，我们几个要好同事给镇办工厂做生活，等于技术输出，自家寻门路，但是铝材一厂最后也还是败落了。1998年，我50岁退休，有一天闲来无事听说老同事在万商打工。我就给他打电话。“喂，阿汪，侬勒做生意啊？”对方讲：“瞎讲，我在帮老板打工呀，侬来白相伐，明朝落雨天，人还少一点。”第二天，我就撑着把阳伞去了。最开始的万商不像翻造后那么“现代化”，是一大片自搭建的棚棚房子，油毛毡铺着，天落雨么滴滴答答。阿汪就在角角落头坐着呢！我们俩个见面后，穷笑了！我说，阿汪这地方怎么这么十三（注：十三来自英文society，有痴头怪脑、不合常理之意，但语义相对中性），在这种地方做生意做得出来啊？”“这里生意还蛮好的。”阿汪当时在给一个老板打工，这个老板囥了10个仓库商品，在万商里有两个摊位，一个做灯具，一个做化妆品。万商二层楼可见到更多裸露的建筑框架结构和顶棚天光我后来也去给阿汪帮忙了。那个老板招了3个帮工，自己也不看店，有点“败家”。有一天阿汪问我：老板有两个棚子要转手，你要不要吃一个？我第一反应是：开玩笑哦，做生意我哪能会啊，我就是刚退休想打打工嘛。但回家后跟女儿商量，想了想，还是花3万块拿了其中一个棚子。可是，我手头一样东西都没有，卖什么呢？阿汪说，老板仓库里的货什品类，不加钱，直接转给我卖。“灯泡你卖不来的，你就卖化妆品。”我一开始拒绝，他劝我，买东西的人都是老阿姨，工薪阶层嘛。第二天，他丢来几张纸头，上头一长埭（条）目录——纸头三四张，东西三钿不值两钿（笑）。可是你别说，我们那时候运气蛮好，生意也蛮好做！老板仓库里的化妆品是老厂老货，东西老正宗的，像霞飞牌面霜，一直到2020年都还有人来问。我在万商的第一个月做了几钿，你猜猜看？哦哟，真的没想到，那个皮鞋盒子里的毛票装到潽出来，老开心的，有6000元。但做小生意也要交“学费”的。12月底我刚付给老板一笔1万多的租借费和管理费，结果一月份万商又来问我收房钱。阿汪一听就晓得老板没把钱给商场。我只好再付一次年费。这个老板也蛮有意思，蛮讲道理，一口承认，拿货抵偿给我。阿汪那时候也很帮忙，为了进货，我买了辆电动车，不会骑，阿汪就教我。我们东走西窜，到老板闸北、杨浦的仓库里拿货进货。俩个人瞎卖、穷卖，所有的东西卖得飞起来！原万商各种业态的小商铺再告诉你一件好白相的事情。2000年左右，每到周末，万商附近的西藏路、会稽路、人民路、方浜中路上，摊头都摆到马路边上，人横行横肆，很开眼界，一开始也没有城市管理人员冲摊。我有次好奇不过，也拿了点东西，站到外面马路上卖。但人戳在马路上又怕难为情。“阿汪，你摆一歇，我去给你买点心给你吃哦。”哈哈哈！我就逃开一会儿。阿汪那时还腰里别了只很贵的大哥大，有人买东西，对方还价，阿汪不肯，最后对方发格（发难）：“你摆地摊用大哥大，豁胖！”后来摊子开始不让摆放了，冲摊时，以西藏南路（与肇周路）为界，西边是卢湾，东边是黄浦，两区交界，很多人被赶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继续卖。图片最左为西藏南路（敏体尼荫路），红色区寿昌里即为万商，黄色部分系万商临近区域，根据2022年卫星图、1948年行号图和询知居民，原永华里、银河里局部于1996年有过部分拆改，现该里弄地块也已征收。当时年纪轻，有力气，赚钱真是开心！我们一帮人还到义乌去进货。前后5年多，一个礼拜去一次。比如明天要去义乌进货，就算好火车时间，晚上晚点关门，下班后喊几个人外边吃夜饭，搓搓麻将，打打梭哈。半夜里去老北站乘5-6小时的火车，凌晨4点钟到义乌，直接可以吃早饭了。休息一歇，8点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就开门了。那个市场老大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就像我们万商一样，就是比我们更大。记得我第一次进的是一箱双层玻璃杯，单子写好，付掉几千元，有点担心对方不发货的话还要跑来打翻桩（第二次寻找）。阿汪是“老江湖”，连说“不会的”。结果，第二天一早，义乌来货品就发到城隍庙了——当时那边有个物流集散地，就像今天快递驿站，开黄鱼车的老头子们只要十元就能送货。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你一报地址，人还没到，货就能送到摊头上了。我们现在都说合同了，老早看起来乱哄哄，但也蛮讲信誉的。义乌后来改造发展了。我们当时认识好多义乌商人，他们的货什蛮好，服务也好，运输损坏了还可以调换。但它国际贸易起来后，1-2箱的小零售人家就不太上心。还有一点，大商场的归类分区方式变了，变得专门化、集中化，比如一个地方卖咖啡就全部卖咖啡，卖剪刀就全部是剪刀，不像以前一个地方包罗万象，一天就可以兜完买好。现在如果你要采购各种门类的东西，根本来不及寻。大概到了2004年，老板仓库里的东西差不多卖光，我们也不去义乌之后就转向城隍庙。它进价比义乌稍贵一点，但很多货也是从义乌来的。原本没有改造前的城隍庙，生意好得来飞起来！福佑街、福民街的巷子地摊，人多得路都走不通——小时候，父亲就带着去城隍庙兜白相，也是一个下雨天，撑着把阳伞，广场上都是小吃，几角就能吃到。城隍庙大殿上是菩萨，下面是十八层地狱场景，我当时人还小，骇唻，到“文革”时期就关掉了。大概是在2005年前后，豫园小商品市场刚翻造好，我就想要不要在这里发展一下，当时一个铺子卖60万，但阿汪说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合伙经营有点难，于是作罢。市场的魅力在于离开生活的距离很近做生意，光靠嘴巴教是教不会的，你要卖，要动脑筋！最基本的就是想，这个东西灵不灵。其次是找渠道。比如有些人不告诉你货物哪里进货，或是有种老板不认识你，就不愿意卖给你，那么你要拎得清。当有上家发翎子（暗示信息）给你，你就好顺着门路寻寻看了。到了那边，自报家门，“我是万商二手市场”“我也做过化妆品的”，老板想了想就愿意拿出来。有生意为什么不做呢？还有关键的一点，做生意心胸要宽大，人与人还是要将心比心。卖小商品也蛮容易被人“复制”的，虽然是心照不宣的竞争，但还是要顾及面子。商场里是个小社会，互相帮衬时候也很多。关键也靠你自己做人。就单单说一把剪刀，是里面做水管生意的小沈的老婆小张告诉我的：“阿姨，外边有个人在卖日本剪刀，蛮好的”。我们两个人一起到马路上去看。20元一把，我买回来就摆在桌子上。有人出35元拿走。“小张，剪刀卖掉了哎。”真开心！结果，我拼多多上再翻翻价格，这种剪刀从8元到10多元不等。包括指甲钳5元进价，卖12-15元，放大镜进价3元，卖10元，利润都在30%以上。早几年，我空闲时还操作股票，摊位是三面露天，人最多只能站一面，有时不留心，小商品就会被顺手牵羊。好，你只要说一声这种情况，临近的摊位就会帮你留意。反过来也一样，别人的货物没地方摆，摆在我这里一句话，电饭煲接线板接在我这里也没问题。做生意这么多年，你也不可能只跟一个人合作。那么供货商之间要哪能平衡呢？我合作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认识10多年的本地人老张，提供化妆品。他人很好，每次只要一喊，货很快就送来了，加一点钱都没关系。老傅是后来认识的，原本我不敢跟合作，为啥？因为他是苏北人，他们吵架起来很结棍的（笑），但是合作后发现伊蛮好的！我们这个圈子小，两人互相认识，甚至会互相帮忙给我捎货来，那么进货时你就要注意一点平衡。做生意，信任很重要。最开始我和同事一起做，记了10多年账。钞票对半分即可。但老实讲，东西一多，买一样记一样绝对来不及。后来他不做，我一个人就不记了。我们这种小生意其实没办法请营业员的，只能请信任的人，因为不标牌价，帮忙的人根本不知道要卖多少钱。我妹刚来时，把（写有进货价）的纸头交给她，她也记不全——实在不记得，就一只电话打给我。还有来帮忙的人，我也不查帐的。2020年7月中旬有顾客在阿珍摊位的多把指甲钳中仔细挑选在万商做了20多年，我也真的没想到最后一天的场面那么好看，真是从来都没碰到过！最后几天，我特为去城隍庙跑了一趟，把一些不怎么好卖的小商品退掉，补充了好卖的。现场的摊头，我也调整了一下——把玻璃橱往后推，把好卖的东西全部摊在柜台上。为啥要这样？因为笔端笔正地摆在柜台里的东西，就是卖不掉！一定摊开来卖才卖得掉！乖乖！这天忙得飞起来。可能大家觉得万商马上要关门，消费起来发疯了。平时花露水8元一瓶，15元2瓶，一个月也没几瓶量，那天一箱30瓶，没到吃中饭就卖完了。下午换个计价方式20元3瓶，结果到下午3点又全部卖完了。剪刀也很好卖，一把剪刀的利润到50%以上也能卖掉。10把一歇歇就卖完，补货时老板又送来一箱！“送嘎许多来发神经咯，今天是最后一天，卖不掉退还给你哦！”结果对方一口答应。这一天他专门跑我的货。每次微信电话过去，他马上来补，起码送了10次货。卖到5点钟，我就谢幕了，只剩下一大包胶水和141元小东西，老板拿了只马夹袋把卖不完的都拖回去了。因为万商要关门，好多小业主都在整理。有人整理出来宽紧带、小孩拖鞋、裤子，零零碎碎，我们就帮她一起带货、卖掉。我还送给清洁阿姨好多。大家都是不整理不晓得，20多年下来，卖不掉的屑粒嗦啰（小东西）多到连自己都忘记了，包括一大包涂翻毛皮鞋的鞋粉，结果没想到，最后只卖剩10盒。这组动图充分反应了小生意之“小”：一位消费者买了只高压锅上的顶珠（限压阀）还有香水我也卖完了，一瓶不剩。还有个人跟我讨价还价，我说“不要烦，100元3瓶”，出掉好多套。这个香水中老年特别喜欢，跳舞阿姨、老头都喜欢。一个是香，味型好，还有就是特别大，喷喷房间也老灵的，连我家的钟点工都会拿来喷房间。以前还有个老太总是来买特定的一款，有次我阿妹在摊头上打电话给我：“再进6瓶香水，那个老太明天要来拿！”以前还有个卖相蛮好的宁波老头也会到万商来白相，到我这里来买香水。老头子的三根蜡毛（打蜡头发）吹得锃亮，行头穿得老清势的（干净）。老头老十三的，滑稽得不得了，说起下作闲话非常自然，也不管人多人少，大家围着听他讲。（笑着切换成宁波口音）“我啦，到外国白相女人，到泰国、澳门都要去的。阿拉儿子跟我说，阿爸，你是正常人，我带你去。”因为他老婆一身是病，所有的病都生到她身上了。这个老头说起这些，好像认为这是普遍来兮的，落落大方，不过后来过了好久他都没再来了。我有一次还说，这个宁波老头再也不来了，大概是坏特了（死的隐晦意思）。我这个摊子来消费的中老年男性也蛮多的，卖东西给老头儿一般都还蛮爽气的，当然，人有各式各样的，抠门的、骂山门的也都有。他们买刮胡子刀、指甲钳，以高档款为主。万商关门前，有个老头悄悄附到我耳朵边问：“阿姨，鼻毛剪刀有吗？”“哦哟不好意思都卖断货了。”小商业充满了具身性的互动最后一天到底送来了多少货？我也不知道了。结业后一算，5月营业额竟然有3万块，大部分都是靠倒数三天做出来的。挨末（最后）一天做了1万多。真的不可思议。整个商场是不是只有我的东西全部卖光了？这一天的最好卖的前三名是什么呢？长命牙刷、剪刀和杀虫剂。杀虫剂连城隍庙的货物都拿完了，很多人看到这种场面，甚至想转做小商品。我告诉他们，这个是千年难得的一次，从没有这么好过。我确实想不到最后一天人们的消费冲动会这么强。消费有时也是靠人来疯。氛围和时间蛮重要的。在这里摆摊子，开心是真开心的。大家在这里都很放松。关掉摊位，我也老肉麻的（舍不得），呆在家里我不习惯，如果万商不关门的话，我就做到80岁。老西门万商集市摊位迁往市区不同区域（欢迎告知更多地点）淘赚集市（医学路17号B1层）灵石路服饰市场（灵石路1197号）文/袁菁

