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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做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马前卒

01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说北京大学2024年硕士生招生复试,有个名叫“蔡元培”的考生,考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第一名。这条新闻爆火,倒不是他的成绩有多好,而是考生蔡元培和百年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竟然是同名。所以新闻出来以后,网友们都开玩笑:入学以后,北大师生不一定敢直呼其名,见面得尊称一声“蔡公”。有一说一,现在大部分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教育家,但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另一层身份:革命家,甚至可以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真正目的不是教书育人,而是在北大闹革命。1868年,蔡元培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属于19世纪的60后,正好处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过渡时期。16岁的时候,蔡元培便考中秀才,25岁参加殿试,考中二甲进士,清朝先后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按照明清惯例,中进士、入翰林是读书人荣登高位的必经之路,不出意外的话,蔡元培极有可能成为巡抚、总督、侍郎、大学士之类的高官,然后致仕回乡,荣归故里。然而,蔡元培进入翰林院不久,清朝便爆发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蔡元培大受触动,开始关心时事,并站在维新派一边,崇拜谭嗣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朝杀害谭嗣同,蔡元培的维新理想破灭,便和那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清朝不可能改革政治,清朝毫无希望,救中国要脱离清朝另起炉灶。想明白这一点,蔡元培就辞去翰林院的职务,到江浙一带传播爱国思想,创办新式学堂,逐渐走上“教育救国”之路。这次转变,彻底改变了蔡元培的人生轨迹。如果他留恋翰林院的前程,以后只能成为默默无闻的清朝遗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放弃旧时代的所有荣耀,转身走向革命,便成为拥抱未来的新青年。事实证明,“教育救国”只是蔡元培的掩护,他在晚清革命的路上走的非常远。1904年,留日学生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汤仲祚等人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整天研究化学知识,准备回国以后制造炸弹,刺杀清朝政要。因为他们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太后,故而得到梁启超的认同,梁启超给他们资助了一笔巨款,做为暗杀团的活动经费。同年,何海樵回国活动,经过上海的时候见到蔡元培,便邀请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一听,这事可太刺激了,立即同意入伙。这,哪是一个单纯办教育的人?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以后,又把章士钊、刘师培等人拉进来,几个学贯东西的读书人,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制造炸弹,准备时机成熟就去搞事情。就这样不断地发展下线,蔡元培又有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背书,不到半年时间,虽然没有成功暗杀清朝政要,但蔡元培竟然成了暗杀团的核心人物。于是在同年底,蔡元培把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秋瑾、柳亚子等近代知名人物都曾是光复会成员。次年,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正因为这样的资历和地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蔡元培立即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蔡元培又出任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觉醒年代》里的蔡元培,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教书先生形象,显得人畜无害,其实蔡元培是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革命阵营大佬。02按道理说,蔡元培有这么高的起点,民国初年应该大展宏图啊,怎么革命成功了,蔡元培反而沉寂了呢?其实不是蔡元培想沉寂,而是因为光复会分裂了,蔡元培没有基本盘了。光复会成立以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所以光复会成员的思想成分很复杂。徐锡麟认为,光复会的政治使命是“排满”,即满洲人要排除、满洲政府要排除、满洲贵族要排除,凡是满洲的一切都不允许留在汉地十八省。但章太炎对“排满”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反对满洲皇帝和官僚,不能排斥所有的满人,要区别对待高层满人和底层满人。有人主张,光复会可以尝试社会主义,但也有人说,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大乱,光复会的经济使命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总之是各说各话,一盘散沙。做为光复会的会长,蔡元培应该提出一套政治理论,团结光复会成员,直到光复会成为有共同目标的政治团体,但问题是,蔡元培不是思想家,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没有理论,便只能行动,所以蔡元培说: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更要命的是,蔡元培领导革命的能力略微欠缺,他非常擅长和知识分子交往,却不能深入底层,结交三教九流,和全世界筹款的孙中山相比,可谓是天上地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光复会始终不能团结起来,骨干成员甚至有些看不起蔡元培,认为他没资格领导光复会。1907年5月,蔡元培离开上海,到德国留学。1908年秋,章太炎到新加坡拜访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拨款三千元,做为《民报》的印刷费用,但章太炎经常在《民报》发表关于佛教的内容,孙中山认为章太炎把革命报纸办成佛报,便拒绝拨款。光复会成员陶成章是支持章太炎的,追着孙中山要拨款,并把额度提高到五万元,孙中山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给陶成章写介绍信,让他带着介绍信到各地筹款,筹到的款项都归陶成章支配。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向华侨筹款,结果华侨都是几十、几百的捐,完全没有达到陶成章的预期。这样的结果,陶成章自然不满意。他认为筹款不成功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随后便和章太炎等人写了《孙文罪状》,污蔑孙中山私吞革命筹款,在香港汇丰银行存了二十多万。1910年2月,光复会和同盟会正式分道扬镳,新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再过两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陈其美,指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新的光复会也解体了。如果你是蔡元培,会怎么做?武力革命的路线尝试过了,没成功。暗杀革命的路线尝试过了,效果不尽如人意。革命领袖的身份尝试过了,大部分人不认可。光复会两次失败,再也没有往日辉煌。蔡元培又能怎么做呢?没有基本盘,做什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做了一段时间教育总长,然后就出国留学去了,直到191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才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心。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聘用了很多精英人才到北大任教,但如果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履历,我们就能知道,蔡元培到底要做什么:陈独秀,安徽芜湖的反清组织“岳王会”会长,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曾到安徽举行起义,两人关系匪浅。李大钊,光复会成员白毓昆的学生。刘师培,蔡元培亲自介绍的光复会成员。鲁迅,光复会的第一批成员。钱玄同和黄侃,光复会元老章太炎的学生。可以说,蔡元培聘用到北大任教的精英,几乎都和光复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蔡元培把这些人召到北大,目的可能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重建光复会的班底,借北大的宝地,造革命的时势。例如蔡元培鼓动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归根到底是希望《新青年》改变北大的风气,进而让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例如蔡元培和林纾论战,表面上是蔡元培支持新文化、林纾支持桐城古文,实际上是因为林纾背后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徐树铮又是北洋元老段祺瑞的亲信,而蔡元培是老资格革命党。蔡元培和林纾的论战,很大程度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北洋之争的延续。如果不是搞革命的话,以上的人事、行事、争论都是说不通的。不过,蔡元培是成功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可以说是乌烟瘴气。那时北京有个名词叫“两院一堂”,指的是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北大师生都是“八大胡同”最重要的客户,北大学生也没有求真求知的觉悟,认为“北大只是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但经过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到了1919年,北大便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政治运动的策源地,教员、周先生等知识青年都深受影响。蔡元培执掌北大,是有计划的下了一盘大棋。03执掌北大是蔡元培的人生高光时刻,世人对蔡元培的印象也停留在这几年,但北大只是蔡元培实现目的的途径,离开北大的蔡元培,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蔡元培。“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蔡元培便离开北大到法国留学,委任蒋梦麟代理校务,随后又远程同意北大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顺应时势,推动北大成为国际共运的重要基地。然而,蔡元培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1927年3月,国共北伐势如破竹,孙中山留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将成功,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蔡元培回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议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护党,护的是国民党。救国,救的是中华民国。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向汪精卫提议,必须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所说的解决问题,便是在政权内排除中国共产党,组织内排除中国共产党员,国民党独吞北伐的胜利果实,把国共联合革命转型为国民党一家坐天下。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李宗仁等人再次召开会议,吴稚晖提议“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则主持会议,审定通过了一份179人的共产党员名单,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尽快逮捕。教员、周先生、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都在蔡元培的名单里。4月9日,蔡元培等人又发出《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提出清党的十一条理由,最后写道: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这份通电共八人签名,蔡元培排名第五,陈果夫排名第八。三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肆屠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可以说,蔡元培主动投靠蒋介石,做了反革命政变的马前卒。即便发动政变不久,蒋介石便辞职下野,但蔡元培也一同辞职,陪蒋介石前往上海,并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主婚人,同年底蒋介石复出,蔡元培更是积极支持: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难,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独尊地位。蔡元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蔡元培出自浙江绍兴的地主阶级大家族。他是爱国救国的革命家,但阶级属性决定了,他和维护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蔡元培必须和我党为敌。另一方面,蔡元培以光复会为立身根本,光复会成员大部分又是江浙人,这就意味着,蔡元培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而蒋介石另立南京国府,归根到底是因为,蒋介石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汪精卫是广东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两人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推动着,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追随蒋介石,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04最后说说蔡元培的结局吧。蔡元培给蒋介石冲锋陷阵,以为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了,便在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劝李济深,到南京与蒋介石和谈。蔡元培是准备调停战争,国民党人和气生财。李济深接受了蔡元培等人的意见,很快到了南京,结果被蒋介石扣押,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放出来。经过这件事,蔡元培看明白了,蒋介石没有认他做亲信,他的面子在蒋介石那里一文不值,他在南京国府只是花瓶,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蔡元培革命大半辈子,甚至不惜赌上清誉追随蒋介石,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不禁心灰意冷。此后八年,蔡元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不过问政事,更不再提革命二字。1937年11月,蔡元培移居香港,三年后去世。听闻蔡元培去世的消息,教员亲自给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称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随后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吊唁,并在延安举行追悼会,周先生送上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而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蔡元培的评价: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蔡元培一心追随的人,没有给他留下半句良言。蔡元培誓死反对的人,给了他举世罕见的死后哀荣。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容并包”,但他没有包容工农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百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缔造的新中国却包容了蔡元培,工农群众也愿意尊称一声“蔡公”。世事之讽刺,莫过于此。说到底,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起点是蔡元培。法统承继,不能不认。《西游记》里,菩提祖师告诫孙悟空:日后惹出祸来,不要把为师说出来。现实世界却截然相反,老师惹出祸来,学生要为尊者讳,维护老师的尊严。九泉之下,蔡元培又做何想?关注这个传达室设为“星标”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
4月12日 下午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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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同志,一位革命者的开挂人生

在上一篇文章《邓公有没有去过香港》里,提到了一位叫李强的同志。不少熟悉历史的读者提出,希望我写这位仿佛人生开了挂的李强。没错,他们几乎都用了这个词:开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是因为这位李强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多次切换赛道,而且每次都能切出傲人的成果。他是怎么切换,又是怎么开挂的呢?01李强同志开局领到的任务就非同凡响。这个任务是搞炸弹。时间来到了1926年夏天,上海的工人武装正在策划起义。既然是武装斗争,那就需要武器。这时,我党的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找到李强,说组织已经研究决定了,你来解决炸药包和手榴弹。李强虽然是上海南洋路矿学堂的工科生,可学的是土木,此前在党内的工作也负责学生和工人运动。他根本没搞过这种小规模杀伤性武器啊!李强本来说另请高明吧,但队伍里当时根本没有别的高明,只能硬着头皮上。他把心一横,干脆自己做。图为1920年代的李强好在他的洋文好得很呢。他一边购买了英文版的弹药制作教程,一边捡起化学课本,先把理论模型建立起来,再到化工公司采购苯酚、石碳酸、硝酸等原材料。李强胆子大,他研制炸药的地方就在如今上海静安区青云路的一条弄堂里,周围人员密集,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炸弹居然研制成功了,试爆的地点是闸北公园的宋教仁墓园。李强的才华很快吸引了周恩来的注意。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对他说:培洪啊,你看这大上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李强同志当年只有23岁,领会领导精神的能力还不太高。他听到恩来同志这句话,便问道:恩来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幸好恩来同志不是真的要飞机,他的意图是让李强研制发报机,建立秘密的无线电台。作为工科生的李强有个特点,新的研发项目能迅速点燃他的小宇宙。据《李强传》记载,经周恩来一番谈话,“李强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此处可见周总理这个人,识人用人是非常有一套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的特质,把他们用在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最关键的,还能三言两语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周恩来的这一次亲点,使得李强成为了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图为李强研制的发报机。最终,这项任务完成得有多成功呢?李强不光成功研制了发报机、建立了第一座秘密电台。更奇妙的是,他的发报机还能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生意相当不错,销售收入补贴了队伍的经费。02这只队伍,就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建立后,相继设置了四个科室。一科管总务,以电器行、古董店等各种面貌隐蔽在上海各处;二科管情报,科长是鼎鼎大名的陈赓;三科负责行动,科长是顾顺章(后来叛变);四科管通讯,科长就是李强。四个科除了各自分工的工作外,还要统一参加救人和锄奸的行动。而这些任务是要“打枪”的,李强自然也不例外。特科存续时间约八年,可谓是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随时都有性命危险。如果仅从个人利益考虑,李强根本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李强本来不姓李,他原名叫曾培洪。曾家是江苏常熟的名门望族,住着宽阔舒适的宅院,即使只靠祖产的租金,也能过得殷实富足。曾培洪虽然是庶出,却是其父的第一个男孩,因此备受宠爱。他们家的条件到底有多好?从少年李强的生活就能略知一二。李强中学念的是私立的杭州宗文学校,进校不久就是校园名人。一个原因是,李强居然骑自己的自行车上学。在1920年前后,恐怕跟今天开玛莎拉蒂上学差不多。而李强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跟陈独秀先生主编的《新青年》有关系。其实很多革命者都曾受过《新青年》的影响,是它的热情读者,这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李强表达热情的方式更为简单粗暴:给《新青年》打钱。1922年的一天,他直接寄给杂志编辑部一封信,说我想帮忙解决一下办刊经费问题,钱该怎么打?不久之后,《新青年》在杂志上刊出了一封感谢信,就是专门感谢李强的。俗话说:望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像李强这样的出身,可以说起手就拿着一副好牌,是根本不需要开外挂的。可他偏偏要投身在时代的洪流中,从此这世上少了一个富二代,多了一个革命者。也少了一个曾培洪,多了一个李强。03曾培洪为何要改叫“李强”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名字呢?这跟一个人有间接关系。就是王明。1931年,结束了上海特科工作的李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联。恩来同志原计划让李强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所大学是专门培训亚洲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这里的毕业生。进东方大学,就好比是“镀金”。然而,当时把持中共领导权的王明坚决不让曾培洪镀这个金,说他跟顾顺章关系密切,不值得信任。按《李强传》的说法,曾培洪受了委屈,决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于是将自己名字改为“李强”。至于为什么是叫“李强”,而不是叫“李忠”,这个就难以考证了。但李强在改名之后,真的就越来越强了。你不是不让我读东方大学吗,没关系,李强就进了苏联通信学院。在那里,他一边攻克了俄语,一边潜心学术完成了研究报告《发信菱形天线》。这个报告经过好几百个教授一致通过,震惊了苏联无线电界。没几年功夫,李强就成为了全苏七位顶尖的无线电专家之一。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李强本想干无线电老本行,结果军委通信局局长的岗位已经由另一位同志担任了。李强多少有些失落。通信局去不了吗,也没关系,李强就到了军工局。他这个军工局长带着团队,制造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名马氏步枪”,还真像游戏开了外挂一样,在延安的土地上接连建起了火药厂、迫击炮厂、炼铁厂等等。如果说人生对别人是奔跑的赛道,对李强来说就是驰骋的旷野。他总是能化被动为主动,把变化当作机遇,不断打破天花板,不断走出舒适圈。图为李强在延安与研发的炮弹合影04他几乎把一个工科生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可以发射信号、可以秘密运输、可以惩治叛徒、可以制造武器。甚至还能为国家赚取“金币”。建国后,李强又被钦点转行到外贸系统,穿上帅气西装办起了洋务。1973年,他正式担任了外贸部长,成为外贸大军的总指挥。外贸部长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商品进口严格按计划执行,计划需要时再贵也要买,计划不需要时再便宜也不买,计划比天还大。李强提出,为什么不搞期货呢?他说:要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赚资本主义的钱。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期货交易所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禁区。众所周知,什么事情一沾上意识形态就麻烦了。李部长要怎么突破禁区才好呢?他的方法是回归原教旨,看看马克思承不承认这个禁区。找来找去真被他找到恩格斯的一段原话,恩格斯说: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如此一来,按他们的方式挣他们的钱不是正好吗?那些年,在李强的指挥下,外贸大军每年通过期货能给国家挣上亿美元。要知道,整个1970年代中国年均外汇储备规模大约才3亿美元。当时正逢国家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引进的主要是化纤、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外贸挣来的这些钱,派上了大用场。图为在香港与记者谈笑风生的李强那么,李强为什么拿到不同角色都能玩出彩?李强的外挂到底有什么呢?他自己认为,是“六分之七”理论。1980年7月的一天,李强给原北京外贸学院的学生做报告,传递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说,现在不是一周上六天班吗,知识分子起码要保证六分之五的工作。而要想取得大成就,就得连星期天也搭上,这就是六分之七。这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大概意思就是别人安排的996是压榨,而自己投入的996才算真正的福报。那天,外贸学院的众多学生都在台下聆听了李强的“六分之七”理论。他们中后来不少人也都走上了重要的岗位。比如,现在上海的龚正市长。05不过李强同志的人生经验,显然没有完全传达出来。他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不仅一生开挂通关,还总能平安无虞。他出身富贵人家,在白区干过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曾与顾顺章共事;后来留苏六年,曾有过一段跨国婚姻;建国后又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复杂的经历,却从未受过严重冲击。与有类似经历的同志相比,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正如自我奋斗不能完全解释命运,运气也不能。李强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的儿女在总结父亲生平时用了八个字:不蔓不枝,不攀不附。意思是说,他虽然与那么多大人物过从甚密,但在人事方面比较超脱,甚至找不出他与高级领导同志的一张私人合影。坦荡的个性和高超的智慧,使得李强在关键时刻总能站到历史进程的正确一边。比如,站在周总理这边。李强对总理很有感情,1976年总理逝世后,他说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四人帮”阻挠悼念,发下来文件不准干部去送花圈。李强压下文件,还对外贸部的职工说,要送花圈的赶快送。要知道,在那一年云谲波诡的环境中,有的人尽管曾受总理多年栽培,但还是把持不住,倒向了错误的一边。相比之下,李强同志的水平就不知高到哪里去了。不久后,“四人帮”倒台,外贸部离天安门近,头一个上街游行庆祝的部长就是李强。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他是真的高兴。而要说李强同志超脱人事,我认为也并非全然如此。他服气的人,认为好的人,照样也要往上面推。他推谁了?推陈云同志。众所周知,陈云同志在党内干部中深孚众望。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个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许多委员都希望陈云同志进政治局。当时,两个人提议得最响亮,一个是西北组的王震;另一个,就是中南组的李强。李强力推陈云,是建立在对他长期的了解上。1931年春天,特科的顾顺章叛变,正是陈云将此消息转报中央。收到消息那天,周恩来、陈云、李克农、陈赓、李强等迅速商量对策,连夜将中央机关的人员和文件转移,将损失降到了最低。他们一样经历过九死一生,而共同的战斗会塑造共同的友谊。时光流转,五十年以后的1981年,甚少会客的陈云接见了中央特科硕果仅存的几位战友。当年骁勇善战的特科骑士们,均已是白发苍苍的长者,周恩来、李克农、陈赓等更是早已离开了人世。那天,李强专注地看着陈云,心中想必有无限的感慨。图为陈云(右一)接见李强(右二)等特科战士到如今,照片里的这些人也相继走入了历史。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一样,汇聚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璀璨的群星。李强不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但却是当之无愧的一颗。参考资料:李强传,人民出版社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珍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缅怀我的父亲李强同志,方志四川关注这个传达室设为“星标”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
4月9日 下午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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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有没有去过香港?

