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石头君的诚意相邀，很惭愧一直拖到现在，因为一直没想好我可以写什么。读博士、做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能否找到让自己动情、与个人生命体验相融合的选题。但是，往往我们并不能十分明确当生活阅历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或者即使有些模糊的影子，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将其转化为一个研究题目，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面临着的是导师的要求——而且导师的要求远比内在的生命体验，更加具有促动力，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找不到生命体验，就无法做成一个好研究了呢？

坦白说，我的学术成长中缺少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最初，我的田野是被“给定”的，在研究过程中也似乎是一直被师友们推着前进的。但最终，所幸我还是从既定的田野中得到了一些收获。今天借着石头君的平台，我就重点讲一讲在将近十年的从田野到成书的过程中，我怎样从一个自身代入感不强的田野中，慢慢挖掘出一些果实，又如何从老师、同学、同事身上，学得一些写论文要领的。

一、既定的田野

一篇好的论文，无非是要么有别人没有的想法，要么有别人没有的材料，相形之下，材料比想法更容易一些，也就是说，一个独特的田野，是成功的一半。我很庆幸当初被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带入这样一个田野，但一开始就被扔进一个宏大的议题而产生的无从把握的感觉也时时困扰着我，这样一个田野，对有限人生阅历的我来说，充满考验。

我2004年从复旦保研去了清华，想来当时幼稚到不可思议，竟没想过要事先联系导师，直至开学第一天沈爷（沈原教授，石头注）作为系主任和大家见面，说起要选导师的事情，我才如梦初醒一般，心想完了完了，老师大概都被选光了。

沈爷先前面试过我，那天一见面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名字，我觉得这是我确定的认识我的第一个老师，就这样两眼一抹黑地散了会便跟着去请求他收我读硕士，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简直形同刚出壳的小鸡小鸭。

很好运，沈爷爽快地接收了毫无准备的我，他当时有劳工和城市两个研究方向，认为我有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便将我纳入当时刚启动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化解”课题组。课题针对当时急剧增多的抗争维权运动，以整个北京为田野，分旧城被拆迁居民、失地农民、经租房主、新建商品房小区业主维权几个部分，由毕向阳师兄总领，我们这级和上一级的几个硕士每个人负责一个部分。

在旧城被拆迁市民的维权中，最引入瞩目的是2000年，10357名被拆迁市民向二中院提交了一份状告市房地局的集团行政诉讼，史称“wanren诉讼”（后文用“W诉讼”），这是第一次大规模民告官的诉讼，也是第一次由市民提出清晰的“财产权”诉求。这就是沈爷给我的田野。最初由老师牵线，数次邀请总诉讼集团的代表来学校座谈，对整体情况做了介绍。此后，我独自去他们居住的搬迁社区拜访，了解当时具体的运作情况。

二、“硬着头皮”去田野

和所有田野工作的同仁一样，刚开始也是无所适从。尽管我有城市生活的体验，但作为一个刚来北方的研一学生，21岁，一下子要进入这样一个以五十多岁老北京为主的群体，且谈的又是非常重大（对他们来说也是沉重）、敏感的话题，很是犯怵。

但无论如何，毕业要求摆在那儿，硬着头皮也得上啊。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电话约访时的忐忑心情。当时，沈爷还特意嘱咐，你上门给人拎只鸡去啊。但最后，学校里也没找到鸡（^&^）。

我乘着公交车颠颠晃晃两个多小时，到了当时看来非常偏远的拆迁安置小区，带着楼下超市买的一些东西，惴惴不安地敲开了门，开始了我的田野。

A先生和B先生是两位最重要的诉讼代表，他们两家所在的安置小区，都在南四环之外，成为我之后多次到访的地方。A先生家常有各地前来学习法律、讨教经验的市民，往往周末相聚，我常趁此前往。B先生所在的则是最大的一片分诉集团，当时的统一安置使邻里之间还保留着原先的社会网络。在他的带领下，我逐个拜访了这个集团下各个层次的代表和积极分子，了解每个层次上的运作。他们还带我参观了当初选举总诉讼集团代表的屋子，给我还原了当时颇为壮观情况。这一段集中的田野工作，基本是沿着社会运动研究的思路展开的，除访谈外，还收集了大量的文本材料，为今后的写作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撑。反思整个田野过程，如何处理与被访者的关系极为重要。