近年来，由浙江省率先提出的“未来社区”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管理、科技加持、地产开发等层面，对其中包含的城市更新构想、治理逻辑和困境、技术伦理等议题缺乏深刻的反思。在实用性的考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出发，更批判地解读这一社区形态及其所代表的愿景。在接受《城市中国》的访谈时，吴志强院士指出需要在中国的“家园”脉络和技术迭代的轨迹中考察适合中国人的未来居住形态。居民的真实诉求而非技术的先进程度才是评判社区好坏的标准。技术不能凌驾于人心之上。吴志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acatech）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IVA）院士，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师（Hon.

中国对未来社区的实践先于理论，这一点与西方（如伦敦邻里规划）先有共同纲领再开展行动的做法有显著不同。在研究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未来社区”想当然的理解为只要“更好”即可，并不去深究“未来社区”的真正体系。这恰恰是国人热衷于模糊的概念但不提供具体目标的“传统”，或者，目标太多。各地实践的政治概念未来社区的概念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实践和讨论，肇始于浙江省。2019年，浙江省发改委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在全省推广。2021年中，浙江省更是成为中央发布的首个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其中的诸多要求与未来社区倡导的市民美好生活场景不无关联。2022年初，浙江省发布了全域未来社区建设的号召。同时，前期试点创建的项目也陆续进入验收阶段。截至2022年5月，累计验收未来社区数量已达

未来社区，或者面向未来的社区，从时间上看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其中包含的进步意味确定无疑，即明天比今天更好，与一百多年前西方城市规划师“明日之城”的思想是同样的逻辑。未来社区在中国提出的短短几年间，也经历了语义上的演变，比如未来公园社区、完整社区。我们在讨论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社区时，首先要打破“社区=住区”的思维定势。网络社会的全面降临，社区天然包含着复杂性、复合性。单纯的居住无法涵盖生活的全部，也无法展现出社区资源蕴含的巨大潜力。无论是生产、创新、创意还是社会治理，未来社区都应当也必然是最重要的发生场景。社区的趋势本该如此。从未来社区到未来公园社区浙江省提出的未来社区概念，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很恰当。“未来”这个词的时间确定性很模糊，我们到底在讲哪一年的未来，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在未来社区之前，还有许多描述理想社区的概念词，例如健康社区、宜居社区、现代化社区。但这些词汇往往是专有名词，不够具有宣传性。未来社区虽然时间上有不确定性，但它包含一种明天比今天更好的进步内涵，即更加面向未来的社区，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表述。社区是个外来词，经历了从德文“Gemeinschaft”到英文“Community”再到中文的“社区”的转译过程。关于社区的定义目前已经超过了100种。Community除了社区的意思外，还有地方社会、社团、共同体、群落等含义。现代汉语中社区通常指代“社会上以某种特征划分的居住区”。但无论是哪种含义，总体而言，面向未来的社区肯定不是指未来居住社区。我们在讨论未来社区时，一定要避免把社区等同于住区，尤其不能等同于当下的小区模式。浙江省未来社区战略中的“三化”—人本化、生态化、智慧化，把生态建设与智慧建设看作是未来社区的两大驱动力。然而这“三化”始终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就拿其中的生态化来讲，生态化究竟是近期减少多少碳排放指标，还是有一个远期数据指标？近期而言，也缺少明确具体的节能标准、绿色标准、发展标准。图为衢州礼贤未来社区的售楼展示中心入口。整个展示中心被“埋”在绿色植物之下，以营造一种自然绿色的意向。（摄影／崔国）浙江提出未来社区的同时，成都也提出了“公园城市”。在浙江和四川两地互相考察学习后，成都启动策划了“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并在2022年出台了《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导则》。在浙江省未来社区“1+3+9”的架构基础上，形成了“5+20+44”的指标体系（5个维度、20项核心内容、44个建设指标）。《导则》中还提出成都将系统提升三类公园社区功能品质：城镇公园社区、乡村公园社区外，产业公园社区。其中，产业公园社区以抓好空间载体共享、高品质服务植入、社企融合共治为重点，产城融合、宜业宜居。成都市规划院在《导则》初稿的讨论中，明确提出未来公园社区绝对不能搞成住宅社区，范围一定要更加广泛。成都的产业公园社区，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浙江版未来社区偏重住区的一次拓展，其核心是以未来公园社区的手段，达到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目的。成都武侯区的“她妆美谷”，是成都唯一的“美丽经济”产业功能区。2021年启动招商后，很快成为成都未来公园社区的重点项目。这里原先是一个女鞋批发市场，后来倒闭清退，但厂房建筑保留完好。最初的计划是改为住宅社区，但经过讨论后决定延续之前的业态类型，继续作为产业社区，但是内容从原来的传统鞋装批发，升级为以化妆品为核心的美丽经济产业，发展电商直播、体验消费、研发智造等，原先的鞋装产业也得到同步升级。产业主导的社区同样是社区，未来公园社区的实践，最终目的是宜业又宜居。创新空间的未来性未来社区的未来性，应当是三种空间，即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创新空间的结合。创新空间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表征，居住和创新可能发生在同一个社区。未来社区三种空间的混合，决定了社区具有创新性。创新行为早已不限于在写字楼办公室里，但在社区空间中发生的创新还有待想象和发挥。创新空间的基础来自智慧城市的建设、网络社会的构建。随着城市未来性的出现，社区的未来性是同步发生的过程。创新的动能以中青年为主。因此，未来社区的支持就不能只是儿童友好、老年友好，还应当中青年友好。未来社区里给年轻人提供的不是环境、设施，而是能不能为创新创业的想法提供资金、平台，包括社区创业辅导中心、风险投资的提供。同样，老年人和儿童同样可以有创新的机会和空间。互联网时代，社区蕴含着一种复合性。创新创业也由资本驱动型，演化为智力驱动型。从湾区的硅谷到纽约的硅巷，已经显示这种可能性。伦敦的肖尔迪奇（Shoreditch），原来是老工业区，后来被年轻人占领，不断涌现出小型的创新创意公司。深圳同样提出城市创新单元，后来改叫创新社区。未来的社区，物理空间更美好，社会空间更融洽，创新空间不断提供社会发展的动能，社区的趋势本该如此。规划介入未来社区是一个阶梯式的过程人居始终是社区的基本功能，未来社区同样关注人居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在中国的语境下，未来社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从社区的角度，把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率治理结合起来。城市规划在其中，也分为三个层面阶梯式地介入。首先是物理层面，解决社区面向未来的、更加美好的环境，交通、安防、房屋修缮，即当下老旧社区物理空间的四大更新要素。第二是配套层面。增加社区服务设施、健康设施、活动中心、教育医疗等等。第三是社会层面。首先是社区治理，激发社区自治的能力。其他包括就业、绿色低碳、智慧社区。智慧社区看似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以线下线上泛在交流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管理；绿色低碳最重要的是低碳生活的意识。社区治理方面，城市规划和社区规划是一个核心抓手。现在社区的根本问题，或者说住宅商品化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社区原子化。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服务依赖两种方式：政府福利，市场购买。但第三种即民间互助的方式非常微弱。上海封控期间，当政府福利、市场购买都难以为继的时候，人们突然意识到了民间互助、社区共治的重要性。没有公共参与，巨大的社区资源就闲置在那里，无法得到发挥。因此，社区治理的目的不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乡里、单位式的熟人社会，而是通过规划工具的介入，让各种事件发生，激发社区公众参与的能力，培育社区参与组织，形成可持续的社区参与体制。上海创智天地园区四叶草堂辟建的社区农园——创智农园，成为公众参与式社区更新的一个典型案例。（摄影/徐春华）城市社区是城市最重要的生活细胞。公共参与式的社区更新，有利于形成上下结合的社区多元共治，最后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根本目标。城市化虽然仍在推进，但中国人对血缘、家庭观念的重视程度依然很高，养老不愿意去养老院，更愿意在家养老。老龄化是未来一个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在未来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同样也要把原子化的在家养老，提升为社区养老，这同样需要社区共同体之中融洽的熟人关系作为依托。社区里鲜花烂漫，但寸步难行，物理层面的更新仍然是当务之急，但物理层面终究不是未来。从物到人，从空间美化到社区治理的过程，就是面向未来的过程。以社区治理为中心的社会层面的工作，必然是未来社区的主要工作。文/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点击购买内容合作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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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发改委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在全省推广，使“未来社区”成为继“特色小镇”后又一热点。到2022年初，浙江省发布了全域未来社区建设的号召。同时，前期试点创建的项目也陆续进入验收阶段。“未来社区”并非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官方战略。其中，“未来”作为一个修饰词，几乎被等同于“美好”，“社区”一词也延续了传统共同体消解之下的怀旧烙印。当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地产开发、技术至上、治理强化等层面的一种话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探讨未来的社区与城市？未来会是何种图景？第93期杂志《未来社区》将从时间、空间、自然、技术、组织这五个维度展开，对中国式未来社区进行批判性观察和讨论。试图解答：目前的社区存在什么深层问题（非表面现象）？什么样的社区（根本性标准）是属于未来的？我们又能用什么方法使未来的社区变得更好？本期内容在规划、建筑学科的基础上，也引入更多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见解，以拓宽对这一概念的认知。