01前不久,一位香港读者来到成都,我们很早就加了好友,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起初我感到诧异,因为听说香港人是不怎么用微信的,可他不仅关注了传达室,对许多文章还如数家珍。后台的粉丝数据告诉我,跟他一样的香港读者还有好几千人。我请这位读者吃饭,席间他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第二天想去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看看,一起去好不好啊。我马上回答他,好啊。如今成都与广安之间有高铁,单边两个多小时,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这位读者比我大几岁,是邓公的仰慕者。他说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邓公辞世时,他跟着父亲来到香港新华社悼念。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许多人都很惋惜,觉得离回归只有几个月,老人家终究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他说的这件事是很多人在谈及邓公时,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意味。况且,老人家曾亲口表达过回归后去香港的愿望。那是在1990年1月,他接见李嘉诚先生时说:我自己是争取活到九七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当时,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没问题,我敢买保险。也不知道李先生的保险,后来到底买没有。邓公离回归之日,的确只差了一步。图为小平同志与李先生。02老人家的这个心愿流传很广,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邓公从没有踏足过香港的土地。连我们的这位香港读者也不例外。在高铁上我同他讲,老人家不光踏过香港的土地啊,至少还踏过五次,只是那时的香港还不是“自己的土地”。但那座城市对邓小平来说,却还有特别的意义。一个,可以说香港是邓小平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为什么这样讲?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时,只有十六岁。那一年夏天,他辞别广安,去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乘坐的邮轮从上海出发,首站就停靠在香港。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一位叫冯学宗的四川同学,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他们看到的场景: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是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这本日记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因此可以了解到,那些留法学生对香港已有了“商旅云集”的印象,对英国的管辖权也有直观的感受。图为1920年代的香港。他们这一路,经马六甲、过印度洋、出苏伊士,行程几万海里。很难想象,这一路所见所闻,在100年前对一位十六岁少年形成的震撼。一个人世界观的开阔,往往来自于地理观的开阔。真正行万里路和仅仅听说过万里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脚下丈量过的土地,最终会反馈在思想里。不观世界,哪里来的世界观呢?因此,邓公的生平其实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历许多起伏,二是走过许多远路。这两点共同塑造了邓小平。他去留学走的是海路,坐的是轮船;回国时走的是陆路,坐的是什么呢?是汽车。1926年,他从苏联受训回国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邓小平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运子弹的货车。从东西伯利亚的乌金斯克,经蒙古的乌兰巴托,再到包头,三辆货车摇摇晃晃、半推半行,经过荒原和草原,沿途是万里冰封、寒风刺骨,饿了吃干粮,冷了烧牛粪。就这样走到西安时,已经是“衣不蔽体”了。03在三十岁以前,邓公的一项“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丈量亚欧大陆。他从东走过西,也从南走到北。香港是他开始看世界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伤心之地。1930年1月,邓小平从广西取道香港、越南,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分娩。可惜,张锡瑗产后得了一种叫产褥热的病,产子后几天就不幸离世。他们的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邓大姐曾说,张锡瑗的死让邓小平十分悲痛。可是由于广西前方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掩埋妻子的遗体,就再次取道香港赶了回去。一个月前经过香港时,邓小平是一个人;一个月后再途经香港时,他就更是一个人。邓公不写回忆录,没人知道他那时的内心感受。在香港,邓小平找了一个人。这位同志叫李强,原名曾培洪,他后来曾担任国家外贸部长。当时,李强同志在香港建立地下秘密电台。邓小平找到他,一是为了明确无线电联络的呼号;二是,拜托他回上海后,帮忙料理张锡瑗的后事。李强同志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年一些党内同志牺牲后,后事都是由他负责料理。04邓公在香港的足迹,停留在了1930年代。不过巧合的是,当几十年之后,香港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时,接受他委托的一个人,还是李强同志。1978年底,三中全会召开,深圳等特区的建设也开始启动。邓小平一直思考着怎么利用香港,帮助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其实在这之前,他在接见香港朋友时,就说了一段话: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他的这个发言,与以往的调子截然不同。1978年的12月,时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同志受命前往香港,他公开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也欢迎贷款。他还经过邓公的同意,邀请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麦理浩,这个安排,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邓公有大量关于香港的谈话。这些谈话里,既有我们熟悉的“五十年不变”,也有一些话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精准的预言。比如,针对有的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他十分肯定地说: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他还在谈话中,提到了什么样的人能参与治理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但是,在这些公开的谈话里,他几乎没有谈到自己与香港的渊源,也没有提及早年间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此很多人会认为,他从未去过香港。唯一一次可能有点涉及个人感受的谈话,是与金庸先生。1981年7月18日,他对香港的这位知名报人兼武侠小说家讲道: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对自己经历的苦难闭口不谈,这是邓公的一大特点。能讲到这个程度,就算是少见了。我们知道诉苦算是人的本能,因此磨难会造成祥林嫂;但能做到不说,就会造就一个钢铁公司。05我与香港读者聊着天,不知不觉列车就接近了广安。窗外可见繁忙的春耕景象。广安这地方虽然地势不算平坦,但是个产粮大市。当年重庆直辖时,重庆曾有意将广安也纳入进去,就是因为这里产粮。不过据说因为邓公说过“我是四川人”,这个提议方才作罢。我们来到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这里距离广安城中心只有几公里。邓小平自十六岁离开故乡后,就再没有回来过。他的官方传记里提到,临去法国之前,母亲怕自己的儿子吃苦,又东拼西凑了一些钱给他。此一别,就是生离死别。邓小平也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广安我还是读中学时来过,印象很模糊,这次很想再看看故居的陈列。可是,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故居处于闭馆整修中。我和远道而来的香港朋友都感到很遗憾。我们只好逛逛周边,闻闻这里春天的气息,缅怀一下这里走出去的人物所谱写的春天的故事。我们忽然反应过来,今年的八月,将是邓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图为1992年,小平同志在深圳眺望香港。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三联书店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关注这个传达室设为“星标”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
3月28日 下午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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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最后的谈话

邓公的三卷本文选,是以1992年春节的南方谈话收尾。不过,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谈话。在五卷本《邓小平年谱》中,还披露了他之后的一些谈话。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他都在关注着什么呢?首先的一个,就是国际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一度是比较险恶的。加之发生了苏东剧变,在这个背景下,邓公提出了“韬光养晦”的策略。1992年的4月28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他再次谈到了韬光养晦: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那么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干点什么呢?邓公说: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有一句话叫,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而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但是策略不可能恒久不变。什么是眼下之策,哪些又是未来之策,邓公脑子里是清楚的。比如,大家都知道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最初的标志性动作。但是不是因为是标志,就要成一个教条,未来就不会变化呢?对农业,邓公也在思考它的未来: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那他所说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农民的意愿: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尊重人们的意愿,尊重群众的智慧,是邓公思想的一个部分。在晚年的谈话中,很多时候他谈的,也都是一直以来的观点。比如,解放思想。1992年的5月22日,他来到首都钢铁公司视察。在这次视察中,他发表了比较长的一个讲话。那时候,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也遭遇到一些挑战,邓公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不换,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要说1992年,确实是一个解放思想年。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过去的许多条条框框被突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之前十余年的改革中,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的,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一会儿讲“放活”,一会儿讲“承包”,一会儿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又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讲来讲去,市场两个字就是讲不出口。“姓资姓社”的争论停止以后,这一年的6月12日,邓公在与江同志谈话时,明确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他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从谈话之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提法是非常赞赏的,并且还高兴地说,这样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了。在邓公晚年的关注点里,发展始终还是一个的主题。他关注发展的大方向,也关注具体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上海。在1993年和1994年,他春节还能去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可以说几乎到了千叮万嘱、耳提面命的程度。1993年,他离开上海前,对当地负责同志说: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1994年,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前,火车都要启动了,邓公又把上海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请到车上,谈了十分钟。他说: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如果要说,他最后几年的谈话里,哪一篇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无疑是1993年9月16日这天,他与胞弟邓垦的谈话。这篇谈话使得邓小平的理论更为完整,也像是一个预言。它的核心是四个字,共同富裕。当时,邓公已经预言道: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事,邓公以耄耋之年,只能给出题目,无法给出答案了。在最后的谈话中,曾经的“钢铁公司”也开始感叹自己老了。1993年的11月11日,他对身边人员说: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在1994年之后,《邓小平年谱》的条目就骤然变得稀疏。据老同志回忆,在这年10月前,他还可以打桥牌。10月1日是国庆45周年,老人家到瀛台观看国庆的礼花。这之后,精力再也不济。那天,他观看礼花的这个侧影,就是我所见到的、目前公开发表的邓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1997年的2月19日,邓公与世长辞。今天是他离开二十七周年的日子。谨以这篇小文章,纪念他。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纪录片百年小平,央视网关注这个传达室设为“星标”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
2月19日 下午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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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不能怀旧?

1988年10月21日,时任上海市的朱市长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朱市长分析上海的现状,畅想上海的未来。而那位记者似乎对上海的过去更感兴趣。他提出一个问题:市长是否同意,上海最大的旅游资源是怀旧?这个问题在当时也没什么,但如果放到现在,恐怕问题还大了。在有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是不怀好意,甚至别有用心,要跳起来批判一番。你说的这个旧是什么旧啊,是1930年代的旧上海吗?你怀念旧上海、梦回旧上海是什么意思?旧上海有什么好啊?你难道不知道旧上海暗娼遍地,小孩子沿街乞讨,依萍不得不去歌舞厅卖唱,连星期天都没有?还有,《三毛流浪记》看过吗?你不知道旧上海的穷苦人拉着不属于自己的黄包车,官老爷却坐着斯蒂庞克牌轿车招摇过市?请你去打听一下,旧上海普通人的月收入多少钱,一辆斯蒂庞克牌轿车又值多少钱?你不知道旧上海有无法无天的青红帮,有只手遮天的江浙财阀?不知道旧上海有卖主求荣的英美买办,有仗势欺人的红头阿三?那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啊!你不知道?哦,我忘记了你就是帝国主义。总而言之,怀旧无理,怀旧有罪。看似简单的怀旧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我们的人也要怀旧,那就是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如果有官方背景的媒体,还用怀旧来当噱头,试图吸引旅游客流,那更是罪大恶极。可是,明明有那么多人去上海,就是奔着外滩去的啊,奔着武康大楼去的啊,没听说有人去外高桥city
1月17日 下午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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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天的富贵两百米

大约是1993年初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宋宝瑞同志,戴着墨镜和口罩,来到成都市中心的一条小街暗访。他去的这条街,名叫红庙子街,因早年间一座通体红色的庙宇而得名。宋副书记乔装打扮是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因为彼时,这里号称是世界三大股票黑市之一。红庙子街很短,只有两百米左右。不过,遇到狂飙突进的年代,通往一夜暴富的路,两百米也就够了。如今,人们抱怨快钱难挣,可在当年的红庙子街,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图为当年红庙子的股民。01坊间传言红庙子最红的时候,一张股票在街的这头买进,走到街的那头脱手时,价格已然翻倍。这种传言并非子虚乌有。多年以后,曾经的公务员小李,仍然会想起走进红庙子的那个冬日上午。当时,他刚刚入职不久,单位就在红庙子的附近,每天进来借用厕所的股民络绎不绝,这让单位传达室的大爷苦不堪言。那时候,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忙碌的传达室之一。年轻的小李禁不住内心的躁动,找亲友借来一千多元,也想去红庙子搏一搏。四川话有一句俗话: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那天上午,小李以每股1.5元的价格,在地摊上买了一手(那时一手是1000股)成都红光电子厂的股票。没错,就是从地摊上买的。鼎盛时期的红庙子,几乎每天都有上万股民汇聚于此,可谓是摩肩接踵、张袂成阴。散户拿着股票沿街叫卖,中户在街边支起一张桌子就算营业,而能够租得起整个门面的,就算大户了。当年,没有手机和电脑,交易和支付方式都较为原始,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成捆的现金和花花绿绿的票证根本来不及存取,索性就摆在茶铺的桌子上。这么多现金,既没有人偷,也没有人抢。小偷来到这里,发现炒股挣得比偷得多多了,也立马弃暗投明。那时候,涨跌幅的限制还没上线,也没有T+0的制度,红庙子有着的惊人的换手率,每一分钟都可以创造奇迹。小李1.5元买进的股票,等他下班后骑着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再来打听时,已经变成了1.8元。仅仅几个小时,涨幅达到了20%,净赚了300元,比他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小李的单车,真的就变成了摩托。在红庙子的繁花里,小李只是一只尝到些许甜头的小蜜蜂,而那些来得早、赶得巧、胆子大的蜂王们,赚到的何止百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连大字不识几个。王老板说的嘛,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当泼天的富贵砸下来时,能识数就行。02至于泼天的富贵是怎么来的,身处其中的或许根本没时间关心。这里就不得不重温那句真理了:一个人的命运离不开自我奋斗,更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时间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股份制改革骤然提速,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相继成立。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股票,现在需要重新认识了。四川的认识就很快,它虽然地处西南腹地,却是全国较早开展股份制试点的省份之一。若干国有企业经过批准,或公开发行股票,或定向发行股票。前者的金额较少,后者的金额较多。定向募集的对象,通常以职工和内部人员为主,简单说,就是让你来买原始股。最开始,这项工作进行得艰难。说起来仅需一块钱的原始股,可在大家眼中,这就是没有用的“纸飞飞”(四川话,白纸一张)。以四川第一个股份制试点企业川盐化为例,当时谁要是能卖出100万股,就能获得5万元的现金奖励。可即便这样依然少人问津,最后不得不在机关大院里摆摊设点,请求老干部们的支持。老同志闻讯,说:我一生过了这么多关,难道股份制这关就过不去了吗?他们拿到股票,觉悟很高的就无偿转赠了他人,觉悟一般高的就想着怎么快速低价脱手。因为,反正也是“纸飞飞”。在当时,这些股票大多数还无法进入沪深两市流通,于是,在红庙子街的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门前,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自发场外交易,又叫“一级半市场”。说得好听就叫“一级半”,说得难听就是“黑市”。不久,沪深相继进入牛市,上市交易的股票就那么蹭蹭蹭地往上涨,刺激着红庙子的“一级半”,也那么蹭蹭蹭地往上涨。那些错过了泼天富贵的同志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认识还是没跟上。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只想着怎么吃一粒后悔药。有的想方设法讨要自己的原始股,有的还举起了法律的武器。股份制这一关,他们终究还是没过去。03在泼天富贵的刺激下,红庙子既红又猛。从各地蜂拥而来的股民,“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不讲道理”。这时候,不管是原始股,还是股权证、认购证、出资凭证,乃至于交款收据,没有红庙子不炒的,没有红庙子不涨的。1993年4月26日,是红庙子的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乐山电力股票在A股上市。盘前,每股面额1元的股票在红庙子已经被炒到13元。开盘后,随即创下37.01元的市价,盘中最高飙到整50元。红庙子的人气,因此达到顶峰。顶峰时,这里的日交易量达数千万元之多,一度超过沪深交易所的单日金额。刚成立不久的证监会,派下来的同志看到红庙子滚滚人潮,被“吓坏了”。可是,正如电视剧《繁花》里的上海爷叔说:大暑之后必有大寒。温度上来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坐在门面里的大户开始利用消息,故意操纵市场割韭菜;个别坏分子涂改票证,搞欺诈活动。毫无监管的自发交易,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红庙子的巨大诱惑,让不具条件的事业单位,也决定要去搏一搏。譬如,成都的一家市属公立医院向外发行3000万股,股民随后得知医院作为事业单位不能上市,一气之下走上了街头。如此情形下,红庙子这条小街,成功吸引了北京的注意。朱同志召见四川的主要领导,要求三天时间把它归顺。主要领导觉得任务艰巨,就问:三个月行不行?朱同志回答:那就按你说的办。04事情具体怎么办,就落到了开头提到的宋宝瑞同志头上。他在红庙子外面成立了一个指挥部,下设若干个小组,每晚9点半开会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措施。为了更好掌握情况,他决定来一次暗访。宝瑞同志是从基层上来的,很有这方面的经验。他逮住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说,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赚了五百元。他走了一圈下来,发现这里虽然人头攒动,但是秩序井然。于是,他又逮住一个大户,悄悄对他说:我是省长,但你不许说出去,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这里秩序怎么这么好?大户说:您不知道,您有一个指挥部,我们也有一个指挥部,我们雇了300多人维持秩序,大家说千万别出事,否则政府把红庙子灭掉了,我们就没有赚钱的机会了。宝瑞同志听后感慨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英雄归英雄,野蛮生长的红庙子,还是被规范到了“白庙子”里去。所谓的“白庙子”,是指较为僻静的城北体育馆,因建筑通体呈白色,所以叫“白庙子”。庙子换了颜色,随着证券市场的规范,火热的“一级半”也很快归于沉寂。当初在红庙子流通过的股票,后来只有50多家在沪深交易所上了市,其余的股票或进入了托管中心,或躺平在股民们的柜子里,又变成了毫无价值的“纸飞给”。回过头掐指一算,红庙子的红,只持续了不过一年半载。它的泼天富贵,如同这条街的一样短。后来我问一位成都大哥,他当时的家与红庙子仅仅一街之隔。我说,你怎么没去那里去搏一搏。他说:瓜兮兮的,只晓得在车间里面打螺丝。我想,泼天的富贵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但最终能砸到,永远都只是少数人。这个决定的因素,旧的时代或许只是胆子,新的时代需要考虑的则更多更多。这个世界似乎永远按二八定律运行着,不光是2比8,甚至还是2%比98%。05如今,时过境迁,红庙子街早已恢复平静。就像香火鼎盛的红庙子,会在战火中湮灭,曾经喧闹无比的“一级半”也静悄悄走入历史。不过,有川内金融学者惋惜说,面对当时民间涌现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强烈热情,如能“善于诱导、引入正规”的话,成都说不定早就是一个金融中心了。从这个角度说,红庙子也是成都人敢为人先的一个见证。这话说的是一个城市的命运,而对一个人的命运而言,更是五味杂陈。据说,很多从红庙子街出来的人,始终觉得那里有一种神奇。红庙子,红嘛。在旁人看来,他们后来多多少少变得有些“神”。有的人奉了道,有的人信了佛,也有的人研究起了哲学。他们可能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批,在上班和上进中,选择了上香的人。昨天,是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的一位上海过来玩耍的朋友,指定要去成都的文殊院上上香。过去一年,他的股票被套牢,期望着新年能逆天改运。文殊院离红庙子街很近,从那里出来,我带着他来了一小段的city
1月3日 下午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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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闯过去的

