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并非琢磨不透

历史的进程来到1944年，当时二战已接近尾声，为了处理战后问题，美国组织了一批专家搞日本的课题。

其中，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经过好..多人的认可，便成为了透视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菊与刀》。

这本书尽管很薄，但还是有点学术，不够通俗易懂。看得出来，一个西方人为了分析一个东方民族已经尽力了。作者在书中也承认：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

而要说到对日本的评价，中国人显然更有发言权。譬如，李敖先生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

日本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现行反革命。

这句嬉笑怒骂的话，放在核污水排放事件的背景里，却显得更值得玩味。

01

在国内群众中，对日本的观感一直存在极大的反差。 

一部分人认定它的“两个反革命”：历史上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实中是狼子野心不改；也有另一部分人，对日本文化抱有好感，哪怕够不上“精日”，对日本也是自带滤镜。

坦白讲，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跟日本人接触，会极容易产生好感。

我举一个最近感受到的例子。

五月份我去日本旅行，某天中午在一个快餐店里吃饭。这家店主营日式咖喱饭套餐，餐备好后客人须到明档窗口自取。

一位穿着套装的女生取餐时，大概因托盘太滑没有端稳，餐食整个打翻在地，咖喱酱溅得她满身都是。

我们坐在旁边，所幸没有被波及。继续埋头吃饭时，却见这个女生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不停地向我们鞠躬，大概意思是“给我们添麻烦了”。

其实，跟她满身的咖喱酱相比，我们并没有被麻烦到，反而她的“歉意”让人感到有点不适应。

一路看下来，我认为说日本人有礼貌、懂分寸、讲究公共秩序，这些东西不是虚假的传闻。

旅居东京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据他观察，“不给别人添麻烦”几乎是日本人最重要的信条。

当然，“我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潜台词，一般都是“你也别来麻烦我”。

我想，这或许跟日本的岛国属性、资源有限分不开。

这迫使他们必须紧密协作、追求高效。而对一个组织来讲，达到高效的重要方式，就是分工明确，彼此之间不相互麻烦。

麻烦就有拉扯，就必然不会高效。

而当我问这位朋友，“不愿麻烦别人”的日本国民，对核污水排海到底有什么反应？

他首先回复我的就是六个字：

饭照吃，酒照喝。

这跟从媒体了解到的信息是一致的：他们有意见，但是没反应。

大约一个月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还曾做过一个民调，明确反对排海的日本民众，大约占四成。可当排污口开启，除了零星的抗议，并没有见到他们有大规模的反对声浪。

这跟周边国家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好的不爱给别人添麻烦呢？

为什么把130万吨核废水排进太平洋、可能给沿岸所有国家带来麻烦这件事，绝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却选择了躺平和沉默。

这个逻辑，他们又是怎么自洽的呢？

02

日本人难道真的捉摸不透吗？怎么才能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呢？

说到这里，我想到不久前看到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廖承志，国民党左派大佬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也是我们党内一位经历十分传奇的人物，年轻一辈多称呼他为“廖公”。

我最近在研究他的生平，或许会单独写一篇。

廖公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建国后多年在周总理麾下做对外工作，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推手，也是妥妥的“知日派”。

故事说的是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访华期间，在景山公园，一名团员突然歌瘾大发，唱起了日军侵华时的所谓“战歌”。

我方工作人员要求他停止唱歌，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位团员不但不听，反而指责我方“不懂音乐，小题大做”。

你看，日本人有这样一个惯性，就喜欢反扣一个“小题大做”的帽子。

你跟他说民族感情，他跟你说音乐艺术；你跟他说要公开透明，他就跟你说“科学数据”。

那么这种情形，廖公是怎么处理的呢？

工作人员把事情汇报给他，廖公一听，只问了一件事：

此人在代表团内处境如何，是支持者多，还是反对者多? 