《城市中国》的视频专栏将作为杂志和公众号文稿内容的补充，希望以更生动的方式展现我们对城市发展中前沿话题的观察与思考；通过邀请非规划专业的研究者、从业者，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批判性地讨论城市发展中的实践活动，传播多元的话题认知视角和观点。第一季，我们将围绕“追逐未来”这一话题，探讨中国式未来城市、未来社区建设中隐含的各种流行做法、意识形态、思想窠臼。第2期，我们继续与上海大学的罗小茗老师，一起聊一聊共时、时间的容器等概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裂缝。（上期回顾：E1未来的解构）“未来社区”并非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官方战略。其中，“未来”作为一个修饰词，几乎等同于“美好”；“社区”一词也延续了传统共同体消解之下的怀旧烙印。当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地产开发、技术至上、治理强化等层面的一种话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该如何探讨未来的社区？未来会是何种图景？社区既是城市构成要素中的基本单元，也是能被大家所感知的、产生紧密联系的重要空间之一。因此，对未来社区的理解和试验，是探讨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期内容的讨论，我们不想拘泥于规划、建筑、城市治理语境下“未来社区”的定义和内涵，而是期待通过此次交流，对已有探讨语境下的认知进行解构。>>

2022年8月底，上海衡山·和集书店发布一则公告，宣布将于9月底闭店，进入清仓打折阶段。此消息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不小的轰动，不少读者纷纷到店表示支持。后经徐汇区政府牵头和书店场地业方进行交涉，书店得以继续留驻衡山坊。衡山·和集

重庆独特的山水地貌，使得城市和商圈朝着“多组团、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发展，这有利于城市和商圈业态的多样性。而在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除了多样性外，还需要一个集中对外展示的场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两江四岸核心区无疑是重庆最亮眼的区域，是重庆邀请世界的一张名片。但消费营城的本质不仅仅在于消费，而在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在这方面，重庆还需在产业能级、区域协作、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推进，完成一座历史积淀深厚的老工业城市的华丽涅槃。丁亦舟本名李勇，研究员、教授。重庆市人民政府前参事、重庆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曾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UC=《城市中国》丁=丁亦舟“工业之家”向消费中心城市的提档升级UC：2022年前三季度，重庆的经济仍保持相对较快增速，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仍然最大。眼下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产业也势必继续转型。您认为目前重庆的产业结构还有哪些短板？短期和长期需要做哪些工作？丁：2022年前三季度，重庆市经济总量迈上2万亿台阶，达到20835.06亿元，同比增长3.1%。前三季度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8375.27亿元，同比增长3.8%。汽摩、电子、装备、材料和消费品五大支柱产业，前面四项有所提升，消费品项是下降的。其中，汽摩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1.5个百分点。所以无论是从增速还是发展质量，第二产业依然是重庆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重庆第二产业的特点是门类非常齐全，拥有我国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门类、制造业总规模约2万亿元，已经形成了电子、汽车、装备、化医、材料、消费品、能源等支柱产业体系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算是西南地区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从历史上看，重庆的工业基础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形成。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集中了当时国内大部分工业，成为战时中国“工业之家”。1960年代“三线建设”，因为备战需要，国家把沿海工业转移到内地，成渝地区作为主战场，形成了工业集聚的第二次高峰。积累到今天，重庆已经有超过200万的产业工人。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之所以能在重庆快速兴起，和这样深厚的工业基础是密不可分的。重庆工业博物馆。图片来源/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但是重庆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短板也显而易见，大致可以分为四点。第一，产业能级不高。包括成渝地区一起在内，规模工业总量仅相当于京津冀的72.7%、长三角的25.4%，在全国产业发展格局中缺乏综合竞争优势。第二，市场主体不强。重庆过千亿的企业仅重庆长安、西南铝业。500亿元以上企业川渝仅8家、不足京津冀的1/4、长三角的1/10，且在品牌产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第三，产业链所处位置偏低。以汽车产业为例，重庆汽车产量占全国13%左右，但产值仅占全国8%，附加值较低。单车均价（约11万元）、利润（约0.8万元）均低于全国平均。第四，成渝两地产业协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两地主导产业关联度虽然较高，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四川的资源优势、原料优势和创新优势尚未与重庆的制造优势形成叠加和放大效应。和全国的融合也不够。以上是第二产业。关于第三产业，2022年前三季度重庆市实现社消总额1.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增长较慢；外贸表现较为强劲，实现进出口总值6259.5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4074.5亿元，增长11.5%；进口2185亿元，增长3.3%。眼下，国际交流往来逐步开放，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和形成强大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和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充分挖掘和利用重庆优势资源，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利于推动重庆加快国际对标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国际化城市功能和经济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辐射带动周边省市发展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具体而言，2019年底至今，重庆市政府陆续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等纲要性文件，其消费促进战略内涵可以概括为“15510”：一大目标：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五大品牌：打响“时尚重庆、不夜重庆、山水重庆、味道重庆、康养重庆”品牌。五大定位：打造“国际购物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国际会展名城”、“国际美食名城”、“国际文化名城”五大国际名城。十大工程：重点实施“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国际消费品牌集聚、“渝货精品”培育、特色服务消费提升、国际消费融合创新、国际会展扩容提质、国际消费服务质量提升、国际消费环境优化、国际交流合作深化、国际消费营销推广”十大工程。解放碑-朝天门CBD、江北嘴CBD、弹子石CBD位置关系图。或简称“一门一嘴一石”。“多组团、多中心”的都市圈体系UC：重庆现在的城市商圈结构是如何筹划的？重庆从中心城区向周边拓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组团式的发展特点。这种组团式发展如何更好地推动重庆都市圈的发展？丁：重庆因为特殊地理条件，城市形成山水环绕的组团式发展结构，和平原的圈层结构有很大差异。从商圈来看，重庆多年着力建设购物之都，依托山水城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多组团、多中心”现代商圈体系。这个商圈体系的建设理念，可以概括为“商住分开、人车分流、立体开发、集中打造”，推动形成了以中央商务区为龙头，主城区核心商圈和远郊区（县）城市核心商圈为骨干的“1+19+30”的城市商圈发展格局。其中，中央商务区的空间格局很有特色，围绕两江交汇区域形成三块，即渝中区解放碑-朝天门CBD、江北区江北嘴CBD、南岸区弹子石CBD。这三块位于三个市辖区，形成金三角隔江遥相呼应，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在商圈体系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产业空间布局在都市圈组团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重庆作为工业城市，在上一个阶段也走了“退城进园”的道路，生产空间纷纷进入远郊工业园区，这一过程中忽视了城市功能的综合发展。从十几年前开始，重庆的产业空间开始转型，城区发展楼宇工业，市郊工业园区升级为产业新城，城市为工业提供配套，工业作为城市的发展动力，互为依托。主城区的楼宇工业，用产值来考核，集中度比较高；产业新城走城市化道路，甚至把原有乡镇融合在一起，作出新的城市景观。以重庆江津工业区为例，以前叫双福工业园，现在叫双福新区，面积从20平方公里扩展到70平方公里。园区向城市升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核心商圈，还配套了多所应用型高校，培养产业技术人才在当地即可实习工作。在这样产城融合的过程中，重庆多组团、多中心的都市圈空间格局，因为生产、消费，以及和轨道交通的紧密结合而得以完善。2019年底，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重庆至江津段启动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变单线为双线，加大车站密度，将现有10个车站增至15座车站，形成市域公交化铁路。改造过程中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成渝铁路原有风貌，沿江串联起一批景点，以实现“增强交通功能、传承历史文脉、开发旅游资源、提升城市品质”的综合效益。图为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圣泉站效果图。扩容和联通是观音桥等商圈的当务之急UC：最近几年，有许多声音认为，观音桥商圈正在或已经成为重庆事实上的城市（消费）中心。您认包括观音桥、解放碑-朝天门在内的商圈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从宏观层面应怎样入手？丁：观音桥实际上已经是重庆最大的商圈，正在打造世界级的商圈。现阶段观音桥的发展重点，是继续引进大量奢侈品品牌。疫情以来，因为国际消费受阻，国内的奢侈品市场反而快速提升，观音桥也借着这个趋势着力打造高端、时尚的消费业态。因此，观音桥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扩容问题，需要大量新的土地供应。另外，现有的空间还需更好地整合联动。观音桥、北城天街、九街，包括北仓文创街区，中间还有些断头需要打通，让白天经济和夜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观音桥及北城天街商圈已经成为近年来重庆时尚消费、夜经济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摄影/崔国）重庆和新加坡的合作是无边界的UC：您此前曾呼吁重庆要学习新加坡经验。除了引进新加坡的资本项目外，重庆在产业业态、城市开发等方面可以学习新加坡什么？丁：黄奇帆在任重庆市市长期间就专门提出要学习新加坡。2010年以前，重庆主要学习新加坡打造金融中心，但不是传统的大银行、信托这类金融，而是学习建设另类金融中心。这方面，重庆做了很多创新，比如在2008年成立的全国首个土地交易所，首创中国土地交易的“地票"。此外，还有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农交所）、航运交易所等，都是基于重庆的区域经济发展出来的特色金融。重庆江北嘴的中新（新加坡）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摄影/崔国）在这之后，重庆从向新加坡学习进一步深化到合作关系。中新两国在2015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设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协议》，在四大领域即金融、航空、物流、通信的全方位合作，是超越了土地经济、产业园区的没有边界的合作。比如，把某项目的营运中心放在重庆或新加坡，但是项目可以落地在全国任意一个地方。所以利用这个特殊政策，我们可以把很多央企它的第二总部落在重庆。金融方面，重庆利用中新合作，可以把人民币的进出通道打开，和新加坡的人民币交易中心进行点对点的跨境结算。航空方面，为了中新合作，2016年重庆江北机场脱离原先的首都机场集团，移交重庆市政府管理，并引进新加坡樟宜机场的商业管理模式，合资组建商业合资公司。在城市景观和风貌方面，重庆也能从新加坡学习更多经验。新加坡的城市轮廓、滨海城市中心，和重庆的两江汇合有很多相似地方。除了像来福士广场这样地标性建筑的借鉴外，在滨水城市景观、花园城市理念、公共空间设计等更为细节的方面重庆可以学习的更多，提升重庆在大尺度城市特色下的空间品质。作为中新合作下城市开发的样本，重庆来福士广场成为了重庆对外展示的世界级地标。图片来自网络两江四岸核心区，重庆走向世界的名片UC：场景营城是当下城市更新时髦的概念。重庆官方编制了《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实施方案》，这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重庆的城市形象？您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丁：2019年提出的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方案，可以说是重庆立市以来最大的城市更新手笔。核心区“长嘉汇”指朝天门、江北嘴、弹子石三块CBD交界的地方，总面积约16.2平方公里，陆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是重庆整个山水的精华，建筑群落奇特，历史文脉集中，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存和自然区域”，对于全球的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融合，极具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整体提升重庆国际影响力，高水平打造中部历史母城，具有重要意义。长远的目标，是把这里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把山水和历史文脉结合起来集中向全世界展示。在此我有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爬梳

