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为什么喜欢上海？
上周末，又收到粉丝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邓小平在上海》，里面有很多详实的资料。
看了之后感到，邓公确实有上海情结。他没有明确说过最爱哪座城市，但从1988年到1994年，他晚年曾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
上海的冬天也不暖和啊！他为什么喜欢去上海？而不是更为暖和的南方，或是老家四川？
1992年2月，邓公乘船游览黄浦江。
01
邓公在上海有回忆。
你想象一下，一个川东农村的少年，在大约100年前顺长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会留给他怎样的印象？
1920年9月5号，时年刚满16岁的邓小平，跟着80多人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第一次来到上海。
这里与四川截然不同。
作为开埠最早的中国现代城市，上海当时已是融通东西方的窗口，黄浦江边有高楼大厦，黄浦江上有新式轮船。可以说既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能力，也代表着当时最为优渥的物质条件。
唯独，没有代表最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还是一座被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掌控的上海。
这批留法学生的到来，成为了颇为轰动的新闻。报纸管他们的留学叫“放洋”，管这些学生叫“探险远征军”。有个叫《时事新报》的报纸，还附上了所有留法学生的名单，其中邓希贤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大概是他一生第一次上报。
他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个星期。当年9月11号，邓希贤从黄浦码头，登上了开往法国的“盎特莱蓬号”邮轮。
图为“盎特莱蓬号”邮轮
02
邓公在上海有感情。
1927年12月，在法国吃苦、在苏联受训之后的邓小平，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虽然他只有23岁，但已是中央机关的秘书长。这个职位相当重要，因为只有他掌握着当时中央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据点。
那是一段快乐和危险并存的日子。
当时，他和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了婚，喜酒是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的。周恩来夫妇、王若飞、李维汉等都参加了。
关于他的这位妻子，也是他的同学和战友。有老同志曾对邓公的女儿回忆说：
张锡瑗是北京人，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你父亲感情很好。
据女儿回忆，邓公有一次还“沉思般”的说过：
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当年的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联络点
婚后大约有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就住在楼上楼下。身边是新婚的妻子，楼上是要好的兄长。后来少言寡语的小平，当时是有说有笑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0年初，张锡瑗在上海的宝隆医院因产后并发症而去世。刚从广西回来的邓小平，亲眼看到了妻子的离去，而他们的孩子后来也没保住。
邓颖超曾透露过，张锡瑗的死令小平十分悲痛。
当时，由于广西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安葬妻儿，就重返广西前线。
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往往才会波澜不惊。
03
曾带给他伤心的上海，在十八年之后，也是让他迎接胜利的地方。
1949年5月26号，邓小平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来到苏州河北岸，上海圣约翰大学。这里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解放军将在第二天正式入城。
改天换地，有的人支持，有的人不支持。
旧势力扬言说：“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
邓小平协助陈毅，让旧势力尝到了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
据资料记载，当年的6月7号，邓小平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美元的非法流通。
军管会的一位同志，曾回忆了当时的决策场景：
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说完便匆匆起身走了。
上海解放时的一张彩色照片。
在上海的时间不长，却是邓小平第一次知道，如何去经略一个大城市。因此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忆犹新。
有一次，跟陈毅一起去参加活动，刚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重重警卫的簇拥下，小偷竟然偷走了他胸前别着的一支派克牌钢笔。
这件事直到他的晚年，还“耿耿于怀”地说：
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04
到晚年，邓公已经很少过问“具体”的事情，唯独对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反复谈及。
他有过一段谈话，精妙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所以，说他对上海的看重，说个人感情就小了，背后其实有战略考虑。
翻开《邓选》或《邓年谱》的尾声，你几乎可以看到邓公像一位“监工”一样，督促着上海的进度。
1991年的大年初四，他登上新锦江饭店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城景，一边对身边的书记说：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你们要努力干啊！
1992年的2月17号，听完浦东开发的汇报，他又说：
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此时，他快88岁，接近“米寿”之年，完全没有糊涂。到第二年，他干脆直接就给上海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了。
晚年在上海过春节的报道
在《邓小平与上海》这本书里，最后记述了一个珍贵的情节。
说是1994年2月19号，邓小平结束上海行程准备乘列车回京。不知道是预感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来，还是怎样，据当时送行的上海市主要领导回忆：
已经送他上火车了，已经都告过别了，又把我和市长叫到火车上去，又谈了十分钟。
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邓公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上海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你们要有勇气。
这确实就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留给上海最后的话。
参考资料：
《邓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亲邓小平》，三联书店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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