大家一致认为此人“相当高傲，看来比较孤立”。廖公听后即表示，那对付此人并不难。

第二天清早，他与代表团共进午餐。席间，在一片谈笑风生中，他放下筷子，严肃地质问道：为什么有人选择北京城的最高处，高唱军国主义的歌曲，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廖公没有指名道姓，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却纷纷把目光都集中到了那位团员身上。这位原本就人缘不好的团员，在受到同僚的指责后，态度立马软了下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不管他是真认错还是假认错，反正就是认错了。

那为什么不能一对一交涉，而一定要把问题当众抖落出来？

廖公是把他们吃透了的：日本人奉行的是一种有日本特色的“集体主义”。

他们就像企鹅一样，总是要抱团生活，必须有秩序地往一个方向行走，很害怕“脱团”，因此谁也不愿成为团队中的“麻烦制造者”。

过去大家以为中国人热爱单位，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日本人对自己的单位，才是超乎寻常的忠诚。

之所以叫“超乎寻常”，就是不讲原则，哪怕是帮助作恶也可以。所以，在日本商业中，为了维护企业利益和声誉，个人不惜弄虚作假的案例屡见不鲜。

这也是为什么在核污水排海事件中，东电公司不被人（包括许多日本人）信任的原因。

不被信任是一回事，可当权威意志已经形成，他们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相信权威、理解权威，为权威辩护。

好比说，企鹅的领导决定从即日起，大家的粪便统一排向海洋，绝大多数企鹅都会乖乖地翘起屁股。

不管这些粪便最终会堆在家门口，还是飘向遥远的美利坚。

03

他们的集体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当集体做了好事、取得了荣耀，那军功章里有我一份；而当集体做了坏事，面临被清算、需要做反省，那这事与我无关。

在历史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突出。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五十周年发表谈话，史称“村山谈话”。这个谈话被视为日本这么多年来，最为诚恳的“道歉”。

可即便在这样一个道歉中，也有如此字句：

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日本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

简单点说，就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错误的国策”，显然只能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

所以，日本民族整体对战争缺乏反省。

而我们过去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也助长了他们的这种心理。

2015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创始老所长何方先生（他过去是张闻天同志的秘书），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应当“调整对日本的认识”。

在文章里他指出，过去我们没有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看成“民族犯罪”，而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与支持他们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

他说，这就不如欧美人看德国。

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正是由于德国人认识到这点，所以才有了全民的普遍反思。

文章指出，一再说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因为即便是当初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甘心在为战争“做贡献”的，真正反战的日本人是极少数。

何方老先生亲历过抗战，多年研究日本，也主张中日友好，还被视为所谓“鸽派”。

连他都说这个话，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高风亮节往往导致是非不分，就会让错误一方轻易自圆其说，很快原谅自己。

日本国民会认为，侵略又不是我发动的，我凭什么反省；日本政府自然也觉得，既然国民都不在意了，那我还有什么反省的必要。

历史上的战争如此，现实中的核污水排海恐怕也是如此。

不出问题当然好。将来要是出了问题，那也是“以岸田文雄为首的，一小撮当政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能理解李敖先生说的那个话。

因为“历史反革命”通常与“现行反革命”难解难分。

04

我附议兔主席的一种看法，日本既不是西方的民主或公民社会，也不是传统的道德社会，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原始封建社会”。

它的“小我”精致优雅，它的“集体”却野蛮和文明交织。

我感觉，日本人的规矩、素质、准则，主要是针对于他们内部，这些东西是他们能够有效组织起来的要素。可到了对外关系中，遵从的则是另一套丛林法则。

核污水的排海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对，并不会促使他们警惕；相反的，经过他们国内媒体的宣传，他们反而更会团结一致，转而支持其政府的决策。

这世界上的国家，其实就可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内对外一个样。不管是鬼样子还是好样子，反正内外都一样。

一类是对内对外不一样。对内可以搞文明，对外可以搞野蛮；对内可以讲规守矩，对外却是胡作非为。这些看似矛盾的举动，都能够并行不悖。

而日本就是第二类国家的代表。

对日本的认识，是必须保持尤其清醒的。

讲到最后，我不禁要感叹一下1998年秋天，老首长访问日本时曾说过的那句话：

有利于中日友好的事，要竭尽全力去做；不利于中日友好的事，绝不要去做！

转眼间，二十五年过去了，这句话，日本显然一点也没听进去。