董楠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规划、设计与研究，景观设计、规划与研究中的社会学途径。儿童友好型城市应是综合性的全龄友好和实现包容性设计的一部分，在操作上更适合从社区治理的层级做起，为儿童提供服务内容，同时营造学校、社区、家庭等儿童成长的时空贯通性基础设施。现阶段，社会对于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意识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围绕“儿童友好”的社区公众参与活动中，儿童与监护人的参与应同时被纳入考虑。城市规划相关的知识与理念，是儿童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其树立公民意识与提升素质，应当在未来以更丰富的形式并结合相关展示馆展开。此外，儿童玩耍场地要兼顾自然与社交性，并从场地保险的角度进行场地安全体系的合规性保障。一方面，解放家长是对儿童最大的友好；另一方面，提升儿童游戏场地的质量与活动深度比追求数量更重要。Q=城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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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成长环境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逐步推进的同时，家庭教育与家教家风相关的政策也陆续出台。在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24.6%（《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当下社会，孩子的精神健康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依赖于“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单元，在城市居民生活圈的空间布局上体现相应的服务功能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重要的一步。浙江省平湖市是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县级市，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需求在社会基层进行了儿童与家庭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的探索，几年下来初具一定的规模与体系。社会组织与社区基层的实践使得相应的施政理念以更丰富、深入的形式产生影响，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在空间上融入社区、校园、企业应成为未来的探索方向。2021年十一黄金周刚结束，在浙江省平湖市的启元社区，十几位孩子与家长们围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小教室里一起认识“情绪”。这是一个被叫做“爱的存款”的情绪主题系列亲子沙龙，举办方“育家幸福”是平湖市当地致力于家庭教育服务的社会组织。“家庭教育”，在十一黄金周之前，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2021年10月23日，《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成为我国首部家庭教育领域的专门立法，“依法带娃”成为网络热词，很多人才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领域。根据这部法律，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其中，家庭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学校、政府和社会负责提供支持，相关部门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一些社会组织早已在这一领域成长多年，“育家幸福”就是其中的一家。“育家幸福”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李海林在自己的孩子进入五年级时，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开始了相应的求学之路，最后凭借丰富的个案经验积累创立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服务的组织。恰逢平湖市被定为浙江省家庭教育的试点，而浙江省又是中国家庭教育实践的先锋重镇，“育家幸福”几乎与这部法案的酝酿同步而生。在启元社区，“育家幸福”已经服务了5年，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长课堂、心理顾问、亲子活动的活动策划、专家链接工作，同时协助社区策划与实施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爱的存款”情绪主题系列亲子沙龙就是此类活动，总共分4次进行，一共招募了6组家庭。活动中，家庭教育指导师王江燕带领家长和孩子认识人的基本情绪，模拟情绪的呈现方式，引导孩子了解常见情绪背后表达的需求与情绪产生的原因，协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孩子。“识别情绪是处理情绪的前提。如果情绪不能被识别，就会在潜意识里逐渐形成信念，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育家幸福”的副主任钟赟这样解释向家庭普及情绪认识的重要性。活动结束后，有家长反馈不仅学会了识别孩子的情绪，还知道了以后可以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关键是，“自己不能陷在情绪中面对孩子”。像这样的活动，在启元社区每个月都会举办。在“育家幸福”刚入驻启元社区时，社区还需要花大力气打电话向家长“安利”他们设计的活动；很快，在举办过几场活动后，只要在社区公众号上一发布活动消息，就有家长报名。“这几年来社区接纳家庭教育的氛围改变得很快。”钟赟说。“最邻启元”——社区儿童友好建设平湖市是位于长三角、上海南翼的县级市，隶属嘉兴市，2021年名列赛迪“百强县”第43位。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湖市0-14岁人口占比11.43%，远低于全国平均占比的17.95%；然而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2.00%，高于全国平均的18.70%。突出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影响。启元社区在人口结构方面是平湖市最具特殊性的社区之一。过去，这里是平湖老城区与大片农田的交合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南市新区”的蓬勃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元社区自过去的纯拆迁小区社区，发展为新型城市社区。受附近的基础设施配套与学区吸引，大量年轻家庭定居，社区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18岁以下的未成年居民数量5394人，占比高达45%，80%以上的家庭里有未成年人。启元社区成为了老龄化中的平湖市的一块“飞地”——全市最“年轻”的社区，儿童数量和比例均为全市最高。然而，由于过去在社区规划与更新欠缺对儿童需求的前置考虑，启元社区儿童活动公共空间较少，环境不适合儿童活动。很多住宅区没有实现人车分流，即便是在已经实行人车分流的住宅区，依然存在电瓶车占据道路、建筑公共空间的现象，大大压缩了孩子的活动空间，造成了独立出行及玩耍的交通隐患。由于没有站在儿童的视角考虑，社区过去也没有提供儿童参与社区工作的平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另一方面，社区过去没有尝试助力于适合儿童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建设，很多家长教育意识与技能欠缺，自我成长的意识不足，但社区没有能够提供满足家庭教育提升的配套服务。意识到现状，启元社区推出了一个叫做“最邻启元”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项目。作为启元社区辖区单位以及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成员单位，“育家幸福”主要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参与社区的儿童友好服务，为启元社区制定项目策划方案。“社区本身是自带资源的，很多居民也希望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些资源。”钟赟说。因此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实质上也成为了居民寻求社区集体生活的一个出口。很快，社区成立了“儿童议事员团队”，孩子们参与设计社区的硬件设施，并带动了家长。社区的井盖、石墩成为了孩子们展示绘画才能的舞台。过去的用于招商的广告牌，现在写满了社区家庭自己设计的“一句话”。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之前的垃圾投放点，现在成为了小花园，孩子们把自己喜欢的植物搬来放在这里，轮流打理着。为了支持不同类型的孩子们的活动，家长们组建起各具优势的家长群，形成了数百余人的“能人资源库”。“‘儿童社交’拉近了小区内的邻里关系，消除了成年人之间的隔阂，也拓宽了社区治理的思路。”启元社区党委书记赵欢这样描述。在此过程中，钟赟认为启元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与家庭教育普及是相辅相成的，“提倡儿童友好之后，社区更重视家庭教育了，因此提供了更好的氛围”。由于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本质是“全龄友好”，监护人与儿童之间亲子关系的维护是重要的一环，启元社区常常希望设计一些关于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的工作坊。“这些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个相应专业人士擅长领域的课程清单，由社区选择适合的课程，然后再进行活动组织。”也就有了之前提到的类似“爱的存款”亲子沙龙这样的活动，策划这类活动是“育家幸福”在社区最基本的服务。从社区向外发散的“家长沙龙”“虽然我们参与启元的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才开始，但作为社区下辖的社会组织，我们机构的工作远早于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出台。”钟赟介绍了“育家幸福”从2014年11月开始持续组织的“家长沙龙”活动，每个月一次，每次活动设置一个主题，把活动现场作为“客厅”，让家长们根据主题谈一谈生活中的经历。一聊起来，很多家长发现自己家的经历和别人家是类似的。一些“老学员”家长就会把自己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家庭教育知识解决问题的经验分享给面对相同境遇的“新学员”家长。刚开始组织“家长沙龙”的时候，很多家长是第一次接触家庭教育，有些是参加过“育家幸福”在社区之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女儿幼儿园同学的妈妈”之类认识的人介绍过来听听看的。据钟赟描述，当时第一批的家长，现在已经是这个沙龙活动的带领者了。虽然机构在启元社区，但来访的家长并不仅限于这个社区，一开始每次活动能有11-12个家长，现在每一次都能有30来位。以校园为据点的情绪赋能工程一些热心的教师还把“育家幸福”的活动带进了学校。平湖市东湖小学的一位班主任邀请“育家幸福”来到她的班级，利用班会课开展每两周一次的“青少年赋能课”，采取由第三方对孩子们进行社会情感教育的模式。课堂上，孩子们逐渐了解到什么是情绪、如何有效沟通、“自我”是一个什么概念，人际交往的注意事项、梦想规划该如何做，等等。这位班主任本身是家庭教育的学习者，对学生们的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每日记录，鼓励孩子们写下赋能课后的收获。就这样，很多孩子后来把这些记录的收获作为书信的形式回馈给“育家幸福”的授课老师。这样的“青少年赋能课”在东湖小学持续了一学年，共12课时；在另一个学校（平湖市叔同小学）同步平行开展，虽然这里的班主任没有记录学生的变化，但是孩子们也发展出了给钟赟写信的反馈方式。后来，“育家幸福”还在一个随迁子女占主流的学校（平湖市世外经开小学）如此陪伴了两批4-6年级学生，每一批持续了两个学年之久。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见证了许多孩子从“纯吐槽”“伸手要方法”到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转变。“育家幸福”总共24次收到来自学生的信件，共计315人次，324封信。除了面向小学生，“育家幸福”还设计了针对初中阶段青少年的陪伴课程。这些课程除了如上述心理与情绪的赋能课，还包括帮助初中的孩子们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以及进行生涯规划，大多数也是利用学校的班会课进行，遍布平湖市24个校区。世外经开小学的校长非常认可这种由第三方机构介入进行社会情感教育的模式，后来还将此申报了平湖市金桥工程项目。“这种模式下，孩子们和班主任老师都没有负担，是一种双赢”。由于世外经开小学的学生中随迁子女众多，他们的家长忙于工作，往往对孩子采取“放任不管”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育家幸福”针对这一问题又设计开展了一个持续三周的“小手拉大手”亲子沟通系列活动。活动的主题落在“沟通”上，主要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独特性与沟通的重要性，设置了家长与孩子合作完成任务的环节，让家长更深入地了解孩子平时内心所思所想，并学习如何肯定孩子。很多新居民的家长在厂里上班，有些只有单休，有些连单休都没有。但多数家长都选择了请假陪孩子参加活动，活动持续三周，他们就连着三周请假。钟赟描述活动现场非常感人，很多孩子说出了平时从来没有机会向爸爸妈妈表达的话，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让不少家长当场落泪。近年来，随着全社会抑郁与焦虑检出率不断攀升，情绪与心理健康成为了检验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发展的试金石之一。2019年6月，浙江省嘉兴市被列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城市。相应地，平湖市的一些学校也随之成为落实该项目的民生实事试点，如箱庭治疗沙盘这样的设备也陆续被搬进了学校心理咨询室，但是能够真正堪当儿童情绪与心理咨询并有能力连结起家庭、学校、儿童三方的专业在职人员依旧稀缺。其中一些学校选择了与“育家幸福”这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或许可成为未来值得推广的一种灵活的模式。家庭教育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未来过去，“家庭教育”的理念十分小众。钟赟谈到2014年“育家幸福”成立之初，还有参访的领导、同工以为他们是从事课业培训的。当时，大多数平湖人把社会组织仅作为服务“老弱病残”的机构看待，对于处于心理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中的家长和儿童，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能接手的项目也非常有限。和大多数城市率先关注“儿童友好”理念的往往是妇联一样，在平湖市，最早关注到家庭与儿童困境问题的也是妇联。平湖市妇联在“育家幸福”成立之初便为其提供了办公与活动场地，并推荐到各镇街道妇联。“育家幸福”最早接手的项目也来自市妇联的采购，其中包括公益性的家庭教育专业服务项目，以及面向平湖市经济开发区的“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当时的妇联主席还亲自来参加活动，并给予反馈。在妇联的影响下，许多企业也接受了“育家幸福”的服务，包括为其员工提供讲座、小组、个案咨询、现场咨询等形式的服务。许多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都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但这样的关怀工作由于是妇联主导、要求并购买服务，企业本身对家庭教育、缓解员工压力的积极性不足。钟赟谈到在对企业开展服务时，时间比较紧凑，往往是利用员工的午休时间。企业倾向于把创造生产价值放在第一位，对员工的人性关怀还有待提升。疫情之后，或许是由于孩子们经历了长期上网课、与家长共同居家隔离、受种种防控规定的活动限制等因素，儿童心理健康危机扩大，在全球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现象。“家庭教育”话题逐渐升温，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家长）的关注。随着2020年1月《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到2021年10月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并于2022年3月正式实施，“家庭教育”在平湖市的政府组织层面已不再是接受度很低的概念，各镇街道都设立了各自的资金支持相关社区开展家庭教育相关的项目。许多社区主动向“育家幸福”伸出了橄榄枝。社区作为家庭集合的单位，对于家庭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新开发的楼盘所在的儿童相对较多的社区。一方面，居民们确实存在对家庭教育学习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也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活动凝聚辖区居民。从中，钟赟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城区参加活动的大多是亲子，而农村大多是祖孙”。这一发现，不论从家庭教育指导的角度，还是从儿童友好社区营造的角度，都值得作为参考依据来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过去，很多城市在规划与政策上习惯于依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走到细节处发现没有经验参考，造成了财政投入上的浪费。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上，如果能够与一线社会组织相结合，从方便其提供服务的角度反过来进行顶层设计，或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在2021年10月发改委等23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1〕1380号）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要求，其中规定“深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建设文明家庭、实施科学家教、传承优良家风。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增强家庭监护责任意识和能力，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培养儿童良好思想品行和生活习惯”，旨在优化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这样的人性化、精细化的要求，离不开社会基层组织深入每一个社区这样最小治理单元的耕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使政策要求流于形式，而真正调动起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在钟赟的记忆里，“育家幸福”最开始只是在帮助小部分家庭解决燃眉之急，服务的主要对象仅限家长。后来，一批批学员家长以辐射形式带动了周围更多人，逐渐形成了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良性现状。钟赟认为，“在家庭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将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老师与家长，从践行者转化为影响者。这样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经验，还可以以自己的改变现身说法，给还处在迷茫阶段的其他同类群体标明方向”。因此，在相关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实践中，以一个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来发展一大批以居民为核心的相关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同服务于各自的社区与城市，或许是一种既节约行政成本又合乎公众参与的做法。由于儿童的特殊属性，儿童友好领域的绝大多数事业并不适合商业化，尤其是在城市规划、施政与营造方面，由专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介入才是最合适的道路。因此，民政系统对社工组织的深度的支持与帮助，是社会组织以第三方服务于家庭、政府及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这一模式的重要支柱力量，也有利于吸纳更多对公益事业有热情的群众加入社会工作的大家庭，或可成为除妇联、规划部门等行政系统之外的另一个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部门。后记：县城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探索当我们探讨中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时，很容易将目光锁定在一二线大城市，而忽略中小城市、县城、乡镇该如何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儿童提供适宜他们成长的土壤。从嘉兴市目前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城市的发展目标来看，若能在下辖各市（县）乡镇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与这一体系相融合，将是一种有自身特色的探索方式。平湖市并没有独立、成体系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育家幸福”的创始人李海林坦言：“目前平湖的探索在基层已初显成效，但更多的只专注于开展具体的‘工作’，缺乏概括与提炼。如果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或者把已有的好的做法与经验进行总结，或许可以引发更多的思想碰撞。”她相信，如果平湖市能够更明确地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纲领，则会有更成体系的针对儿童与家庭的便民措施，也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家庭教育这一惠及每个家庭的领域。虽然似乎缺乏统一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引领与概念规划，这些民间自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贴近实际的对儿童友好营造模式的探索。涉及不同成长阶段的儿童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精细化对待的课题，或许也是考验治理如何能够人性化、多样化、细致化的战场。单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投入或许不足以支撑好的理念，更重要的反而是踏实的社会基层组织将这些理念融入普遍的公民参与之中。文/