在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所以只好先找一些地方、找一些人探探路,这叫“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然而河床情况不明,河水深浅难料。这难料深浅的河水,挨在过河者的身上,弄不好就是命运的沉浮。所以,叫“摸着过河”或许还不太确切,因为河水是闯过去的。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位闯过河的人。他的名字叫项南。图为项南(站立者)在会议中。01时间来到了1980年冬天,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希望能有一位说“胡建话”的领导。为什么要说“胡建话”的领导呢?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中央研究决定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让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广东拿着政策和措施跑得比较快。相比之下,福建的速度,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倒不是因为时任福建的主要领导不会说福建话,而是他的思想包袱依然很重。这位领导不支持包产到户,对真理标准讨论不积极,对解放思想也认为是“把思想搞乱了”。当时,有北京的同志来厦门大学宣讲改革开放,受到师生的欢迎。这位领导知道后,派秘书去表示“关心”:北京来的同志太累了,还是回北京去休息吧。其实也不能全怪这位领导。福建跟广东不一样,福建几十年来一直是海防前线,海峡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打仗,这里的领导需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然而,现在要演奏新的音乐了,就要换新的弦。那么,新的弦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呢?福建是有几百万华侨的侨乡,华侨们提出,至少应当会说福建话。于是,中央就想到了项南同志。项南是地地道道的福建人,可他事先对这个调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当耀邦同志跟他谈话时,他说我十一岁离开福建,现在不大会说福建话了,对福建的情况更不了解。耀邦同志一听,拍着大腿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样也好,这样更超脱。在谈话中,耀邦同志嘱咐了项南三个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责任制怎么落实,二是干部的团结问题,三是福建的经济怎么起飞。这还没上任,就给出了题。到底怎么作答,项南没有底。他带着这些问题,坐着45次特快列车一路向南。途中,他不禁吟诵起了福建老乡林则徐的那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02既然不避祸福,那项南就先捡个硬核的果子来啃。这是个什么果子呢?是荔枝。福建莆田、龙溪的龙眼荔枝很出名,这些在特定气候下生长的果树,可以说是“摇钱树”。项南来到一座村庄,发现村里的“摇钱树”好多都脱皮了。一问是怎么回事,说是水牛在上面磨的;再一问为什么没人管,说这是生产队的果树:队有队管,可实际上谁也不管。经过这番调研,项南心中有了谱。看来,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光要搞,而且果树也应该实行责任制。但这件事并不好搞,关键问题在于,项南这时只是常务书记,第一书记之前说了不搞,你说要搞,那下面到底该听谁的?弄不好得罪人了,班子的团结还要不要啦?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什么样的水,都没有人的水深。项南是怎么涉这个水的呢?他有一个好,早年间从事过宣传工作,非常擅长舆论工作,凡事“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看完荔枝树一回来,他就来到福建日报社,对记者同志们说:你们要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宣传重点。新闻工作者,通常跑得是最快的。一位跟随项南考察的记者,回去就连写了六篇通讯。其中一篇,虽然短小,但是扎心,它的题目简单直接:想多收水果吗?水果谁不想多收啊?舆论发动了起来,认知问题便能得到解决。在实行责任制的会议上,干部们争论的焦点,不是能不能多收水果的问题,而是“福建福建,政策多变”的问题。一位市委书记直白地说:过去的第一书记说不要包产到户,现在常务书记又说要,我们该听你的,还是听他的?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项南巧妙地避开了尖锐,他说: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面对如此high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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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邓公“到处点火”

当人们说起改革开放的历史,总是会想起一段春天的故事。故事里的老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还写下过诗篇。其实,春天的故事同样可以发生在秋天,地点也不见得都是南方,北方也可以嘛。不过,来到北方的老人,就不是写诗了,而是“到处点火”。这是一把怎样的火呢?01时间来到了1978年,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破和立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破了之后立什么的问题。当时,对“四人帮”的揭批已经持续了两年,总不可能一直这样子批下去吧。接下去该干点什么,大家暂时还没个统一的认识。虽然认识没得到统一,但想法和看法已经浮出水面。所谓的想法,就是大家开始认真地讨论,实践到底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所谓的看法,就是,我们真的派了好些同志出去看了看。上半年,中央派出了四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几位年纪大同志当团长,许多年纪小的同志当团员。他们有的去了东欧和西欧,有的去了日本,最近的也去了港澳。他们这一看,看到了我们和发达地区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有硬件的、技术上的,还有软件的、脑筋里的。譬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同志带队去到了弹丸之地的澳门。回来之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在那里看到了一对做服装生意的父女,他们也没什么尖端技术,就是到世界各地搜罗时髦的服装款式,回来之后用普通的白坯布印染,制成后一件衣服可以卖几十块钱。而内地当时出口一块原始的白坯布,只能卖上一块钱。这个案例让小平很受刺激。那时候,诺大一个中国,全年的出口额才139.7亿人民币(1977年数据),而日本当年的出口额是810.8亿,并且还是美元。1978年9月12日,正在朝鲜访问的小平同志谈到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02从朝鲜回来之后,小平同志顺道来到了东北,沿途不停地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到处点火。我理解这个“点火”的内涵,就是三句话:发动舆论、统一认识和凝聚意志。这是邓公领导艺术的极重要的一个点。他平素在生活中少言寡语,可当他决心完成一个大动作时,便不会再吝惜自己的语言,甚至会一反过去举重若轻、只管大事的风格。比如,他先来到辽宁的本溪,这里的本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老牌钢铁企业。可他没有下车,只是在车站稍作停留。对赶来汇报的干部们,他不讲什么路线方针政策,而是来了一句:我们有的企业太脏,管理不好。日本管得好。人家首先是抓卫生。第二天在大庆油田,他又直截了当地说:罗马尼亚钻机不好用,你们可以买美国的,要快。如果当地的干部不了解内情,恐怕会觉得一头雾水。老人家也不是采油专家,怎么忽然说起钻机的问题了呢?还点名要美国的钻机。实际上,在那一年许多出国考察团的报告里,都提到了一个建议:搞一点拿来主义,即大胆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按说,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既然看到自己落后了,就要奋起直追;既然看到别人领先了,就要向人家学习。可是,如果思想不解放,常识也就变成了禁区。思想禁锢了人,人就不愿意抬头看,就不愿意起来行动。破解这两个问题的最好办法,都是“点一把火”。火一点,就能照得见路;火一烧,人的屁股也就坐不住了。这是小平要强调企业卫生和美国钻头的原因:要让大家找到差距,认清现状,赶紧动起来。图为小平同志与大庆油田职工。03他这一路上的讲话,后来被学界称为“北方谈话”。这个谈话没有像“南方谈话”那样,整理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但贯穿其中,还是有一句高频而且关键的话: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原因就是很多地方没做到实事求是,更没有开动脑筋。他们不是大刀阔斧,而是亦步亦趋在做事。例如,那些年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本来是应该学的,它们曾经创造了很多好的精神。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就逐渐走偏,大庆从一种榜样,变成了一个模式。有的领导甚至还大大方方提出一个口号:大庆怎么迈步,我们就怎么走路。这句口号虽然很押韵,但如果大庆不迈步,那我们就不走路了吗。显然是一句问题口号。来到大庆的小平,说了一句话:学大庆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表现,就是要讲实话。即便是大庆油田,也不是没有问题嘛。小平同志就提出问题了:工人的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说来,这也是让人唏嘘的一个场面。在大庆,小平曾观看了一位职工的技能展示。那是一位仓库管理员,她有一个绝活叫“蒙眼摸料”,意思就是,把眼睛蒙上之后她照样能准确无误地拿取物资。而像这样素质的职工,一个月只能拿到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几天之后,小平同志在长春还对当地干部感叹道: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04要说“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代表着邓小平明确地将目标,聚焦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上来。他关注到工资,也是因为工资关联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不是突发奇想的。在这次谈话的一个月前,小平同志听取文化工作的汇报。要说文化离钱相对较远嘛,但他还是引申到了工资问题上。他说,希望至少能有五千万人,拿到80元以上的工资,这相当于七八级工的水平,在当时算高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需要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家,他们柜子要有东西放。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在东北,他就更近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当时,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问邓小平,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大讨论结束之后干什么呢?邓小平答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王恩茂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就开窍了。几个月后,“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全国人民就都开窍了。今天说起这段历史,是因为四十五年前的今天,三中全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抚今追昔,希望邓公当年点起的这把火,和改革开放的精神,能永远带给人力量。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7年,共产党员网邓小平“北方谈话”: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光明日报1978邓小平点将,环球人物杂志关注这个传达室设为“星标”更容易看到我的推送
2023年12月19日
其他

越雷池半步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好像每个城市都出过一位老市长。他们敢说敢做,有能力有个性,即便退下来很久,也常被人怀念。比如,广州的老市长黎子流。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普通话也讲不明白,却流传下不少金句。他主张要改革就不能守旧,“不是越雷池一步,但要越雷池半步”。还有,那句老广州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得就得,唔得返顺德。一个广州市长,干嘛要回顺德呢?图为黎子流与广州市民。01顺德也不是绝对就安全啊。当时间来到1979年,黎子流还在顺德当县委书记,总要担心自己的党籍保不保得住。恐让他党籍不保的,还不是什么雷池,而是鱼池。这就要说到有一天,五个公社的书记集体上门“逼宫”,他们强烈要求将公社的鱼塘实行包产到户,“不包,我们就宁可不当书记”。他们这么有底气,显然是已经进行了“静悄悄的探索”。其中一个公社的探索结果证明,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鱼”的做法,每亩鱼塘最多打300公斤的鱼,而包产到户后,鱼的重量就到达了一两千公斤。看来,鱼的成长性,与人的积极性也有莫大的关系。面对下属的集体“逼宫”,领导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分化,一种是打压。黎子流在这两种办法中,采取了第三种办法:打掩护。他巧妙地将“包产到户”说成了“联产到户”。黎子流虽然只上过一点私塾,上过两年小学,但对文字的运用也是活灵活现。没办法,只敢越雷池半步嘛:包就是一步,联就是半步。可没多久,这半步还是被上级领导知道了。领导也是好言相劝,对黎子流说:再搞下去,你黎子流连党籍都保不住。黎子流听后,当时就说了一句话:群众的力量不可阻挡。02群众不光要包鱼塘,他们还要划龙舟。他们的要求,好像都跟水离不开关系。顺德自古乃是龙舟之乡,每逢节庆,村村都要搞龙舟赛,赛赢了还要请客吃饭。在“文革”期间,龙舟活动扣上了“封建糟粕”
2023年11月8日
其他

我也感到捉急啊

事情往往都是从一小撮破坏规矩开始的。这个社会中存在一些简单的规矩。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只需要让渡一点点自由、接受一点点约束,就能以极低的成本避免出现极复杂的后果。比如,喝酒不开车,那啥要戴套,遛狗要牵绳。这甚至都算不上什么人生的经验,完全就是基本的常识。比较讽刺的是,很多惨痛的悲剧,都是源自于在基本的常识上翻了车。喝酒开了车,导致车毁人亡;那啥偏不那啥,生出孩子来,终结了自己原本光明的前途;遛狗不牵绳,让小孩无辜受害,自己被蓝底白字伺候。一小撮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行为常常让我感到很迷惑:带着常识再出门,难道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吗?这个迷思困扰我多年,直到看见了孙伟铭的忏悔。孙伟铭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2008年12月14号,他在成都市区的成龙路上,无证驾驶、醉酒超速、试图逃逸,造成了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这个案子在当年轰动全国。孙伟铭最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他当时很年轻,大约30岁的样子,可以说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前两年,记者探访在狱中服刑多年的孙伟铭。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从一个小镇青年,成长为一个企业里业绩不错的销售经理,心态就开始膨胀了。膨胀的一种外在表现就是醉酒驾车,他认为这样“很威风”。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你会发觉在社会中,的确有不少孙伟铭这样的人。他们将突破规矩视作行为上的潇洒威风,将颠覆常识视为认知上的高人一等,拿愚蠢当聪明,拿无聊当有趣。他们在群体里按比例算一小撮,开车的人里有这一小撮,养狗的人里也有这一小撮。这一小撮热衷于饲养新奇特的品种,他们不是追求宠物陪伴带来的愉悦,而是追求牵出去的威风凛凛、朋友圈的夸赞炫耀、自我认同里的与众不同。狗再威风,它也不是啸天犬呀。啸天犬来了,也要按照基本的法。一小撮虽然比例不大,但是破坏力惊人。因其肆意妄为导致的后果,政府要连夜成立工作专班,华西医院的医生要顶着晚高峰出门会诊,警察要抓狗、查人、发通报,媒体要报道要辟谣,宣传上还要避免出现偏差。一小撮兴风作浪之前,形势原本在朝好的一面发展。许多社区当中,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在进行,群众的监督意识在增长,自觉牵绳的狗主人事实上也在变多。可是,当渐进式的“改良”遭遇了意外,那温和的声音就没有了市场,强硬的立场便会大行其道,“革命”的气氛就陡然升高。原本一根绳的问题,就被复杂化。复杂化往往就会导致扩大化。这就有了“革命群众”自发组织了“打狗队”,就有了“禁绝一切大型犬”“城市高层禁止养狗”的声音,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就不得不上街“突击”清理流浪犬只。与此同时,
2023年10月20日
旅游

浦东就是上海

上周,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企业的活动,主办方安排的酒店位于浦东外高桥。我到上海好多次,还是头一回住在这里。天黑之后,同行的伙伴们想找点酒喝,却发现这片根本没有十里洋场的夜生活。他们有点抱怨地说,这里简直不是上海。我说,浦东就是上海啊!那天晚上,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外高桥的夜色里。实地走走,一些关于浦东的历史片段,在脑海里变得鲜活起来。01历史的进程来到1980年,那个时候浦西似乎才算上海,浦东绝大多数地盘还是广袤的农田。浦江两岸的对比这样鲜明,一如当时上海的现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图为开发前的浦东陆家嘴。这年的10月3日,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沈峻波”的文章。文章的大标题非常抓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文中列举了上海引以为傲的十个“第一”,包括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上缴给国家的税利等。而五个“倒数第一”是什么呢?城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人均居住面积、车辆事故率,上海同样是冠绝全国。更严重的是,由于“三废”污染,上海市区的癌症发病率也是全国城市之最。现状的背后,有着并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建国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5倍,可这些增量基本还是在老市区14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产生的。过去,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三十年里对上海基本建设的投资只占其上缴的7.38%,造成城市建设长期欠账。这篇文章直白地挑明了问题。一份机关报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当天《解放日报》卖到脱销,报社不得不数次加印。这样的文章能发出来,离不开当时上海的舆论背景。以陈国栋为书记的市委,在全市开展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为城市的发展凝聚共识、积蓄力量。有老同志记得,陈国栋那阵子逢人就要呼吁: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上海究竟向何处去呢?就在《解放日报》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上海社科院所属的《社会科学》杂志刊发了另一篇文章。题目非常简洁,只有九个字: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02往浦东发展好不好啊?好啊!可当年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上海发展的方向除了浦东,还有另外三个:向北走宝钢方向,向南走浙江方向,还有越过虹桥机场往西。这三个方向都不需要跨过黄浦江,似乎都比浦东好实施一点。然而,上海是长江的龙头,猛龙不过江是不行哒!幸运的是,浦东开发有一个“最大的积极分子”,他就是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老市长虽然年纪大,可是拎得清。他自始至终青睐浦东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国际上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都是跨江河建市,上海跟他们的条件很像。第二,城市以港而兴,上海的港口在东面,所以开发浦东势在必行。汪老有两个好,一个是会纳贤,一个是不排外。在浦东的研究论证阶段,他有意识地征询优秀人才,借鉴国外经验。1985年9月,70岁的汪老从市长岗位上退了下来,转而担任市府顾问。可老人家就好像依然在岗一样,马不停蹄就飞去了旧金山。在那里,他约见了著名的华裔工程专家林同炎先生。林先生对上海的事情很关注,也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汪老问林先生,搞开发我们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办?林先生说这好办,先开辟一块土地修路架桥,路桥一修好地价就会上涨,以此滚动开发就能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据说,汪老一听当时就念了两句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后来的浦东开发中,也的确是通过土地的运作获得了充足的资本金。尝到了甜头的浦东开发者们,就感叹到:观念一新,土地成金。198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汪老担任了小组的总顾问。这个小组是集纳了海内外的人才一起搞,还请林同炎先生在海外设立了国外顾问研究组,地点就设在美国加州。可以说,浦东从孕育期,身上就流淌着国际化的基因。1986年8月,汪老(中)在旧金山与林同炎(右)讨论关于浦东开发的建议。031991年春节,总设计师照例来到上海。众所周知,老人家同样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他对这件事很关心。时任的朱市长,用十六个字向他汇报了浦东规划的宗旨。这十六个字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总设计师很认可,并且强调说: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老人家还曾表达过一个意思:广东的开发是对香港,福建厦门开发是对台湾,但“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这说明,浦东开发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它对整个中国的意义都是很大的。事实上,由于有这个定位,国家给了浦东比沿海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例如外资可以办银行、保险等。所以,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新区”。对此,朱市长以他一贯的风格做了个精准的解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跟其他特区还有点不一样的是,浦东开发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论证,因此铺开前是有一张蓝图的。图为1991年,朱市长和倪天增副市长,在向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发展的蓝图。浦东最初重点开发的有三个功能区,它们各有侧重。陆家嘴,它与外滩一江之隔,主要搞金融;金桥,搞出口加工区,可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外高桥,主要利用港口和政策优势搞自由贸易。后来,还规划了一个张江科学园区,主要搞科技。在这些功能区的建设中,时时处处体现着国际化的眼光。比如,陆家嘴的地位显赫,可以说是上天赐给上海的一方宝地,是一块“做上等西装的好料子”。好料子就必须精心裁剪。朱市长建议做国际规划设计招标,由英、法、意、日和中国的五个世界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参与招标,最终形成了五个方案。不过,浦东没有单纯地采用其中一个方案,而是将他们的优点组成一个方案。有一天,做优化的几位同志围观着五个方案模型,其中一位同志猛然发现,这些方案中的陆家嘴的最高楼都只有四五十层。他提出,像纽约和芝加哥都各有三幢100层左右的超高层,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必要搞超高层。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拿了三支筷子,在模型中选择合适的位置插了上去。这就是现在陆家嘴“三件套”的雏形。而那位提出意见的同志,叫黄奇帆。04总设计师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就搞浦东开发来讲,上海当年的确有一批能干又肯干的干部。比如,在之前的文章中写到过的倪天增副市长,他最早主持了浦东杨高路改建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很可惜,在这些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他就猝然病逝。他去世后,人们还在他宿舍的写字台上,发现一份已完稿的论文,题目是《论浦东开发开放的必然性和它的着力点》。图为1990年浦东开发办挂牌。凡是办大事新事,方向要对,人更要对。开放是新事情,这个新事情的关键在哪里,总设计师有个论断: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这段话用四川话说起来,特别有味道。我理解的这个明白或糊涂,其中一条恐怕就是要有国际视野。国际视野这东西很奇怪。学历高不一定有,理论读得多也不一定有,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就说发生在外高桥保税区的两件小事吧。首先,关于保税区英文译名的争议。其实所谓“保税区”,实行的就是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因某些顾虑,自由贸易区还叫不出口,只好生造一个“保税区”的新词。争论到了朱市长那里,因为朱市长的英文也是很好的,他就说:保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bonded
2023年9月13日
历史

日本并非琢磨不透

历史的进程来到1944年,当时二战已接近尾声,为了处理战后问题,美国组织了一批专家搞日本的课题。其中,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经过好..多人的认可,便成为了透视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菊与刀》。这本书尽管很薄,但还是有点学术,不够通俗易懂。看得出来,一个西方人为了分析一个东方民族已经尽力了。作者在书中也承认: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而要说到对日本的评价,中国人显然更有发言权。譬如,李敖先生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日本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句嬉笑怒骂的话,放在核污水排放事件的背景里,却显得更值得玩味。01在国内群众中,对日本的观感一直存在极大的反差。
2023年8月27日
其他

怎么看张雪峰?