在田野中，始终有一个“我是谁”和“被访者希望我是谁”的问题。我是经由老师牵线，由当地代表直接带入的，这为我创造了很好的进场条件，对积极分子以上层级的访谈比较顺利，但当面对最普通的、与我们接触最少的市民时，还是有一个他们对我们的身份的想象和建构的问题。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我们的身份是“中央调查组”，最痛恨的身份是“地方政府的调查组”，而对于我们的真实身份“大学课题组”则很漠然，认为是无用的。

在通过访谈了解整个运作情况后，07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尝试过一次问卷调查，涉及到大约600左右的最普通的参与者，分了十多场，有几场中就发生过一些冲突，有些被访者误以为我们是地方政府的人而表现出激烈的情绪。

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十分依赖当地代表，导致研究中存在张力，一方面是我们试图努力遵循研究的客观性，但另一方面，代表又要通过对调查的意义、我们的身份的建构和再阐释，来动员被访者参与我们的调查，并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再次凝聚这个集体的内部认同。

这就出现了田野中一次非常意外的事件，我们的问卷在填写的时候被当成一份有标准答案的“考卷”，被建构成一个对群体成员再次动员的机会。最终，我们的收获自然也不再是数据本身，而是近乎重现了诉讼当时各个层级的运转。在这次经历中，我深刻体会到最底层的老百姓，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无力感，以及不愿放过任何机会的急迫心情。

三、田野的敏感性

拆迁、维权、集体行动，确实是个听起来蛮吓人的题目，这可能也是我的田野能分享一些特殊体会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田野与我的生命体验有距离，让我很难进入对话，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使我有一定的优势，我与他们的孩子同龄，看着又挺乖巧，可能在进入敏感议题时会让人戒备更少。

在敏感的田野中，作为研究者，有一个如何面对群体内部分歧的问题。这个群体规模如此之大，又涉及如此重大的话题，内部不可避免地有不同意见。按说，研究者需要了解全貌，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如果真这么做，就有可能给他们增添麻烦甚至导致内部矛盾，对整个集体乃至整个运动产生不良的影响。而且，因为事件本身敏感，其中的尺度很难把握。因此，最终我没有强求这样一个全貌，而是聚焦于最占据主导地位的代表和理念，在沟通中，以确保良好的相互理解、不给他们带来麻烦为最优先，在涉及到其他不同意见的时候，只是力所能及地收集材料。

敏感的田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在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环境之下，可以说，所有的个人、群体的维权都是举步维艰的，资源极其稀缺。其中，能否取得影响力非常关键的。而研究者，有时也会被当做影响力的来源。

在做田野的过程中，在这个群体之外，也遇到过其他试图用我的学校、单位，尽可能地扩大自己行动的影响的人，比如说，希望让我介绍他们去学校开座谈会，或者介绍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界人士。这是当时最困扰我的问题。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但在面对一些期待，或者一些我也不知会有什么后果的请求的时候，我该如何自保？在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上，我能做确实非常有限，但又如何让有所期待的人明了？

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W诉讼的代表们是非常得体的，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允许我作为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存在，为我提供各种资料便利，而不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朴素地认为，多一个群体来关注，比如我作为学术体中的一份子，本身就是影响力。而且，就算他们自己，在扩大影响力时也有清晰的界限，比如说，坚决不与海外媒体联系。这也是我能每次都能很安心地去拜访，并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的原因。在几番纠结之后，对其他一些可能提出各种要求的人，我最后还是谨慎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在自己做田野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四、田野的不可复制

最后，对于这个田野，我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难以复制的，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这些与我的父辈同龄的被访者对我的接纳、信任和保护。

他们让我参与他们的座谈，在我们跟着去法院旁听时让人事先帮我们排队占好位置，因为路途遥远，每次去都要呆一整天，他们家里都特意为我做午饭，也曾在当地借宿过几个晚上，大妈整理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他们很喜欢我给他们拍照，我的技术并不好，但他们拿着照片就非常满足。最让人感动的，出于对我的安全的担心，他们每次在访谈完都一定坚持要送我上车。