以前，我曾经问过近藤前辈：“您说大家为什么都会来公园呢？”前辈难得地动起真格陷人了沉思，但没多会儿就不痛不痒地扔出一句：“不就为了喘口气吗？！因为这回答没有任何意外的转折，我也懒得接话准备听听就罢，前辈又说：“你想嘛，在公园就算什么都不干，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吧？相反，假如你来推销或演讲，真想干点什么，反倒会被人轰出去。”

姚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适老性建筑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学会乡村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老龄化与高品质公共服务。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需要体现在便利儿童监护人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上。在当代中国，大量儿童平时由其祖父母辈照顾。隐藏为社区老龄人口提供配套服务时，也应将其育儿需求考虑在内，实现儿童与老人通过合理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而相互支持的局面。借鉴发达国家的老幼复合设施新趋势，上海也出现了社区老幼融合实践探索项目，积极响应了“十四五规划”对“进一步改善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综合考量老人与儿童的照护。从现实角度来看，有必要在社区规划中杜绝将儿童与老人等不同年龄群体“贴标签”的“一刀切”操作方式，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响应多种多样的需求。在处理老幼关系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空间管理（如分时共享等）避免过度侵入对方的领域，在设计时应考虑让社交“自然而然”发生在公共空间。空间设计应避免对艺术感的单一追求，而体现通过活动赋能儿童的服务设计理念。同时，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公共空间设计应明晰服务对象，不应盲目对标商业项目。目前，老幼融合的全龄友好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部分制度与规则制约，难以形成更广泛的普及效应，未来需要进一步在规范和管理制度上松绑，在思想上创新。在空间设计层面上，需要对设计目标提出更精细化要求，避免由于“一刀切”而导致的公共资源浪费与低效。Q=城市中国