我是真没想到啊,一个张雪峰能有这么大的渗透力。今天早晨,我去楼下取快递的时候,遇到两位大叔坐在树下聊天。他们是小区的花木维护工,皮肤黝黑,脸上的皱纹很深,看起来就像老实巴交的老农一样。我经过他们,听到“填志愿”三个字,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两位大叔的孩子今年都高考,而昨天好像是四川填报本科志愿的截止日。我问他们,你们娃娃报的啥子专业啊。其中一位大叔说,搞不清楚哦,他们老师帮哆选的,好像是“电啥子”。而另一位大叔,则十分确定地说:反正不是报的新闻。我听后,心领神会地笑了。今天就很想写这个题目:怎么看张雪峰?01说实话,我过去一度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会花成千上万元,去付费咨询填报志愿的问题。这些信息在网上不是很容易获取吗?再不济,身边总有些稍微懂一点的长辈吧?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我是被一个朋友的案例给教育了的。她的家在甘肃酒泉底下的一个县,那里的环境是相对闭塞的。它的父母都是建筑工人,他们的信息获取,更是闭塞的。闭塞的意思就是,你根本找不出该问谁。这姑娘高考的成绩不错,高出一本录取线不少。她自己对专业志愿呢,不能说完全懵逼,只能说毫无想法。可她的父亲就很有想法。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那就学生物好了。于是,姑娘就被录取到了西南某大学的生物技术专业。结果,进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所大学是由包括一所农学院在内的几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而这个生物技术专业,实际上就是农学方向。对这个专业,姑娘既不喜欢,也不擅长,专业的就业前景也非常局限。然后,她就被迫熬成了“职场万金油”。“万金油”也不是没有价值。可是,当任何一个行业出现波动的时候,“万金油”都是最早会被牺牲掉的一拨人。后来,当她弟弟填报志愿后,她就坚决不让自己的父母插手。现在,她的弟弟在做程序员。当问她对张雪峰的看法时,她的回答跟很多人如出一辙:我当时要知道有这么个人,砸锅卖铁我也冲啊!就是这么个问题:中国太大,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差异之大,有时候是大到难以想象的。怎么看张雪峰,特别取决于各自的出身和经历。出身和经历不同,对他的观感就会大大地不同。02批判张雪峰,有一个罪名,就是他把学问带到了“有用”和“没用”的庸俗标准。所谓的“用”,自然就是好不好就业,好不好变现。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那么,一门专业该不该用“有用”和“没用”来评判呢?我记得在多年前,看过季羡林先生的一段采访。大家都知道的,季先生是国内研究梵文和吐火罗文的专家。这些都是极其生僻的文字。记者就问他,研究这样的专业有什么用呢?季先生很气定神闲地说:学好了都有用,学不好都没用。我当时看了这段采访,是真佩服季先生啊,觉得他的回答既很超脱又很智慧。季先生的话有没有错呢?其实也没有错。只是细想一下,他老人家是大学者,他口中的“学好了”,又是几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标准呢?而在一门专业的选择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无可厚非。因为哪怕实用主义再甚嚣尘上,也会有人愿意走冷门、喜欢走冷门,或者有那个条件走冷门。关键是,你读书考大学,是想达到什么目的?03这就是张雪峰的作用。就是减少在专业选择上的信息鸿沟,让那些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或者说小一点,改善生活的家庭,能尽可能、尽快地达到目的。相应的,如果有更好的咨询对象,或者根本就无需咨询,他的价值就等于无,甚至他的说话方式都会让你讨厌。那么,张雪峰,或者说林林总总的志愿填报咨询,有没有局限性呢?也有。第一,某个专业的红利是存在周期的,特别是在如今的环境中,变化会更为迅速。因此,实用主义有变成投机主义的风险。第二,教育,包括专业的选择,都是要基于个性来做出的。假设一个学生,对某个专业有明确的追求、强烈的意愿,这个专业并不热门,但以他的热情,可能未来会在这个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迫选择一个更“正确”的专业,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这些局限,都是有的。张雪峰也不是全知全能,但得承认,他的存在有价值。但是呢,最近的争论有点变样了:一边是对他深恶痛绝,而另一边,将他化身为穷人的代言人、戳破既得利益的勇士。搞得像阶级矛盾了。没必要嘛!终归就是一个填报志愿的事,一辈子的变数多得很。有的人,即便是误打误撞也能平平顺顺;而有的人,哪怕是经过精心策划,也过不好这一生。这都很难说。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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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别国的内乱掀起了波澜

这是一张拍摄于1988年冬天的照片。我刚刚出生三个月,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成天一惊一乍地哭个不停。母亲就时常抱着我,在狭窄的客厅里走来走去。那时候普通职工家里的装修都很简单,墙上贴着的一幅世界地图,几乎就算是唯一的装饰了。我想你们也许能够发现,那是一幅早已过时的地图。在地图的最北端,还存在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苏联。我对这幅地图印象极深,是因为稍微有点认识之后,就常常盯着它看,也经常听大人们念叨“苏联,苏联”。记得有一天,我就指着地图问父亲,苏联是什么?父亲当时对我说:苏联是一个已经消失国家。当时的我,尽管地理知识还相当模糊,一度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但仍然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国家怎么会消失呢?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答的。显然,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大大地超纲了。我相信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由于信息的闭塞和缺乏,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但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是忽然有一天,每晚七点的新闻突然播出来,某某地方打起来了,某个人物去世了。或者,某个国家消失了。所以,当时有个词叫“东欧剧变”。注意,是“剧变”而不是“巨变”。剧变的意思是急剧的变化,多指人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突然发生。就感觉到快。快到我刚出生时,世界地图还能用;等到我上幼儿园时,世界版图已经巨变了。好在,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大多数时间,这幅地图没再有什么大的修改了。后来我读了点历史,知道了现在的世界格局,也是几十年前的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给确立下来的。它过去了好几十年,其中有一些小修小补、中修中补。尽管这些变动,在有的国家那里也是天翻地覆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还是战争后那三巨头给谈下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就特别习惯了这种稳定。只是忽然有一天,有那么一些苗头,说地图不是没有可能再变动一下。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在去年的春天,也有可能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白天。我并非见得风是得雨,只是大家现在都懂得,考虑到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有了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为什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接受讯息的范围和速度,已经大大变化了。人们不会只是听到历史的结果落地,更在见证历史的过程演进。现在的词就叫“见证历史”。它不是一个轰然降临的剧变,而是一个个被见证的波澜,最终构成了一番惊涛骇浪。这就是我今天刷了一天新闻的感受。也许这些波澜最终只是波澜,也许它就会一夜之间翻转成惊涛骇浪。有读者希望我明确谈一谈,但我确实谈不出太多。就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有时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我只能说历史的进程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变化。如果他们自己都不可以预料,我国的人民怎么能知道呢?让我们的人民好好睡觉。有时候,不关心也是一种幸福。就好像刚才临睡觉时,我又打开了电脑敲起来。我妈妈问我要写什么?我告诉她只是写一点波澜。她一脸疑惑地问:波兰,波兰怎么了?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3年6月25日
其他

江朱是如何搭档的?

江朱搭档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的。尽管他们这时已经60岁左右了,但一生最辉煌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两位成长地域不同、性格类型迥异的同志,却成为了一对世所公认的“黄金搭档”。那么,他们是怎么搭档的,又为何能搭档得好呢?01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就想考证一个问题:江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因为根据公开的履历,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前半期,几乎毫无交集。最终让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上海。江同志与上海的渊源自不必说。其实,上海对朱同志来说,也是一座有特殊意义的城市。1947年夏天,19岁的他从长沙来到上海,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年级入学考试。那一年,清华全部实行“自主招生”,共在全国设立了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9个考点。朱同志为什么没有选择离长沙更近的武汉,而是来到上海参加考试,这个就不得而知。有热心的读者朋友,帮我找到了那一年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显示,考试的日期是从8月5日开始,报工学院的学生需考国文、英语、数学、公民史地、物理和化学等六个科目。最终,年轻的朱同志以平均分80以上、湖南籍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同月,同样念电机系江同志,在当时严酷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粮服实验厂(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担任技术员。在1947年的8月,他们同在上海,也许相隔不远,都有着光明的前途。根据我所看过的资料,江朱第一次在工作上打交道,恐怕都要在整整四十年后了。地点还是在上海。那是1987年,时任市长的江同志正面临一个具体的压力。当时,中德合资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桑塔纳”轿车。曾在“一汽”工作过的江同志懂得汽车产业的价值,他希望借助国际的先进技术,把上海打造成轿车工业的基地。按照最初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国产化的时间表,最终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干了接近三年,国产化率仅有2.7%,只有轮胎、喇叭、天线、标牌这四个零部件符合要求。国产化率达不到,量产就上不去,企业就见不到稳定的效益,总不能全靠散件进口吧。看到这种情形,德国方面也开始担心,中方对项目的支持会不会动摇啊?为了稳住德国人,江同志主动出面做他们的工作,还风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像我这样90公斤的体重,不是好打倒的。这时,“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这年6月,北京派下来了一个阵容豪华的调查组。调查组的组长,就是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同志。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用很严厉的措辞说: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从当年媒体的报道里,无法证实江同志与调查组见过面,只提到“市政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调查组意见”。但是,想必此时的江同志,一定熟悉了这位调查组长的名字,也感受到了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不过,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半年之后,朱同志也调来了上海,接棒升任书记的江同志,担任市长。这真是一个人的命运呐!02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要在一起共事,建立信任是第一步。首先姿态就非常重要。所谓姿态,就是摆正位置。初来乍到,朱同志的姿态放得很低,位置也摆得很正。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知道他很熟悉江同志的经历,也是从心底里尊重这位“班长”的。他认为自己缺少基层工作的经历,“一直坐在北京”,不像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他还说自己作为上海市长,不是最佳人选,有很多不足:特别是比泽民同志差得很远。他讲这个话,是在上海市人代会正式选举前做的一个自我介绍。这篇讲话被全文收录在他后来的《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只是文字的感觉远远没有视频精彩。这也算是一个经典名场面。在讲话的开头,朱同志总在陈述自己的缺点。他总结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性情很急躁,对下面干部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泽民同志好好学习。不料,坐在一旁的泽民同志突然插话道:这点我跟镕基同志差不多,但我们都没有坏心,只是像上海人说的“吃相难看”。会场顿时笑声一片。众所周知,老上海人是讲究“腔调”的,尤其是饭桌上更要有“吃相”。而在沪语里,形容一个人吃相难看,还有一句顺口溜,叫“筷子像雨点,眼睛像闪电”。大概也就是“太捉急”的意思。江同志说自己“跟镕基同志差不多”,是一种谦虚,是对朱同志的照应,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他并不常对下属发脾气,据老同志们讲,他总是“在很放松的谈心聊天中同大家交流”。因此,这个片段反映出他们之间融洽的氛围。江朱是有默契的。很快,这种默契就在工作里得到了体现。体现的地方还是那个“桑塔纳”。就在人代会开过没几天,朱同志来到了上海大众视察。人们以为新市长是不是又带来了什么新蓝图。他却说:上海轿车工业的蓝图,老市长泽民同志已经绘制,我将不遗余力去创造性地实现。他是怎么“创造性实现”的呢?在视察后第二天清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大众厂区旁的一条马路上,把路给堵死了。这辆吊车正是朱同志搞来的。他为什么要堵路呢?原来,这条道路正好经过工厂的油漆车间,道路扬尘会影响车身喷漆的质量,按照起初的规划早就该封闭了。可事情在几个部门间扯皮,扯了三年都没搞成。朱市长一来,不到24小时就搞成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看汽车也一样。在第二年,不光“桑塔纳”的国产化有了进展,上海大众还试制出了加长型的样车。江同志在朱同志的陪同下,乘坐了这款样车。下车后他高兴地说:感觉真不错。03江朱的个性其实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一个有水,包容而灵活;一个带金,犀利而坚实。他们一个抓得准,擅长战略;一个抓得狠,擅长执行。这就是主帅和先锋的配置啊。这个可以举出很多案例。譬如,在回顾上海振兴历史时,绕不开的一个“菜篮子工程”。在80年代初期,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很困难。前面说到,上海人是讲究“吃相”的。吃的都没有,还怎么讲究嘛。所以,市民的抱怨很大。江同志刚来的头几个月,就为这个事睡不好,脑子里转的全是“菜篮子”。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办法。于是,江同志就来到上海的农业大县金山县调研。当时有一种论调,说要解决上海的副食品供应问题,要“立足经济区,面向全中国”。江同志却认为不能丢掉自力更生。经过调研后,他明确指出,不是立足经济区:还是要立足郊区。他为什么有这个认识呢?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总从外地调东西不是个办法。他给同志们讲了一个事:今年市里大豆紧张,要黑龙江调,我只好“秀才人情纸半张”,用毛笔给黑龙江省长写信;豆源有了,运输又成问题,再来个“秀才人情纸半张”,给铁道部写信。但这种信不能多写。调研中,他就提出在郊县搞几个大机械化养鸡场的设想,他说:要掌握几千万斤蛋在手里。通俗的几句话,明确了解决的副食品供应的思路。朱同志来之后,便选择“菜篮子”作为自己工作的突破口,他也觉得上海郊县大有可为。他顺着江同志定下的思路,在郊县大力兴办农业基地。以1988年为例,上半年就开工了200多个基地,全年建设了300多个,市民的吃菜问题很快得到缓解。到今天,上海依然延续着这个思路。而且随着发展的脚步,“上海农场”已经不光局限在上海,还在苏北和皖南等地建设了若干个“域外农场”。估计还是有几千万斤蛋在手里。04这种“江定战略、朱来执行”的默契配合,日后也跟随历史的进程,延续到了北京。这时,给他们施展的版图更大更广了。1995年底,江同志来到陕西和甘肃视察,两省刚刚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在甘肃定西,这里自古以来“苦甲天下”,他看到那里农民的水源仅靠水窖积的雨水。为了节约用水,他们很少洗脸,几乎成了半个“黑人”。江同志当时就念了《出师表》里的两句话,来形容了自己沉重的心情: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于是,一个开发西部的的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1999年的3月,他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其实当时好多同志还有疑虑,就认为时机是不是合适。然而,江同志引用美国的例子说:美国当年如果不开发西部,它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随后,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朱同志去到西部多个省份考察。他将大开发的战略,拆解成当前要抓的几个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从西南向广东送电的“西电东送”工程。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室经常引用的那本书,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同志的那本《筚路蓝缕》。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了一个江朱联手推动工作的很好案例。当时,广东省经济发展很快,电力需求激增。广东的负责同志就带来一个议题,希望在“十五规划”期间(也就是在2005年前),批准在广东省内新建1000万千瓦的发电厂。然而,朱同志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出发,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在贵州、云南新建以水电为主的发电机组,然后将电力输送到广东。究竟哪个方案好,在会议上产生了争论。朱同志以他一贯强势的风格,说: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我总理辞职。这这相当于是立“军令状”了。那么,主持会议的江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朱总理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他懂电,我们就听他的吧。其实,江同志自己不也是学电机的吗?但他以这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对朱同志的支持。在江朱的联手推动下,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催生了诸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等“超级工程”。这些工程拉动了经济,改善了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虽然,这些决策的故事,现在只有很少的部分被披露,但还是能感受到那些年,国家“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我就联想到库恩博士写的那本传记,名字是“他改变了中国”,其实也可以叫“他们改变了中国”。05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共事、一起奋斗的最核心的东西,说到底还是共同价值观和理想。江朱固然来自不同的地域,一个受江浙文化影响,一个被湖湘文化熏陶。但他们身上,其实有个难以忽视的共同背景。他们都是从抗日救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感受过国破家亡的滋味。江同志的故乡扬州,在抗战爆发初期就沦陷了。他就读的扬州中学,曾被日军占领,教室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他和他的同学,时常去扬州梅花岭下的史可法墓凭吊,那里的墓牌坊上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而朱同志就学的湖南省会长沙,经历了四次保卫战,他的中学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44年,他刚上高中时,长沙最终失守。多年以后,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回忆道:面临无家可回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在这一代人身上,是有着火热的爱国理想的。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去改变国家时,是非常能够凝聚在一起的。也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日渐富强时,内心必定是十分欣慰的。在关于江同志与扬州的一本画册中,可以见到一张他们俩的合影。那是在2013年5月,江朱相聚在扬州瘦西湖畔。此时,他们早已功成身退,都是耄耋老人。两人并肩而坐,相视而笑。这种感觉,应该就叫“恰同志少年”吧。如今,照片里的一位老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位也逐渐远离了大家的视野。但是,江朱搭档的故事,相信会一直留在历史中,成为世代传颂的一段佳话。说明:文章头图为开发前的上海浦东。部分参考资料:1.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3.桑塔纳:国产化十年攻坚路,上海汽车报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三联生活周刊5.青年朱镕基,环球人物6.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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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陈晚年怎么不见面?