在我的感受里，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热情而又克制，完全不能跟报道中“钉子户”、“刁民”关联起来，与邻里中那些热心的长辈没什么不同，而就是这样一群普通人，他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坚持着这样一件堪称伟大的事情。

起初，会用电脑的人少，打印复印的成本也高，他们都是集体凑钱，叫孩子帮忙或者送到单位，一页一页地积累起来；最初去讲法律，也是骑着车一个区一个区地跑；而写材料，对于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的他们来说，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管控得紧的时候，打电话都有回音，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有时候访谈结束，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看着暮色四合，回味着这一代人的坚忍、胆魄、智慧和胸怀的时候，常常百感交集。

在2008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曾想把这个研究深入下去，与上海做一个比较，便自行去找类似的田野。这次没有人牵线，是自己通过翻墙，找到一些维权网站，根据帖子上的联系方式进入的。我的父亲陪着我访谈了十多名比较活跃的被拆迁市民，并接触到了一些维权精英，当时明显感觉到上海的气氛更紧张一些，而我所接触到的维权者的分寸感和对边界的把握也更弱一些，让我有些不安心，后来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五、作文“三板斧”

围绕着这个田野，我先后写了三篇论文，都发表在了《社会学研究》上，从对写一篇好论文完全没有概念到对怎样讲好一个故事逐渐有了些感觉。

第一篇论文《机会空间的营造》完全是在沈爷的指导下写的，他的要求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一是要从悖论中提问；二是要三句话能说清楚你论文的意思；三是对于各种理论和引用，最终的目的是“六经注我”。

对于我的这个案例，沈爷认为，需要提一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问题，即，为何规模如此之大的运动，会在权力最为集中的首都发生？理论上主要借用行动者的主体性的概念，然后具体解释从行动者最突出的运用法律的策略来展开，最后，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的问题。

其实我做的工作只是将这三句话用田野经验丰满成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后来在编辑部罗琳老师和谭深老师的指导下作了修改并发表，成为我从学生到一名研究人员的敲门砖。但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自己依然无比懵懂，对一篇好论文的感觉仍是模糊不清的，对自己能否独立写出一篇好论文也没什么信心。幸而，当时社科院的氛围还算比较宽松，我晃晃荡荡地过了四年，这是一个兜兜转转四处尝试的阶段。

期间，由于原先田野中的被访者的维权行动还在继续，另一方面，也没有新的田野机会，并且觉得原来收集的材料还有很多没有用，所以决定再做一段时间这个研究，便申请了一个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中间试图做过北京和上海的对比，其中，关于维权理念、话语框构、动员方式等等的不同都非常有意思，但上海的维权案例中，似乎都是一个个孤胆英雄，没有这样一个集体的行动，或者说，就算有集体，也是非常松散的，只是在约定的政府接待日在广场碰头这种。感觉到作为比较研究，控制变量层面很难严格地做好，因此，最终放弃了这个题目。

六、我的三点体会

2009年考取了杨宜音老师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博士，也是觉得先前社会运动的视角比较宏观，个人的社会阅历和学术积累都不够，难以把握，希望可以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理解。

如果说沈爷像是大家长一样，把学生当儿女般管着，那么，杨老师则是亦师亦友，永远是徐徐道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和杨老师聊天很愉悦，常常是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她就能让你领会到其中别有洞天。我是杨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又是带着一个初步的研究投入门下的，因此，我几乎没有给她的课题帮过什么忙，她也没有完全把我当学生看待，很少把她的东西强加给我，而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停下手头的事情与我讨论。

最最令人感动的一点，就是她始终在努力理解我的研究，并用自己的经验，来丰富我的视角，为我寻找可以把这个研究挖掘下去的理论点。也正是在跟随杨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在两年的兜兜转转之后，选定了最终从自我边界这个角度来更深入挖掘这个案例，将起初对社会的生产的讨论，延伸到公民的生产。

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心头就一直萦绕着一个“合法性”建构的问题。在硕士论文说了抗争空间的营造后，其实故事还有一半没说完：抗争空间的营造，作为一个研究问题，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而凸显其重要性，但也正因为这个制度背景，抗争空间的营造时刻是和合法性的建构关联在一起的。