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由于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聚集了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与经济发达省份，集中显示了社会不平等之下厂区社区出现的“工二代”教育与发展的问题，以及在大量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务工人员混居的城中村，他们与其子女能否被友好地接纳、融入社区的突出问题。社会企业与公益组织的介入，将就地取材的可持续教育带到了弱势社区，因地制宜地拓展了儿童的活动与视野，也促进了儿童与家庭、社区环境的积极融合。这样的经验适合在中国的任何中小型城市、县城、厂区、乡村地区推广。在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儿童养育与成长的关注被拆解和专业化。物质环境的改善与儿童身体健康的保障外，儿童友好还需要兼顾家庭陪伴与社会环境给儿童成长带来的积极作用。什么是儿童？儿童的城市体验是怎样的？儿童是如何被养育、如何成长？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可以提供怎样的公平保障？这需要我们从儿童个体及整体社会等多个角度反思和讨论。儿童友好型城市语境下的空间设计，应提供儿童及其家庭更安全、便利、亲切的体验，将儿童参与作为社区营造重要的内容，对儿童获得社会经验、促进自身成长均有极大的益处。总体来看，社会更应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实现不同职业与群体的资源、机会平等。保障每个家庭平等的发展机会、每个儿童成长独立的多样公共资源，才是对儿童最直观的友好表现。彭婉琰：东莞厚街厂区彭琬琰，广东财经大学讲师。研究与从教以玩具与游戏为媒介的社区可持续、传统文化保育及社会服务创新，涉及多个地域文化推广及社区教育创新项目。欠发达地区就地取材的儿童游戏与教育我的一个代表性项目在东莞厚街的厂区社区，叫做“科蚪垃圾大作战”夏令营，旨在帮助“工二代”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完成发展需求。东莞的厚街厂区被集合改造成了半公益性质的儿童友好教育空间。我们将可持续教育带到了厂区社区。由于资金匮乏，项目组实行3-Low原则，包括低碳、低成本、低技。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低技社区项目，我认为大型城市不太需要过分好的教育资源，而中小型城市、县城、厂区、乡村地区更需要这些资源，但这些地方也并不适合高科技内容贸然进入。因此，在厚街厂区的项目中，我们通过就地取材，利用安全的工厂废料设计游戏，将东莞本地的资源整合起来，设计了儿童暑期的一系列课程；并以儿童为中介把家长群体组织起来，实现了一揽子社区共建活动。这个项目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以前举办。我们让孩子用废纸、废玻璃和破铜烂铁进行回收再造活动的试验，也通过家长的渠道亲身去回收厂、垃圾场真实地参与、认知、体验、创造、分享，展示过程中他们的收获。儿童可以从中了解可持续与环保概念，以及不同材料、物质的回收再造。家长则提供了他们在东莞这座城市工作的很多有效资源。孩子们在回收厂调查塑料瓶的回收过程。（图片提供：彭婉琰）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是为了这些候鸟儿童和家长之间可以实现破冰。候鸟儿童平时在湖南、湖北、江西的乡下读书，放寒暑假来东莞，每天在外玩手机、无所事事，平时和家长不在一起，互相之间不理解，产生了不小的隔阂。我们想通过这些活动传达给孩子一个认知——他们父母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与此同时，家长也能把自己的能力投入教育资源之中，主动参与教育活动，培养他们对家庭教育的参与意识。这种模式涵盖了社会协同和社会创新的意义，取得的成果也不错。厂区社区与可持续设计可持续设计的理念主要在于合理利用本地的资源与文化，除了关注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意义外，还包含如何让社区更加协调、平衡以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帮扶弱势群体等多方面内容。在活动中，我们尽可能利用本地现有的资源，但安全问题也是原则性的。我们玩的“垃圾”中含有有害成分。因此，儿童接触废弃品之前，厂方要先筛选一遍，带漆、胶、工业化成分的都不能要。垃圾场先筛选出一定的儿童可用的垃圾，再允许儿童接触。很多废料是由家长和厂方具体协调，我们不介入。整个项目过程中，儿童两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暑期活动收费仅800元左右，几乎是纯公益活动，家长力所能及地提供了帮助。一开始，我们每天调整计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后来家长主动参与和承担了很多工作，如主动担当安全员、导师等职责，或是自己来开课程。这些活动带动了家长的社区参与意识以及对家庭教育的参与意识。孩子们在厚街厂区调研。（图片提供：彭婉琰）厂区儿童与家庭的特殊性厂区的大部分儿童都是非受训儿童，和广州市区的孩子相比，很少参与教育创新活动。家长和孩子物质方面的联系多一些，情感方面的联系少，容易和孩子们产生语言冲撞。家长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训练，自身文化水平有限，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协调。我们郑重其事地对孩子们公开表达“谢谢家长们的资源”，不让孩子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没有用，要建立家长的权威，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认知到家长在社会上的价值。除了成绩，很多家长不知道该如何介入孩子的教育。厂区的大部分家长没有儿童发展的概念。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有基本的期望，愿意主动地参与教育，但是孩子的成绩和注意力似乎难以提升。孩子在本地乡村的小学可能带着很重的口音，一开始来我们这里要说普通话，不自信，不敢发言。而我们这里注重每个人的叙述，“这件事情做了什么”。家长回去后会发现孩子更善于表达了。孩子们一般来了就不想走，因为有这么多小伙伴，和以游戏为机制的课程。有一部分孩子过完暑假会回老家上学。经常有家长开会，大家互相出主意，怎么让孩子尽量留在这里。家长互助组织没有利益冲突。我们的目标就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给孩子们更多的社会支持。“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对厂区儿童的意义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还诞生了很多城乡结合部，欠发达，人员混杂，孩子长期在这里生活，面临着外来孩子和本地孩子的差异，易产生矛盾。他们是没有户口的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对他们有相应的教育支持。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一定要涉及教育公平。厂区和二线城市的工人的孩子成长，需要多种形式的儿童友好的社区服务介入，以政府、学校和社会企业力量来支持软性的、更实际的措施和服务，搭建后续服务的持续可能性。比如，虽然捐绘本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提供后面软性的服务来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成长，对激发和培养孩子创造力的作用有限。老师需要把绘本搭建成一个课程，完成阅读、写作、绘画，基于绘本表达讲故事，搭建教育服务。未受训的儿童并没有出现创造性的显著差异，重要的是激发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儿童在学习中利用知识，我们帮他们主动挖掘乐趣，可以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活动设计，就是搭建解决问题的流程，孩子经过条件反射获得成就感，就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疏导了孩子的厌学情绪。简颖诗：广州城中村——小洲村简颖诗，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联合发起人。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拥有7年社区教育经验，长期关注儿童友好、社区发展。2018年带领小行星团队入选“两岸三地教育创新100”。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与小洲村我是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的创始人。我们组织旨在带领孩子在社区中探索，在生活中学习，倡导儿童友好社区。我们是广州市越秀区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下的一个公益团队，规模很小，只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剩下的兼职人员均为学生和社区居民志愿者。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这里是我的家乡。儿童空间位于最大的小洲村宗祠祠堂。祠堂里有一个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过去是闲置的，自2019年5月开始，我们和孩子一起改造了这个空间，为平时活动所用。小洲村简氏宗祠外的广场，儿童活动开展有时在宗祠里面，有时也会在广场上。（图片提供：简颖诗）小洲村很多外来务工子女去不了公办学校，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收费也不便宜（一学期六七千）。这些民办学校不是硬件上有问题，主要是学校与教师的理念存在欠缺。有的孩子告诉我，老师经常采取的管理课堂的方式就是“一个人犯错全班一起罚抄试卷”，磨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为1:1的人口结构。本地人的孩子往往去村里的公办小学，不同类型的体验更丰富。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促进社区融合，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在我们的课程中都受到欢迎。社区儿童的“传帮带”我们在小洲村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创造了适合其年龄段的参与方式。一开始，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参与度不像高年级的孩子那么深，但是随着他们年龄渐长，会观察年龄更大的哥哥姐姐的活动，从而模仿他们深度参与空间的管理。例如，我们有个小菜园，面向低龄（五、六岁）儿童设置浇水的排班表。大一些的孩子会组织环保分享会或体验活动，年龄小的孩子也可以参与到大孩子的活动中。在此过程中，孩子们对菜园甚至整个儿童空间产生了归属感，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创造不同的参与方式和参与阶段。如果不从更浅层的活动开始铺垫，马上就上升到高阶段的儿童参与，对于部分孩子来说，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状态，他们需要渐进性的引导。孩子们在体验制作酵素。（图片提供：简颖诗）来这里已经很久的孩子会带新的、刚来的孩子熟悉空间，介绍在这里可以进行的活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是较浅层的参与，孩子每周都可以来，时间要求并不高，这样的活动包括浇水排班表、每日图书管理员等。我们组织的阅读、玩耍活动或是大学生志愿者及高年级孩子组织的活动，可能每学期至少一次，新来的孩子会在参与过程中感受氛围，逐渐更深入地参与。慢慢地，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参与程度很高，对于一些活动存在深入的兴趣，我们会邀请他们报名每学期招募的小义工，通过小面试后参与菜园的打理或是推动环保的儿童小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深度参与活动是需要恒心的，并非报名就能参加，需要真正对活动有持久的兴趣，愿意坚持，才能进入更持续、更深度参与的小组活动。儿童融合社区，联动社会资源我们每年举办儿童友好日，联动社区里的公共资源或其他对应的机构，与他们一起组织大型的社区倡导活动。在倡导活动上，我们会让孩子作为主角，如义卖市集的摊主或是儿童体验活动的发起者。家长通过这些活动看到了孩子的另一面。过去他们可能觉得孩子只是去参加体验活动，但没想到他可以作为这样的角色。另外，有些孩子组织了如上所述的环保分享会，把自己体验、学习到的以分享会的方式分享给家长，家长从中看到了孩子的力量，受到孩子们的感染，会思考自身是否也应该更加关注环境。儿童确实有这样的感染力。这些活动一方面孩子们给了我们灵感，通过观察孩子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总结出了相应的支持儿童发展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儿童参与不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孩子们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由于这样的活动有实践的场所，而且比较贴近生活，孩子们能够去观察真实世界的运转。这样一来，孩子们其实是在真实生活中学习，再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2020年12月，在小洲村人民礼堂广场举行义卖活动，参与小朋友都居住在小洲村。（图片提供：简颖诗）过去，我们更多是在开展“深度”教育类活动，课程的教育设计成本很高，导致小行星在社区里的运作不可持续。这两年，我们联动社区的参与，让孩子们的参与度逐渐增高，也吸纳了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家长、社区居民成为志愿者，带有儿童友好理念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他们辐射陪伴的孩子也更多。这样状态和趋向才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初衷。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共同的成长需求孩子都是一样的。虽说可能处境不同，但本质和需求是一样的。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孩子，他们都会需要同伴，都喜欢更加体验式、参与式的学习方式，在成长上有着同样的需求。2021年，我们遇到一个不被大人接纳的爱捣蛋的本地孩子。当我们真正去接触他，发现他需要的是被大人认可和理解。因此，透过一些活动，我们让他看见自己很棒的地方。在他出现挑战规则的行为时，我们会与他沟通，让他感受到周围的人想理解他，想知道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能否换一个方式。慢慢地，他的状态改变了，不再挑战规则，甚至会维护规则。当别人挑战空间规则的时候，他会提醒他们。孩子动手能力强，我们便经常邀请他帮我们做需要动手的事情，不断鼓励他。当他收到真诚的鼓励时，会发现自己能做到很多事情。我们也将这样的情况分享给家长，让家长理解孩子。这个孩子在与我们接触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很多孩子只是不太能接受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挑战。我认为，孩子是很真实的，但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相对单一，老师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孩子们不同的特质因材施教。有些老师可能就只会教某一类型的孩子，当遇到另一类孩子时，就只能定义为“调皮捣蛋”。其实，这背后只是孩子的学习需求不一样，他需要的学习方式有差别。当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时，他的闪光点和智慧自然会显现，他就能做到他本来能够做到的事情。李自若：芬兰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模式李自若，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讲师。研究方向：乡土景观；可食用景观；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环境教育。总结：社会环境更重要彭琬琰最初研究民间的游戏与玩具，即孩子如何在扮演社会角色以及模仿成人活动的过程中，为未来的社会行为或生存生活技能铺垫基础。她对于儿童教育的实践与观点主要在于，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或尚未进入现代教育语境时，儿童是伴随着玩耍获得社会经验与自身成长的。传统社会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现在所谓的基础教育，基本的成长不依赖教育机构完成，而“玩耍”是传统社会中儿童成长的重要方式。简颖诗的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主要关注随迁儿童如何在广州的城中村成长。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通过游戏、课程设置、社区营造的方式打破本地与外地人的隔阂，形成更友好的社区环境，实现更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些针对在流动人口众多的珠三角地区随迁儿童的成长环境问题的实践，反映出在差异化的社区语境里，教育环境应该结合完整的儿童成长环境及成长过程。社会环境比物质环境更重要，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陪伴，如何共同关爱与引导儿童的成长，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儿童友好型城市可以从两个基本角度出发理解：第一，回归个体层面、带有情感化地思考童年生活。将儿童友好的环境与儿童生活的每个细节联系，评估儿童个体的环境需求及体验，更多了解儿童的自我表达。第二，从国家、区域层面去思考儿童发展和社会角色，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另外，由于现代教育与传统社会家庭教育或启蒙教育不同，应当考虑如何支持儿童的全面发展。我认为，儿童友好需要从家庭、社区、社会多层级给予关注，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文件也探讨了家庭友好。芬兰案例的启示：城市服务与空间设计兼顾儿童友好芬兰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福利制度十分兼顾儿童友好。“家庭友好”深刻贯穿于其城市服务和空间设计中。在芬兰，生养孩子配套一定的假期与物质福利。在赫尔辛基的城市服务中，政府为“家庭”养育提供全过程的综合服务。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及相关机构强调公共服务尽可能便利家庭生活，如芬兰的火车会专门提供家庭或儿童远途旅行的设施与服务；在儿童就医方面，2018年新建的儿童医院（HUC）为家庭或儿童提供最放松地氛围。芬兰铁路的火车，专门针对家庭与儿童旅行提供相应的设施支持，车厢内设置有专门的儿童游玩区、家庭包厢、家庭夜间乘车服务，尽可能地让家庭出行更加便利、有趣。同时针对儿童独立远行，火车部门也会提供帮助和支持。Travelling