当然,“邓陈”指的就是邓公和陈云。昨天是陈云同志的逝世纪念日,他是在1995年的4月10号离开的,距今已经过去28年。我昨天刷到这个信息,就想到一个问题。邓陈两位是仅有的横跨一二两代的领导人,有着长期共事的经历,曾携手推动历史的进程。他们都很长寿,都活到了1990年代。那么,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呢?图为邓公与陈云在交谈。01要考证这类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翻阅领导人的生平年谱。这个我就熟得很呐!邓陈的年谱都已经出齐。这是最好的,因为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对照。我想当然地从后往前翻。可是,从90年代中一直翻到80年代末,才找到一条他们身处同一场合的记录。那是在1989年的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祝建国40周年的联欢晚会,邓陈都有出席。年谱显示,那天晚上有不少外宾也上了城楼。鲜少出席外事活动的陈云,和原苏中友协的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说了话;而邓公,则和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聊了天。年谱上没提到邓陈两位,相互间有什么交流。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吗?如果仅从时空上说,在后来的时间,他们是完全有条件碰面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上海。在往期的文章《邓公为什么喜欢上海?》里提到过,晚年的小平爱到上海过春节,从1988年至1994年的春节,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陈云也爱江浙沪。上海的青浦就是他的家乡。他曾多年习惯在杭州休养。不知什么原因,从1990年的10月起,他将休养地点改到上海。每年“十一”前后,他就到沪过冬,一般在来年的四五月间才返回北京。两位元老春节都在沪,那么上海的负责同志过年就比较繁忙了。以1993年春节为例,当年1月20日,上海的吴同志和黄同志专程前往住地,向陈云拜年;1月22日,他们又陪邓公度过了除夕。这是1994年春节的新闻报道,我没找到93年的。这些都是年谱上提到的。不过,两套年谱确实都没提到,两位老人在这期间见过面。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邓陈两位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这或多或少算个遗憾。02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像有的海外学者认为的,他们两位有分歧、合不来呢?如果从个性上说,小平和陈云确实很不一样:前者敢作敢为、干脆利索;后者深思熟虑、严谨稳重。可是你要说他们合不来,这不是事实。
202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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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室书单08

推文开始前,我想请大家先支持一个。最近公众号做了一次改版。如果是没有被读者加星标的号,不仅推文的封面会默认为小图展示,而且推文也不易在第一时间被刷到。这很影响我室的传达工作嘛。所以只好手动求个星。如下图。大家进入传达室主页后,先点右上角那三个点,在底部弹出的菜单里,点击“设为星标”。谢谢家人们。以下是传达室的第八期书单。这期的主题,姑且就叫它“看世界”吧。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度。这可能跟从小的教育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有关系。纵论天下大事,分析国际局势,是许多朋友的兴趣爱好。但是,你也发现很多人的说法,存在着明显的常识上的谬误、逻辑上的缺陷。我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但见得太多了。比如,动辄某某正在崩溃、某某日薄西山。很多言论最后就变成了“胡侃”,显得有点油腻。其实,看世界是个有意思的事。相较于发泄情绪、假想阴谋,或者盲目自嗨,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文化差异,甚至第一手的见闻,都更有趣,也更有收获。今天这份书单,涉及了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国家和地区。跟以往的选书一样,他们首先要好读,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其次要够权威。当然,又权威又好读,那就是最好的。比如,第一本,书名就叫《看世界》。01这本书的全名叫《看世界: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它的作者相信不用多介绍了,傅莹大使。看世界这个系列,它有1和2,我图片放的是2,我觉得也可以从这本读起,因为时间离得近。书虽然是作者演讲和文章的合集,但围绕了一个核心主题,即耳熟能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大变局的含义是什么,影响有多大,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会带来哪些挑战。傅莹大使从一个资深外交官的视角,做了很多生动、深刻的观察。这本书你们可以自己看。我这里另外想提到的是,傅大使前不久写的一篇短文,叫《对2023年慕安会的三点印象》。网上有,你们可以搜出来先感受一下。我觉得,相较于对外交官或咄咄逼人、或严肃刻板的印象,傅莹大使确实很擅长,以公众听得懂的方式,阐释复杂的外交问题。比如,在这篇文章中,谈及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她就引用了一个说法:让美国焦虑的不是中国在做什么,而是中国的存在本身(who
202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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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写作达到high level?

自传达室开办以来,我就收到很多读者的要求,要我谈谈怎么写作。我想,写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一副好的笔杆子,都会对工作有帮助。尽管跟很多作者相比,我不认为自己的写得有多好。今天就斗胆说一说,纯属一点个人经验。01先说说我对写作的理解。我觉得,语言是一个人的本能,但写作不是。生活中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朋友,他们能把一件事讲得活生龙活虎、活灵活现,仿佛就在你眼前演了一遍。可要让他们写一段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二三百字,感觉会要了他的命。为什么?说话和写作虽然是基于一个大脑中枢,但却是两套不同的输出方式。我看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文笔极好的女作家(只是不好提她的名字)。女作家起初也不是作家。她的经历丰富而坎坷,接近花甲之年时,就打算把自己的往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待初稿写成,她拿给从事文学专业的丈夫“批改”。按说,这些往事都很精彩,初稿读来却干瘪无味。丈夫反问她,你知道你缺乏什么呢?女作家很自然地以为,是缺少词汇呗。丈夫摇摇头说,对她说:是缺乏训练。后来,女作家在丈夫的指导下,创作能力突飞猛进。后来,她的作品一度引发关关注,我曾经也很爱看。由此可见,写作是被训练出来的,也是能够被训练出来的。02那么,要怎样训练呢?我说三点。第一,是表达的训练。所谓表达,就是组织语言的能力。这个能力的训练,就是要靠积累。因为中文太精彩了,它有多种多样的表达的方式。如果一个写作者,都没见好的表达、美的表达,他自然也不可能写出来。就像歌唱家没听过某个音高,他永远不可能唱到那个音高。积累的具体办法很笨,就是抄句子。我很幸运,小学时有一个非常好的语文老师,这是她教给的办法。我记得,她每天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就是摘抄好的词语和好句子,规定若干数量,并且还要说出好在哪里、为什么好。这项作业如果没做好,她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我们真是怕了她了。但后来,发现这种方式非常有用。写作文时,你会想起曾经看过一句话,就赶紧用上。渐渐地,这个过程就变得自然了,想写什么,就有什么。硬要说写作的捷径,抄句子就是一种捷径。所以连祖师爷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要相信祖师爷。哪怕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看到一个词或一句话,就立马揣进进备忘录里。比如,我不打游戏,不知道“反复横跳”
202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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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孩子好不好啊?

昨天晚上,我们几位育龄青年在一起喝酒,聊起要不要小孩的话题。夜里没在家里欢聚一床,反而跑到酒吧欢聚一堂,本身已经能说明一点问题。而讲到结婚生娃,其实有两个故事,特别冲击我。01一个故事是我的大学室友,他来自川北的农村。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看出他家里的困难。大一的时候,同寝的相继买了电脑。玩电脑占据了我们大多数空闲时间。可是,他没有这个钱,就坐在旁边看。有一天,辅导员来宿舍,看到大家都在玩电脑,就问他平常怎么玩。他红着脸用四川话说:我就挨着他们“烤火”。在他们当地的话里,“烤火”大约就是蹭着看热闹的意思。贫困带来的限制,远远不只是物质上的,更多会体现在精神上。他几乎从不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更极少与其他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交流。记得都到了毕业的聚会时,一位很热情的东北女生问他,你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话?他还是笑一笑,手放在双腿中间,说:因为自卑。我还回想得起,当时的气氛特别凝固。因为这种情况,他在老家交到的女朋友,就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在他眼里,这或许是自己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因此,他极其在意这个女友,常常节约自己本就很少的生活费,去给女朋友买礼物。我们看不过去,也从侧面了解到,她这位女朋友的品质并不好,劝他好好想清楚,不要这么着急。可是他对我们说:你们不懂,在我们那里对一个男的来说,“结媳妇”就是最重要的事。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来自他的父母。我们观察到,他的父亲来电话,从不会问他读大学怎么样,学到什么东西。他们更关心的,是跟“媳妇”吵没吵架,感情好不好。可以说,他大学四年的心思都在这里。虽然辛辛苦苦考进了大学,但没有用这些年的时间,提升或者改变自己。在我们同学看来,是为他感到可惜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回了老家,我们便不再有联系。只是在朋友圈里得知,他经历了离婚和再婚,失业和就业,好在有了一个儿子。他时常晒一晒孩子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回配的文案是:为你,爸爸再苦再累也值了。02第二件事,是去年秋天看到的。当时,我外婆摔倒住院。医院骨科整整一层楼里,80%都是骨伤的老年人。外婆隔壁床也是一位老太太,年龄差不多大,面白、银发、双眼有神,看得出是有文化的。她独自一个人住院,身旁只有一位护工照料。母亲同她聊天,老太太果然是四川大学的一位退休教师。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一双儿女,颇有成就。只可惜,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由于疫情的原因,两年没有回来了。她这次跌倒,还是单位离退休处的工作人员给送来的。母亲观察到,她杯子里的水一直没动,就劝她要多喝水对身体才好。老太太则说,你不知道,不是不爱喝水,而是水喝多了晚上就要如厕。她不喜欢用尿布,又怕打扰护工多了,会给脸色看,就干脆不喝水了。她一边说,一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这里没人呐。外婆出院那天,我们一家人都去了。老太太拉着母亲道别,死活不松手,哭得更凶了。舅舅看着感慨道:你说养儿养女,有啥子意思嘛。上面这两个故事,一个叫“传宗接代”,一个叫“养儿防老”。在中国的传统里,它们都是要孩子的理由;但在今天看来,它们似乎又不是那么完美的理由。是呀,为什么生呢?03在我出生的1988年,那一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是2445万;而此前一年(1987年)的数字比这还要高,有2508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个生育高峰。而去年(2022年)新生儿的数量才956万,比高峰时少了一个武汉市的总人口还不止。我问我妈:你们那个时候生孩子,怎么就那么果断呢?她抬了抬老花眼镜,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因为想得少,所以生得快。我们那一届孩子的学前班毕业照,多么整齐的祖国花朵。那么相比之下,当下育龄青年需要想的东西,就太多了。对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生孩子就是对生活成本的挤压,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干扰。因此,不愿意委屈,更不愿意将就。他们需要想新增一个人口,家里的房子是不是够住?如果要换一个房子,能否凑足足够的首付,能否支撑上涨的月供。他们需要想多出一个孩子,他晚上要哭要闹要吃奶,担心自己搞定了孩子,第二天还是否又精力去搞定客户,搞定老板。他们还要想有了一个软肋,是否有能力给予他足够的保护,给他创造好的环境,提供好的教育,乃至给他的未来打下好的基础。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会反映在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可惜的是,这些现实的考虑很容易就被老一辈的,“我们那时条件比你们差多了”的语境,给轻松替代了。最该批判的一点,就是把结没结婚、生没生娃,作为评判一个人优秀不优秀、成功不成功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更恶劣的是,把它和庸俗的面子思想结合起来,变成年轻人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这个枷锁,其实是无论男女的。很多人就是不愿背负这个枷锁,盲目生,冲动生。04但我绝不是主张,大家都不要孩子。孩子是完整家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生育也是天性中存在的自然选择。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生个孩子是合适的呢?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生小孩的前提,是你已经证明人生是快乐的。这句话是很好的。它背后暗含的意思是,当你决定要一个小孩前,你的自我价值已经相当程度地实现了。而所谓的“快乐”,我以为应当是:第一,已经见识过该见识的快乐。不会因家庭的责任,牺牲掉这些快乐,而感到难过。比如,半夜跟我在外面喝酒聊天,哈哈哈哈。第二,有比较成熟的心智。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已经相当成熟,因为只有这样,传递给孩子的教育才是成熟的。第三,还是要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不是说一定要打下一片江山,金山和银山,而是说,已经确信,依靠稳定的技能和稳定的资源,能够带来可预期的收入,并且具备了一定抗风险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小孩,可能会更快乐。05在昨夜的讨论里,当我们总结出以上三点时,酒已经满了。在我们讨论结束的祝酒词时,“早生贵子”其实已经过时了。最美好的祝愿,在这个春天,还是要“多多挣钱”。如果说把这个话再说得漂亮一点,那就是无论生不生,都祝大家:闷声大发财!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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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记忆:江同志来到窦店村

整整三十年前,也就是1993年,是个农历鸡年。那一年的春节是1月23号,来得跟今年差不多早。01记得那个除夕之夜,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伴着阵阵爆竹声,一辆面包车驶进了位于北京西南郊的窦店村。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专程前来向农民群众拜年的江同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村庄呢?窦店村在当年,就已经是个“老典型”:自1980年代以来,村民在一位名叫仉振亮的老支书带领下,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富裕了起来。特别是在1992年,乘着又一次吹起的改革春风,他们首次实现了一个“小目标”的产值,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亿元村”。所以,1993年的春节,对窦店村来说就显得格外欢喜。而江同志的到来,更是喜上加喜。新华社的通讯是这样描述当天场景的:窦店村20米宽的马路两旁,许多穿着入时的年轻人和穿花衣、新衣的儿童们在放鞭炮、耍灯笼。江同志等一下车,乡亲们便认了出来。视频截图:欢迎的群众那天,他穿着颇具时代感的绿色军大衣,在人们的簇拥中走进了一户农家。这户农家住着一幢两层小楼,足足有290多平米。随行的同志不禁赞叹道:“比城里的部长住得阔气多了。”在客厅里,主人韩增春夫妇向江同志汇报说,他们夫妇都是村里养牛场的管理人员,每年收入一万多元,“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江同志听后,则补充道:“还有你们干得好!”交谈中,韩增春请江同志吃个糖果。江同志则掰开一个橘子,并风趣地对同志们说:大家知道为什么过年吃桔子吗?因为吃桔子交好运。我不知道“吃桔子交好运”是怎么个说法,大概是因为桔子的“桔”和吉祥的“吉”,有点谐音吧。这或许是一个谐音梗。那天,大家听到这个“桔子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02随后,江同志又来到另一户四合院。刚步入院门,噼里啪啦的鞭炮就响了起来。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李宝忠老人率领他的满堂儿孙,将江同志迎进客厅。这时,江同志把早已准备好的礼物,一个毛绒大公鸡玩偶,赠送给李宝忠五岁的重孙。只见这只大公鸡有着昂扬的体态,红色的鸡冠、橘色的鸡爪,尾巴则是红绿相间的大胆撞色,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估计谁也没有想到,这只鸡在许多年后,会变得更名声大噪。小孩看到可爱的大公鸡,用银铃般的声音高声说道:谢谢爷爷!视频截图:赠送大公鸡大公鸡不仅好看、可爱,而且有着美好的寓意。江同志对大家解释说:鸡年大吉,雄鸡报晓。毛主席说“雄鸡一唱天下白”嘛,今年会有好收成。是啊,耕耘劳作的人们,无不盼着年年有个好收成。这句话讲到了他们的心坎里。李宝忠的儿子李振海,代表全家发了言。这位农民李振海的讲话相当有水平,他既赞美了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也祝福了江同志和其他同志身体健康。大家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刚落,主人家已拉开大圆桌,摆上各色美味佳肴。年夜饭就要开席了!李宝忠请江同志上座,江同志则推辞了。一定要让老人上座的!他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习惯,敬老嘛。”说着,他给老人斟上一杯酒。大家围坐在一起,像亲友与故旧,畅叙家常,共迎新春,屋里屋外涌动着阵阵暖流。03当江同志告别主人,来到院子里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罗京同志已经手持话筒,等候在这里了。罗京不是《新闻联播》的著名播音员吗,怎么从屏幕里走出来了?是的,凡有重要活动,播音员也是记者,会跟随出镜采访。罗京老师先来了个开场白,他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北方过年三件事:包饺子、放炮、看电视。那么您今天和窦店的农民一起包了饺子,现在鞭炮声也是不断,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就是看电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您对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同时也对全国人民讲几句,好吗?江同志爽朗地回答了一声:好!接着,在众人的围绕中,他对着镜头用真挚有力的语调,向全国人民表达了新春的祝贺:新春来临之际,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拜个年。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在这个简短的讲话里头,他感谢了守卫在边疆、执行着任务、坚守在岗位的同志们,还重点表达了对来年美好的期许:我衷心的祝愿,明年的鸡年能够风调雨顺。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使得我们全体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视频截图:接受罗京采访他的讲话和窦店村的除夕之夜,通过199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播出。那一年,我同获得大公鸡玩偶的那个小孩一样大,跟父母家人守在除夕的电视机前。那是我第一届有印象的春晚,也是我对这位讲话的爷爷的最初印象。04如今一晃三十年时光过去了。时光里有低谷和高峰。就像当年红红火火的窦店村,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低谷。他们面临过村办农场收入锐减、村办企业亏损,一度从追捧的对象,成为“烫手的山芋”。不过,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和转型,到前两年,他们村的经济总收入超过了40个“小目标”。从当年的“亿元村”,成长为“40亿元”村。一个村庄的奋斗,反映着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进程,也在细节处体现着寓意: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路程往往是不平坦的。经历过一些不平坦,希望一定就在前面。时光里也有着凋零和新生。那段讲话中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当时年少的我们,包括那个被赠予大公鸡的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在一个多月前的悼念中,一位年轻人背着同款的大公鸡,来到了扬州东圈门的小巷。有人在问,他是不是当年那个小孩;有人回答,他是不是那个小孩并不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代人都是那个小孩。在今天,又是一个除夕。除夕意味着与旧年说“拜拜啦”,与新年说“你吼啊”。那么这个除夕要怎么度过呢?虽然斯人已逝,但我们还是可以重温当年的窦店村之夜:吃上一个桔子,许下一个吉祥的寓意,同时祝愿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繁荣昌盛。最重要的,还要相互大声地道一句:春节愉快,阖家欢乐!*封面图片为江同志与窦店村老书记仉振亮碰杯,图中右一是李宝忠老人。*本文资料来源:《东方的道路——仉振亮和窦店村》,华艺出版社《江泽民等到北京窦店村给农民拜年》,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
202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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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如何念诗?