换言之，这个案例更有意思的部分在于：行动者怎样通过充满策略的合法性建构，使这个看似对国家权威充满挑战的社会运动，其一步步的展开，都能被纳入到被国家默许的范围内？这问题，在现象上，恰好对接上这个案例体现出来的无比鲜明的与法律相关的特征：行动者将法律用到了极致，不仅强调了它的文本意义，还拓展了它的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以至于法律不仅是理念，还构成群体内部的精神气质和动员方式。

围绕着这个运动中最突出的“法律”、“权利”这条线索，当时脑子里就隐隐冒出了两套解释的思路，发现行动建构合法性是非常有策略的，他们将国家拆分为两个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建构两套国家-个人关系，使对国家权威的内化和反抗并存。一套是基于法律的、宣称权利、针对地方政府而反抗的，另一套是基于传统文化、宣称忠诚（背后是权力）、针对中央政府而内化的。这两条路径再向内延伸一步，就能衔接到杨老师研究中关于个体自我边界是紧实还是渗透，如何随情境转换而变化的分析思路。

第二篇论文《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由此诞生，是自认为写得比较清楚的一篇。在中国独特制度环境下的维权行动是举步维艰的，他们既要又要让抗争能引起足够关注，并不断创造持续的机会和空间；又要把整个抗争的形式，以及其中个体的行动，都控制在官方容许的边界之内，以不至于带给个人人身伤害，或者导致运动无法持续。可以说，这个两难困境是在田野中时刻给我冲击的。被访者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很大勇气，面对警察等等的时候要敢说，宪法法律给的权利要敢使，但又必须“非常克制”，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做。

这些话语时刻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就是以这种“两难”的状态作为切入点，而不是一个单向的什么。其实在写作这篇论文时，博士论文已经完成，这些内容在两章中都有出现，但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整理得很清楚。当铆定这个“两难”的局面时，材料忽然就清晰了起来。

最后，在这篇文章中，我以现实中的两难困境始，在理论上回溯了关于合法性讨论中，抗议是挑战了还是内化了国家权威的问题；在机制上设定了基于中西不同传统的两套国家-个人关系的理想类型；在具体策略上分析了行动者如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启用不同的国家-个人关系；最后，发现行动者有一个不断弱化传统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不断建构现代平等型的国家-个人关系的趋势，这背后，体现出其通过自我边界由渗透变为紧实而达成的对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也就因此关联到公民的生产的问题。

对这篇文章，我自己的体会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在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常常会有很多灵感乍现的时刻，这也想说，那也想说，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投稿的论文，会从这一点，跳到那一点，每一点单独看都值得挖掘，但是连起来就中心不明。所以，在对核心犹豫不决的时候，还是要反复追问自己，抛去理论什么都不提，这个案例在田野中给你的最深的感受在哪里？你最想说的是什么？然后需要围绕这个核心，对材料有一个敲碎重组的过程。使材料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展现，而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分为几个解释的层次来展现。

第二个，关于提问，强大的悖论式的提问需要深厚的功力，尽管先前老师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自己操刀时也还是茫然无措。起先也是纠结于没有一个好的问题，后来确定以“两难困境”为焦点时，我发现恰能取个巧，对于“合法性建构”这一前人已有丰富研究的问题来说，这个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它体现出的挑战和内化国家权威并存，或者说，它通过对国家的拆分实现一种从“两难”到“两全”的策略：对低层面、具体的权威的挑战，是以对更高、更抽象层面的国家权威的内化为前提的。

后来在阅读其他论文的时候也发现，也有不少是遵循这样的逻辑来提问的，抓住核心以后，现有的研究，或者是从a来解释，或者是从b来解释，那么，本研究可能就是兼有ab的解释，但是加入一个情景化的启动机制；或是找到一条非a非b的中间道路。这对于入门者，尚不能从悖论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时，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操作方法。

第三，如果核心能抓得明白，从理论到经验的展开就能一气呵成比较顺利，我们常常会遇到表述不清的时刻，主要原因是最关键的解释机制还没有想清楚。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了“Jounary of Chinese Sociology”的创刊号，也令我对写一篇规范的定性研究的论文有了大概的感觉和稍许的信心，至此，据第一篇论文发表已经过了5年时间。