对于依旧保留有居住功能的古城来说，古城保护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问题，而是与居民生活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本文作者所在团队于2019年对祁县的昭馀古城进行了有关古城更新保护的社会经济调查，尝试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理解古城遗产的生成和存续，将历史环境中相对隐形的文化、心理、日常生活和地方史呈现出来。通过在昭馀古城的社会经济调研，作者发现：在古城中存在着很多超越官方所定义的“保护对象”之外的“遗产”。这些“遗产”既包括有形的物质空间，也包括无形的文化传统，与名城保护制度下认定的文物相比，它们虽然并无突出的历史价值，但同样承担着古城的社群记忆、本土知识和地方情感，是维系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须在古城保护保护更新中予以重视。将城市中的某些物质空间列为“遗产”加以保护，对于被保护对象来说或许是幸事，这种方式的矛盾之处在于，其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使得历史、记忆被一条十分清晰的线一分为二，一边是绝对的“有价值”，被保护、被珍视；另一边则是彻底的“无意义”。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方法并不适用于如今的城市更新、古城发展领域。对这一问题，《城市中国》第27期中，集中回应了这种现代性矛盾。限量30套，点击

郭陶然，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上海天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自然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华东地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技术研究与乡土物种保育、监测以及自然教育工作。对于人居环境而言，生态修复的意涵或许可以扩大，不仅包括人对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也涵盖了生态系统对于人类健康的修复作用。儿童需要城市环境中提供自然游戏场地，也需要这样的场地上能够开展更多激发创造力的有趣的活动。如何让孩子认识到乡土生态系统，如何让他们与身边的自然产生更深入的联结，如何让生态系统与人居环境有机融合，是当下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需要思考的问题，也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路。城市荒野工作室从2013年开始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城市生态修复，也利用修复场地开展大量生态科普教育活动，在上海积累了9万多粉丝用户。从成立之初，我们便秉持着“让荒野回归城市，将自然带给童年”的理念。从事生态修复，并不只局限于修复受损的城市生态系统和恢复乡土生物多样性这一个目的，同样也期待通过健康的生态系统来治愈、修复人的心灵。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的亲子家庭，是城市荒野生态科普活动主要的服务群体。在上海，“故乡的自然”或许还依稀存在于70后之前世代的童年记忆中，而现在的年轻人和儿童从小看到的就是物种单一、景观相似的城市绿化，难以见到过去于市井田间湖畔跃动的野生动物，对于“故乡”的认知是不接地气的。城市化，甚至以城市为模板效仿的乡村建设，让景观“建筑化”，成为几何形状与规则线条的组合；而大自然并非封闭、统一、规整的整体，和谐与规律往往潜藏于混沌与失序之中，这种复杂系统所展示出的生命气息在城市绿化中难以寻觅。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真正的自然，不仅导致了他们对乡土、传统文化的疏离，对电子产品上瘾，也让感受和认知能力下降，更容易出现抑郁、孤独、焦虑、注意力分散等心理疾患。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数据，在中国，近25%的青少年表示感到轻度或严重抑郁。由于不能在自然环境中放松，儿童和青少年的体质也逐渐下降。过去很多研究均指向了童年处于高压环境对成年后慢性疾病发病率提高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在传染病、呼吸道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生命早期面临压力造成的生理健康损害，会持续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不仅目前大多数孩子患有“自然缺失症”，成年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监护人长期承受生活与社交压力，缺乏在自然环境下的放松体验，自身也更容易存在身心健康问题，对儿童做出负向的情绪投射。大自然对人身心健康最大的恩惠或许还在于神经医学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悠久的自然疗愈传统，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对大自然治愈效果的评价均围绕人“自律神经”的恢复展开。自律神经是不受意识控制的那部分神经，支配着心脏、胃、肠、血管等器官的活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主要是在大自然中完成的，进入城市生活只是短暂、晚近的历史阶段，因此人类的自律神经更适应自然的节奏。自律神经失调会导致失眠、心悸、耳鸣等各类身心疾病症状,大多数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也是从自律神经受损开始的。因此，置身于大自然，不仅可以陪伴孩子玩耍，也可以同时平衡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进一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和乡村，一切人居环境都需要生态修复，这本身也是对人类自身健康的修复。基于8年来的在地实践，从向儿童（及所有市民）提供充足的自然空间来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角度，应当有以下一些值得关注与努力的方面。区分生态空间功能，将人居环境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相结合在人居环境中，城市与乡村的自然空间是多种多样的。在上海，公众可以直接接触的自然空间除了休闲林地、郊野公园等，还有大量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共绿地、社区口袋公园，甚至分布于建筑屋顶与壁面的立体绿化。针对如此众多的身边“自然”，对其进行功能区分，配套相应的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上，可以根据“自然”距离居住区的远近、面积的大小进行划分；同时，“儿童自然游戏场”这一功能并不一定要单独作为某块自然场地的唯一功能，这些对物种保育要求不那么苛刻的生态空间或许更应当被称为“自然休闲场地”，它应当同时兼顾全龄段，尤其是综合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对自然空间的需求。在城市中，大多数居民下楼即可达的生态空间，或许就是小区绿化。在上海，社区花园运动在多个社区内形成了居民自种自管、促进社交、学习园艺的理想场所，是一种现阶段在高密度城市社区中可复制的模式。但除了社区空间之外，市民有必要定期接触面积更大、更去人工痕迹的生态空间，这种纯自然群落结构中的高生物多样性，可以提供人体不可或缺的微生物群系与其他刺激因素，促进皮肤与肠道健康，形成更强健的免疫功能。像这样更近自然的生态空间，或许可以通过修复开放式休闲林地、郊野公园与城市公共绿地获得；同时，自然保护地的一般控制区也为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提供了更原始、真实的场所。因此，对于人居环境下可达性更高的场地，可以更加注重其休闲与游憩的功能，在生态修复与服务设计上也要注意避免人兽冲突、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场地的开放程度可以更高；而对于距离人居环境较远、面积大、可达性差的生态空间，生态保育应当是其更主要的目标，不应进行频繁的人为干预，开放程度也应当更低，但市民的体验应当是更加深入的。如果要把以儿童友好为特征的全龄友好型绿色基础设施纳入到人居环境中来，应当对区域进行整体、系统性的生态规划、修复与服务设计。从总规阶段就要开始考虑，对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充分评估，区分出适合成为“自然休闲场地”的地块，尽可能详细地考虑其未来的使用场景，在精细化的自然体验、课程、活动等服务设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场地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以及进行规划、修复与设计工作。目前，“儿童友好型城市”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对自然在其中扮演作用的认识十分有限，大多数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尚未包含这些内容，或许需要从法律程序上进行调规，再设立专项规划将此纳入进来。而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内那些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按照现有政策，应当优先保护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建立和完善生态廊道，提高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红线内是需要重点进行生态修复与保育的区域，并不适合人类过多介入。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在其周边（如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或近似的开放性生态空间内，通过科普教育的形式引导公众加深对生态保护及其红线重要性的认识。上海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一批开放性休闲林地，以便市民可以获得更近自然的户外体验，这种发展“福祉型”自然休闲场地的思路或许可以为其他城市所借鉴。在大多数国有林场已不再依靠木材生产作为经济来源的今天，林场本身的国有属性或许应当承担提供价格低廉的生态教育与医疗保健服务的功能。此外，上海市郊拥有占地面积广大的郊野公园，这些郊野公园叠合了多样的土地利用性质，可以支持配套不同种类的设施。如果郊野公园本身并非为创造经济价值而设立，不妨也可以探索如何为市民提供多样的福祉型服务，除了对生态系统本身进行修复来提供近自然空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土地用途分别配置亲自然的步道、讲座教室、心理咨询室、大地艺术空间、没有特殊目的的休闲场所等。增加的设施与功能多样性，可以大大提高市民访问率，对于相应的设施，郊野公园可以象征性收取服务费用，主要可以由政府提供补贴，以丰富市民在自然中的活动，达到其设立之初的目的。自然教育的意义不仅是生态科普，也要回归教育本身的目的——启迪人认识并成为自己的灵魂。城市荒野工作室自成立以来，通过推进不断的城市与农村生态修复，共向亲子家庭、企业、学校提供了自主设计的课程50余门。在课程设计上，城市荒野除了对植物、鸟类、哺乳动物、昆虫、水生生物、土壤动物、古生物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普及，更关注的是通过生态学的视角，向公众展示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引导公众关注、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相信生态修复与自然教育最终会拥抱心理学、医学以及公共卫生领域，就像联合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提出“同一健康”（One-Health）理念那样，如果城市与乡村的自然空间可以将符合市民健康的利用方式考虑进来，从专业角度满足儿童的玩耍需求、成年人的减压需求、老人的养老需求、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将基于自然的绿色医疗深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自然同时成为文化、艺术、体育与社交的发生场所，服务公众从大自然中习得更深更广的智慧，健康的自然与健康的市民将为城市注入更大的生机，也将省去社会医疗大量的非必要投入。将生态休闲场地与普惠式托育、义务教育、终身学习服务相结合，引导乡土历史文化传承从现阶段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政策与规划来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经过修复的生态休闲场地或许也应当被纳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仿照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森林幼儿园体系，成为支持0-3岁学龄前阶段儿童探索大自然的第一站，与学前教育共同部署推进。在相关立法中，这类场地的修复、设计与管理运营方应当享有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规划及财政优惠，获得项目经费、补贴或融资便利，为其可持续运营提供法律保障。由于普惠式托育具有福利性，如果可以调动发展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则是更加节约成本、发挥社区活力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增进社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交联结。政府可以直接或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培训社区中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群体为普惠式托育社工，为社区共同育儿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有效转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使其在“老幼融合”的社区服务中成为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此外，除了支持普惠式托育，高龄人士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可以让他们在与大自然同工的身心疗愈中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城市15分钟生活圈中的终身学习、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功能的公共空间，可以交由高龄人士参与运营。社区花园、城市绿地以及可达的郊野公园等生态空间，可以融入上述功能的服务设计。今年下半年，城市荒野工作室与《城市中国》杂志社、同济大学共同进行了上海不同世代儿童的自然游戏调查，走访了上海各区分布于不同自然生境下的村镇，收集不同年龄层的人群幼时玩过的游戏。我们发现自然游戏经验最丰富的就是老年人群体，其次为