众所周知,我室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念诗。这两天,有读者问道:当前形势发展较快,我们能否从古典诗词中,汲取一点人生的经验呢?我回复他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尽管我们刚刚经历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经验的汲取和水平的提高,也是不能停步的。然后,我就给他念了两首诗。这第一首诗,依然来自“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是非常喜欢郑板桥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诗不怎么用艰深的典故,通俗易懂;再一个原因,他是诗人又是画家,所以诗读来有画面感。比如这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诗描写的是长在岩石缝里的竹子,简单的语言,却蕴含深刻的哲理。特别是,如果我们以石竹喻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长在岩石里的竹子。你决定不了天上要刮什么风。它今天可能刮东风,明天可能刮西风,东风西风的切换往往还是很快的。也许就会搞得你措手不及,来不及收拾衣服。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自然,咬定青山。然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一首诗讲的是现实,告诉我们要坚韧不拔。而我念的另一首诗,讲的则是未来,告诉我们要充满希望。这首诗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小至》。老实讲,我不太喜欢杜甫,因为他“不轻松”。他的草堂就在成都,我一次也没去过。但这首《小至》还不错,全诗是这样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这首诗是杜甫在唐大历元年的冬至前后写的,同眼下的时节接近。冬至以后,昼长夜短,阳盛阴衰。所以叫“冬至阳生春又来”。这句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岂不就像雪莱的那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妙啊!冬去春来值得期待,像诗里描述的一样,柳树会渐渐舒展,梅花会冲破寒意。人类则可以卸下厚重的衣服。孩子可以好好生生去上学,大人可以认认真真拼经济。所谓“天时人事日相催”。这就是天时催生人事的一种写照。当然,提到这首《小至》,我不禁想到在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老首长在年初的一次讲话中,也引用了这首诗。他用语重心长口吻,铿锵有力的声音提醒大家:再接再厉,同心同德,抓紧时机,埋头苦干。重温这首诗和老首长的讲话,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迎来希望的春天。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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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一位长者的风范

前几天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位老前辈。闲谈中,他聊起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几位主政者,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字,汪道涵。他说,汪老身上始终有种长者的风范,所以大家很早就喜欢叫他“汪老”。在汪老过世之后,有许多追忆他的文章,许多人也是被他独有的风范所折服。这是一种怎样的风范呢?1980年代,汪道涵在上海市长任内。01汪老德高望重,曾同志评价他有三个“老”:老战士、老干部、老先生。也许在老战士之前,还要加一个“老学长”。时间来到1933年的春天,汪老那年只有18岁,已经在交通大学物理系读书,是这所著名学府的老学长。我们感受下他的颜值,电影明星一样的。当年,交通大学是非常难考的,好多绩优生敢报考清华,都不敢报交大。在交大,汪道涵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他经常在周末的深夜,出没在上海兴国路一带的街头。一个青年大学生,深夜在街头干什么呢?答案是,刷标语。原来,那时他已经由地下党发展,成为了一名党员。刷标语,是党派给他的任务。标语主要是刷给工人阶级看的,内容包括“反帝抗日”
2022年11月22日
娱乐生活

我们希望听到好消息

根据我以往的体验,每年秋尽冬始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失落不安的情绪中。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的办法就是读书,特别是读诗。比如,这两天我就在吟诵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曾经在美丽的扬州工作,对那里十分熟悉。这首诗应该是他离开扬州后,寄给尚在那里为官的朋友韩绰的诗句。作为一首典型的寄赠诗,诗人在其中表达了对扬州美景想念:尽管秋日已尽,但江南的草木想必还未凋谢。而从后两句可看出,诗人对二十四桥的名胜更是印象深刻,甚至用有点调侃的笔调说:二十四桥的明月夜里,“玉人”不知在何处教人吹箫呢?在我读到的关于“秋尽”的诗句中,这是难得不丧的一首。插一句,关于扬州二十四桥,南宋的词人姜夔还有一首名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由晚唐及南宋已百余年,二十四桥仍在。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把情绪沉淀在时间里,因此读古人的诗,总是能让人心态平和。除了读诗,还有一个保持积极心态的办法,就是去接收一些好消息,或分享一些好消息。比如脱离危难的,比如获得成功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家的好消息吧。我的外婆今年90多岁了,她患有严重的帕金森和耳石症。这两种病都易发眩晕,会突然让她失去平衡。众所周知,老人家是最怕摔跤,她今年摔过两回了,最近一次就在月初。医生说像她的情况,就算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何况是摔跤。不过,得益于近年医疗技术的发展,一种叫“骨水泥灌注”的技术,能让外婆迅速地站起来。而且这个技术的创面也很小,恢复起来很快。前天她出院了,是自己走着出院的。我们全家都很欢喜。冬天对老人来说是比较难熬的。希望全天下的老人都能健康长寿。也希望大家在熬过这个冬天之后,能迎来“日出江花红胜火”一样的,更多更大的好消息。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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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营单位的记忆

国营单位是时代的产物。而实不相瞒,我是国营单位的产物。它带来的记忆,既是荣耀的,也是忧伤的。01198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国营企业的厂医院里。算起来,我是这里的第三代。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企业的职工。1960年代,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当年的背景是三线建设,大量的工业企业被内迁。这大概是第一代职工的样子。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姑姑、叔叔和舅舅们,在成年后也以不同的途径,进入了企业。那时候管这个,叫接班。于是,两代人都有了同一个单位,整整齐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个人问题。老职工们似乎都认为,让彼此成为儿女亲家,是最好的安排。这不光是知根知底的问题,多少还有点“级别般配”的意思。我们那个厂是省工业厅管的,叫厅属企业,效益也不错,厂长的级别似乎比县长还高半格。所以,谁要是找了县属企业的对象,往往会成为大家嘲讽的目标。老职工们因此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女们“内部消化”。“咱们啊,就静等着吃喜糖吧!”经过这样的婚配,厂里的职工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等到我们这一代出生时,长辈已经会相互开玩笑说:到他们长大,再在厂里找对象,该不会就算近亲繁殖了吧,哈哈哈哈哈哈。02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国营单位的生活也的确是惬意的。我们那个厂远离城市,大门一开就是农村,大门一关就是社区。这个社区拥有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配套,似乎不出大门,也能在这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这里有澡堂有食堂,有邮局有银行。厂区里的国营商店,供应时兴的零食,好多东西外面的供销社根本没有。刚才说到我出生的那家厂医院,只要是厂里的职工,看病也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水平说不上有多高,但很重要的一点,那里的医患都是友好的同事关系,能感到如春风般的关怀。当年接生我的医生,我管她叫阿姨,至今还和我母亲保持着频繁往来。孩子出生了,白天父母上班,没人看管怎么办?幼儿园都是次要的,企业还开办了婴儿室,专门照看不到三岁的儿童。下面是我两岁在婴儿室的照片,你们可以猜猜哪个是我。当这些孩子们到达学龄时,能够顺理成章地入读厂里的子弟学校。每天我们放学之后,就会来到工厂大门口等父母下班。不是父母接孩子,是孩子接父母。下班时间是五点,以大喇叭的音乐为号。大约4点45的时候,大门栏杆后面就会挤满了人。音乐声响,栏杆抬起,乌泱泱的人群鱼贯而出。我记得大人们常开玩笑的一句话:上班磨洋工,下班打冲锋。工厂的大门。厂里的人们工作好像不怎么累,但文化娱乐生活却很丰富。这里建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剧场,定期放映电影和举办文艺演出。剧场前的灯光球场,也是举办露天舞会的场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叫“企业办社会”:对单位来说,它承担了社会的职能;而对职工来说,单位就是他的社会。这里既像一个象牙塔,更像一个乌托邦。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剧变的发生。大约在这场晚会的时间,大家载歌载舞,其实这算是“最后的盛宴”了。03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国家第一次取消了粮票。外公对这件事情很兴奋。他是从“二野”转业下来的老干部,热情地拥护“邓政委”和他的改革开放。他认为,取消粮票这件事,是粮食开放供应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外公在我的名字里取了一个“放”字。别人问他:老革命,你给外孙取了个什么名字。他会回答说:放,改革开放的放,解放思想的放。说实在的,外公的思想其实没那么解放。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思想就要解放得多。心思活络的舅舅,听到外面风起云涌的各种事情,并不满意在单位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一心想要搞点事情。在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跟着几个哥们,背着单位的领导,去温州倒腾电子表。只是,他时运不济,那次没有踩准,还赔了不少。在单位里挨了处分,在家里被外公骂得半死。在外公眼里,这叫不务正业,叫投机倒把。舅舅从此再也不敢动这个心思。后来,单位效益开始变得不好,下岗的职工们自谋出路,也都被迫开始“不务正业”了。舅舅很后悔,说当时要是坚持下去,说不定早就成了。04对我而言,情况的变化是从子弟学校的变化开始的。老校长退休后,子弟学校的初中停办了。因为全校只有他一个人会教物理,他不在了,新老师也招不来,初中也就办不下去了。左后那个穿白衬衣的先生,就是老校长。很快,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开始受到影响。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辗转托关系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我还记得,当时的择校费是500块钱。那段对我来说是极其难熬的经历。当三年级插班进去时,班里的同学已经相互熟悉了,我像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人也不认识。班里同学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会比较自己父母的工作谁更好。但那时,我们那个厂,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困难户了。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对小孩子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融入新环境的问题。对大人们来说,就是自谋生路的问题。我们家最早出去打工的是姑姑。大约在1998年的样子,她自己一个人去往了成都,最开始寄居在朋友的家里。据她讲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当时的通讯和娱乐都不发达。虽然两地仅仅相隔几十公里,离乡背井的感觉依然强烈。她后来对我说:晚上孤独时,只有一本《读者》杂志可以翻,翻来翻去,反复看好几遍。有一段时间,她又回到我们当地卖米线。国营厂出来的人,普遍面子思想重,面对热情冷暖,会让他们觉得异常敏感。她说,有一位以前她瞧不上的农村同学,应该做生意挣了钱。在她在卖米线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店门口佯装着晨练。就像在炫耀,扬眉吐气一样。很难,但要养家糊口,也要坚持下去。而我的父亲,也尝试过各种工作,比如开出租、夜啤酒之类。转学后,我的成绩很好,很讨老师喜欢。我记得班主任还到专门到我们的夜啤酒摊上来光顾过。其实,父母这些一直吃“大锅饭”的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家里真正好过一点,大约都在2008年地震之后了。这几乎是十年的蹉跎和低谷。05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跟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多达数千万。那在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一段不小的阵痛期。父辈的经历给我一个很大的认知,就是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意义的“铁饭碗”,片面追求稳定,是极其错误的。即便享受着稳定的当下,享用着时代的红利,也不能以为这是永恒不变的,始终要有迎接变化的准备,应对变化的勇气。可能有的人运气好,能一辈子拥有安逸的生活。但更多人不是。今天忽然讲到这些,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了不少悲观的声音。前两天一位朋友同我喝酒,他事业遭遇波折,整个人很丧。对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或许这是第一次,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也不太会安慰人,就把父辈的故事讲给他听,希望他能有信心。因为至少当年我的父辈,经历过比现在更大的困难。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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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机遇

这场意想不到的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有人开始撑不住了,准确来说,是钱包快要撑不住了:收入骤减,甚至间歇性停摆,一家老小都等着养;人到中年,被裁员优化,面临行业洗牌;房价不涨了,但每个月房贷还要继续还;甚至国际大环境也不乐观:疫情肆虐、战争不断、中美博弈,前景似乎不明朗.....于是不少人产生了迷茫、焦虑、甚至崩溃。问我:未来的形势会如何,个人要如何发展,如何度过困难时期?
202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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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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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就看这样的书了啊

最近因为要搬家,我开始清理家里的书。这些书是从小到大积攒下来的,被放到书架上取阅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被封藏起来,很长时间都不见天日。这回,我把它们一本本扒拉出来,如同在穿越自己的阅读史。有点被惊到了。比如,这本《周恩来传》,扉页上写着的购买时间是1999年12月。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关于这本书,几乎已毫无印象,只记得是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感觉有点奇奇怪怪。但另一本陈明显教授的《晚年毛泽东》却记忆深刻,阅读时间是2000年左右,书里面引用了大量原始材料,例如主席的书信、批示等等。我记得他在一封信里写到,自己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当时我寻思,主席为什么要住在山洞里,觉得很神秘。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山洞,并非是真的山洞,而是滴水洞,韶山的一个地名。这样的书林林总总,几乎都是关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和政治。在同龄人追着日漫和韩流,读着玄幻和武侠的时候,我却在探究着西安事变,以及“913”事件。在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一度在晚自习前组织收看新闻联播,许多同学会在这时趴在桌上打盹,仿佛就我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有一天,新闻播出张学良逝世的消息,他活了一百多岁,我试图跟女同桌表达我的唏嘘感叹,她没有理睬,戴着耳机听着周杰伦的CD。是的,那时周杰伦已经出道了。正如有的同学会乔装掩饰地,上课偷偷听周杰伦。而我会在朱同志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搞了小收音机,偷偷听他的“告别演讲”。甚至唯一一次装病逃课,是2005年为了追“胡连会”的直播。毫无疑问,这种兴趣在同龄人中,实在是显得有点老成,甚至是有点格格不入了。但我很幸运,中学时遇到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他与我有相似的爱好,会在课堂上,时常跑题,对着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大谈周扬、丁玲和胡风等等的文坛纠葛。我大概是他诸多学生中,唯一的知音。他给我推荐许多书,指导我的作文,给我很多鼓励。这些东西回想起来,大概就是这个传达室的起源。而我在这里,发现那么多跟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可,获得他们的赞赏,实在是令人愉快。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在临近35岁所谓“职场分水岭”的时候,我特别感到,很多人没有选择,或者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职业。我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跟我差不多大。她打小时候起,就对缝缝补补、裁裁剪剪感兴趣,中学时就爱给同学做衣服穿,数次被请家长被批评。大学毕业后,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干了几年,最后决心辞职,到服装学院接受培训,而后开了一家自己的成衣定制店,做得很成功。她常说自己就是一名裁缝,可我们知道,她比大多数白领们过得开心自在。一个人的兴趣,好像是老天爷给的一把钥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天赋所在。哪怕它是小众的,但只要是健康的,就无需掩饰,甚至值得发扬光大,成为你的标签,你的事业,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因为想到这些,就跟大家聊个天。文章的头图,我选的是2006年一部领导人的文选发行时,有两位小朋友在书店里阅读的新闻图片。他们不是我,但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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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该来的终究躲不过

运营公号有几年的时间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算是有感而发吧,希望各位看完后都能重视起来。前几天发小突然来找我,到发文这一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说是家里的老母亲突然心肌梗塞,砸了17万,人才得以从ICU中抢救回来。接着医生又提出要做心脏搭桥才能保证今后的生命质量,至少要再付出几十万。发小的条件其实挺不错的,一年收入30多万,按理说不至于到找别人开口借钱的地步。作为多年老友,我很想去帮助他,但同时心里又很纠结。借钱吧,知道治病是个无底洞,还上这笔钱遥遥无期,自己手头也没那么宽裕。不借吧,心里又实在是过意不去......最后拧巴了半天,转了几万块钱给他,想让自己内心好受点。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缓过来。在现实面前,我真的做不到和年轻时一样,把情谊看的比什么都重了。仔细想想,年过三十,虽然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但其实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掉进冰窟里出不来了。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新闻。江苏的吴先生,39岁,当了半辈子老师,安守本分,兢兢业业。而就在前几天突然出现在论坛上,请网友投票决定父亲的生死。他父亲骑电动车不慎摔倒,没想到一次小意外竟造成了严重后果,脊椎受损、肺部感染。从家乡转去省会城市的医院,做完两次手术休养半个多月后,父亲终于慢慢好转。可是一家人刚出院回到家中,父亲的伤口却又开始化脓,同时出现颅内感染、脑脊液漏、切口感染等问题。父亲不得不再次住进ICU,一天花费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医生告诉吴先生,如果保守治疗,短期内他父亲就可能有性命之忧,有可能下周末都撑不到。如果做开颅手术,康复的几率也很小,一百万花下去也不排除人财两空的结果。虽然吴老师和妻子都有工作,父亲也有医保。但医保能保的部分十分有限,加上后续未知的庞大治疗费与康复费用,这无疑是压在这个普通双薪家庭头上的一座大山。为了省钱,吴老师六七十岁的老母亲甚至不愿意去住旅馆,一直在医院长椅上过夜,看着老人一把年纪还要受苦,作为儿子他实在是心疼。但他除了是儿子,还是丈夫和父亲。如果倾家荡产,举全家之力也没保住父亲,那么活着的孩子、妻子和他就要长期负债,承受居无定所,艰难度日的绝望。种种考量,万般纠结,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吴先生决定发起投票,将父亲的生死交给网友。毫不意外,网络一片骂声:还没尽全力就让一群陌生人来决定亲爸的生死?这配当老师?吴先生配不配当老师我不做评价,但凭借我多年的社会阅历,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选”这个世界难题上,大多数人其实都会选后者。孩子患病,家长大多会砸锅卖铁、不惜一切,而年迈父母患病,成年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现有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因为当上有老、下有小时,“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试想,若能负担得起,谁会在老人与小家之间徘徊犹豫?谁会纠结于计算钱与生命哪个价值更高?没进医院的你,根本不知道钱有多不经花。拿最常见的癌症来说,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设备使用费等,随便一圈下来可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万,轻易就能将一个家庭几代积蓄全部没收。如今的我们,万事顺遂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还过得去。但意外一旦来临,大多都招架不住。不敢想,万一哪天我倒下了,年迈的父母如何安享晚年,孤身的伴侣如何支撑整个家庭?我们很难避免一辈子不遇到这些事情,也无法避免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冲击。但是有两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决定的:第一,是面对苦难的态度。第二,是未雨绸缪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思来想去,发现其实也没太多的办法,就两条路:1、在利用好杠杆的同时,还要不断增加收入、控制开支,掌握尽可能多的存款,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2、对于结余比较少、收入增幅比较慢的读者,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和家人的保险配置齐全,用尽可能少的钱,把自己不能承受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本文不推荐任何保险产品)关注我的老粉丝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在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保险配置齐全,那是因为,这些年我在医院里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很多时候都是一份很便宜的保险就能解决的事情。借此机会,想再给大家做点简单的保险科普,都是很实用的知识,希望大家耐心看完。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已经参加了城镇医保或者新农合,因而可能会觉得已经后方无忧,那你就错了。虽然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医保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每年的灵魂砍价都能登上热搜。但在感谢国家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家的医保只是基础医疗保障,毕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医保可报销的药品有2800多种,在市面上20多万种药物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在医保起付线以内、封顶线上以上、报销比例外和医保目录外的医疗费用,都是要自己承担。保险的作用就是在遇到疾病、意外等风险时,帮我们承担风险,把损失降到超低。假设一场病可能要花费80万,经过社保报销和医疗重疾险赔付后,没花一分钱,剩余100万拿来补偿患病后5年家庭收入损失,生场病也没影响家人正常生活。关注我的读者应该很多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我相信,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治疗费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掏的起的,就算掏得起,那又得花多少年来追回这笔损失?可以这么说,没保险的家庭就像一个脆弱的玻璃球,遇到冲击整个家庭就碎了。而有保险的家庭就像是一个皮球,即使被打压也能够弹起来。但保险不能瞎买。保险本身是有很高的门槛的,涉及金融、医学、法律三方面知识交叉。因为不懂相关知识,买错保险,最后赔不了钱的,大有人在,大家见过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了。为了避免大家掉进买错保险的坑,在此,我再次向大家郑重推荐我的老朋友,一家靠谱的第三方保险咨询服务平台:他们平台的保险顾问都非常专业,体验后感觉确实很不错,建议大家在挑选具体的保险产品前,都先去找他们做个全面的了解和咨询。他们家的「家庭保障规划服务」非常专业、细致,很多人亲身体验后觉得很不错。发生的悲剧,让我很感慨,所以特意争取了50个免费咨询的名额给到各位,先到先得,下文长按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只有50个,报名方式如下:传达室粉丝专属福利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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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做事有多细?