七、继续顺藤摸瓜

第三篇文章《道义与增长：城市开发的双重逻辑》相对来说完成的比较快，感觉是践行了一次自己的如上体会。从选题来说，我觉得写城市化中的市民，就无法回避相对的那一面，即，城市开发的过程。但我当时只是访问了市民，并没有机会和地方政府接触，我所了解的城市开发的过程，也是从市民们提交的各种诉状中拼凑的。在此，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肖林，他的博士论文恰好收集到我需要的一些政府的材料，包括当时区政府的一个五年规划和一些媒体宣传的汇编。由于这个区恰恰是和我重点访问的被拆迁市民原住地是重合的，因此，相互印证之下，为我的材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的博士论文尚未发表，因此，他给我提供的都是没有发表过的材料，让我深感无以为报。

还是围绕着田野中的最深刻的体会来说，被访者心中就始终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是个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的“拆迁悖论”：为什么说改善我们生活的拆迁反而让我们生活更差？为什么土地在我的手里不值钱，被开发商一转手就价值千金？

因此，围绕着这种有落差、有转折的感觉出发，我总结了“道义”和“增长”两套逻辑，以这两者之间的“错位互嵌”来解释。1990年代，作为快速城市化的第一个井喷期，当时发展话语占据非常强大的主导，发展一方面被视为全民利益，延续和调动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的部分，让个人对国家无条件地服从；但另一方面，发展又在实践中被简化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各级在执行的时候选择性地忽略了公平正义；这两种属性并存，就为地方政府同时借用国家权力和市场资源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对普通市民捍卫自身日常生活空间产生了行政的和道德的压力。两者间的高度不均衡，使“城市奇迹”和“拆迁悖论”成为一体两面。所以，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一个从市民维权的困境，再追溯到城市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的过程。

我这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概念化程度不够，这也和我自己阅读基础不够扎实有关。第一篇的主体性可以说只是一个变量，后两篇，“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和“被道义化的增长”，有点解释机制的意味，但有些拗口，并且很难关联到为人熟知的理论脉络，因此，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这些能力大概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加强。在这里展现的是我个人在学习中顺藤摸瓜的过程，其实一开始都没想好能写什么，不过最后发现三篇论文还是连在了一起，颇有些意外之喜。

八、穿一串“七彩珠”

如果说，单篇论文可以围绕最受震撼的点来写，那么，整个博士论文的成文过程，可能就更复杂一些，需要考虑到不同章节该怎么组合。从我实际的写作过程来说，上述的后两篇论文是在博士论文成文之后，书出版之前写的。因此，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整个框架并没有考虑得十分清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纠结于如何去提一个好问题来总领整个论文，但一直无果。后来，闻翔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一本书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可以串一条一色的珍珠，另一种，也可以各种颜色都一颗。正因为这句话，让我最后痛下决心，不再纠结于要提一个提纲挈领的、非常好的问题才开始落笔，而是从我材料涉及的几个方面，选定了各色珍珠，拟定了从维权历程、城市的政治、土地的奥秘、国家的拆分、公民的锻造、社会的生产这几个角度来展现整个案例。

由于是在职完成的论文，成文的辛苦自不必说，当时时间有限，最后几乎是一个星期一章的速度完成了初稿，每完成一章就给杨老师看，综合了杨老师的意见后，又用了半个月把各章重新修改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体会着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沈老师说要写作要先搭一块块小砖头，把能做的先做出来，再考虑组合，而观察他对案例的分析，如何在与其他案例、其他背景的对比中，把握每个案例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渠老师说，要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个看地图的过程，从一个大的地图册怎么一页页地缩小范围，汇聚到你要说的那一点；或是像一个多棱镜，每写一个侧面，最终都可以汇聚到你要说的一个焦点上；还有杨老师说，要最终形成一种自己的理论视角，这样才能“见人所未见”，写出来的，才是“发人所未发”。身边拥有良师的幸运，就是常能被这样看似不经意的一两句话点醒，有时想着写着，也会忽地冒出来，又令我反刍良久。

九、捏个“大土豆”

写完博士论文后，先是整理了其中几个章节发表了上述两篇论文，时隔一年后，又再次着手出版前的修改。我一直对原先的理论部分不是很满意，因为一直没有提出一个焦点特别集中的研究问题，理论综述显得有点散，而且对西方社会心理学中集体行动研究的套用也比较牵强。