刘磊，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规划一所所长，儿童友好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宇，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规划工程师，规划一所主创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景观硕士。深圳市根据自身人口结构特点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自2015起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是中国最早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城市，制定战略规划、行动计划与九大领域的指引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其他城市借鉴的对象。深圳规划院自项目启动、概念生成起就深度参与了深圳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从毫无经验与国内参考案例的摸索阶段，到形成全面宏观的大尺度规划以及公园儿童游戏场的小尺度设计均积累了案例，在此过程中也建立了回访机制与形成了反思。儿童友好更大程度上是公益行为，放任资本介入会形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规划师在此过程中需要与社会工作者相配合，对过往的工作模式进行调整。深圳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契机深圳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城市。自六普以来，十年间，深圳人口增加了713.61万人，增长68.46%，一方面是由于优厚的人才政策，拉动了其家庭人口与相关服务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来自于深圳占据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深圳经济特区的战略与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环境与发展前景，吸引更大量人口的涌入。庞大的流动人口催生了城市中处于弱势的流动儿童的问题，让深圳成为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城市。同时，深圳当下高速发展的红利得益于其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但如果深圳自身欠缺培养与塑造人才的良好环境，这样的发展红利恐怕很快就会到头。基于深圳自身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如何解决流动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如何让深圳的下一代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从而延续这个城市的辉煌，都是摆在深圳面前必须思考的课题。因此，深圳早在五年前就开始了针对“儿童友好”议题的探索。2016年，“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被纳入了深圳市委全会报告、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启动了在中国率先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探索历程。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政策与规划经验，深圳市规划院受到市政府的委托来研究这一概念在深圳落地的可行性，决定从制定“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开始，来进行顶层设计工作方案的研究。由于国内规划师没有经验，一开始大家只能拿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的《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一个行动框架》以及一些国外经验作参考，经过国外实地调研与多次头脑风暴，最后确定了将儿童参与、社会保障与服务、空间发展作为战略规划的三个方向。首先，儿童参与一直是儿基会强调的重点，也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基石，并且在国内是短板，值得探索落地模式。深圳有着全国门槛最低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常年在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60%以上，儿童议事的素质较优，十分适合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纳入儿童参与。其次，考虑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与服务是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对社会领域的细节缺乏了解，在儿童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层面，我们参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广东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与《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国家、省、市三级《儿童发展纲要》中涉及的医疗、教育、卫生体系等一系列指标纳入战略规划中，并对其中的一些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空间发展是战略规划中的一个创新，考虑到儿童日常生活环境对实现其福祉有着重要影响，儿童权利若不能从空间上得以保障便不具备真实性。因此，深圳市规划院在战略规划中构建了市、街道、社区三级儿童生活圈，以便从空间上更好地为儿童提供优质服务。在这之中，由于社会保障与服务部分存在基础，并且各委员会与市妇联之间已经形成了标准体系，我们更侧重的是儿童参与和空间发展这两部分，尤其是在空间层面，发挥了做规划设计研究的长项。为了让战略规划得以落实，深圳市规划院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行动计划，以期将“儿童友好”落实到各责任单位、各个项目中去推进，从而确立整个深圳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大框架。第一版的行动计划是从2018到2020年，形成了全市范围内的行动项目库，项目类型涵盖儿童安全保障促进行动、儿童友好空间拓展行动，儿童参与实践行动、儿童社会保障提升行动、儿童友好宣传推广行动、儿童公共政策研究行动。目前，这个行动计划已经更新到2.0版了，在第一版的方向上做了新的分类与进一步的细化，涵盖了2021到2025

城市更新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过程和行动方式。它不是简单的更新前后对比图，而是包含城市所有复杂性的一次创新、合作、抗争、或是破坏。在不同国家，城市更新的方式和结果各有差异，却也能看到诸多关键词的重复：价值重塑、城市竞争力、多元主体、公共和私有、阶级与族裔、士绅化与本地社区、PPP、BID、历史街区……今年，我们依托海外观察员体系，开展了对全球城市更新案例的研究，以求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城市更新提供不同的思路，后续也将对成果进行整理和发布。此次研讨会为阶段性案例交流会，意在从不同案例中提炼城市更新的本质内涵，并讨论本系列后续的编撰思路。在此，我们诚邀20位读者作为会议观众，观摩并参与讨论。时间2022年12月11日（周日）

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王衍老师的“专业设计（5）”答辩会上，刘旺鑫、王嘉琪用一份自制的小册子讲述了复旦旧书店的故事：为何人们如此在乎一家书店？如果复旦旧书店关停，我们失去的只是一家书店吗？两人勾勒出20年多年间复旦旧书店的空间使用变化、多元经营的销售渠道，采写了经营者和各种类型读者，最终发现书店超出了所在地域，获得更为广泛的文化价值认同。有趣的是，基于自身的多次调查和体认，他们发现旧书店的书籍排布方法打破了一般的分类原则，形成了一种破除信息茧房的效果。2021年12月12日闭店日当天，当书客在深夜陆续离开旧书店后，两人蹲在二层阁楼角落里成为13日凌晨取景于此的小电影的最早观众。她们从前方发来一手报道：“老板说他在演自己。”“最佳主演：老板。”这份作业经也由两位的不断回访，演化出了一个“复旦（云）旧书店”的线上空间交互游戏、一份报道性写作（城市中国微信公众号《复旦旧书店，永远新鲜的老地方》）汇入到了2021-2022跨年度的媒体事件——对旧书店未来命运的关注浪潮之中。2022年3月，复旦旧书店新址选定大学路区域，仅距离原店（政肃路55号）1.5公里。目前，新店在大学路街区场景中不断与社群展开互动。更重要的是，店主张强、张芹夫妇作为拥有强大经营意志的主体，仍兢兢业业地与众多关心者继续彼此陪伴。悉心的读者也许还能发现，在结账台后方有一张“旧书宇宙”的小型海报。张强把两位同学的“作业”从旧书店带到了新·旧书店。

为呼应《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轮会议的举办，自本周起，我们想以一组文章深入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下的本地种子与苗木供应链难题，由问题现状出发并介绍与分析国际案例，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这一亟待变革的行业，思考作为普通人可以从中进行创变的途径。你是否想过，你周围的行道树、森林公园中的植物本来并不属于这片土地？甚至，它们来自于对同一棵树的“克隆”？刘艾就职于可持续发展领域某咨询机构，为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提供“绿化优化”建议。在她制作的报告中，“尽可能种植包含更多物种的本地植物”是核心思想，但是这样的建议报告往往在施工环节无法落地。“施工单位根本无法从苗圃中买到这些本地植物。”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并且这一原因早已不是行业内的秘密。有可持续发展愿景的企业希望通过实际的行为来改善自有的绿色空间中的生物多样性，或是某些生产中有毁林风险的企业希望通过造林来进行碳补偿、矿山复绿，有责任心的设计师有心将更多本地的乡土物种融入景观规划中，奈何到头来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找不到供应相应植物材料的苗圃来将方案落地。最终只能购买能够买到的“园林景观物种”，它们往往并非本地的“乡土物种”，且栽培方式中损失了大量生物多样性，让很多原本想要助力生态系统恢复的“善举”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生态破坏。乡土植物，是在没有人为影响的条件下，经过长期物种选择与演替后，对特定地区生态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自然植物区系的总称，过去随处可见。但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干扰，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与城市化进程破坏了这些物种的自然生境，它们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再加上城市（与一些乡村）建设中的绿化往往采用苗圃中人工栽培的景观物种，它们便在绿化及其养护的过程中被作为“杂草”“野花”“野树”清理掉，有些甚至沦为濒危物种。也正因为此，我们眼中的城市或“美丽乡村”，多少有些千篇一律。城市公园常见的人工草坪与绿化，看上去干净整齐，但却无法为野生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栖息地。（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