刚刚,我们这里结束了半个月的“原则居家”。居家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关于周总理的书和文章。今天恢复营业,就先写这样一个小题目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总理的风格以严谨细致闻名。郭老曾形容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新近看到的几个故事,让我对总理做事之细,有了新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学习。图为周总理在飞机上看地图。01时间来到1949年9月29号,距离开国大典两天。这天上午,周恩来从中南海勤政殿步出,乘车进故宫西门,再出午门,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沿途每经过一个节点,他就抬手看一看表。跟随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知道“周副主席”一定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果然,折返途中,周副主席对身边人员说:从勤政殿起步要5分钟,路上行车7分钟,下车等5分钟,上天安门城楼8分钟......总共需要半小时,太紧了,留点余地好。原来,周恩来刚才之所以频频看表,是测算从勤政殿到天安门的时间,以确保参加大典的成员能准时到达。在成元功的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写开国大典筹备期间的周恩来。他用了一个词:事必躬亲。比如,如何升旗,何时奏乐,怎样布置,周副主席都亲自过问。再比如,参加检阅的飞机数量不够,怎么办?周恩来就对空军讲:人家飞机多,举行重大活动是三架一组,我们飞机少可以先两架一组。第一组从天安门上空飞过以后,绕一个大圈,再飞回来参加二次检阅。这样,飞机少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段“飞机飞两遍”的故事,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它通常被冠以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名字《这盛世如你所愿》。因为后来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02按今天的词来说,周恩来绝对是个“细节控”。一个真正厉害的“细节控”,体现在普通人不会注意的东西,但在他眼里就能看出端倪。有一个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它的讲述者叫周巍峙,是很资深的文化官员。1964年的某一天,他陪总理观看了一部话剧叫《赤道战鼓》。看这个名字或许能猜到,讲的是非洲人民革命的故事。看戏当天,总理没说什么。可第二天夜里,已经躺下的周巍峙,接到了总理打来的电话: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周巍峙同志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他一听就明白了:尽管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我们是不赞成“革命输出”的。如果非洲人民是在斗争前学的《毛选》,就有“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斗争中学习,就属于单纯的学习经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周恩来过问的这个小细节,背后代表着对外政策的大问题。于是,周巍峙连夜查询,迅速就给总理回了话。03有一些老同志也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总理在话剧这样的小事情上很认真,在一些大事情上,就更认真了。比如,原子弹。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副总长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打电话给总理报告。哪知道总理听后,没有表现出兴奋,反而沉默一会儿,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这一问,问得张爱萍措手不及。因为大家一时还无法提供数据,来证实这点。很快,各个测点的数据开始汇总。一位专家根据数据,分析出了爆炸的当量值,确认了核爆炸的真实性。这时,远在北京的总理,才接受了这个喜讯。1964年10月,周恩来是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现场掌声雷动。上文提到的周巍峙,正是《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那个分析出当量值的专家,就是后来有“核司令”之称的程开甲。阅读关于周总理的材料,会发现有个“神奇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许多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件,来自“总理的关怀”。比如,对程开甲的关怀就是,学好普通话。那是在一次汇报后,总理大概感到程开甲的吴江口音有点难懂。于是,当场给他布置任务,“把口音好好改一改”。不过,程开甲后来改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程老说:“后来当我每次作报告,战士们反映听不懂时,我就会想起周总理的交代,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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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遗憾

前不久,一位上海的朋友带孩子来成都玩。刚见面,我就亲切地问小朋友:“叔叔带你去看大熊猫,好不好啊?”可是,那小孩十分老成地说:“先去三星堆吧!”朋友解释道,孩子从小就对文物感兴趣,不光上海的,国内国外的好几个大博物馆,都带他去过了。我一听,竟然有一丝羡慕,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遗憾。我的家乡是成都以北的一个小城市。那里基本没什么文化氛围,大人们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打麻将。1990年代的时候,由于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发展,曾经颇有名气。如今,它无论名气还是经济,都被隔壁的广汉超过。广汉,便是三星堆的所在地。图为三星堆博物馆。这是老馆,据说更新更大的新馆已经开始建设了,以后会展出今年新发掘出来的文物。大约在2000年的样子,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开馆,但名气远没有今天这么大。有一天,父亲去广汉参加战友聚会后,带回来一个纪念品。纪念品用精美的中式锦缎盒子装着,里面有一个仿制的青铜面具,就是三星堆纵目人的模型。那或许是三星堆最早的一批周边产品。这个青铜面具,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尽管它的底座,刻着“某某部队入伍20周年纪念”字样,但我依然把它当真的文物一样赏玩,几乎日夜不离手。现在回想,我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大概就是从纵目人面具开始的。当时,我试图在各种书里,查找关于三星堆的资料,除了一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里有提及,其他一无所获。于是,我跟父母说,想去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他们答应过很多次,从来都没有兑现。这成为我少年时,一个印象深刻的遗憾。以至于后来会想,一个小小的文物复制品,都能激发强烈的爱好,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如果那时候能身临其境,未来的知识水平兴许还会更高一点。当然,这一点也没有埋怨父母的意思。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小城,他们确实没有要带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意识。而相比一些同龄人,我的条件已经要好很多了。只是说,小时候的遗憾,往往会促使人长大后不断去弥补。工作之后,当自己逐渐有了能力,我就非常热衷,去各种博物馆和文物古迹。文章的头图就是我在卢浮宫的一幅画前。我也记得在2015年,在梵蒂冈博物馆拍下的这张照片。照片里,一群小孩在石雕文物面前席地而坐,听着讲解。他们眼神透露着的专注和好奇,是成年人所无法拥有的。这时你才发觉,有些遗憾,也是不能完全弥补。如今,我身边的同事们,但凡有点条件,节假日都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到各种文博场所。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近些年有惊人的增长。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报道,去年(2021年)国内的博物馆办了3.6万个展览,参观人次接近8个亿。即便在我的家乡,在今年三星堆考古大热之后,去广汉逛博物馆,几乎成为了有娃家庭的必打卡项目。但是,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也不要忘记,中国太大了,发展还不平衡。在广袤的乡村,还有大量的青少年,难以进入到博物馆世界。哪怕这样的机会,在成长过程中只有一次,也许就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未来的道路有所不同。这就是,今天传达室想要传达的事情。今年,我室加入了“99公益日”自媒体合伙人计划。“99公益日”是由腾讯发起的公益活动,今年来到了第八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益节日之一。自媒体合伙人计划作为公益日活动的一部分,旨在传播公益理念,号召更多人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今年的99公益日有一个亮点:首次推出了“一花一世界”的新玩法。从6月底以来,腾讯公益平台就面向网友,征集了8000多个公益梦想。有16个公益梦想在公益日期间上线,腾讯公益会对平台上的项目做严格把关。这时,每一位爱心粉丝,都可以通过捐出“小红花”,选择为一个公益梦想打call,最终促成梦想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网友们既是公益梦想的发起者,又是公益梦想的助力者,通过一朵小红花串联其中,实现了全民共创、全民参与的效果。而第一次参与99公益日的传达室,选择助力的公益梦想是:带1000名乡村儿童去看博物馆世界。这个梦想的实现门槛是500万朵小红花,只要达到,就可以成真。届时,将由专业团队去实施,并接受公众的监督。为此,我发起了传达室小红花梦想战队,我们的口号是“跟着传达室,一起做好事!”请大家跟我一起,加入到#种花行动,我室的目标是认领10000朵小红花,帮助乡村儿童实现博物馆梦想。扫描下方我室专属海报中的二维码,即可参与。P.S.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腾讯公益大大降低了参与门槛。这次的#种花行动,不一定要捐助,如下图中的答题、捐步等动作,都能免费获得小红花,然后把你的小红花捐出。通过这样的互动,公益的理念得以传播,公益的梦想能够落地。今天捐出的一朵花,明天也许会开出一大片花海。考验我室凝聚力的时刻到了,目标10000朵小红花,大家冲呀!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参与!点击下方小程序或“阅读原文”,一块做好事!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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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李外长巧遇戈尔巴乔夫

今早一打开手机,刷到了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新闻。讲真,这个消息实在谈不上有多震惊。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但戈氏没有盖棺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早已有了定论。去年底,苏联解体三十周年时,我室写过一篇小文章。今天就再捞一捞,略作修改,算是给这位逝去的历史人物,做一个微小的注脚吧。012004年6月,美国政府为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科尔,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都去了。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时任外长李肇星同志。葬礼结束后返程的航班上,李外长意外地发现,戈尔巴乔夫就坐在他的前排。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89年5月。当时,戈氏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中国,李肇星作为新闻司的司长,两人的级别差了一大截。如今时殊事异。李外长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走到戈氏身边,问这位“失去了国家的总统”: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为了避免尴尬,他还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李外长回忆说,听到这个问题,戈氏的面色变得有些凝重。但是,他还是回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言毕,戈尔巴乔夫没有再往下说什么。02苏联确实没有邓小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十月革命”以前出生的领导人,死的死,衰的衰。戈氏之前的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岗时间都没有超过两年,双双死在了任上。算上1982年去世的勃列日涅夫,莫斯科三年搞了三次国葬。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们年龄很大吗?也并没有,都比邓小平年轻,去世时都没超过80岁,属于天不假年。苏联实在经不起再来一个“中道崩殂”的领导人了。时年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被大家研究决定当总书记。不过,在资历深厚的元老面前,在众多的加盟共和国面前,戈氏实在是太年轻了。太年轻,就可能压不住阵脚。对比中国。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复出时,已经具备了无可比拟的威望。这种威望来自于三点。第一,他漫长的革命资历。早在1927年12月,邓小平就是中央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如果说那时就算进入核心团队的话,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核心成员的资历,已经有半个世纪。第二,他带过兵打过仗。尽管没有授军衔,但邓小平几乎经历过武装斗争的全过程。从1929年百色起义到1949年进军西南。在讲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带过兵的人威望不一样。第三,他有业绩,得人心。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大力整顿混乱的经济,还跟“那四个人”狠狠斗了一番,赢得了民心。拥有这三个巨大优势,并且还相当长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邓小平凭借极高威望推动改革时,不仅一切会顺利得多,而且保障了国家的稳定。03戈尔巴乔夫也搞改革。中国的改革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来就给出宏大的计划,还没整出什么名堂,就开始出书。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邓小平。那阵子,他号称“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基本已经进入了死胡同。面对邓小平,戈氏是抱着“朝见”的心情来的。行前,他在内部说,在邓的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自己都是个小字辈。邓小平一生跟苏联的关系很深。1926年,他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1960年代,邓小平率领代表团跟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吵架”时,戈氏也只是苏联一个农场的职员。但是,邓公对这位苏联来的小字辈,却表现得相当“克制”。通常对细枝末节不太在意的他,在会见前却专门跟工作人员打招呼说: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个不寻常的举动,既表明了对中苏关系的定位,或许也表明了对这位苏联客人的态度。当时中国内部,也鲜有人看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耀邦同志就说过,“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邓小平会晤戈尔巴乔夫。04后来,也是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的采访,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些。他说:“邓小平的贡献是:他创造了改革的气氛和条件,他没有在改革前就制定一整套改革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正确的......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这时的戈尔巴乔夫,说的应该是真心话吧。参考资料:《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是20世纪的伟人》,光明日报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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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辰之日说邓公

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都出生在八月。比如邓公。今天是他诞辰118周年的日子。我室不打算搞一篇宏大文章,来歌颂他一生的辉煌业绩。就跟大家分享邓公的三个片段吧。邓小平晚年在家读报。01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有两个著名的画面。一次是在高速行驶的新干线上,身边围着的记者问他,坐这个车有什么感受?向来言简意赅的邓小平,用他那口四川话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另一次,是参观松下电器。邓小平目不转睛地,看着微波炉加热食品的演示,对这种新型家电似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陪同参观,他比邓小平年长10岁。在随后的座谈中,谈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对松下说:请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诸位帮忙。在日期间的某次恳谈会上,日本朋友还问他此次访问的目的有哪些?邓小平大概借用“徐福东渡”的故事,说,我是来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他随后补充说,所谓长生不老药,就是现代化的经验。在1978年一整年,邓小平一共出访了7个国家,是他一生中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这后来被普遍认为,他就是在给中国寻找现代化建设的药方。这一年,邓小平74岁。在新干线列车上。02搞现代化需要有科学的目标。中国底子太薄、人口太多,吃饭问题都还没解决。如果对标欧美式的现代化水平,是很难一蹴而就的。于是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先完成一个“小康”的目标。这后来被扩展为“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是邓小平一直心心念念的东西,是解读他晚年行动的一条主线。比如,现在比较少提及的,他的一次“苏杭之行”。那是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到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相对富庶的地方,实地判断“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到苏州的第二天,邓小平就问省里的负责人: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自1977年至1982年的六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2月9号,邓小平在杭州刘庄宾馆,又问浙江的同志: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浙江的同志当即表态说,不成问题。这次苏杭之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在返程的火车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处喜气洋洋。这一年,邓小平79岁。1983年,邓小平在杭州西湖。03不过,事物的前进过程,总是伴随着挫折,不会一直喜气洋洋。1990年,受到国内治理整顿和西方国家制裁的双重因素影响,中国GDP的增长只有3.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如果这个速度延续下去,“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有可能无法实现。邓小平决心再次推动发展,这就有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故事,感到非常珍贵。这段故事,几乎可以视为“南方谈话”的序曲。但在《邓选》或者《邓年谱》中都没有记载。它出自跟随邓公四十年的警卫,张宝忠将军的回忆录。故事的名字,大约可以叫做“邓公的神秘来客”。那是在1991年夏季的一天,邓公有一位客人来访。这时,老人已经卸下所有职务,退休在家,鲜少见客。关于这位客人的名字、职位、年龄,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只写到了两人的对话。只听到客人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想跟您谈谈私人企业的雇工问题,到底雇几个工人算剥削?邓公一听,立即提高嗓门:这不是你的思想,你没有这个水平......请你转告,我们不要再争论了。张宝忠说,邓小平用这么高的嗓门讲话,是极少有的事,“不到必要的时候,首长不会如此”。在随后的谈话里,邓公说了一段语气很重的话:不要争来争去延误时间,延误不起了。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新事物,对了就往前走,错了就改,争取不犯大错误。总要走出一条路来呀!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为后人闯出一条路来,见马克思也有个交代。张宝忠回忆,这位客人走后,首长“半躺在沙发上闭目良久”。他在一旁隐约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必须猛击一掌的关键时刻。果然,几个月后的一天,邓小平把张宝忠叫到跟前,对他说:你们抓紧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去深圳。这一年,邓小平88岁。1992年,在深圳国贸大厦。04从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就再也没有刹过车。当年,邓小平在新干线上,说完“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到现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也只差最后一步了。中国也早已有了自己的高速列车,高铁里程4万多公里,远远超过日本我在想,如果邓公还在世,会不会再鼓励大家说:我们还要继续坐这样的车。谨以此文,纪念邓公诞辰118周年。主要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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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吴仪会晤佩洛西

说佩洛西要“窜访”台湾的相关消息,这几天一直挂在热搜上。多年以来,她都被视为“反华顽固派”。那么,“顽固派”能不能沟通?沟通后有没有效果呢?我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吴仪同志跟佩洛西见面的那次。01时间来到2007年5月21号,时任副总理的吴仪,带着150多人的庞大团队,来到美国华盛顿。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吴仪是中方的主持人。美国没有副总理,所以他们的主持人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保尔森在机场迎接吴仪。对话间隙,保尔森请吴仪去趟美国国会,与时任众议长的南希·佩洛西见个面。为什么要见这个面呢?因为当时,美对华贸易的逆差已经很大。前一年(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3430.0亿美元,美方逆差2325.5亿。一些美国议员就认为吃了亏,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政府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美政府的财经阁员,比较能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比如,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说,贸易逆差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储蓄太少,消费太多。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有“三套班子”,经常是互不买账,相互扯皮。恰在06年底的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作风强硬又一贯反华的佩洛西,第一次当上了众议长,风头正盛。02那一年,吴仪的风头更盛。由于主管经贸,外媒把她称作“中国贸易总指挥”,福布斯评她为全球百大女性影响力Top2,比默克尔低一点,比佩洛西高到不知哪里去了。此番去往美国前,吴仪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美国“部分议员”的观点说: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呼吁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做法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会产生反效果。佩洛西们当然不会负责任,她们历来只对选票负责任。保尔森请吴仪见佩洛西,也是想请她帮忙做做国会的工作。毕竟,在那阵子的中美关系,对话的气氛还是有的。会见的地点在佩洛西的主场国会山,这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是“落入虎口”。在5月23号下午,“铁娘子”就带着几位随行的部长,走进了美国国会。部长们刚进去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里面人来人往,看起来都不怎么搭理人。吴仪见得多了,说,他们就是这样的。03现在能找到一张,她们当天见面的照片。佩洛西穿着一身标准的西式洋装,站在门口迎接。吴仪则穿着一件典型的中式印花外套,一头标志性的白发。两人手扶着手,似乎刚刚握手过,都面带微笑,看起来气氛友好。就是不知道各自心里,在想什么。谈话开始,吴仪就对佩洛西说:有媒体说我是“进入虎口”,按照中国的属相,本人就是属老虎的,但“虎口”就在我这只tiger的嘴上,没有关系。佩洛西听后则说,自己是属dragon(龙)的。吴仪便又告诉她:那按照中国话来讲,龙虎是不相容的,我们就是“龙虎斗”。这一龙一虎当天并没有咬起来。而且,在场的美国人后来告诉吴仪,从来没见过佩洛西脸上像这样带着smile。在会见后的新闻通稿里,甚至还可以见到佩洛西“友好”的表示:两国不论出现什么分歧,都要共同努力寻求光明的未来,在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开辟广阔前景。04在此后的几年里,尽管佩洛西偶尔会抛出不友好议题,但我们似乎也还把她当成“可以争取”的对象。比如,2009年,邀请她作为众议长正式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她几次“盛赞”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再比如,2015年,即便当时只是众议员少数党领袖,还破例让她去到西藏参观访问。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对“顽固派”做工作是无效的。她之所以一时“克制”,是因为当时在气候和环保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佩洛西有很多面孔,这不是女人的特点,这是政客的特点。到了2019年,佩洛西则公开支持香港暴乱,说出了“最美风景线”的“知名言论”。2020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公开警告各国不要与华为公司做生意,说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来输出其“数字专制”。在台下,另外一位也是白头发的中国女官员,傅莹站起来提问说:自从中国40年多前开始改革开放,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建设,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05如今,佩洛西82岁了,比80岁的老拜登还要老几岁。为了来年中期选举的绩效,飞来飞去,妄图搞大新闻。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想改也难。也可以再借用,吴仪当年说的那句话:他们就是这样的。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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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他影响了中国