当年沈爷在指导师兄博士论文的时候说过，要捏个“大土豆”，而不能是“一串小土豆”。但这个“大土豆”要怎么捏呢？在杨老师的帮助下，我进一步明确了，作为一本专著，我想呈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转型的过程”。从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在变迁中是不同步的，是有错位的，而正是在这个错位中，这个案例为“城市的再造”与“公民的生产”提供了独特的解释，构成我们在理解这最初十年城市改造史时相互呼应的两个部分。

所以，从研究形成成果的过程来说，我是沿循社会的生产、公民的生产、城市的生产，这个顺序展开的，但是从事情的实际发展来说，其实是相反的。转型启动后，国家主导的社会结构分化与仍滞后未变的社会心理结构并存，放大了权力和资本对个人的挤压，成就“城市奇迹”，同时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当前各种的维权运动，在我的研究中将其理解为个人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通过重塑自我、锻造公民，试图推动社会心理结构一极的转型，使之与分化的社会结构重新契合，重塑国家-个人关系。

同时，回到最触动我的“两难困境”，我非常希望强调的是，这个从底层回应，推动的过程是举步维艰的。因为我们没有社会运动得以从容发生的环境，自组织机制也受到极大抑制，而且，我们还有这么一个默认要对国家无条件服从的起点。所以专著最后定稿时英译的时候用了Becoming Citizens，也是希望突出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 

因为议题较为特殊，整个出版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幸而得到院里和所里的大力支持，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童根兴主任和孙瑜博士的大力帮助。孙瑜细致地给我提出文字、章节标题及书名的种种建议，并分享她的感受。她说，较之“城”记，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人”记，让人痛心于这个最初建设过程中那些被随意摆布、生活撕裂的个体，可以算作那段野蛮建设时期的个人社会生活史。她的评价让我非常感动，能由如此懂得的人来做编辑实在是我的幸运，期间合作的种种，都是美好而熨贴的。最后书名定为《再造城民》，也是听取了她的意见，觉得比较简洁且有力，封面设计几易其稿，最终希望表现出一种看似绝望的困境中仍有一些微光和希望的感觉。这本书最后入选2015年中国社会学“十大好书”，和身边人给我的这么多帮助密不可分。

就这个研究来说，不足之处还有很多，这案例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这种理性程度，实事求是地讲，在社会中是非常少的，作为社会学者的关怀，也可能就是展现在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同时，正如我在田野中所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客观，随着田野的深入，大量的个人感情也随之渗入。但至少，从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田野体验，习得了写作技巧，也慢慢对从“命题作文”开始的研究如何进一步与个人体验相关，有了些思考。

十、重拾个人体验

做与自己生命经验相联通的研究，大概是很多学者的渴望。有时候，你会发现某个人，娓娓道来他/她的研究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哦，这就像是他/她做的研究嘛。这么说来，大概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我和这些看似激烈、敏感的维权研究，好像还是有那么点不搭调。不过，在案例中浸没久了，从先前的一个作业，慢慢地也就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因循已有的路径，比如说，近年来会觉得，大概“自我边界”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延伸到我的个人体验的。

我自认为是个内心的小宇宙不太强大的人，或者说，边界感特别模糊的人，再换言之，受身边人影响很大的人。我沿循这个教育体系下“好学生”的模式成长，在意旁人的意见，一直做着看起来“更好”的选择，很难做到率性而为。这样一种边界模糊的状态，形塑着我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交往。

因此，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我边界”是无处不在的。当以维权案例来看的时候，因其互动的另一方是国家，政治性凸显，以致于说起这些公民权利的时候也许会让人觉得遥远。但当以日常生活来看的时候，它体现在代际关系里，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与上一辈的关系，又是如何贯彻对下一代的育儿理念；它体现在夫妻关系里；它还体现在女性（被普遍默认为边界较为模糊的一方），如何在社会、工作、家庭生活中界定和捍卫自己的边界；等等。也许终究，无论是作为维权市民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要学会如何成为由内而外自足的、边界紧实清晰的、独立的个体，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调试我们相互联结、互动的方式。因此，这样一个“自我边界”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个体化的问题，从一个让我原本觉得有距离的田野中带出来，但也最终契合到了我个人体验中比较敏感的部分，成为让我持续探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