近来,寄书的粉丝和出版社越来越多,表示衷心的感谢。收到的书里,一本陈云同志的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书的名字叫《他影响了中国》。这个词用得很谦虚。不是改变,而是影响。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他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举几个事例,供大家学习。1982年12月,小平和陈云(右三)在团“十一大”会前的休息室里。其他几位你们认得吗?01时间来到了1948年底,马上就要进入“治天下”的阶段了。“治天下”的第一步,是要能顺利“接管天下”。我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算是沈阳。那时,沈阳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东北第一大城市。能否顺利地过渡,真是一个挑战。好在沈阳军管会的主任陈云同志,是有大城市生活经验的。1919年,时年只有14岁的他来到大上海,进入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当店员。在这里,读了很多书,见过很多人,经历很多事,知识水平就增长较快。当然,不是每个在大城市打过工的人,都知道怎么接管一个大城市。那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保证城里的机关、设施、档案,都完好无损地拿过来?如何保证原来的人不撂挑子、不搞破坏?又如何调配几千人的接管队伍呢?1948年11月2号,当陈云带着一队人马,分乘17辆卡车,从大城市铁岭开进更大的城市沈阳时,已经给出了接管工作的“十六字口诀”: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当年沈阳解放时的“安民告示”这十六个字,说清楚了接管的分工、流程、方式和先后问题。因此,只花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就完成了给沈阳“变天”的任务。陈云的经验很快被中央转发,成为各地接管大城市的SOP(标准作业流程)。02陈云同志的口诀,其实多得很呢!他在这方面的输出能力,令人望尘莫及。许多难题,经他之口,就浓缩成简单的字句。建国后,陈云主持经济工作。工商粮农,千头万绪,又被他概括为十六个字: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想得越透彻,才能说得越简单。那么,怎么才能想得透彻呢?答案是,调查研究。有个老派的工作法则,叫“解剖麻雀”,指的是通过研究具体典型,发现共有规律。陈云解剖过麻雀,还解剖过猪。那是在1961年夏天,猪肉供应明显吃紧。为了搞清楚原因,他就“蹲”到了老家青浦县的一个公社。在公社里,看了十个养猪场,开了两个座谈会,症结就找到了。1960年代初,在外考察的陈云。原来,在“公社化”的背景下,母猪分成“公养”和“私养”。结果,私家猪活得滋滋润润,公养猪活得凄凄惨惨,前者每月长肉比后者多两倍。想知道猪肉为什么少了,就要到猪圈里转一转。调研后,陈云写了个报告。标题很直接,叫《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份报告又被中央转发,成为依靠调查做决策的一个范本。03毛泽东很欣赏陈云。薄老曾回忆,有一次他向主席汇报时说,陈云同志工作很得力。主席听后,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要知道,薄老的水平也是不低的。他马上反应过来,就问道:主席啊,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他说,主席听后点了点头。那么问题来了,陈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只是次要的。真正的绝学,永远是哲学。据《陈云年谱》记载,自1938年11月起,陈云和在延安的同事,组织了一个以哲学为主的学习小组,每天自学,每周讨论,持续五年,马恩列斯毛读了个遍。五年之后,陈云悟出了对他至关重要的“十五字真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看似平常。但你细品,前半句是唯物论,后半句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成为他的座右铭,也是一生思考、行事、说话的准则。陈云同志(右1)在一次会议发言中。举个例子吧。1954年2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陈云发言时说:“万岁”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这话虽然有点“硬”,但是“唯实”啊!04不过,“硬”不是陈云最大的风格,“稳”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稳得一批”:做事稳健,为人持重。比如,陈云搞经济,更在意效益,主张“步子要稳”,考虑“民生优先”,讲究“综合平衡”。周总理将其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综合平衡。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同志,影响很大的。陈云同志和镕基同志。陈云经济上稳,政治上更稳。1978年12月,陈云在家里见了刚从监狱获释的,刘少奇遗孀王光美。他心里很清楚,刘少奇案是个大冤案,但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定性。要逐条甄别,重新调查,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稳不稳的关键,是看克制不克制,不要被情绪和情感左右。研读陈云的历史,会发现自1962年后的十多年时间,他都因病休息,一般不说话。一般不说话,但说话就不一般。1981年初,审判“四人帮”时,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主张死刑。陈云不知经过了怎样的“交换、比较、反复”,表示了明确反对。他甚至说,如果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不同意”。而他反对的理由,可谓一针见血: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让人想起了毛泽东,对陈云的另一个评价:“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05要论得到毛泽东赞赏的次数,邓陈可能旗鼓相当。所以,他们也是仅有的,横跨一二代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关系很好的。印象中,邓小平一生大约只写了“一首半”诗。半首是写给上海的;一首是写给陈云的。那还是在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结婚。之前,他常年劳累工作,经常狂流鼻血,组织就派于同志来做看护工作,两人因此喜结良缘。邓小平从前线回来闻得喜讯,便借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的典故,赋打油诗一首: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建国之初,邓陈在一起的照片。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譬如,话都不多。而且都喜欢用动物,概括自己的理论。邓小平有“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谚语他第一次引用是在1962年,借此说明对农村经济的看法。陈云则有“鸟论”。主张“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笼子大小要适当”。“猫”和“鸟”之间差别很大吗?《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说:我觉得更本质的差别,在于邓小平想大胆地向前走,陈云则是比较小心地向前。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或许,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陈云是最理想的合伙人,又稳健、又细致、又低调。05到了1990年代,陈云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元老,还是低调得很。有一天,身边人说电视台正在放一部剧叫《陈云出川》,讲的是他长征时受中央之命跋涉几千公里,远赴上海的传奇故事。可是,他听说后提起笔来,给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停播此剧。陈云似乎并不想,凭借自己非凡的经历传世。但是,他却多次手书自己的那段“座右铭”,赠与后辈。在办公室题字的陈云。后来,在陈云的墓碑上,正面是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介绍。而墓碑的两侧,一边刻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另一边刻着“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或许就是他最愿意留给世人的东西。主要参考资料:《他影响了中国》,天地出版社《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接收大城市的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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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为什么喜欢上海?

上周末,又收到粉丝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邓小平在上海》,里面有很多详实的资料。看了之后感到,邓公确实有上海情结。他没有明确说过最爱哪座城市,但从1988年到1994年,他晚年曾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上海的冬天也不暖和啊!他为什么喜欢去上海?而不是更为暖和的南方,或是老家四川?1992年2月,邓公乘船游览黄浦江。01邓公在上海有回忆。你想象一下,一个川东农村的少年,在大约100年前顺长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会留给他怎样的印象?1920年9月5号,时年刚满16岁的邓小平,跟着80多人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第一次来到上海。这里与四川截然不同。作为开埠最早的中国现代城市,上海当时已是融通东西方的窗口,黄浦江边有高楼大厦,黄浦江上有新式轮船。可以说既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能力,也代表着当时最为优渥的物质条件。唯独,没有代表最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那还是一座被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掌控的上海。这批留法学生的到来,成为了颇为轰动的新闻。报纸管他们的留学叫“放洋”,管这些学生叫“探险远征军”。有个叫《时事新报》的报纸,还附上了所有留法学生的名单,其中邓希贤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大概是他一生第一次上报。他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个星期。当年9月11号,邓希贤从黄浦码头,登上了开往法国的“盎特莱蓬号”邮轮。图为“盎特莱蓬号”邮轮02邓公在上海有感情。1927年12月,在法国吃苦、在苏联受训之后的邓小平,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虽然他只有23岁,但已是中央机关的秘书长。这个职位相当重要,因为只有他掌握着当时中央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据点。那是一段快乐和危险并存的日子。当时,他和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了婚,喜酒是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的。周恩来夫妇、王若飞、李维汉等都参加了。关于他的这位妻子,也是他的同学和战友。有老同志曾对邓公的女儿回忆说:张锡瑗是北京人,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你父亲感情很好。据女儿回忆,邓公有一次还“沉思般”的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当年的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联络点婚后大约有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就住在楼上楼下。身边是新婚的妻子,楼上是要好的兄长。后来少言寡语的小平,当时是有说有笑的。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初,张锡瑗在上海的宝隆医院因产后并发症而去世。刚从广西回来的邓小平,亲眼看到了妻子的离去,而他们的孩子后来也没保住。邓颖超曾透露过,张锡瑗的死令小平十分悲痛。当时,由于广西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安葬妻儿,就重返广西前线。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往往才会波澜不惊。03曾带给他伤心的上海,在十八年之后,也是让他迎接胜利的地方。1949年5月26号,邓小平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来到苏州河北岸,上海圣约翰大学。这里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解放军将在第二天正式入城。改天换地,有的人支持,有的人不支持。旧势力扬言说:“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邓小平协助陈毅,让旧势力尝到了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据资料记载,当年的6月7号,邓小平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美元的非法流通。军管会的一位同志,曾回忆了当时的决策场景: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说完便匆匆起身走了。上海解放时的一张彩色照片。在上海的时间不长,却是邓小平第一次知道,如何去经略一个大城市。因此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忆犹新。有一次,跟陈毅一起去参加活动,刚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重重警卫的簇拥下,小偷竟然偷走了他胸前别着的一支派克牌钢笔。这件事直到他的晚年,还“耿耿于怀”地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04到晚年,邓公已经很少过问“具体”的事情,唯独对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反复谈及。他有过一段谈话,精妙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所以,说他对上海的看重,说个人感情就小了,背后其实有战略考虑。翻开《邓选》或《邓年谱》的尾声,你几乎可以看到邓公像一位“监工”一样,督促着上海的进度。1991年的大年初四,他登上新锦江饭店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城景,一边对身边的书记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你们要努力干啊!1992年的2月17号,听完浦东开发的汇报,他又说: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此时,他快88岁,接近“米寿”之年,完全没有糊涂。到第二年,他干脆直接就给上海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了。晚年在上海过春节的报道在《邓小平与上海》这本书里,最后记述了一个珍贵的情节。说是1994年2月19号,邓小平结束上海行程准备乘列车回京。不知道是预感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来,还是怎样,据当时送行的上海市主要领导回忆:已经送他上火车了,已经都告过别了,又把我和市长叫到火车上去,又谈了十分钟。在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邓公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上海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你们要有勇气。这确实就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留给上海最后的话。参考资料:《邓小平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邓小平》,三联书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关注这个传达室并且设为星标或点击文章末尾的“在看”才容易收到我的消息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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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志,一个木匠的逆袭

前两天,我跟朋友讨论到“寒门是否难出贵子”的话题时,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李瑞环。在江同志当年的班子里,李同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出生草根,原本是一位木匠。既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拔尖学历,从最底层做到最高层,堪称史书级别的逆袭。从他的经历里,我们能吸取到哪些人生的经验呢?1992年,江同志在向记者介绍同事,左三为李同志。01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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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同志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记者会现场。01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一个,他不回避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很赤裸、很严重。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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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志是如何保持乐观的?

最近,我的心情很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好多地方物流停摆,公司的业务大受影响。原本的销售旺季,反馈上来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关键面对这种情况,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选择等待。真的是一整个emo住了。消极的情绪就像一片沼泽地,一旦陷进去,沉下去容易,拔出来困难。我想我还是看看书吧,重温一下江同志的故事。我知道他历来是乐观主义的,也许能学到一点,人生的经验。一汽的解放牌汽车下线。01时间来到了1954年11月,时年28岁的江同志从位于上海的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现为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调到了长春市郊筹建中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十里洋场到东北大地,生活上的差别非常大。在上海时,二分局的办公地点先是在外白渡桥旁边的上海大厦,后是在外滩的太古洋行,都是极尽繁华的地方。在老同事描述里,他们在上海过的完全是都市白领的生活:晚上下班坐车到淮海路走走,在西餐馆里,一碗罗宋汤,一块足足一厘米厚的大牛排,外加免费的面包、红茶,总共才七角钱。要娱乐嘛,电影院一张门票才三四角钱。上海大厦。这位老同事名叫谢启增,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宁,作为技术人员和江同志一起来到了一汽。创业初期的一汽,不要说罗宋汤和大牛排,就连热水都时有供应不上。“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环境里,甚至还有同事夜里在宿舍的门口,遇到了双眼发绿的疑似狼的动物。谢同志感到非常不适应,情绪低落。江同志经常安慰他说:汽车厂正在建设当中,目前我们遇到的都是暂时的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江同志的生活现状其实也不怎么样。他在上海时就已经当科长了,但在这里不得不和六七个人一起挤集体宿舍。宿舍里环境如何呢?有一位室友回忆道:房间里床挨着床,行李和洗漱用品都放在床底下,十分拥挤。我记得江同志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Please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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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长的罐头往事

昨天,我打算在家里囤点罐头。有备无患嘛。罐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而且耐储存,非常适合作为“战备物资”。可是,当我打开某购物App,搜出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却犯了难:由于平常很少买这类东西,一时竟不知哪个牌子好。这时我忽然想起,要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罐头还有卖就好了。那是江同志多年前亲自指导出产的,品质一定顶呱呱!回顾往事,小小的罐头里,也蕴藏着做工作和干事业的大学问,值得我们品味。1950年,上海外滩。01
202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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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室书单 03

昨天,我刷到《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的一段采访。他说:“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律,那是一种无比的喜悦。”当年明月写出了畅销百万册的书,至今仍选择留在体制内,现在已是某直辖市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讲的这个话,类似的我也听一位朋友说过。这位朋友身处政府核心部门,但跟在企业的同学比,收入还是低。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就说:“在这里能见识很多东西,知道国家是怎么运转的,比较有成就感。”在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资源要素的分配,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就是在了解国家的运转方式。今天的书便是关于这个主题的。01《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我猜想好多朋友一定都听过或者读过这本书。它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的学者兰小欢。作为一本偏“严肃”的经济类书籍,它实在是有点火“出圈”,去年还获了好多奖,得到了许多大V的推荐。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极其容易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中国政府在经济大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我们国家,政府不仅仅承担基本的公共服务,还要承担经济发展的目标。通俗点来说,就是不光要“分蛋糕”,更要“做蛋糕”。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GDP从当年的0.42万亿美元,增长到去年17.7万亿美元。“蛋糕”变大了40多倍。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也一定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得失。这本书里涉及到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带来哪些重大影响?跟日后的“土地财政”是否存在关联?-在大规模投资中,政府的推动力体现在哪?如今林林总总的诸如“城投公司”之类的融资平台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有的城市能抓住产业革命的机遇(例如中部某省会)?这其中主要官员决心起到多大作用?-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可以拉近这些差距?以及为什么要提出“国内大循环”?这些话题,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大。但作者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成功地结合数据、故事和观点,让经济学的门外汉也能读得下去,读得进去。02《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上一本书偏重讲经济,这一本书偏重讲政治。作者是郑永年。他在国内出版的书不少,但似乎专著不多,大都是文章合集。但我感觉这一本编辑的水平高,书的整体性比较好。尽管,前面部分讲内政的,远比后面讲外交的精彩。网上有不少人批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作者的学术功夫体现在,他能够从政治学的角度,精妙地总结出近年来一些体制改革的实质。比如作者认为,随着监察制度的完善,形成了党内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同时,作者也提出了问题:三权之间应该怎么配合?相互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发现问题之后又如何处理?书中,诸如此类分析还有很多。前年八月,郑永年教授出席了最高层举办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这个显示,他的学术是得到官方认可的。03《岁月留痕》书名很小,叫工作纪事;事情很大,几乎都关乎发展的命脉。顺着主人公的时间线,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主政上海、主管国有企业和主持立法。邓公曾经讲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这张牌打得响,跟上海连续几任主政者是分不开的。邦国同志接棒朱同志,直接操盘了上海的开发开放。从书里会发现,关键的几招,往往会决定一个城市的命运(譬如,洋山深水港)。上个世纪90年代起,改革进入“阵痛期”,“痛”得最厉害的是国有企业。清华大学毕业的邦国同志,可以说是破解难题的高手。当时,鞍钢也好、二汽也好,诸多大型企业面临严重经营困难。书中披露,江同志视察二汽时,听熟悉的工程师讲到“家里快揭不开锅”,感到十分震惊,当即责成邦国同志解决。至于邦国同志是怎么解决的,你们需要看看书。书里讲的最后一部分,是立法。过去这个内容表现的不多。以至于大家觉得立法,是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过程。其实,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为什么需要立?立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拿捏?为什么短短1048字的法律,“犹如定海神针,胜似百万雄兵”?04《报国有心
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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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1988,上海“战疫”

现在,上海正在阻击新一轮疫情。最近几天,病例数依然高企。情形令人揪心,但我们应该相信上海。因为回顾历史,早在34年前,它就曾经战胜过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和力量,是战胜困难的有效方法。这几天,不少朋友翻出我以前写的这篇文章转发。今天我索性做了一些订正修改,再把它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用。011987年秋天,长江口附近在疏浚河道时,挖出了一个长约20余公里的野生毛蚶集聚带。大量的毛蚶从泥沙涌入江水中,成为渔民们捕捞的收获。这些毛蚶以低廉的价格被销往上海,成为市民餐桌上的饕餮美食。毛蚶是一种贝壳类生物,壳内有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在当时的上海,普通的肉类还比较贵,而毛蚶只要五毛钱一斤。但是,长期浸润在江底泥沙中的毛蚶,体内聚集着浓度极高的甲肝病毒。上海人食用毛蚶的方式是用开水烫一烫后直接“鲜食”,如此当然无法杀死病毒。于是,在人们的大快朵颐中,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悄然袭来。021987年12月,上海各大医院的腹泻病人开始大增,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些病人都吃了毛蚶。医务人员于是对市场销售的毛蚶进行检测,不光发现了痢疾杆菌,而且还有甲肝病毒。由于甲型肝炎有平均一个月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这种传染病有可能在上海爆发。卫生部门发出了预警。1988年1月18日,上海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202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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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志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

但在武汉,他自己读完了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程教程。根据一位丁同志的回忆,他跟江同志去北京出差时,他还利用时间间隙,去请教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去房山参观了中国第一座核实验堆。
202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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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志有没有见过周总理?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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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席有没有见过毛主席?

从年代上来看,两个人见面是有可能的。江同志中青年时,正好处在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初,江同志也调动到了北京的部里。但是,毛主席在世时,以江同志的级别,还是很难有直接的接触。
202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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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朴槿惠

被弹劾之后,朴槿惠失去了总统刑事豁免权,据说还有可能进监狱。这样的剧情,最让人想到那位“可以代表亚洲”的、现在已经在监狱里前著名主持人。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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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长者去世了...这世界上的长者已经不多..

Ruz)1926年8月13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家庭。195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律师后专为贫苦大众充当辩护人,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
201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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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者的冰淇凌情缘

对许多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在炎热的夏天,吃上一块装在蓝色纸盒中、带着浓浓奶香味的雪白的“光明牌”冰砖,可以说是童年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了。
201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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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长者聊艺术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如今,距离这段对话估计已经过去快20年了。也不知女学霸怎么样了?她在哪里呢?他会想念长者吗?
2016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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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长者的“蛤三篇”

由于这次节目过长,没有什么亮点,所以大家一般不会对内容开玩笑。大家一般会对华莱士和谈笑风生这几个词开玩笑。事实上,华莱士的提问既直接又有水平,长者的回答也十分坦率。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
201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